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金：回忆往事
回忆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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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昌金
龙年，十二年一轮回。龙年的正月，我没有像往年那样，天天去亲朋好友家拜年喝酒，而是一个人呆在家里，静静地听着世界上最美的，最悠扬的 , 大慈大悲的佛教音乐，尤其是女声佛乐旋律优美，一听即觉清凉。一段悠扬的佛音，把我的思绪带回到童年时代、回想起过去所走过的路 ……... 。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农村家庭，家族世世代代务农，家族里没有一人在朝里做官。老家在凤冈镇马停桥村王家村小组，一家人一个自然村。离县城大概两三公里。很早前叫凤冈公社，后地名普查时改成城南乡，前几年刮 “ 撤乡并镇 ” 风，三乡合并成了凤冈镇。我母亲是一个脾气暴戾、性情刚烈、疾恶如仇、泼辣厉害的女人，父亲则相反，性格懦弱、逆来顺受，只知埋头做事。母亲一生共生了十个孩子，养大七个，那三个不是病死就是饿死。我排行老四，在 1962 年一个冬天的凌晨来到这个世界，我上有两兄一姐，下有两弟一妹。
在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三年自然灾害的年月，既要和天斗、又要和人斗，要维持一个大家庭谈何容易！那时候，哪个家庭没有一本受苦受难的血泪史，其中苦难、屈辱、煎熬、争扎 …… ，可谓刻骨铭心，凡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一生都无法忘却。这些对于今天 80 后、 90 后的年青人来说是无法想像的。听母亲说，人民公社化吃食堂时，每人每天只有几两饭。有一天，母亲从食堂把一家人吃的饭领回来了，我大哥实在饿得不行，就偷偷拿了几个人的饭躲到菜园里吃掉了，后被母亲发现被打得半死。父亲曾在养猪厂做过几年事，有时就偷偷把猪吃的一些东西拿回家，给孩子们吃。不过，在我出生以后，农村的极左的政策已经调整过来了，也没有搞集体食堂，基本上不要饿肚子了。但不饿肚子并不等于天天有大米饭吃，吃红薯渣、吃红花草算是好的了，我就经常吃过这些东西。荞麦糍是那年月最好吃的东西之一，听母亲讲，还是在吃集体食堂时，一个村民由于平时饿得太狠了，一次集体加餐吃荞麦糍，吃太多了，结果给撑死了。后来政策也准许农民养猪，但养猪主要是为了完成征购任务，记得每户一年至少上交一头毛猪。猪肉只有过年自家杀猪时有吃，平常过时节生产队会统一杀一两头猪，每家能分到一点，其他时间基本上就见不到肉面了。所以小时候特别盼望过年过节，因为只有的年节才有肉吃。
光吃饱肚子没钱用也不行。我就亲眼看到过几次母亲偷偷摸摸，把家里的红薯粉、大米卖等卖给附近良种场的职工，如果被抓到是要批斗的。我曾亲眼见生产队里批地富反坏右的情景：把吃饭用的那种瓷碗残片再打碎，然后放在长凳上，再叫被斗的人跪在上面，那惨状至今想起仍不寒而栗！文革初期，我也看到过开批斗大会，开会地点在县城广场（现天主教堂那），那些被带上高帽子、脸上涂黑的地富反坏右，从四面八方集中到广场中心，批斗会声势浩大。我在读小学时还参加过红小兵监督地富反坏右劳动，地富反坏右分子在前面扛竹子，我们四五个小孩就在后面用竹条等不停地打他，摧他快走 …… 。真是造孽啊！
在那穷困和缺医少药的年代，家人平安不生病还好，一生病麻烦就大了。小病还好，通常吃点自己弄的草药，最多的还是 “ 漆火 ” ，就是用灯心草的心沾上茶油后点上火，再在穴位上烧一下。我小时体弱，老患疟疾，父亲又特别擅长 “ 漆火 ” 功夫，所以一得病总是要用 “ 漆火 ” 这一招，那个痛啊，真是难受，所以每漆一次火都要痛哭得一塌糊涂。这是小病，还得过几次大病住医院：一次是火烧着大腿。那时家里穷，穿破棉裤，掉出来的棉絮挨着脚下火笼里的木炭，结果点燃了棉裤，由于怕母亲知道后挨打，于是躲到另一间屋里，结果越烧越大，整个大腿皮烧掉了，只有住进医院，现在仍留下一块很大的疤。另一次是肚里长蛔虫，记得吃药打掉很多蛔虫出来。还有一次好像是头上长结子，头肿得很大，到医院开刀挤掉里面的脓血。几次住院都是在县医院，县医院也很简陋，住院部是两层的木结构房子（三十年后，那里曾一度成了我居住的卧室，我在那由住院部改成的宿舍里住了好几年）。
听母亲说，有几次大冬天，冰天雪地，我们姊妹中有得急病的，乡下没医生，母亲就背上孩子，荷包装满谷壳，路上尤其是桥上结冰，容易打滑，母亲就把口袋的谷壳撒在地上，然后爬过去，以免打滑跌倒。由于家庭贫穷和缺医少药等原因，我姊妹当中还是有三个因病夭折。我父亲也是身体很不好，加上长期劳累，老是生病，尤其是有几年患了严重的风湿关节炎，经常卧病在床，不能参加集体劳动。由于父母劳动力不强，生病不出工又没有工分，加之人多吃饭，所以那些年生产队年终搞分配时，我家总要做超支户。那年月做超支户不是件很光彩的事，总有在生产队众人面前抬不起头的感觉。
我母亲是家里的支柱，虽没有文化，但个性强悍、刚烈，她天不怕地不怕，家里内内外外全靠她。同时，也很会做人，在外人缘也不错，也很大气，经常请生产队干部来家里吃饭。但要维持一个近十口之家，而且家运又不济，不是天灾就是人祸，巨大的生活压力使本来就脾气暴戾、性情刚烈她，脾气更坏了，甚至我觉得她有某种心理变态。于是，我们几个姊妹就成了她的出气、减压的工具。在我印象中，几乎没有几天平静的日子，稍不如意就要被打骂，当然，很多时候也是因为我们几姊妹做了 “ 坏事 ” ，打得厉害的时候，脚上、身上肉都要粘下来。再有就是被打时往外跑，不敢回家吃住，就在外过夜，柴间里、马路函洞里、田里稻草堆里常是我们几姊妹过夜的地方。
