易原毅：我这半辈子
我这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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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易原毅
一辈子有多久？我看是因人而异。如果寿至期颐，半辈子就有五十年；如果不幸夭折，半辈子就会很短很短。故 “ 半辈子 ” 只是个模糊概念。那么为什么不说 “ 我这后半生 ” 呢？因为溥仪前万岁爷早已用过 “ 我的前半生 ” 了，我不愿混淆视听。我今年八十八（虚）岁。我所说的半辈子是以 1949 年夏为分界线，这以前我生活在中华民国，之后我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 我这半辈子 ” 就是指 1949 年夏之后的岁月，至今也有六十多年了！这期间的悲欢离合，虽然都历历在目，但我并不想记流水账，（我也记不清，人也懒得看。）只能记一些我认为重要的经历。
一：遭遇
“
湖北革命大学
”
1949 年 5 月武汉解放了。当时父亲和我都赋闲在家，祖父在河南商城虽然曾被解放军以开明人士对待，让他担任县参议会议长，但他囿于正统观念，却也跑到武汉来了。为了吃饭我一定得找工作，要工作一定先要学习。当时学习机会很多：四野部队艺术学校、中原大学、湖北革大 …… 都在招生。当时我想：上部艺我有疝气病，不合适；上中大？中原那么广，谁知道将来会分配到哪个省？还是上湖北革大吧。于是经在革大二部工作的老同学武德诱介绍，我就进入了革大二部学习。
那时我对共产党虽不了解，但认为比蒋介石要好多了。我觉得我自幼就喜欢戏曲、曲艺，在这方面我还有点特长。将来结业了，我可以到文工团去工作，说不定我也会成为田汉、洪深、金山那样的艺术家呢？至于思想改造，我却不大在乎。我当时已经二十六岁了，不是小青年了。什么 “ 人生观、世界观 ” 已经很难改变了。记得在第一单元学习小结中我写道： “ 学习了方志敏、杨靖宇等烈士的英勇事迹，我很感动，很佩服，但我做不到。因为我只相信 ‘ 大公有私 ’ ，我是 “ 损人利己的事不做，损己利人的事也不做，只有利人利己的事我才做。 ” 当时干部还表扬我是 “ 说老实话 ” ， “ 向党交真心。 ”
到革大学习我完全是为了 “ 找饭辙 ” ，并没有多大思想觉悟；对思想改造我也不大在乎，这些拿不上台面的话我全说了。但我并没有受到歧视。特别是后来我父亲让商城县农会抓回去了，我思想不通，大发牢骚说：革命前我是奴隶，革命后我还是奴隶！而干部并没有因此给我扣帽子打棍子，还是耐心的做我的思想工作。这使我很感动！使我感到： “ 要让人说话，好话坏话都要听，天不会塌下来！ ”“ 对思想问题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是压而不服。 ” 这些话都是真话，不是空话。也使我向党靠近了一步。
在革大虽然我在学习上进步不大，但却感到了在国统区完全感不到的民主气氛。干部和学员如同朋友，从未见哪位干部摆架子、训斥人。就连经常在二部主持学习的程坦、张斧等 “ 大干部 ” 也都很平易近人。更使我难忘的是革大校长李先念，他虽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但二部开学和结业他都去参加了，并都给我们作报告。他作报告不仅内容充实，没有官腔套话，而且风趣生动，绝不会让人打瞌睡。
在结业大会上，他对我们提出两个要求：第一、不能忘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他比喻说： “ 假如风大浪高，你有急事要坐小划子过长江，不幸船翻了淹死了，我们还可以说你是 ‘ 因公殉职 ’ ，给你开个追悼会；如果丧失立场，那就不好说了 ……”
