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辉：丁聪百年，我们的缘分

1989-06-04 作者: 李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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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聪百年，我们的缘分

－－作者：李辉

1977 年，丁聪自画像。

方成为丁聪百年诞辰展览题字。

写在前面：

今天，十二月六日，丁聪先生百年诞辰。几个月来，一直在与丁聪故里枫泾镇的朋友们，筹办丁聪百年诞辰的展览。展览名称，我建议用“丁聪百年，漫画一生”，在我看来，这该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概括。九十九岁的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与我同住一个楼，请他为展览题写这八个大字，可谓最好选择。

今天下午，“丁聪百年，漫画一生”展览，将在位于上海普陀区铜川路刘海粟美术馆分馆开幕，来自美国、加拿大、北京等地的丁聪友人，汇聚于此，向丁聪献上心香一瓣。

为纪念丁聪百年，特撰写此文，谈谈我印象中的丁聪，更有我们之间的缘分。

为“居京琐记”配图

没有想到，与丁聪先生真的有缘。

一九八二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晚报》工作。编辑“五色土”副刊时，于一九八四年开设“居京琐记”栏目，邀请居住北京的五十岁以上的文化界名家来写他们的日常生活，并约请丁聪先生为每篇文章配图。当时一口气寄出了百十封约稿信。我对同事开玩笑说：撒一张大网，看看到底能捞上多少鱼。

记得在约稿信中，我写道：“文章可长可短，题目可大可小，风格也可不拘一格，重要的是写出居住北京的感受，或描写，或点评，或抒情，或讽刺。”我的想法是，这些名家都是文章高手，只要涉及现实问题，甚至针砭现实，就一定会有精彩之笔，并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和社会反响。令人兴奋与感动的是，收到约稿信的文化界名家，陆续寄来了他们的得意新作，而丁聪也满口答应。

《居京琐记》，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年版。

以韦君宜的《京沪生活优劣论》为开篇，“居京琐记”专栏在随后几年时间里，先后发表了冰心、萧乾、胡风、卞之琳、吴祖光、端木蕻良、吴晓铃、冯亦代、吴冠中、董乐山、王蒙等百余位作者的文章。有丁聪的参与，“居京琐记”专栏文与图相得益彰，版面也显生动。同时，他的参与和威望，使我与不少先生的联系也显得更加顺畅与自然，甚至还能化解矛盾。且以吴冠中先生的《宣纸恋》一文刊发过程为例。

吴先生是“居京琐记”的作者之一，我与他的结识也是始于此。一九八五年，吴先生寄来《宣纸恋》，写自己从黄山归来对宣纸作为中国画主要载体的思考。他肯定宣纸对于中国画的重要性，但认为不能“唯宣纸至上”，应该“寻找适应新手法的新工具和新材料”。他写出自己的苦恼：“我恋恋于宣纸，但又常思考宣纸可能开发的深度，在宣纸上能驰骋多远……”也许因为这一话题有些敏感，文章请丁聪配画后，却压在领导手里迟迟未能刊出，拖延竟达四个多月，这也是编辑“居京琐记”期间少有的波折。

为《宣纸恋》一文，吴先生有两封信与丁聪插图有关，特转引如下：

李辉同志：

我随全国政协考察团去长白山，恰好与丁聪为伴，天天同行，同住一室，我家里去信转告说您要约丁插图，我已与丁谈及，并将《宣纸恋》大意说了一遍。今日与丁一同返京，并读您来信，请直接与丁联系即可，他亦曾谈及您。握手。

吴冠中卅日

李辉同志：

我昨日刚从山西吕梁山区返京，读悉来信及晚报，谢谢！我早估计是有了不同意见，否则怎能拖延近四个半月，这篇稿子我认为很有意义，至少美术界是特别关心的，如我早投《中国美术报》或《羊城晚报》，很快就会见报的。后来晚报迟迟不发，曾想索回改嫁，但考虑到丁聪同志又画了插图，太难为你了，故只好作牺牲的打算，并已收编入我的文集中。请将这天的报寄我几份。代问薛涌好。

吴冠中十九日

由上信可见，如果不是丁聪插图，吴先生恐怕早就把文章索回了。

我编辑“居京琐记”专栏大约三年时间，直到一九八七年秋天调离晚报。几年时间里，与丁聪的合作非常顺利。后来，《居京琐记》结集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成为我们这次合作的一个珍贵纪念。