因为家里穷，除了大米饭，其他副食品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别人吃西瓜、包子、面包，那被馋得真叫难过，实在难过，为解馋有时就把别人吃过西瓜皮拣起来吃。记得有一次，被糖包子馋得难过，就一个人从家里偷点米，然后偷偷摸摸跑到街上，排很长的队用米兑了几个糖包子吃，那味道真叫香啊，一辈子也忘不了。还是就是经常到别人菜地里偷点黄瓜、红薯、花生之类的，但要是被发现告到父母那里，总少了一次暴打，然后就是到外面过几夜。
因为家里穷，没钱买鞋子，我小时就是自己动手，用板子做一个鞋子，农村叫 “ 喀鞋 ” ，冬天就光着脚穿一双自己做那种 “ 喀鞋 ” 坐在桌上看书。此外，就是我们几姊妹穷则思变，开动脑肋想办法通过劳动赚点钱。如打蛇，打来蛇把胆剥出来卖钱（记得一次卖得 1.3 元、一次卖得 4.12 元），那时不懂吃蛇肉，蛇肉一般丢掉，还有摘到外面桐了、苜子，还有山上的黄歧子、橡子卖，还有拨一些草药卖，还有就是拣一些废铜烂铁卖，有一次去良种场弄一个灯头上的铜器，不知道有电，结果手心被烂了，打昏掉在地上半天才醒来，那次差劲点被电打死了，回到家里也不敢说，否则又要挨打。我们用这些卖得的几十块钱买雨鞋、图书、学习用品等，还有交学费。
父母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可以说没过几天的舒心日子，也没有享几天的福，七个孩子要长大、要读书、要娶媳妇 …… 。父母都会吸烟喝酒，但哪有钱买烟酒，酒多是自家做的米酒或稻谷吊的酒，烟主要是吃一些自己种黄烟外，再就是我们几姊妹到外面拣一些烟头回来给他们吃（离我家 200 米有一个国营单位－－县良种场，场里经常有县上来人，都是吃好烟，还有西瓜等水果招待，那个时候的官员尽管不像现在的官员那么腐败，但吃好喝好、搞特权还是很厉害的） …… 。等我们差不多长大了，他们却由于长年期劳累，都得了各种慢性病，结果都很早就过世了，母亲 58 岁因心脏病去世，父亲 64 岁因脑溢血过世。我们几姊妹都没尽到孝心，没有报答到他们哺育之恩，因此每每想起都要内疚、难过一阵子。
我的小学是在家门口上的，小学是由生产队和良种场合办，好像是各出一个老师，没有专业老师，一个是良种场职工，一个生产队知青，几个班合一间教室，一个老师教几个年级，也没有什么教材，感觉什么也没学到。大概三年级时，不记得什么原因，我没去读书，在家放了几年牛，后来由于父母嫌我在外放牛老是 “ 生灾闯祸 ” ，经常有人到家里告状，于是父母不准我再放牛，用竹条逼着我又去读书。读到四五年级，大概十三、十四岁开始，每放寒暑假还有农忙假（一个月），都要上集体参加劳动赚工分，一直到初中毕业。按当时生产队规定，刚参加集体劳动的人每天工分都是三分（大概值三毛钱左右），当然， “ 打夜着 ” （加晚班）可以加点分，还有割禾是按稻谷数量计分，冬季挑土平整农田也是按重量计分。吃三分的小孩和吃十分的大人在一起劳动是很吃亏的，作业量少不了多少，挑谷大人一担，我也是一担，只是谷箩小一点，栽禾也是一排压着栽过去，只是比大人少几行禾，但工分只有大人的三分之一。还是小孩的我，身体尚在发育阶段，却几乎要承担大人一样劳动量，怎么吃得消啊，挑谷一担一百二十多斤担子压身上，没办法只有咬紧牙关忍着。栽禾割禾一连几小时，连起身的机会都很少，腰都快断了 …… 。回到学校，还是要参加劳动，那时学校搞勤工俭学，学校有田，要种水稻，每个学生都有 “ 割青 ” 、 “ 烧火土灰 ” 的指标，必须完成。农忙时还要去生产队支援春插和双抢 …… 。
我的初中是在生产大队上的，而是大队第一年开办初中，没有正规的专业老师，也是由下乡知青担任，也没有教材，化学、物理课没有开，语文多是用报纸当教材，都是一些 “ 批林批孔 ” 、 “ 反击右翻案风 ” 之类。我刚上初中时写的一篇作文《松不老》（模仿小说里的一些描述，写一个曾和我一起劳动的老农），竟然被语文老师当成范文，拿来给学生讲课。数学是农业实用知识，什么农田基本建设测量之类。我的一点语文水平，全凭看了几部那个时代的小说，记得有《较量》（阶级斗争题材），《铜墙铁壁》（战争题材），还有手抄本《孤坟鬼影》、《第二次握手》等，还有就是听广播。小学初中什么也没有学到，连最简单的分数、拼音都不会，不过学校的文艺活动倒是挺丰富的，每年 “ 六一 ” 儿童节什么的都要演节目，记得自己演得最多的是 “ 三句半 ” ，内容多是有关政治运动的。还有那时集会很多，记得我第一次登台发言，紧张得快晕过去了。还有集会总要喊口号，一般是由我领口号，什么 “ 打倒走资派 ” 、 “ 打倒四人帮 ” 、 “ 拥挤华主席 ”…… 等等。那时候写文章开头总少不了几个 “ 下 ” ，在毛主席或华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反击右翻案风一派大好形势下 …… 。
我的童年，不知道撒娇是什么滋味，没有体会到多少父爱、母爱，也没有感受到多少家庭的温暖，基本上是在打骂中、在寂寞中成长 …… 。那些对健康人格的形成至关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得到，这就注定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或多或少要遇到一些心理问题，进而在相当程度影响着我一生的命运 …… 。