这个比方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是永世不忘！我敢说我这六十多年从未做过损人利己对不起人民的事！
至于第二个要求是要小青年们两年以后再谈恋爱。这就与我无关了。我早已结婚了。
别了！革大。再见了！革大。我要如愿地去文工团了。
二：从武汉到竹山
从武汉到竹山，在时间上是 1949 年 12 月到 1952 年 9 月；从职业上是从文化界转到教育界。这期间我换了四个单位 —— 湖北省文联文工团、郧县文化馆、郧阳专区文联和竹山县中。
去文工团是我的夙愿，加之在二部我也是个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领导也认为我有 “ 文艺天才 ” ，分到文工团去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团里为了宣传 “ 胜利折实公债 ” ，我自编鼓词到过江的轮渡上去演唱；湖北省开青年工作代表会，领导要我半天内根据大会精神编一段鼓词去演唱，我也按时完成了任务。总之在业务上我还 “ 有一套 ” ，工作也还算积极。但由于在生活上自由散漫惯了，对于团内那种类似部队的管理方法也很不适应。例如每天早上都要扭秧歌，我就不干。对此很多人都有意见。可是我能说相声、唱大鼓，也就扣不上我看不起民间艺术的帽子。最使我反感的是连回家过 “ 星期六 ” 也要请假，有时还不准假。在业务上我也有点挑精拣肥，例如文工团在武汉演第一个歌剧 “ 王秀鸾 ” ，导演选角色时想让我演三秃子，我不想演。就借口说我个儿太高，不合适，结果三秃子就派冷遇春同志演了。而我就改演二流子牛大山了。（冷老兄现已九十三高龄了。）
对于像我这样生活散漫业务上还有点特长的人，领导上似乎并不想放弃我。记得一次晚饭后出去散步，一位团里的老李同志有意和我走在一起，找我闲谈。谈着谈着他突然问我： “ 你想不想当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呀？ ” 我立即答道： “ 不想，我还差得远。我只想当一个社会贤达民主人士。 ” 因为我知道他又要给我念 “ 政治经 ” 了 .
此后不久，一天下午团里开大会说要派一部分人到刚从陕南划归湖北的郧阳专区去工作。当即宣布名单（当然少不了我），并要求第二天就出发。
好吧，走就走吧。第二天下午，我们都戴上大红花，在锣鼓的簇拥下踏上了走向湖北的西伯利亚 —— 郧阳 —— 的征程。
当时郧阳专署设在郧县县城。那时地方尚不平靖，离城稍远一点还有 “ 夜壶队 ” （一种地方反共武装）活动，因而我们都分在城内工作。我和一位名叫余乐平的女同志分到郧县文化馆，后来专区文联成立，她和我又先后调到文联工作。我到文联是 1951 年元月一号。说老实话在文化馆和文联工作等于在休息。在文化馆我负责管图书阅览室，阅览室就设在郧县旧城的钟鼓楼上，每天的读者也不多，就那几位老熟人。我每天的工作也就是看看书报、和他们聊聊天。到文联不久，余乐平就抽去搞土改了，我在家里坐办公室，每天就打打电话、跑跑宣传部、推销省文联办的刊物《湖北文艺》。再就是看看世界文学名著。（文联刚成立时买了一批汉译文学作品，什么巴尔扎克、莫泊桑、歌德、托尔斯泰 ...... 的作品都有。）再就是陪老婆散散步（她 50 年秋也从湖北财干校分到郧阳了），和相好的同志们聊聊天。到了 1952 年夏，湖北省整顿文艺队伍，郧阳文联撤销，我就分到竹山县中教书去了。
在这期间对我个人来说有一件大事不能不提，那就是 1951 年春接到家信，说我父亲以恶霸地主的罪名在河南潢川被处决了！这种事一年来我见过的够多了，所以我并不太难过，也不想怨天尤人。我认为中国的封建土地制度早就应该改革了，虽说消灭地主阶级不是要消灭地主的肉体，但我父亲从二十七岁到三十二岁就在中华民国当了两任县太爷，虽然这都是抗日战争前的事，但当过县长就是罪不容诛的。他只是千百年前就形成的封建土地制度的殉葬品，他是生不逢时命该如此，如果晚解放二十年，我在家中当家理事，该枪毙的岂不就是我了吗？！不过我也认为他虽是地主，决非恶霸，不然为什么要把他拉到潢川而不在商城 ‘ 就地正法 ’ 呢？他是 1950 年农历腊月初八去世的。每到吃腊八粥时我都会想起他来。
