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宇：我的两个大爷
我的两个大爷
－－作者：李新宇
这两篇短文，是多年之前写的，曾在博客贴出过。前几天重读，略作改动，合为一篇，现在重贴于此－－
一、本圣大爷
本圣大爷去世已经多年。他是哪一年去世的，我已记不清了。记忆中的形象没有年龄的变化，是定型的：花白胡子，脸有点灰；穿一身肥大的衣服，油渍麻花；拿一管长长的烟袋，要伸直了胳膊才勉强能点上。他摇摇晃晃地走在大街上，从他住的村南头，到我家住的村北头，那是来找我的父亲喝茶聊天。这个镜头中的他大约70岁左右，时间是1971－1975年间。
之所以只记得这个形象，是因为我在1971年才与这位大爷有直接的来往，而在1976年，我就离开村子到远方去了。
在有直接来往之前，我只知道一些关于他的传说。比如，在年轻的时候，他曾是当地的风云人物，土地不少，还做着生意，开着一些店铺，甚至发行过自己的纸币。试想，随便印刷了标有“十元”“一百元”字样的彩色纸片，只因为盖了主人的印章，就可以在市场上流通，拿他去买东西，这是怎样的声誉？而到后来，他又是那样狼狈，面对蜂拥而来挤兑硬通货的人们，他没有银元和铜元兑付，只好宣布自己破产，一切交由债主处置。他的破产大概坑害了不少人，而他自己的日子也从此一蹶不振。据说在“打破仗”之后，在他空空的宅子里，连桌椅板凳也没有了，只有他发行的票子被扔了一地，在院墙内外纷纷扬扬。
不过，就在他破产之后，还有过这样的故事：天刚蒙蒙亮，他被一个声音叫醒：“快起来，你该发财了！”既然已经醒来，他只有起床，可是到哪里去发财呢？他只有对自己报以苦笑。可是，当他漫无目标地来到村头，却被路边的什么东西拌了一下，低头一看，竟是一个大包袱，解开一看，里面全是钱。为了这个包袱，他受了不少辛苦，到处贴告示寻找失主，好多天后才终于有人前来认领，把那包袱取走。
这一切我没有亲见，只是听说，听说的东西未必靠得住。使我今天想起这位大爷的，是他的医术，是他曾经千方百计要把医术传授给我的那份情。
在我的记忆里，本圣大爷没有别的身份，只是一个是医生－－一个奇特而怪异的外科医生。如果放在今天，他肯定领不到行医执照。因为他不是科班出身，医术也不合规范，药方肯定经不住化验。他的绝活是“刮骨疗毒治疔疮”，无论怎样的疑难疔毒，到他的手里，几乎无不手到病除。因为这种名声，方圆几十里的人们生了疔疮一般不去医院，而是来找他看，而一些在大医院听了大夫“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吧”的劝告之后的人，也往往辗转来敲他的家门。经过他的治疗，那些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大多都能提了点心来谢他。人们之所以愿意找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爷治病不收钱。钱似乎对他用处不大，但他不拒绝点心、鸡蛋之类。老伴死得早，他自己一个人生活，自然缺吃少用。那些病人知道他不收钱，差不多治好之后都会送来点心、鸡蛋之类，有时还会带上两瓶酒。我曾经见过一个孩子，眼睛上长出一个疮，伸出眼眶一寸多长，眼珠都被顶了出来。治好之后，那孩子的母亲和奶奶来过好几次，每次都是一篮子馒头，一兜鸡蛋。
大爷不收钱的做法，事实上使他赚了便宜。在打击“投机倒把”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公社曾经来查他“私自行医复辟资本主义”。支书哼哧了半天，最后说：“能不能不抓？一个孤老头子，又没收过钱。”大爷因此逃过一劫。