我童年的快乐，一是和同伴们一起玩耍、一起劳动，如做游戏、挖野菜、砍柴火等；二是放牛的那几年，至今我仍然会想我放过的那头壮实的公水牛，它的名字叫 “ 三事股 ” ，背脊很宽，骑在它身上很温暖、很舒服；三是沟渠里抓鱼，那时不像现在田里、沟渠里看不到鱼，那里田里沟里到处有鱼，尤其是春天打雷后，田里水圳里各种鱼儿成群结队。我们抓鱼的方法很多，把水圳的一截两头阻住，再用脸盆把水搞干鱼就出来了，还有晚上用 “ 穷光 ” （松木死后形成的，木质里有很多油）照鱼，再有用茶子榨油后的枯饼捣碎加热水后，泼到水里药鱼等等，抓到鱼的那种兴奋和快乐是无法形容的。那时队里一年也有一两次把集体的鱼塘用抽水机或人工弄干再抓鱼，每家每户分鱼，每当这个时候，队里就像过节一样，老老少少都特别开心，都围在鱼塘边观看，等队里抓完鱼后，大家蜂拥下到塘里，去找那些队里没有抓尽的鱼，只要下塘的多少总能抓到几条或大或小的鱼，所以个个都非常快乐；四是看电影，那时看电影几乎就是全部的精神生活，只要听到哪个生产队放电影，不知有多高兴，于是早早吃完晚饭，跟在大人后面三步并两步，赶到三四里甚至七八里外去看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员在我们眼里简直就是天使，看见放映员就像看见天使下凡。那时能看到的电影其实很少，很多时候是重复看一部电影，记得《侦察兵》看了七次。男孩大都对战争片、侦破片、间谍片情有独钟，有些电影情节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印象比较深的电影有：《决裂》、《白毛女》、《铁道卫士》、《南海风云》、《打击侵略者》、《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外国片有：《第八个是铜像》、《卖花姑娘》、《一护士的日记》、《瓦尔特保卫塞拉热窝》等，有机会真把这电影再看上几遍。记得小时候，一次听说公社要放电影，便早早吃完晚饭，一个人步行到公社，谁知消息不准，公社没放电影，那时天色已暗，只好一个人回家。从公社回家要经过 “ 大南关 ” 一片坟地，小孩一个人走很怕，于是一个人一边哭、一边小跑着回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正月到县城看电影，那时正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看电影是唯一的也是最高享受，因此大年初一大家都赶到县城去看电影，但电影票却一票难求。要搞到一张电影票没有十八般武艺是不行的。电影院售票窗口一大清早就是里三层外三层，挤得水泄不通。强悍的人便踩着下面的人身、人头挣扎挪到窗口。那时我就想，电影院工作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也是最定人羡慕的工作了。如果有谁电影院有熟人，能搞到电影票，无不把他视作最有本事的人，那大家都会羡慕死了。
最让人羡慕的工作还有食品站的工作，因为人人都要求他买肉，而且可以买到好肉，否则就是有票，也要排上老半天的队，还不一定能买到好肉。那时肉票、豆腐票主要是城里人才有，农村的人基本没有，好像是交了毛猪任务就能得一些肉票，交了毛豆任务就能得一些豆腐票，有了票还得排上老半天的队才轮得上，而食品站有熟人就能走后门很快买到肉。
二
艰苦繁重的体力劳动、苦闷压抑的家庭生活，促使我有了想离开家里的想法。在一次生产队集体劳动时，偶尔听人说县 “ 共大 ” （全称是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要什么招生，于是我背着父母偷偷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要去读共大的申请书（为此还得罪了大队干部，说我不懂事，不尊重大队干部，不经过大队同意就越级给公社送申请书，搞得母亲因此又向大队干部赔了很多不是），打算初中毕业后就去读共大。 1977 年秋季开学，当我在公社高中报了名并读了三天书的时候，公社来通知，要我去参加共大招生考试（读共大公社组织考试，还要公社开证明），于是我放弃了读高中，到公社参加了共大招生考试（现在回头看，放弃高中上共大肯定是个错误）。后来听说考试得了第二名，但开学时莫名其妙没有我的名字，有人走后门把我挤掉了。我母亲很刚烈，就跑到公社去闹，后来大概是公社与共大联系了，读共大也不是什么好差事，所以就同意我去。于是几天后，我打起行装由母舅护送到了共大，学校把我安排在 “ 植保班 ”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两年的共大生活。
大凡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共大，都看过电影《决裂》，都记得那句经典台词： “ 马尾巴的功能 ” ，记得片中插曲： “ 满山的翠竹青又青，满山的杉树根连根，新型的大学办的好，它和工农心连心 ”…… 。还有毛主席的亲笔信： “ 你们的事业，我是完全赞成的。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不要国家一文钱，小学、中学、大学都有，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这样的学校确实是很好的。 ”1958 年，江西创办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共大虽然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功绩不可磨灭。从 1958 年到 1980 年，共大毕业的学生有 21 万余人，这批乡土人才成了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力军。上世纪六七八十年代非常受欢迎的 “ 赤脚农技员 ” 、 “ 赤脚医生 ” 、 “ 赤脚老师 ” （公社的植保员、种子员、兽医员、护林员、农机员等所谓的七员八员）基本上都是共大培养的，至今在农村一线从事农业服务的骨干仍然是这些人，不这，这些人已慢慢变老了，他们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共大是江西一份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总有一天，它的精神会重放光芒（现在中国教育存在很多问题，或许可以说现在我们仍然需要 “ 共大精神 ” ）。