为《巴金论稿》设计封面

在《北京晚报》期间，我与同窗陈思和合作的第一本论著《巴金论稿》，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出版。我特意去请丁聪设计封面。机缘巧合，二〇一五年巴金故居竟然征集到丁聪的《巴金论稿》封面设计原稿！

丁聪为《巴金论稿》设计封面肖像。

《巴金论稿》封面设计方案。

陈思和与我在复旦大学期间开始一起研究巴金，历时六年，完成《巴金论稿》，一九八六年出版，距今正好三十年过去。《巴金论稿》是我与陈思和出版的第一本书，对于我们，不只是学术的起步，未来写作的起点，重要的是，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伴随复旦校园的美好记忆，一直留存心中。

这些美好记忆，与恩师贾植芳有关，与我们两人相互信任、相互弥补的友谊有关。当然，更是与充满思想活力、文化活力的八十年代有关。三十多年过去，这种感觉，并没有消失，而是依旧强烈。再次看到丁聪的设计原稿，当年情景又在眼前。

丁聪与巴金也是有缘。四十年代，曹禺将巴金《家》改编为话剧，公演时，其海报便是由丁聪设计。八十年代初，他又为巴金短篇小说《月夜》插图。我们聊天时，他不止一次谈到对巴金提倡“讲真话”的敬重。我找到丁聪，说明缘由，他当即答应。

很快，丁聪完成设计，我前去取回。他画的是一幅巴金肖像漫画，他的笔下，晚年巴金低头沉思，传神地表现出写作《随想录》期间巴金那种忧郁痛苦的精神特征。

《巴金论稿》一九八六年出版，拿到书之后的兴奋难以言表。至今，我仍觉得这一封面设计，可谓上乘之作。

2005 年，在浙江嘉兴图书馆，陈思和（左）与李辉，在丁聪创作的巴金肖像画下与丁聪合影。

陈思和直到《巴金论稿》出版整整二十年，他才与丁聪得以见面。二〇〇五年十一月，在巴金去世一个月之后，巴金国际研讨会在浙江嘉兴举办，会议邀请丁聪夫妇、黄苗子夫妇、邵燕祥夫妇等出席。

会议期间，嘉兴图书馆举办巴金生平展，其中一件展品，便是丁聪当年为《巴金论稿》一书封面所画的巴金肖像。参观展览时，两个作者与封面设计者站在画像前，留下难得的一张合影。四年之后，二〇〇九年五月，九十三岁高龄的丁聪因病去世。这次见面，便成了陈思和与丁聪唯一的、也是最后的见面。

漫画，需要讽刺的力量

有三种文艺体裁，绝对离不开讽刺－－漫画、杂文、相声。就漫画而言，失却了讽刺，只剩下幽默，应该说塌了半边天，很难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如果连好的幽默都谈不上，仅有一点儿油滑与浅薄的俏皮，那么，漫画也就只能是“小家碧玉”，难有沉甸甸的份量，更无法形成恢弘气象。

少年丁聪的京剧速写。

少年丁聪画打麻将。

丁聪与热心读者们在一起。

画了七十多年漫画，政治讽刺与社会讽刺一直没有离开丁聪的笔，这就是他之所以能有恢弘气象的主要原因－－哪怕有时笔曾被扭曲，哪怕锋芒也曾被磨损。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发表漫画时，年轻的丁聪便学会了用批判目光观察社会。身处光怪陆离的上海滩，他与同时代许多漫画家一样，专注于描绘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勾画那些社会暗角的丑陋。

面对瘦弱的工人，大腹便便的老板，身后正将大把大把的钞票偷偷往抽屉里放，嘴上则叼着烟吐出一句话：“厂里实在一个钱也没有了。”——这是他在一九三四年十八岁时画的一幅漫画；大街上满脸刁蛮和专横的小流氓，与若无其事的妓女站在一起。－－这是《白相人与野鸡》的画面；一位舞女搂着外国老头跳舞，亲热地说：“我顶喜欢你老先生了！大林。”－－这是年轻的丁聪在舞厅现场观察所得。