我没有看到那个孩子的眼睛手术是怎么做的，也没有见过大爷如何“刮骨”。我只见过他所做的一般手术。他有两把手术刀，一大一小，平时就放在炕头的“半墙”上。大爷睡的炕是故乡常见的热炕，炕的一头是做饭的锅灶。为了防止炕上的东西掉进饭锅，炕与锅灶之间砌一块半人高的墙，我们把它叫“半墙”（也许是“拌墙”，挡住的意思？）。本圣大爷不是勤快人，屋里的灰尘只在腊月二十四那天打扫一次，此外常年懒得打扫，所以他的半墙上总是积有很厚的灰土。那手术刀就躺在灰土之中。病人来了，仔细看过之后，他就从半墙上把刀取来，弹去上面的土，再用黑黑的拇指和食指捏住刀刃，拿到眼皮前搓一搓，不知道是试刀刃，还是擦去上面的污垢。然后，他点燃一张草纸，把刀在火上燎一下，就朝红肿的毒疮刺去。随着患者的一声尖叫，脓血就出来了，滴在满是尘土的地上。大爷的屋地常年不扫，又因为在屋里烧火做饭，所以有很厚的草屑和尘土，从外面走进去，脚底下感觉像海绵，很有弹性。但在他的屋里，我的呼吸总是不很通畅，因为只要有人走动，我就想到飞扬的灰尘中那些脓血。可是，大爷就那样生活着，治愈了许多患者，自己活得很硬朗。
大爷的绝活不在于他的手术，而是在于他的药。他这个大夫从来不进成药，所有用药都是自制的。他的绝活是炼丹。
从1970年冬天我辍学回村，到1976年离开，在那5年多的时间里，大爷一直热心教我医术，并许诺把炼丹的全部功夫传给我。在大爷的指导下，我读了《伤寒论》和《金匮要略》，背过《本草》，背过《汤头歌》。但我对医学并不热心，否则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大夫，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百无一用。我之所以认真读那些医书，是因为我必须把基础学好，大爷才肯教我炼丹。我感兴趣的只是炼丹，为了能像太上老君那样炼丹，才去读那些枯燥的医书。
炼丹似乎有点神秘，需要在深夜子时，沐浴更衣，焚香祝祷，然后才可以封炉点火，点火后要在炉前盘腿静坐，望着那柱香，气守丹田。但事实上它一点也不神秘，选子时不过是夜深人静免受干扰，静坐为的是能够专心，用什么劈柴、烧几柱香，也不过是掌握时间和温度，一切都是经验的结晶。炼丹炉不过是扣在一起的两个砂锅，下面一层盛了药料，上面一层是盖子。规定的几柱香燃完之后，等待丹炉自然冷却，然后揭开砂锅，下面一层已是无用的药渣，而上面一层，那些或如秋霜冬雪，或如红霞紫云的结晶，即是丹。丹有多种多样，功能各不相同。大爷常炼的是红白两种，红的叫“红升丹”，白的叫“白降丹”，都是治毒疮必不可少的。越是毒疮，往往越不化脓，直到人死也不化脓。白降丹能让一切毒疮化脓，红肿的毒疮硬硬的，一刀扎下去，只有鲜血，在刀口插入裹了白降丹的药捻子，然后包好，手术就完了。大爷说：“明天这时辰再来。”第二天来看，大多已经化脓，挤出脓血，疮就好了。如果仍然没有化脓，就要换用另一种丹药。一些大毒疮出脓之后留有很大的洞，甚至露着白骨，这就需要在疮口撒上像桃花粉末一样的红升丹。三天之后再看，嫩嫩的新肉必定长满。
依靠这样的医术，大爷度过了缺衣少食的晚年。在成群的子弟中选择了我，要把医术传给我，他说：“大爷的好多办法没人知道，什么书上也没有，啥叫‘绝学’……”可是，我却完全是小孩子心态，只关心怎么炼丹。
大爷曾经对我讲起一种“九转还魂丹”。我问它是否真能让死人还魂。大爷说：“死生之事，由天不由人。但在人刚死之时，无一不能还阳。九转丹一丸服下，片刻即可睁眼说话，当然，一会儿还是要死的。”
大爷的遗憾之一是已有几十年未能炼过那种丹，因为那原料中有紫金、水银、珍珠、麝香、冰片等，价钱太贵，而且那珍珠必须是常年佩戴的，最好来自墓中，“这年头，哪里买得起？”说到这里，他总是要叹口气。
今天，我虽不富，却已有足够的钱采买那些原料，可惜的是，我没有学会炼那种丹。
二、本典大爷
本典大爷比本圣大爷年龄略小，但也差不了几岁，是我本家另一个大爷。
由于三代之前连续几代人丁不旺，我家这一支在族中辈份较高，我从小就有人喊爷爷，尽管前面加一个“小”，但“小爷爷”也是爷爷。辈份高有个坏处，就是说话做事要像个长辈，很不自由，但也有好处，就是不用给人磕头。从文革后期开始，我在大年夜需要磕头拜年的长辈已经很少。除了自己的父母、伯父母之外，需要磕头者只有两个：一个是本圣大爷，另一个就是本典大爷。