宜黄共大坐落在宜黄县桃陂乡梅坊村，那是一个偏辟的山村，不过，我倒觉得那个地方挺美的，四周群山环抱，校区绿树成荫，不远一条清澈的小河。共大办学宗旨是：半工半读、勤工俭学、社来社去，即差不多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上课。共大的生活是难苦的，每天伙食记得是三毛钱，没菜的时候吃盐水、吃红薯、吃罗卜干下饭是经常的事。一两个月偶尔吃一次红烧猪肉，就像过年一样高兴。那时为了多吃一份红烧肉，我们绞尽脑汁，那时我们吃饭是用票，是用钢板刻好再油印的，一餐一号，每月从壹号到玫拾号，不同月份以不同颜色区分，过期作废。学生有时要回家或周末去附近的临川龙骨渡玩，就会有票作废，于是我们就打起这个主意，如果颜色对得上，我们就把票的上号用园珠笔改成当餐的票号，然后弄湿贴在碗或盆的边沿上，再假装刚从学校外回来，跑步进食堂，气喘吁吁站到窗口，叫师傅打饭。那大师傅上了年纪，眼花不好使，拿着票在灯下左照右照，辩不出来，于是只好一边嘟嘟嚷嚷，一边不情愿给你打一份肉，能够多吃到一份肉，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不过，共大食堂的饭特别好吃，是自己种的大米，用那种砂钵蒸熟，真香啊，就是没菜也能吃下。
共大学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所以都谗得要命，学校没好吃的，很多学生就会偷偷摸摸到附近生产队偷些像红薯、甘蔗、西瓜等，有时也去沟里抓些鱼虾。没有锅灶，就在寝室外面用石头磊一个小灶，然后用洗脸用的脸盆放在一面煮，煮熟了大家分着吃，所以，那时很多学生脸盆底下都是黑的。经常发生这样的事，附近生产队的人就会到学校告状，学校教务处长符节约（此人特别擅长说话，我曾私下说，此人乃天生做政治家的料，共大解散后，他步入政界，官至抚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几年前退下来了，快退休了），每天上做完早操后，就要扯着噪子、用他那半土半洋的话训大家，一训就是半小时。如果有被抓现行就倒霉了，就要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不过，共大生活虽艰苦，但不觉得苦，精神上还是很愉快的。
我共大第一任班主任是王定华（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共大解散后也进入政界，官至党外副县长，现已退休）。开始第一年，我对专业课抱有极大的兴趣，如饥似渴地学习植保知识，当时最大的理想是毕业后到人民公社当一名 “ 赤脚植保员 ” 。一年后我知道，这个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祖宗三代种田的农家孩子，没有任何靠山，想进到人民公社，比登天还难。要想改变命运，只有参加公平竟争的考试。 1977 年恢复了高考，当时江西省共大总校（ 1980 年改为江西农大）和抚州地区共大分校（ 1980 年改为抚州农校）也恢复了通过考试招生， 1977 年和 1978 年，是面向全省市县共大招生，招生方式是单独考试、单独划线，既要考专业，也要考语数理化。我预感可能会有某种机遇垂青于我们，于是，我邀了几个同学找到学校领导提要求，从集体宿舍搬出来，搬到离校中心区约 500 米职工宿舍，在那里要了几间房间，因为那里人少，比较安静，方便看书。从此我开始硬着头皮自学，从小学分数、汉语拼音开始 …... 。
后来，机会果然来了。 1979 年抚州地区共大分校面向全区县共大应届和历届毕业生招生，招生方式是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单独划线。于是我决定把握人生的这次机遇。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几乎和外界失去任何联系，除了在新华书店购买的一本《高考复习资料》外，没有任何复习资料，也没有老师指导。共大自已发电，每晚 9 点停电，那时我们没钱买其他什么照明工具，没办法就白天偷偷摸摸到附近农村排灌站弄点柴油点灯看书。几个人晚上深更半夜围着柴油灯看书，柴油灯烟大，熏得人人脸上一个个黑圈，偶尔抬一看，面面相觑、忍俊不禁。就这样苦战了近一年，从小学到高中课程都要学，不过由于是赶鸭子上架，只能囫囵吞枣、泛泛而学、强背硬记，抓一些基础和重点，尤其是高中的课程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但好歹也有了 “ 半桶子水 ” 。
记得，那年宜黄共大应、历届生有一百多人报名参加考试，高考具体时间忘了，考试地点是县实验小学（现已拆了），考试内容包括政治、语言、数学、化学、物理。那年高考题目特难，中专录取分数线大概是 180 几分，共大录取分数线降几十分。我们政治得分很少，如果像县里高中有老师辅导、有各种复习资料，政治能拿上四五十分，也差不多能上普通中专的分数线了。
大概一两个月后，分数出来了，宜黄共大应届生三人被录取，历届生两人被录取，我是其中之一。写着录取名单的大红榜贴在当时百货公司旁边广告栏（总工会对面，现在那个地方仍是贴各种广告最多的地方），也算是金榜题名，实现所谓的 “ 鲤鱼跳龙门 ” 的梦想，拿农民的话说，就是终于把锄头柄丢掉了，两年后就要成为在当时人人都羡慕的 “ 国家干部 ” 。这对于我们这些祖宗三代种田的农家子弟来说，无疑是人生中一次巨大跨越。所以当 1997 年 2 月邓小平逝世时，记得有一天，在我和乡里几个同事乘车回县城的路上聊起邓小平，说着说着我们眼眶都湿润了，是啊，没有邓小平，就没有高考，也就没有我们这些农家子弟的今天，同样，没有邓小平，就不会有今天崛起的中国，所以我们都应当感谢他！