三：从 “ 灵魂工程师 ” 到 “ 极右分子 ”
要我教书我是不情愿的。我认为教书是文人末路，成天就是围着几篇教材转，没什么前途。用现在的话说就是 “ 实现不了个人价值 ” 。但那时候 “ 革命干部是塊砖，哪里需要往哪搬 ” ，人是没有择业自由的。就只好服从分配了。既然服从，就要干好。我记得清初名将年羹尧有一副对联说 “ 不敬师长，天诛地灭；误人子弟，男盗女娼。 ” 我不能误人子弟。
当时因为缺乏教师，语文、数学（代数）我全教，效果还不错，受到了学生的欢迎。那时我最多担任过两个班的语文和数学，后来还给全体县直机关干部做过两次语文讲座。总之在业务上我还是得心应手，在竹山城也小有名气。不过我也有我的缺点，遇事常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不能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要求的那样 “ 做党的驯服工具 ” 。例如 1952 年一开始我就坚决不同意集体备课。于是一些靠整人起家的英雄们就常常拿我的什么地主阶级的大少爷、对党怀有杀父之仇 ...... 说事儿，使我在湖北革大感受到的温暖和民主渐渐完全消失了。而我也毫不退让，和他们针锋相对地干。那时我想：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怎么到竹山全变味儿了呢？后来我才知道，不光竹山，全国都变味儿了！
竹山开展鸣放已是 1957 年年底了。当时我无须动员，一口气写了四十八张大字报，内容几乎完全是谈知识分子政策的。同时县肃反办公室也拿我在革大学习时主动交待的历史污点做文章。我在武汉解放前夕曾在当时防守武汉的国民党 58 军 226 师当过不到一个月的宣传队员（原称政工队员），根本没有军衔。而他们却想提拔我为上尉，好给我戴上反革命帽子。据可靠消息，当时县五办室一位雷副县长曾指着办我的专案的人的鼻子说： “ 你不把易原毅打成反革命，我开除你的党籍！ ”—— 这件事我是 1984 年才知道的。千真万确！
就这样我就带上极右和历史反革命的双帽子，判处 “ 管制三年，送劳动教养 ” 到襄北农场去了。但这并不令我吃惊，令我吃惊的是我的爱人董立也被打成右派了！现在就 “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 暂时放下我的事，谈一谈董立的事。如今，在两周前 ——2010 年 12 月 12 日 12 时 58 分她已经离开人世了！谈她，就算是我对她的悼念吧！
四：悼念老伴儿董立
老董：你走了！我们这一对在一起生活了 67 年的、经历了大风大浪而没有 “ 浪打鸳鸯两离分 ” 的老夫妻终于离分了！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它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绝对公平的。你从 1924 年到 2010 年活了八十六岁，比那些成天让人祝他万寿无疆、永远健康的人还长寿，你应该不会有遗憾吧？！
按老规矩，今天是你去世后的 “ 二七 ” ，我还要和你说说话儿。
你幼年丧母，不到成年父亲又去世了。你就陪伴着比你大九岁的继母和小妹妹一起生活。
你很晚才读书。和我结婚前一年才小学毕业。那时我姨妈是你们的校长，我姑妈是你的班主任，她们都看中了你这位优秀学生，想让你嫁给我。经过征得你我的同意，这事儿就算定了。
1943 年农历正月初八咱俩就结婚了。在家庭内你名分上是少奶奶，可什么家务活都要干。你针线活好，全家人的鞋底几乎都包给你一个人纳了；在武昌，我们住在平湖门码头附近，你大筐地提着脏衣服到码头边去洗。
你我虽非父母包办的婚姻，但婚前也是互不了解。咱俩也是 “ 先结婚，后恋爱。 ” 六十多年从没有大声吵闹过。