本圣大爷去世之后，就只剩了本典大爷一个。大年夜敬神祭祖的仪式结束，吃完饺子，先到隔壁给自己的二大爷磕头，然后沿着大街南去，走进本典大爷青砖夹框却并不气派的大门，在院子里跺跺脚，抖掉身上的雪，然后进屋，跪在地下叩两个头。这时候，大爷就会说：“起来吧，不用磕头。”说着，茶水已经斟好，于是落座，陪大爷说几句过年的话，然后告辞。
从我离开故乡，到大爷去世，十几年的时间里，我与他的接触似乎不过如此。有时候，还是兄弟们结伴一起去，十几个人拥进屋子，没有坐的地方，只好磕完头就走。大爷去世之后，我已不需在大年夜往前街跑，但多少年了，每到这个时刻，我总要想起他，在心里给他磕一个头。
本典大爷是书法家，从小读书写字，没有干过多少庄稼活儿。他在30岁以前已经很有名气，周围几县都知道他的行草。在我的家族中，似乎每一两代就有一个会写字的。我们这一辈是我的大哥振声，父亲那一辈中就是本典大爷。父亲的书法其实挺好，80多岁了，给我的信仍然是漂亮的小楷。但按照父亲的说法，他的字不如二伯父，而二伯父与本典大爷比起来，又差得远。这大概也是事实，因为在大哥的字还不被认可的时候，我家的对联几乎都是二伯父写。但在本典大爷面前，二伯父与父亲一样，从来不动笔，总是本典大爷写，他们几个站在一边看。尽管常常也有“真臭！这几个字写得真臭！”之类的评论，却谁都不敢写几个好的让人看看。于是大爷呵呵一笑：“臭，你能写得出来吗？”
不过，这样的情景实在不多。在桌子上铺好纸，醮足浓墨，笔走龙蛇，片刻之间挥成一幅，对于大爷来说，是难得的享受。因为他平时没有纸，有点墨也舍不得浪费。只有在过年的时候，讲究的人家都想请他写对联，他才能在那有限的几天里尽情地在纸上挥洒。他从天亮写到深夜，写好的对联没地方晾，不仅铺满了院子，而且摆到了街上，为避免被风刮走，就用木棍或砖头压住。谁家的晾干了，谁家自己卷了走，腾出地方再摆新写的。但对大爷来说，那只是一件很累的活儿，因为写对联练不出好字，用他的话说，只能练间架结构。他的字是年轻时在宣纸上练就的，但在整个后半生，却少有机会再碰宣纸。大爷每天都写字，但不是在纸上，而是在桌子上；不是用墨，而是用水。在一个个冬天，在那些不用出工的阴雨日子，这就是日常生活：吃完饭，大娘收拾走碗筷，大爷就开始写字了。毛笔醮了清水，在桌子上挥舞。写完了，用抹布擦掉，稍等一会儿，待桌面变干，接着再写。大娘忙完了灶间的事，就悄悄站在他的身后。大娘说，她嫁过来第一天就为大爷磨墨，一磨就是几十年，年轻时做媳妇，重要的事就是伺候他写字。后来大爷必须下地干活，写字的时间少了；再后来大爷用水写字，就不用磨墨了……大娘这样说着，并不为自己的轻松而庆幸。
大爷就这样写字。天长日久，他的桌子与众不同了：不仅没有漆，而且桌面是凹的。在那张桌子上，大爷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至少三十年。
除了写字之外，关于本典大爷的记忆还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为我们买乐器。那是文革前夕，族中最后一次卖了祖茔的树。祖茔里本来栽满柏树，在此之前虽然已经卖过，但仍然茂密，即使在炎热的夏季，走进去也会感觉一片阴森，无论有风还是无风，头顶上都有呼呼的风响。祖茔的树没有伐完，因为要留一些给先人遮荫。大爷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们这些败家子，二十年内只能栽树，谁也不要再说卖树的事。”他没有想到，不到一年，我们的祖茔像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祖茔一样，永远不复存在了。坟墓被平掉，树木被伐光，坟墓里的石头和砖头也被挖出，用于新农村基础建设。如果哪一个坟墓可能有金银珠宝，那些尸骨就要被人们翻来覆去，甚至被扔得到处都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次卖树真及时，遗憾的是没有把树全卖完。