三
1979 年 9 月，我离开家乡，来到 70 公里外的 “ 抚州农业学校 ” 读书，读的是农学专业。抚州农校在临川区钟岭乡那边，开始一年也要劳动，像烧火土灰、栽禾割禾等，第二年正式改名后，从钟岭乡搬到湖南乡鹏溪村（过去的抚州地区 “ 五七 ” 干校），此后基本上不要劳动了。中专学校的生活是平淡的，每天三点一线，不过学到了很多农学专业知识。 1981 年 7 月如期毕业。农校毕业后，已跳 “ 龙门 ” 的我又回到了 “ 农门 ” ，当然不再是农民了，而是 “ 公社干部 ” 。这年 9 月的一天，我背起行囊到东港人民公社报到，从此成了一名正式 “ 公社干部 ” 。头戴草帽、身背黄背包、脚穿解放鞋，背包里放一个笔记本和一个装有毛巾、牙膏、牙刷的塑料袋（有时则把毛巾绑在背带上），身上带好提前换好零钱、零粮票（吃派饭用，每顿四两粮票，早餐一毛五分，中晚餐各一毛七分） …… 。这便是我新角色的行头，也是那个时代 “ 公社干部 ” 的标准形象。从那时起，我开始了与农民为伍、与大山为伴的人生经历。刚开始我是担任农技员，后来又兼任过农经员、土管员、民政助理员等，不过，最重要的工作还是下乡包村。
那时下乡和现在下乡完全不一样，现在下乡最多是在村里吃顿饭（离县乡所在地近的通常都进馆子店），交待或处理一下工作，便打马回府。那时下乡要么走路、要么骑自行车，吃饭基本上都是吃派饭，很少村里办伙食，而且都要给粮票和钱，东家有的会拿，有的不会拿，这要看那个村的生活水平、社会风尚以及东家小气大方，当然我们都会尽量要他们收下。有时也有被关系好的农户请去吃饭。公社书记、社长等领导下乡，开始一般都会在村书记、大队长家吃一两顿，时间长了也是吃派饭。其实在农家吃派饭非常好吃，菜大部分都自家种的或养的，村民对干部大多都很客气，家里有的像腊肉、鸡蛋、米酒都会拿出来，吃饭时通常女主人还会不停地招呼干部要多吃菜，以至农村妇女劝菜习惯口语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善意的笑话：吃，干部，吃干部下，没什么菜，蛋是自己生的、肉是几块 X 肉 ….. 。那时，村民家里办个什么红白喜事，都会叫包村干部去喝酒，由此可见，那时的干部群众关系非常融恰。
记得我刚到东港公社时，经常和曹小平书记步行下乡（此人是东港公社的 “ 开国元首 ” ，当时在那个公社威望极高，现在已不可能产生那样的书记了，因为没有产生那种书记的土壤，现在的书记乡长，没几个农民认识，或刚认识就调走了），在农家吃派饭、住农家土房。有的农户床睡起来真是不舒服，两个人睡一张床，被子是那种旧棉絮，硬邦邦的，床垫是光竹席，刚睡上去时，冰凉冰凉，老半天不会热。
那时下乡一次两三天很正常，记得我下乡最长的一次是半个月。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在东港公社余溪村包村。一年时间几乎全村每户都派过饭，村里几乎所有人都认得我，见面都会亲切地叫我 “ 小李 ” 。白天一般下地和农民一起劳动，如下雨或到组上开村民大会。那年，我参加了这个村的分田到户（即大包干，之前是小包干）和分山到户工作。当然，那时最重要的工作还是 “ 三要 ” ，即要钱、要粮、要命。那里钱不是很多，农业税每户几十元，农户一般不会拖欠，后来要交定购粮，数额不小，完成有一定难度，计划生育就更难了，经常是夜里突然袭击，到农户家里抓结扎对象，抓到妇女后还要守住，还要帮着把她们抬上手术台，搞得像打仗一样，中国的农村妇女真的是太可怜了。为完成粮食定购、计划生育等任务，扒粮、牵猪、拆房子的事是经常要干的，不干不行，不过，真正实施这些措施也是极少数，多数情况下是吓唬吓唬他们，况且由于是国策，所以农民也很理解。想起来，为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人口增长，中国农民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基层干部也作出很大的牺牲，因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受伤害基层干部很多很多。
1984 年，我考入首届电大全日制党政干部专修科，脱产到地区党校电大班读了两年书，电大这两年学到了不少知识，因为必竟每门课都要全国统考及格。电大毕业后，我回到东港公社工作，继续做着和以前一样的工作。这一年，公社改成乡政府，有一年我还被下派到村里担任了一年的村支书。在那个偏辟的东港乡工作十年后， 1990 年调到县机关工作。在农村工作习惯了，来到时机关天天喝开水、看报纸，无所事事，浑身不舒服，感觉是在浪费生命。也许，冥冥之中，上苍有安排，我的命运就是属于那片绿色的田野，在机关呆了两年之后，我又回到了熟悉的乡土、田野、农舍 …… 。
四