你原名董承香。 1949 年武汉刚解放你就改名为董立。你说：解放了、妇女也解放了！你要自立了！那年冬天你到了湖北财干校分在银行班学习。第二年秋天，你也分到郧阳地区，在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当一名记账员。那时没有电脑，记账全靠手写，用你们自我解嘲的话说，每天的工作就是 “ 看不到三尺远，写不出十个字（阿拉伯数字）。 ” 但你却不觉得工作枯燥，总是认真的搞，很少出错。
没想到你才工作一年多，三反 —— 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就到郧阳地区了！不几天，凡是与财经有关的部门都打出了一些 “ 老虎 ”( 即贪污分子 ) 。你们银行更是热闹，从行长李德祥、副行长王存保一直到一般搞实际工作的人，都变成了大大小小的 “ 老虎 ” ，连你也未能幸免。而打虎队员则是一些刚从财校分来的涉世未深的小伙子。（多年后我想，他们不就像文化大革命时的红卫兵吗？！）
你是小老虎，据说只贪了两百万（旧币）。我奉命去银行动员你交代问题。我发现你的脸都打肿了。我不得不大声的呵斥你；而你却小声告诉我： “ 全是假的呀 ” ！
是的，全是假的。不光你是假的，你们的以行长为首的大贪污集团也是假的！后来你们当然都解放了。但我知道你们中也有不明不白被整死的人。我想：这样的 “ 运动 ” 也就是当时的 “ 中国特色 ” 吧！
由于我调到竹山，你也到了竹山银行。不料不久整风反右运动也来了。更不料你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 “ 知识分子 ” ，也被抬举成 “ 右派分子 ” 了。
这是为什么？我以为是我连累了你；也有人认为银行为了要完成党分配给它们的一个 “ 右派 ” 指标，才捏了你这个 “ 软柿子 ” 。
咱们俩都成了 “ 右派 ” ，但也躲过了 “ 被离婚 ” 的命运。（那时夫妻间只要有一方被右派就一定被离婚，很少例外！）于是我去襄北劳教，你也到竹山大观山农场去 “ 带帽下放 ” 。又过了三年你就摘掉帽子，回到银行工作。当时你给我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幻想我也能如期解决问题回到竹山。而当你知道那是幻想后，却没有果断的和我离婚，而是跑到农场去看我。你真落后呀！你没想想在农场除了干部，其余的无非是些地、富、反、坏、右，谁也不会看不起谁；而你是个 “ 摘帽右派 ” ，你周围是一些革命干部，你是 “ 二等公民 ” ，谁都可以侮辱你，欺负你。而一些别有用心者还想藉此把你整成地主分子！说你娘婆二家都是地主。文化大革命时，你还受到 “ 开除留用 ” 的处分！解放后你不仅未能自立，反而被打趴下了！你受不了啦，终于在 1972 年跑到农场去要和我离婚。但经过农场领导的调解，你不离了。你还向我说：你再不害怕了，以后每年都要来看我！此后你不仅看我，还到武汉去看我母亲 —— 这大概是整人的英雄们没想到的吧！
这以后， 1976 年 “ 四人帮 ” 倒了，极左的英雄们也蔫儿了。 1979 年我俩约好先到武汉和母亲们会面，然后再一同回竹山。到 1984 年我们又把你小妹妹的小女儿要来给我们做女儿。我们才有了一个像样的家！如今我们的女儿也有了一个十岁的女儿了。你把这个外孙女视若掌上明珠，有了她咱们家就 “ 三代同堂 ” 了！总之，从 79 年到现在，咱们又过了二三十年不再受折腾的有尊严的太平日子。咱们还算老运不错。
但你走了！你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你是好人，如果有天堂，你应该在天堂里；如果有来世，你应该托生为 “ 大熊猫 ” ，牠是永远不会被人歧视的 “ 国宝 ” ！
安息吧！我的好老伴儿！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