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锤:一个乡下老人那里的历史

1989-06-04 作者: 李铁锤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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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乡下老人那里的历史

--作者:李铁锤

2013年十月六日那个晚秋的下午,86岁的老人来到我家二哥的门前,她说想与我78岁的母亲说说话,现在的村庄,人已不多,老人更不多,75岁以上的老姐妹就她俩了,老人是村庄第二老的老人,她的丈夫,91岁的老人,在劳作到90岁的时候,像突然散架的机器一样訇然倒地,瘫痪了,躺在土墙老屋里,等待最后的人生,然后进入永恒的黑暗。

晚秋金色的阳光照着老人面如蛇蜕的脸庞,里面的毛细血管隐隐可见,我知道,这是人体机能与岁月抵抗的最后一点力量,当一个老人的脸开始如蛇蜕,里面的毛细血管历历可见的时候,就是快要告别人间的时候了。



86岁的老人,按辈分我喊她大嫂,十二岁那一年成了孤儿,她的老家离我们村庄不远,就在西山那边的王家大湾,我十岁时从她的村庄前路过一次,那是小时候想去她村庄附近那个半山腰的榨油坊看稀奇,又想顺便偷点油渣饼解解饿。

她老家的村庄有两个东西给我留下了印象,一是满山水桶一样粗的松树,树干像直立的蟒蛇一样高耸入云,另一个还是与松树有关,村前塘坝上长着的一大排高大的古松,也很让我震撼,那一刻,古松映衬着碧绿的麦浪,我觉得这个地方比我的村庄富饶美丽,像世外桃源,在我的印象中,世外桃源一定有高大稳重的古松,有茂盛的庄稼。

三十年后,在老人讲到她是童养媳的时候,我又想到了我对她老家的印象,一个像世外桃源的地方,在想到这个世外桃源的地方时,我意识流地想到了两个画面:在这排古松下的田埂小路上,民国三十年,一个十二岁的童养媳走出村庄,在她走出的时候,她已经没有亲人;再过二十年,一个路过的饥饿青年终于支撑不住,栽倒在她村庄前面麦田的旱沟里,无声死去,那是一九六零年,他死去的时候,旁边没有亲人。

老人的父亲在老人几岁的时候,被拉去当壮丁,就再没有音讯,八十六的老人说,她的父亲肯定一上战场就成了炮灰。

老人的母亲在去世前,把她送给了一户人家当童养媳,母亲去世后,她自己的世界开始孤独,好在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具体落脚的地方是这户人家的厨房,十二岁的小女孩从此在那个陌生的家当起了佣人,那时的规矩,童养媳只能睡厨房,母亲把她送人的那一家穷,厨房里没有床,晚上灶台前的柴草堆就是她蜷曲睡觉的窝,也就是床。

谈到父亲消失,母亲早逝,自己12岁当童养媳,老人表情没有悲苦,像在回忆平常的往事,谈到那个姓何的干部时,老人有了感激的表情,老人说,很多童养媳都是在这个带着眼镜,性格温和的何姓干部主政的时候获得解放的,她说那天,何姓干部把一张盖着章子的纸交给她,说凭这个,那一家就再也不敢耍横,也不敢耍赖了。

老人说,刚解放时的干部很多是大户人家出身,会认字,性格好,能做大事的还是读书人。

老人十分流畅地背出了一首很长的革命歌词,歌词的开头是:“过去有话不能讲,过去有苦不能说;共产党来了让我讲,共产党来了让我说……”,歌词的大致意思就是共产党来了,让老百姓有了人身自由,有了控诉权利。我坐在老人旁边,从老人兴奋感激的表情中,我看不到意识形态的教化,老人的表情也没有教化后的愚昧,老人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感谢那个何姓干部,感谢共产党,让她获得了人身自由,让她十年来一直只能沉默承受的憋屈能直接说出来,就这两点,一首歌词让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妇记忆60年,就不奇怪。那一年,她正好21岁。

谈到已经没有印象的父亲,老人说:“好男是老蒋的,好女是保长的”,健壮的男人最先被拉去当兵,仗打到后来,没成年的男人,年老的男人也被拉去了;长得好看的女孩,那时候,不是被保长糟蹋,就是被土匪糟蹋,或者被流寇糟蹋。那时好看点的女孩子十五六岁就早早嫁人,就是怕被糟蹋了,好不容易养到十五六岁,一不小心被糟蹋,再美也不值钱,更难嫁人。