1992 年 11 月，我到了一个乡农业技术推广站任站长，干做起了老本行。人民公社时期，乡里只有七员八员（人们习惯把这些人叫做员员子），没有七站八所，农业方面只有种子员、植保员，都是从农村中招聘上来的，临时工身份，乡里再配一个国家干部身份的农技干部，公社的这些七员八员非常管用。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治理模式逐渐 “ 西化 ” ，最典型的实行科层制管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央各部委纷纷把腿伸向基层，于是七员八员逐渐变成了七站八所，过去的七员八员也迎来了好运，全部逐渐转为聘用制干部，享受在职干部同等的待遇，同时人员不够，还陆续向农村或社会上招聘了大量干部或职工（通常都是要有关系才进得了）。那个时候特别重视农业，乡里还专门配置了分管农业的副书记。 1990 年我县成立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为副科级待遇，同时把乡里一些学农的干部充实到了农技站。那时发展农业是乡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主要内容是抓产业结构调整、推广实用农业科技，而且都是用行政手段推动，方法是层层下达任务，如种桑养蚕、种油菜绿肥、推广抛秧（现在已普及了）、旱床育种等。农技站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乡政府做好相关技术和物质的配套工作。同时农技站人员也要参加乡里的中心工作，再有就是卖化肥农药创收。
1992 年之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推动下，全国出现一轮新的改革热潮。在这个背景下，全国刮起给农技推广机构 “ 断奶 ” 的风潮，即财政不拨工次，把农技推广工作推向市场，随之全国农技推广体系呈现出了 “ 网破、人散、线断 ” 的状况。县里要断我们的工资，于是我们这些当站长的就去县里找县长上访。后来中央叫停了这种改革，并出台了《农业法》、《农业技术推广法》等。 1999 年之后，我国三农问题凸显，乡里开始发不出工资，农技站的人一年只能拿上三四个月工资，随之农技站名存实亡，农技人员各奔东西、自谋生路，这种状况大概持续到 2004 年，农技站的人累计五六十个月没有得工资。不过没有了七站八所的五六年时间里，乡里的各项事业并没受很大的影响，可见这些站所可有可无？或者说无为而治是最好的管理？
从 2004 年开始，全国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时任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委书记的宋亚平，搞了一个乡镇事业单位 “ 以钱养事 ” 的改革，即所谓的 “ 咸安政改 ” ，轰动全国，宋亚平因此获著名改革家称号。不过，他的那套改革一开始便倍受争议，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但省委书记俞正声力挺宋。中国的改革家通常都走不远，几年后宋亚平被调到省里，弄一个虚职 ----- 省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不过前年宋被重新启用，担任省社科院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位子（前年他还专门打电话给我，对我写的那个《透视》表示支持和鼓励）。由于各种原因， “ 咸安模式 ” 最终没能复制到全国，乡镇以事业单位为核心的改革最终没有走出体制的桎梏，也没有走出 “ 精减 -- 膨胀 -- 再精减 -- 再膨胀 ” 的怪圈。 2005 年，江西省在全省开展了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工作，把已经分散在全国各地谋生七站八所人员重新招回来上班（有人说这是领导喝醉了酒做的决定，本来都已经自然精减了，现在又要把他们请回来），同时，把七站八所中的涉农站所合并成立一个 “ 农业综合服务站 ” ，其结果是农技人员完全行政化，上面发觉不对劲，现在又要求改回去，即重建农技站，目前正在运作之中，正所谓 “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 ？如此折腾还要到何时？
乡里的农技推广工作边缘化，市县的农技推广工作亦差不多。计划经济时代，县委书记县长下乡身边总要带是农业局搞农技、搞植保的，有道是风水轮留转，现在领导身边早已换成老板开发商了。现在农业部门差不多成了养老院，农技人员基本上不下乡，似乎没必要了，再说了没有车子、没下乡补助谁下乡啊？现在坐公交车下乡的人大概会被指有毛病。再说了，现在各级农技人员人也老化了、知识也老了，人虽进入二十一世纪，但知识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若要问市县乡三级农技部门三五年关门歇业会如何？答曰：一切照旧！当然，农业行政管理还是要的，目前也就是这块还在维持最低水平的运行。没有政府农技部门搞推广，农业新产品、新技术如何推广？答曰：市场看不见的手自有办法。
1995 年换届，我改任该乡常务副乡长，分管农业和林业。那时乡政府的主要工作仍然是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如栽油菜、种绿肥、农田冬翻，还有山上造林，全省都是这样。县里所有单位都要挂点栽油菜，县里甚至提出了 “ 油菜决定帽子 ” 的口号，即完成不了油菜任务就摘 “ 乌纱帽 ” 。那时，为逼农民限期完成栽油菜任务，一些地方甚至动用警察封锁农村集贸市场，把农民赶下田栽油菜。现在想来真是荒唐，沿海省份在大搞工业化、城市化，大搞招商引资，我们却还在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旧梦。显然当时省里领导的思想没有 “ 与时俱进 ” （坊间人士评论江西建国以来历任省主要领导，认为只有邵式平和孟建柱在江西人民心中有一定地位，因为在他们给江西带来了真正的改变，所以江西人民记得他们。正所谓： “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 ” ）。江西的落后与此关系很大。