扯得有点远了，我要说的是卖树的钱。卖树的钱是在我家分的。就在算账的时候，本典大爷提议：“零头儿不分了，给孩子们买玩艺儿。”我不知道这个“零头儿”是多少，只知道第二天就派人进城，买来了京胡、二胡、板胡、月琴等一堆乐器。负责购买的人奉命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一件件摆在青砖地上，并传达本典大爷的话：这是公产，由我们兄弟保管。族中的年轻人虽然很多，却没有几个人对它感兴趣。只有我们兄弟几个，回忆青少年时代，总是离不开那些乐器。我常想的是，那时大爷的身边已经没有儿女，却想到给孩子们买玩艺儿，这与别的一些长辈大不相同。
二是半夜里送书。本典大爷有很多藏书，有的很被珍爱，蓝布套干干净净，外面还包了包袱，常年锁在柜子里。文革开始了，要破四旧，村子里没有多少可破的，首先是把庙上的飞檐和房上的雕砖统统砸掉；接着去村头推倒了李贾氏用一辈子苦守赢来的那块刻了“圣旨”字样的贞节牌坊；然后有人想起了戏装，那是族中戏班用的，当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所穿，还有年节里耍的龙和狮子，都一箱箱抬出，化为熊熊大火。而这时的姑娘和媳妇们，却有点奋不顾身，纷纷从火中往外抢，穆桂英的头饰，周瑜或赵云的帽子，都被抢了出来，摘下红缨和珠花，然后再把它扔进火里。人们一边为此兴奋，一边感到可惜。接下来就是烧书了，进行得比较文明。支书讲话，动员大家主动把家里的书拿出来，堆到中街路口上，如果哪一个不自觉，民兵再去搜查。烧书的时间定在第二天的中午。
就在这天下半夜，本典大爷把一些书装进布袋，背到了我们家。那些书他舍不得烧，但他家成份不好，担心民兵去搜，所以就搬到我们家来了。我没有起床，只是静静地听着他与父亲悄悄说话。我突然觉得大爷很勇敢，那么长的一条街，他背了那么大一个布袋，就不怕遇到人吗？他对父亲说，自己这辈子不需要书了，可是那么好的书，烧了可惜，“放在你这边，孩子们将来或许有用”。第二天早晨，我一起床就想知道大爷弄来些什么书，但屋里屋外都没有找到，父亲藏得很严密。当大街上高叫着要烧书的时候，父亲指挥着我们往外搬书，他自己也出出进进，俨然是积极分子，可是我知道，我们搬出去的都是一般常见的书，而珍贵的书一本也没有露面，更没有本典大爷刚刚搬来的书。直到“破四旧”的风潮过后，我才见到了它，主要是史书，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算不了什么，一套康熙年间刘统勋领衔编的御览纲鉴，32册，崭新，是我没有见过的。后来我知道，那些史书的收藏价值并不大，但在文革后期我开始如饥似渴地读书时，能读到的史书只有它。那套书至今由我保存，仍然很新。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那位新婚第一天就为大爷磨墨的大娘。我不知道大娘认识多少字，也不知道大娘读过多少书，只是一件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大概是1973年吧，大队在村西的池塘里种了藕。荷花盛开莲子长成的时候，孩子们总是乱采，把荷塘弄得一片狼藉。大队派几个年老的黑五类义务看守，不知为什么，后来却成了大娘一人的事。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到塘边的柳树下与大娘说话，很为大娘不平，大娘却告诉我，她刚刚做了一首诗，然后就念给我听，前面的两句忘记了，记得后面两句是：“疑是前生积善事，修得今世看荷花。”
有这样的心境，什么样的日子不能过呢！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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