老人说,那些只会捏锄把的农民,拉去后,就猪羊一样往战场上送,没读书,不灵光,又没经过什么训练,只能当炮灰。很多人,一上去就迷迷糊糊被打死炸死了,后面抓来的壮丁就填土方一样,一批一批往战场上填。我老家那个地方,基本没有人参加红军、新四军,我想他们是看到了拉壮丁出去的人,很少有活的音讯,得出了“兵者,不祥之器也”的道理,当兵就要死人,就是炮灰。

在讲这个的时候,我的母亲说,要是在过去,你们兄弟四个,要拉去三个,只留一个。母亲说这个的时候,又突然来一句:“你兄弟四个一个也不会被拉去……”,拉壮丁的会绕开有势力的人家,有钱的人家也可以用钱来买通,穷苦家的男孩子长大了,与其当炮灰,不如当土匪,乱世也就兵匪祸连了。

那一刻,我突然悟到,土匪盛行,原来是不想去当炮灰,当了土匪,抢着杀着,人就邪性了,变成了真土匪。



老人说,民国20年,土匪就开始多了起来,开始的只绑票,守在要道上,抢劫、绑票,叫路人把手伸出来,手心没有老茧的就是有钱人,绑起来,叫家属来赎人,这个时候,穷人对土匪恐惧心理不强,商人、有钱人怕土匪。

在民国30年左右,土匪如蝗虫蔓延,分不出来谁是土匪,谁是百姓,谁是兵了。河南那边下来的流民白天是难民,晚上就带着黑色的只露出两个眼睛的“猪肚子帽”入室抢劫,很多本地的百姓也带上这种帽子开始在本乡本土上趁机浑水摸鱼,老人说,有时候,翻入你家,拿刀架脖子上的土匪,也许就是你的邻居。

人与人之间,那个时候,不再信任,也没有规则,人们白天见面的时候,都会猜测昨夜拿刀架自己脖子上的人,是不是面前说话的熟人。那时候,不是一个山头但相识的土匪也不再相互信任,见面擦肩而过时,故意装着话说不完的样子,面对面倒退着各自往后走,在估计走到了对方枪子打不准的距离后,再转身匆匆离去。

后来,流民干脆直接成匪,拉成队伍,扛着棒子、刀枪,直接白天进村抢劫,真正的土匪也加入其中,一些杂杆子队伍,白天是兵,晚上换装,戴上那种帽子像土匪一样抢劫,然后再在某一个白天,声称奉上峰命令,或不忍故土遭受如此劫难,将主持正义去剿灭土匪,要保长甲长催百姓缴纳粮草银元。

经常遭到月黑风高夜洗劫的百姓,开始把粮食藏起来,抢不到粮食的土匪就开始了“拉票”,直接把人捉了,押回山寨,丢个信,要家人拿钱来赎人,不来,割下耳朵,包起来送过去,再不送,就撕票。最残忍的做法就是把两棵相距甚远的树扳到一起,然后把“拉票”来的孩子四肢分别绑在两棵树上,然后,众土匪猛一松手,树的弹性,就让那孩子五马分尸一样,“刺啦”一声,成为两半,肠子、鲜血弹到空中,四溅飞舞。

受惊害怕不堪其扰的百姓,晚上就不敢在家里睡,老人讲,那时候哪能睡个安稳觉哟,一到晚上,就一群一群相互结伴壮胆,躲到山谷里睡觉,有婴儿、小孩的家庭,很难找到愿意一起去山谷躲避的农户。土匪还喜欢在凄风冷雨的夜晚来,百姓在这样的夜晚,更不敢存侥幸心理,只有不顾凄风冷雨到山谷里睡觉,那时候没有现在的薄膜、雨衣,躲一夜,大人、小孩、孕妇,都会浑身湿透。

我本族一个爷爷,本来有四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在这种躲土匪中,染上疾病死的。

老百姓躲到山里,土匪就上山搜,老人的一个舅妈,听到土匪扒拉树叶簌簌的响声,就紧紧捂住孩子的嘴巴,等土匪走后,发现孩子被自己捂死了。

在西山那边的一个观音洞里,老人讲,一千多人,包括很多学生,我忘了问清楚这些学生哪里来的,又为什么聚集到了一起,被土匪追得钻进了这个洞里。土匪像对待钻进洞里的兔子,在洞口架上柴火,又搬来风斗,把辣椒面往里面吹,外面是兴奋放肆的狂笑,洞里哭爹叫娘的声音一点也传不出来,这一次,土匪干完,尽兴而归,没有进洞,原来土匪只是为了好玩而已,后来寻找亲人的百姓,钻进洞里,发现尸叠枕籍,没一个活口。