除此外，乡里大量的工作还是 “ 三要 ” ，收农业税、收三提五统、收定购粮、搞计划生育。不过那还好，由于粮食市场封闭，粮食局、派出所、乡政府都上路卡粮，农民的粮食只能卖给乡里粮管所，所以那些钱可以从粮款里面扣，我们上户只是收尾欠。粮食双轨制是一项非常糟糕的政策，这项政策导致银行大量粮食贷款无法收回，一大批人发了粮食双轨制的横财，粮仓里粮以什么价格卖给私人老板、卖给谁所长局长说了算，卖得钱不还银行，任意挥霍，那时一个粮管所的招待费竟达 20 多万元，从中可以看到粮食腐败有多严重。粮食是这样，木材也是这样（就不细说了） ……. 。林业工作主要是夏秋两季搞林业大会战，也就是乡里指定山场，通常是在马路边，然后村里出钱请人上山造林。不过这种造林的效果很差，主要是应付上面检查，几年后仍然是一片荒山，所以马路边的一些山场通常都是 “ 练兵场 ” ，每隔几年就又能看见有人在那里造林。林业工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处理乱砍乱伐。通常就是对抓到的或群众举报的乱砍乱伐对象，也就是对未经批准砍伐林木的林农进行罚款，对不肯接受处罚林农有时可能会采取一些拘禁或人身伤害的手段。现在想来很是内疚，但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方面这是为了维护林政秩序，另一方面我担任林业组长，我要为兄弟们创收，解决他们的一点福利待遇。中国林业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根源在于错误的林业政策，即高度集权统一的林业行政管理制度存在很大弊端，这种管理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但一直延续到现在。根据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明晰化，政府什么也不要管，社会会自动地采取最有效率的解决办法。
五
1998 年底换届，我被调入另一个边远的乡，担任乡党委副书记，分管综治和林业工作。综治工作本应是最实的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变成最虚的工作。综治部门所从事的主要工作可以说是 “ 体内循环 ” ，即在体系内部自己给自己制造工作，下一级综治办最主要的工作，或者说最主要的精力是应付上一级综治办的检查，因为是一票否决，事关一个地方的政绩和领导头上的乌纱帽，所以没有谁敢怠慢，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县综治办工作人员全部享受公安警察待遇。综治工作年年要出新招、出新花样，然后总结推广，这样才能显然成绩，好写总结。如以前的什么警务前移、司法调解中心、综治大楼 ……. 。按说乡干部个个都是调解员，乡干部的工作就要在现场，因此提倡无办公室办公倒还有些道理，现在硬性规定一个乡要建一个几层楼的综治大楼有必要吗？毛主席当年在延安窑洞，尚能指挥千军万马，你搞几个调解用得着几层楼房吗？综治办要推广的东西可不容易做到，必须达到 “ 五子登科 ” ：即牌子、章子、房子、票子、位子一样不能少。那时，在乡里发不出工资的情况下，每年仍要交好几千到县综治办，购买回来的各种牌子、扁牌、杂志一大堆，其实全是废物。
在这个乡工作的三年，正处是世纪之末，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 “ 最黑暗 ” 的一个时期。一方面由于农产品价格长期低迷，稻谷每百斤只卖二十几元，农民收入跌至历史的低谷。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后，从中央到地方，不管条条还是块块，都打着 “ 人民事业人民办 ” 旗号，纷纷出台面向农民的收费政策，以此把工作经费、本系统干部职工福利的不足转嫁到农民头上。那时全国向农民的收费项目多达一百多项。这一减一增矛盾就出来，处境最艰难的是乡村两级组织，世纪之末的中国的基层政权风雨飘摇 ……. 。
那时乡干部发不了全额工资，要靠自己去赚很大一部分（创收），乡里把所有乡干部职工分成若干组，再把全乡行政村划成几个片，然后创收，能创收就发工资，创不了收就没有工资。创收就是收费和罚款，如计生收费罚款、林业收费罚款等等。不过，这不是主要工作，主要工作是要完成各项所谓的中心工作，完成上交县里的税收和乡统村提任务，每个乡干部所包的片或村都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完不成就要乡村两级干部从家里拿钱或贷款来垫付，以确保完成任务。因为有缺口，所以村里任务完成了并不等于全乡任务完成了，于是就是出现了历史罕见的一个奇特现象： “ 空转 ” 。什么时空转呢？打个比方，乡里给县里交五万块钱，县里马上拨三万块钱给乡里用于发干部和老师的工资，但乡里不用这些钱发工资，而再拿这三万块交上去，这样转了几次，帐面上财税任务是完成了，但干部老师的工资没有了。于是老师经常罢课、乡里七所八站自动解散、自谋职业，只有乡干部在坚守着，为了共和国的大厦免于倾覆 …… 。
农民穷交不起税费，或有钱但不愿交税费，怎么办？还是老办法：扒粮、牵猪、拘禁、拆房子。于是主要由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 风起云涌 ” ，今天这里农民被逼死、明天那里乡政府被打砸 ……. 。那个时期，这样的消息此起彼伏、不绝于耳聋，中央只管做好人，频频发通报，处分出事的基层领导。我的同事中就被打断腿的、有被打破头的 …….. 。我自已虽然没出事，但每次下乡收税费都是如履薄冰，而且经常是险象环生，有多少次有惊无险、绝处逢生（我作为两个片的片长之一，我不上谁上？）。乡干部很可怜，他们做了那么大牺牲，上面不理解，社会上还骂他们是土匪，自己的一点工资还拿不到，他们的工资在 2000 年才三四百，后经过两调资，也只有七百多元。 2001 年 9 月换届时，乡里欠我 16 个月工资，这些工资没有解决，县里领导根本不管，只是到了 2006 年 12 月，我的一个记者朋友，即人民日报下属的《小康》杂志记者陈建芬来我县做调查，后来她写了一篇《宜黄公务员工资被拖欠 51 个月》，引起社会强烈反映，县里领导这才不得不重视这个事，这样才马马虎虎解决大部分工资，但还没有完全拿清（只拿几项大的），记得我拿到了五千来块钱工资，当时还高兴得要死，其他没得工资就算为共产党作贡献了。