丁聪最初显露出的这种社会讽刺的特点，在后来的创作中蔚为大观，它与政治讽刺往往密不可分，融为一体。成为他的创作中最有分量的作品。

抗战爆发后丁聪与宋庆龄。

就现实战斗性和社会震撼力而言，丁聪在抗战时期和内战时期的政治讽刺画，无疑最为突出，也最能反映出他的锐气。一幅《现象图》长卷，形象勾画出抗战后期的政府腐败和社会惨状。贪官、伤兵、淑女、官商、穷教授、沽名钓誉的画家……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现实生活真实的画面。三年后创作的另一长卷《现实图》成为《现象图》的延续。内战风云中大发战争财的中外商人、饥饿中的穷人、被迫上阵的炮灰……在丁聪的笔下，不同性质的人物排列一起，便成了那个时代的缩影。

丁聪漫画之一。

丁聪漫画之二。

丁聪漫画之三。

丁聪漫画之四。

当年的丁聪呼唤着民主和自由，对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有着天然的批判精神。一幅《无所不在的“警管制”》，把现实生活中的阴影形象地描绘出来；一幅《“良民”塑像》，以嘴巴被锁住、思想被当局检查限制、耳朵被收买的形象，辛辣地讽刺没有言论自由的中国现状；一幅《“公仆”》，讽刺社会的不平等，骨瘦如柴的民众驮着自称“公仆”的达官贵人们匍匐前行……

叶浅予致信丁聪寄去发还文革材料中的一张照片。

“文革”后，在谈到自己的漫画创作道路时，丁聪说过这样一句话：“革命之后，我发现有一些事可以讽刺，但有人告诉我，如果我要画漫画，不要去讽刺，只能赞颂。”这便是一个早已习惯了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自己的自由精神反映世界的丁聪，走进新时代的困惑。当然不限于歌颂功能，漫画一时间更是政治批判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漫画似乎还存在，但漫画家个人的独立思考却没有了踪影。演绎政策，空喊口号甚至不惜对被批判者进行人身攻击，这便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漫画这一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尴尬模样。在那些日子里，漫画的讽刺功能被扭曲了。

一九八五年，我陪同学胡平去采访丁聪，准备为他写一篇报告文学。走进丁家，介绍他们认识之后，我便很快就离去。我告诉丁聪，胡风刚刚去世，我要赶去看望梅志。丁聪说，他在一九五五年批胡风运动中的经历：“开始我和胡风还一起在怀仁堂开会，没过几天，他就成了’反革命’。我相信了，还画了不少幅他的漫画，后来才知道……这真不好……”他想说的话很多，但看得出，他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他摇摇头，脸上是内疚，是无奈。

一次我买到一九五五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批判胡风的诗集，其中封面选用了丁聪的一幅把胡风画为毒蛇的漫画。我把书拿去请他看，他皱皱眉头，叹一口气。沉吟片刻，他漫画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认识胡风，也熟悉，但迫于形势，我也随大流画了这张画。现在回过头来看，很痛心。丁聪 2005 年秋。”这一年，丁聪八十九岁。

一九八〇年关于丁聪漫画的审稿意见。

回首往事丁聪不能不为之沉痛。他没有摆脱漫画讽刺功能被扭曲的命运。他曾想适应新时代，努力不被新时代抛弃，但仅仅两年之后，他遭遇到与胡风同样的命运，和其他所有“右派分子”一起，也成了被漫画丑化的对象－－这便是中国文人陷入其中很难自拔的历史怪圈。

内疚与反省，留给了六十岁之后的丁聪。他重新找回了艺术家的自我，又挥舞起漫画的讽刺之剑。八十年代他创作的诸多主题鲜明、尖锐的讽刺漫画，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忧思，与巴金、冰心、萧乾、施蛰存等人的文字作品，方成等人的漫画作品相互呼应，一起构成了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时期至为重要的文化景观。

斯人远行，怀念相随

一九八五年丁聪致李辉书信手迹。

我收藏的 1996 年丁聪画展的请柬。

与丁聪、沈峻夫妇在一起。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离开《北京晚报》调至《人民日报》，一个年轻编辑与画家前辈的关系依然延续。许多年里，我和丁聪夫妇的交往从未中断。再后来，我们成了常常相聚的忘年交－－一起吃饭，一起喝咖啡，一起到上海寻访他的旧居……像他及身边的朋友们一样，我们也把沈峻称为“家长”。