土匪用这种方式杀一千多人只为好玩,听的人会觉得人怎么可能干这事,但我相信,并不是那个年代,土匪喜欢干这种事来寻求刺激,而是我知道,不求目的,仅仅为施虐而施虐带来的快感更强烈,如果没有内在生命敬畏与外在规则制约的话,这种施虐的嗜好,随时都会冒出来。

老人讲土匪的时候,母亲也说在这种土匪横行的时候,她一次差点饿死,一次差点被打死,一次被土匪网开一面,还有一次因为土匪,被姥爷狠狠扇了几巴掌。

我的姥爷读过一点书,然后在江湖中行走,是个马牛贩子,那次临走的时候,姥爷把一袋粮食埋在床腿地下的缸里,土匪来了,驾轻就熟地掀翻床,拔出粮袋扬长而去,饥饿无力的四个兄妹,饿到再也忍不住了,就去附近的村庄要饭,12岁的哥哥去要,没有一家人给,6岁的母亲,远远的不敢靠近人家的门口,第二天,饿得迷迷糊糊的四个孩子看到远处的山岗,一个人牵着一匹白马渐渐清晰。

那是姥爷,姥爷走进,发现自己四个有气无力的孩子,就知道粮食被土匪抢了,姥爷每次出门,都会计算出去的天数,留够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饿死的粮食。那次姥爷带回的稻谷,还没有脱壳,就先煮了一锅,母亲说,当时感觉很好吃。

那匹大白马牵回来后,12岁的舅舅带着他的妹妹,也就是我母亲,经常牵着那匹白马出去吃草,那天,远远看见山路那边过来了土匪,12岁的舅舅赶紧用棍子狠抽白马,土匪的子弹打得尘土飞扬,舅舅一会冲到白马左边,狠抽一棍子,一会跑到白马右边,狠抽一棍子,白马与舅舅、母亲跑着曲线,很快拐过了山坳,摆脱了土匪。跑曲线,那是姥爷教的,遇到土匪打枪,一定不能跑直线。

舅舅活到了八十多岁,舅母年轻时十分高挑漂亮文静,我总在想舅舅一个老实的农民怎么就找了舅妈,还让她心安理得陪舅舅在大山里老此一生,我总怀疑,舅妈是不是从良的女子找到了舅舅这个厚道温和的男人,舅妈今年去世的,舅妈就是没去世,我也不好意思去问询答案,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是不需要,或者不能去问答案的。

舅舅与舅妈没有子嗣。解放后的舅舅一脸弥勒佛的老实笑容,那个12岁的舅舅再也回不来了,在我有一次说舅舅太老实没有性格,不像男人,不配他高大个子的时候,父亲呵斥了我一句:要不是你舅舅呆在大山里种红薯,把红薯干一担一担送给你们吃,你们早饿死了。

网开一面的那次,母亲说起来也很惊险,那天,土匪从四面的山上水一样的泄下来,一下子就把村庄包围了,舅舅和母亲想跑也来不及了,先跑进去的人等不及两个孩子进去,厚重的大门哐当一声关上,舅舅和母亲两个孩子挡在了门外,一个土匪来到跟前,问舅舅姓啥。

舅舅说姓王,又问:“与王书仙什么关系?”

舅舅答:“那是我七叔。”

七叔是土匪道上的人物,亦正亦邪,有点影响力,那土匪就说:“你俩跟我走,我叫你俩跑的时候,你俩就使劲跑。”土匪把舅舅与母亲两个孩子护送到村庄拐角处,喝一声:“快跑”,“跑反”惯了的两个孩子心神领会,撒腿就跑,那一次,舅舅与母亲安然无恙,没有被“拉票”。

母亲挨打那次,才8岁,那天,姥爷在锅里蒸了大米饭,田里来帮忙插秧的人正在忙碌,这个时候,土匪来了,人们赶紧爬上田埂,往山林里窜,8岁的母亲,留恋锅里白花花的米饭,抱着门槛,非要吃一点再走,姥爷从田野里飞奔过来,几巴掌上去,“是想吃饭,还是想死?”,然后,一把捞起母亲,夹在手臂下,飞快地窜进山林。