在那种情况下，一批忧国忧民忧党的基层干部，他们不忍看着农民承受的种种苦难，不忍看着共和国大厦面临倾覆之危，不能忍受国家三农政策长期偏离正确轨道，更不能忍受一些专家学者垄断三农话语权、误导社会大众、妖魔化基层干部，于是他们 “ 揭竿而起 ” （代表人物有李昌平、陈文胜等），他们揭示三农真相、剖析三农根源、提出三农对策 …… ，这其中就有我。 2001 年夏季，我用数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苦苦思索、挥汗成雨、呕心沥血（那时没电脑）写了一篇的《透视农民负担 ------ 来自基层的报告》，我用匿名的方式寄给相关部门，得到了一些专家高度评价。 2001 年我调进城工作，学会上网后， 2003 年我把它以 “ 一个乡镇干部的千言万语 ” 为题发在网上，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巨大的反响，其影响程度不亚于前年的《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不过，那时是一边倒赞扬声。当年，该贴被新华网论坛评为 “ 十佳贴子 ” ，有接近中央高层智囊团的网友告诉我，文章已进入中央智囊人物及决策者的视野。
在农村工作近 30 年，我几乎参与了农村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见证了农村几十年来的沧桑巨变，感受了农民几十年来的喜怒哀乐。我喜见农村的发展、农民的富裕，但更让我刻骨铭心的还是农民 —— 这个社会底层的最大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痛苦与煎熬，以及忍辱负重为社会所作出的贡献和牺牲 …… 。所以，我曾发誓要把后半生用来为农民呐喊，籍此作为对养育我几十年的衣食父母的报答，并将此作为上苍赋予我今生的神圣使命。近七八年以来，我在工作之余积极撰写各种三农文章，在学术及其他刊物发表此类文章五十余篇，有多篇文章获奖。 2005 年与西南政法大学肖唐镖等教授合著《中国乡村报告》，该书获 2006 年中共中央党校第六届优秀成果二等奖。同时，每年应邀参加各种与三农有关的学术研讨会三四次。 2007 年 2 月至 3 月，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邀请，以访问学者身份前往该中心做访问研究，为期一个月。此外，还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东华理工大学等机构或高校做过几次演讲。
业余做三农调研也非易事，因为不是本职工作，不能名正言顺去下面做调查，只能利用过去的私人关系去做采访和搜集资料，而且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还有，做三农研究，肯定要写一些负面的东西，这样又担心县里领导不悦，甚至弄出什么大问题来，那样的话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写文章都是极其谨慎，文章中的地址、人名都用化名，反映重大问题的也不署我真名，以确保不对当地产生任何不良影响。否则，那篇《透视农民负担 ---- 来自基层的报告》如果署真名的话，也许会和李昌平一样出名了。尽管这样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但有时还是会出一些状况，如 2005 年写的那篇《我所经历的经济普查》，在《经济日报》的一内部刊物发表，在高层引起强烈反映，刊物主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时任国家统计局的李德水看过文章后说：这肯定是真的。随后打算派人下来调查，但和我联系那个编辑记者坚决不肯透露我的真实情况，因此他还不得不躲了起来。
本世纪初以来，基层干部写三农文章的越来越多，声音越来越大，为此我们还在一些机构的帮助下创办 “ 中国县乡干部论坛 ” ，该论坛已办了五届，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我参加了前三届）。我们这些人坚持和努力没有白费，基层发声和人多了，最终扭转一些专家学者及社会大众对三农、对基层干部的一些偏见，同时我们的声音上达天听，直接或间接影响到了决策层的决策。应当说始于本世纪初的三农政策的转向，与我们这些被业界称为 “ 三农研究三大主力 ” 之一的基层三农研究者不遗余力的呼吁是分不开的。近年来，我没怎么写了，因为上世纪末基于农民负担背景下的三农问题已不存在了，现在的三农政策已远超出了当初我们这些基层三农研究者预期和给出的建议，中国农村或进入了历史最好的发展时期，并且有望进入 “ 长期牛市 ” 。现在的三农问题更多的全国的问题、全民的问题，因此我们这些人或可休业了！
转自：政协抚州市委员会文史委编辑出版的《人民公社》，该书
2015
年出版。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