我为丁聪编写过一本画传《画卷就这样展开》，收入“大象人物聚焦书系”。拿到画传，他在扉页上为我题跋如下：“编了一辈子画报，终于有人为我搞了一本画册。谢谢你，辛苦了！李辉。丁聪，八十有五。二〇〇一年秋，北京”。那天，是一次小范围的聚会，我请方成、谭文瑞、姜德明、陈四益、汪家明、杨进等友人也在书上签名。难得的是，高莽先生当场在衬页上为我画像，还写了一段风趣的题跋。想到当时情景，犹在眼前。

1957 年 1 月丁聪沈峻结婚之际。

2007 年新年，庆贺丁聪沈峻金婚，并祝贺丁聪生日。前排左起：郁风、沈峻、丁聪、黄苗子。

一次，去丁聪家，他们夫妇拿出几大本剪报。“你看这些陈年芝麻。不知塞在哪儿，早就忘了。”似乎不太在意，话也说得轻描淡写，但我能感觉到他们有意外发现的喜悦。

“北京小事记”－－这是专栏文章的总题。

一九六二年，丁聪以“右派分子”戴罪之身从北大荒流放回到北京。不久，他见到了老朋友龚之方。龚之方系老上海一位著名报人，当时他在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工作。一九六三年起，龚之方邀请丁聪合作，由他撰文，丁聪配图，在香港《文汇报》上开设专栏“北京小事记”。在两年时间里，他们联袂主持这个专栏，用短文和漫画描述当时北京的日常生活。

对丁聪来说，这一机会尤为难得。

没有什么比放下手中的画笔更让丁聪难受的。从三十年代初爱上画画而选择美术为终身职业之后，他从未忘情过画笔。走到哪里，画到哪里。抗战期间的流亡途中，他未曾放下手中的笔。即便成为右派被发配到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也没有闲着。偷着画，或公开画，都让丁聪感到生命的充实，感到精神有所寄托。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正是这些画，帮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使我恢复了自信和乐观。”

丁聪画北大荒宿舍。

在北大荒，丁聪画右派分子们住的草房和修水库的劳动场面，画印象中的当地农户与猎户，画劳动者的生活风情，画自己经历的故事……材料有限，他往往在牛皮纸上用白粉和毛笔画出木刻效果的作品，当年阅读美国版画家肯特的印象，重又活跃在脑海里，细腻的线条，勾画出人物的力度。他也用颜料画一些彩墨画，画面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

我曾写过一段关于丁聪的文字：“如果将丁聪一生创作的数千件作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无疑如同一幅历史长卷，记录着不同时代中国的社会现状。三十年代的上海滩、抗战、内战、抗美援朝、政治批判、北大荒劳改、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外，他所经历的不同历史时期，或多或少都在他的作品中有所反映，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丁聪是一位具有历史感的画家。”

现在来看，我的话不准确。在北大荒劳改与改革开放之间，还应加上“六十年代初”。无疑，丁聪为“北京小事记”创作的数百幅作品，在他的艺术发展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阶段。

丁聪画卞之琳《漏室铭》一文配图。

丁聪画吴冠中“宣纸恋”。

丁聪为曹禺改编的《家》画的招贴。

丁聪为画鲁迅笔下的阿 Q 。

丁聪为钱锺书《围城》设计封面。

丁聪为吉林卫视回家栏目题词。因为拍摄清明回枫泾扫墓，从此丁聪与故乡不再分离。

他将过去擅长的漫画、速写、封面设计等形式加以灵活运用，生动描绘出当年的北京风俗、社会场景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这些作品中所呈现出的特点，在文革之后的创作中他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更为突出的体现。譬如，我觉得他后来为老舍小说画的插图，以及大量文化人物肖像漫画，与“北京小事记”显然有着承继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四十年前做的所谓小事，对丁聪却又不能不说是他漫长生涯中的一件大事。

诸事均有大小。然而，何谓大，何谓小，往往又难以说清。其实，许多事情一旦在时间中流动，大与小也就随时可能相互转换。昨日之大，也许今日已显得不那么重要；而昨日之小，说不定忽然之间在人们的视野里显得竟是如此之大。

受历史条件和环境所限，“北京小事记”当然缺乏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全面、客观而深刻的反映，更不可避免地带有宣传色彩。但诚如专栏名称所言，作者是在用自己的眼睛和笔，记录历史大场景中的“小事”。今天看来，诸多生活琐事却包含着大量的历史信息，为读者和专家们解读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提供了丰富而形象的细节，这是文件和教科书无论如何也无法替代的。正如辛弃疾词中所吟：一丘一壑也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