土匪横行,躲到山谷里,上无片瓦,风吹雨淋,虫豸钻身,毕竟不是办法。老人讲,老百姓就开始建山寨,高筑城墙,有钱的买枪,有的是几家凑钱买一条枪,出不起钱买枪的,就出人,有了精壮的汉子,再有了枪,还有了山寨,对付土匪就有了底气。平原地方的百姓,无法建筑山寨,就直接成立“红学”、“黄学”自治武装,大的武装有四五百人。

有了山寨,人们白天干活,晚上就住到了寨子里,有钱的人在寨上盖上房子,一般家庭的在寨上搭建棚子,穷人就直接睡在寨子的空地上。

有钱的人家白天黑夜都懒得出寨子,出人出枪的人家,晚上有权利进去,什么都没有出的人,就不让进去。

开始也让进去,都是乡里乡亲的,寨主善心一发,人就蜂拥而来,一个寨子建起来,周边的人晚上都往里面挤,土匪就装成村民,混进寨子,夜晚再抄了寨子,场面残忍。

后来,没有出钱出枪的,守寨的人觉得是生面孔的,就坚决不让进了,那些进不来的人,想到睡在山寨外面附近,就会安全些,土匪很快摸清了这一点,直接到山寨外的野地上“拉票”,山寨上的人也只能干望着,或者放几声空枪,让自己良心稍微安稳一点。

三爷是保长,他对土匪不放空枪。我能记忆他时,已经是近70岁的老人,草原腾格尔长得很像他,三爷会使盒子枪,他与另一个当乡长的本族爷爷对土匪深恶痛绝,见到土匪,三爷总是刀枪相见。一个小麦快要成熟的夜晚,三爷没有上寨,与土匪遭遇,三爷飞快地掠过山岗,跑下山坡,想再窜过山谷跑到对面的山寨里,在我家老屋后面的田冲里,三爷跑到那块麦田对面的时候,回首对追他的土匪开了一枪,随即“啪嗒”一声,土匪在黑夜里寻着枪声回了一枪,三爷大腿中枪,三爷爬到山寨门口,用尽力气拍开寨门,报了名号,门一开,三爷就晕了过去。

年老的三爷总是住着拐棍,走路一抬一颠,夏天到塘里洗澡,大腿上一个深陷的洞,是枪伤。老人说,枪伤好后的三爷腿虽瘸了,但还及灵便,日本人来的那年,鬼子一进村,三爷就拄着拐杖,三拐两拐的,跃过村前的塘坝,进入了森林。那个时候,没人敢与日本人单干,只有国军与日本人干过仗。

我把土匪的枪法说到这么神,看多了小小说的情节与语言的人,会以为我是在编故事,其实这是真事。那时候的土匪,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钱来得快,有钱就有子弹,不像国军,更不像新四军那样爱惜子弹。

为了形成名头,达到一报名号,被劫的人就恐惧颤栗的效果,有了恐惧颤栗,被绑票的家人才会赶紧想办法赎人,有志向的土匪会苦练枪法,如果我说土匪的好枪法是这样练成的,人们又会不信。

老人说,枪法最准的是西山那边一个姓张的土匪,能骑在马上,隔一个山岗,说打你的左眼,就绝对不会偏到你的眉心。

老人说这个,我信,中国人能在一粒米上雕几百个字,他们干这类奇技淫巧的事,很有能耐,他们造不出精准的枪,但能把枪打得精准。

解放后,我母亲那边的一个弱智老表兄,我是小孩的时候,他就四十多了,他的母亲就是土匪。我谈到这个女土匪时,老人和母亲都说,那个女人可是个能人,过去是童养媳,受不了恶婆婆的气,逃了出来,就对人恨了起来,当了土匪,会双手使枪,还会骑马,谁都拿她没办法,可惜生个儿子是弱智,在解放前,家族人设计用这个傻儿子做诱饵,才捉住了她,沉塘,维护了家族的清白。

三爷与那个当乡长的爷爷,还得罪了一个叫张小海的独行土匪,独行的土匪狡诈,残忍,警惕性高,张小海的行踪捉摸不定,睡觉狡兔三窟,睡觉一般不睡床上,睡在高高的门垛上面,这样,偷袭的人难以发现,自己又能视野辽阔。

老人说,这个张小海个子不高,凶残得很,本族的二爷,一个老实的农民,一天从镇上回来,路过那七里黑松林的时候,在一个山坳里的水塘坝上,被一个矮小的土匪拦住,问他:“姓什么?”

二爷答:“姓李。”

又问:“李秋生是你什么人,李渊公是你什么人?”

二爷傻愣愣地答:“一个是我三爹,一个是我五爹。”

二爷话音一落,土匪抬手一枪,打在二爷脑袋上,二爷的孩子那时才几岁,这个故事我很小就听说过,86岁的老人又一次讲了这个故事。

老人说,二爷的脑袋碎了一地,二奶去收尸,像包掉在地上的碎豆腐一样,把二爷的脑髓脑浆用手一点点归拢,捧起来,用自己的衣服包了回来。

这个二奶,我在小时候还见过,木雕的脸,一看就是一辈子的穷愁,那时候她也70多岁,与我当过保长的三爷之间相互很尊重,那种尊重与亲情不是装的,这与我后来书本上说的,旧社会的官绅乡吏与老百姓之间完全水火不容,很有出入。她总说:“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每天有稀米汤喝。”,老人说这个愿望的时候,我觉得那也是我小时候的愿望。

这个叫张小海的土匪,最后还是被三爷他们围住,了结了他的性命。

谈到三爷,老人突然快乐地讲到了年轻时,三爷带她们一帮孩子去信阳看火车的往事,那时三爷是保长,她在讲到这个时候,我感觉到三爷突然变成了一个有点野性的大哥,带着村庄里一群没有见过世面小孩子去看稀奇。



老人说,我们老家,解放前,土匪、国军、红军、地方“红学”、“黄学”武装,在我们那里都有,折腾得相当热闹。后来,日军也打到了这个地方。诸路人马聚集在这片山谷河川中,他们都不种田,但都要吃饭,还要吃得比老百姓好,这就都需要从百姓口中夺粮,解放前,我老家那个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老百姓却苦不堪言。

在吃饭上,土匪直接绑票,国军直接征税,日军直接抢掠,红军就打土豪。各路人马的方式看起来不一样,最后其实都是要从我家乡的农民口中夺粮,红军杀富济贫看似好事,可被当“猪”杀的土豪又会再从农民身上找回损失,那时候,势力还很弱的红军无法监督土豪这样算倒账,家乡的农民在摸清这些道道后,对哪一路仙神都不感冒。

摩擦终于发生,正处青黄不接的民国30年初夏,“红学”“黄学”队伍像蝗虫一样越聚越多,这次回家,我才从老人那里知道,这些人主要是河那边吴家店一带的人,也就是河南人,这一带的人,解放后,都80年代了,湖北过去卖木料的人,只要落单了,就很可能木料被抢,人被打。在年关的时候,这里的村民,还会拿着钉耙、钩镰,钩过往货车上的东西,一次,师徒二人看不惯,就停车下来呵斥,双方打了起来,结果师徒二人,身上被戳了好几个窟窿,都死了,小伙子还有十几天就要结婚。

近二万人黑压压的聚集在一起,向我们村庄西山那边新四军居住的山坡进攻。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新四军开始子弹还是往空中打,他们怕真打死了这些本地的农民,也就与这个地界结仇了,与一个地方结仇,是搞革命的大忌讳。但民团却来真的,新四军也只好往人身上打。最后,只有几十人的新四军打开寨门突围,冲锋中,前面的缺口迅速撕开,后面的缺口马上合拢,在这样一开一合中,不断有人中枪栽倒,剩下的零星几个人钻进了西边的森林。

这次战斗我在一篇文章中谈过,老人谈到的另一次战斗我以前没有听过,这次是“红学”、“黄学”围剿土匪的战斗,其实性质上还是正义的,这种组织,在后来的定性上基本是否定的,这类战斗也就定性为黑帮火拼了,难以进入正史,口述也会被刻意回避。

这次武斗发生在一个叫“五棵松”的地方,就在我们村庄西边二十多里,老人说,那天,山坡那边的枪声像筛豆子一样,从早上9点左右一直响到下午太阳西斜,在残阳如血中,土匪溃败,“红学”、“黄学”的人抬着战死的兄弟,队伍蜿蜒不绝。远远围观看热闹的人,也各自余兴未尽的回家。

我问老人知道不知道西山那场战斗中,用苗刀把新四军营长连手枪带手一刀劈下来的那个人,老人说怎么不认识,那个人姓吴,就住在吴家湾,解放后念及其世代贫农,为笼络民心,只给其判了个中农成分。他当时先一刀劈下了营长的手,复一到把营长的头劈为两瓣。

对贫农的罪恶往小处淡化,是那个时候常用的做法,这与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往大处浓化不一样。

一次国军与日本人在西山里面的战斗,也是从这个老人那里,第一次知道,那一年,先是国军成群结队地往西山那个方向急行军,国军一过,日本兵就来了。

小时候,我只听说过国军与日本兵在附近镇上交手的往事,讲故事的人说,当年,军人像黑压压的麻雀一样掠过小镇,军民党的兵在前面跑,后面是日本兵在追,追的人不停开枪,跑的人不时回头还击,中枪栽倒的人,沉重的身子砸在土路上,尘土“扑哧”一声四处飞扬,再慢慢回落到尸体的身上。

老人说,日落西山,追击的日本兵,到了西山后,一个没有出来,国民党的部队在西山那个叫桃花涧的地方,布下了一个口袋,日本兵全部钻进去了,就一个没有让出来。

老人这一说,我想起了是真有这么一次战斗,我小时候,一个老人与父亲聊天时,谈到战争,他说自己在桃花涧那场战斗中受伤后,爬到一家农户的牛棚里躺着,早上来牵牛的农妇,一看里面有人,鲜血弄脏了她的稻草,就骂他,让他滚,说再不滚出来,就“一钉耙挖死他”,当年那个老人讲的原来也是这场战斗。

在这个叫桃花涧的地方,红25军与国军也在这里交手过,老人讲,那一晚,你跑我追的双方都累了。红军就住在前面一个村子,国军就住在下面一个村子,两个村里的距离只有四里路,如果那一晚,国军知道他们辛苦追赶的红军就在前面四里的村子里,一定会趁黑杀过去,就是这个没有杀过去,红25军翻过了桃花涧那个高耸的峡谷,第二天,红军留一部分人守在峡谷口上,与国军激战一天,再消失在茫茫大山里。

老人说,她在解放前,她差点跑去参加一支女子队伍了,在老人十八岁的时候,一支女子队伍从这里走过,在路过的地方,候鸟一样停留的时候,她们号召十八岁左右的女孩参加她们的队伍,后来,我从史书上推测,这支女兵队伍应该是红军的一部分,在西征中,在长征中,她们很多人死去了。望着活到八十多岁的老人,我没有说那支女子队伍,那些青春的女孩子们,很多没有迎来她们的而立之年。



与老一代的农民聊天,他们总要扯到饥荒、土匪,再就是老人会感叹:“那时候,你们不知道生产队的那些干部有多狠。”他们的一生,饥荒、兵匪,是留给他们生理与心理最深的印象,也可以说是最深的恐慌。

这种恐慌会一生伴随着他们的精神与记忆,也会遗留在他们的生理之躯上,乡下那一代老人的脸上,就刻着饥荒的痕迹,一生不会消退。这一点,我自己非常相信,我自己的生理上,有经验的人看我一眼,就知道是受过大饥饿的典型相貌:前额鼓起,天灵盖凹陷。

老人说,民国三十年,老家闹过饥荒,那一年,先是蝗虫黑压压地像夏天的蝙蝠一样飞过来,专门往庄稼地里落,往菜地里落,很快,庄稼就只剩杆子,留一地蝗虫的粪便。老人说,蝗虫过后,水沟里的虾米就特别的多,像水藻一样黑乎乎的在水洼里蠕动,一捞就是一碗。

我说:“那这样说,蝗灾在我们这水多的地方,也不是致命的灾难,多去沟渠里捞虾米,再晒干,那一年也饿不死人啊。”

老人说:“说得也是,只要不遇到旱灾,哪里会有荒年呵。都是人与人之间过不去,才闹成那样。”老人当然不懂得,就是大旱之年,国家调度有方的话,也不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蝗虫过后,北方的流民就过来了,这些流民白天是难民,晚上就是打劫的土匪,这我在前面提过。后来,溃败的逃兵也像蝗虫一样路过一茬又一茬,来了就明目张胆的要粮食,不给,就围攻,他们那枪,比土匪要先进,山寨、炮楼,根本招架不住。杂杆子队伍也白天是军人,晚上是土匪的乱抢,这些我也在前面提过。那几年,苛捐杂税又突然增加,大饥荒就来了。

大饥荒来了后,人就先变成了蝗虫,首先吃野菜,再就是吃榆树叶子,榆树皮,最后是榆树根都被吃掉了,后来就吃其他的树叶。

后来就成了啄木鸟,人们把榆树干,磨碎,当成面粉吃。

再后来,就成了蚯蚓,挖观音土吃,那种土,我小时候见过,一般裹在黄泥层里,像土猪身上那一层白色的肥油膘,细腻柔滑,也像揉好的面团,饿极了的人,就幻想这是面团,往嘴里吃,糠这东西吃到肚子里,还能往下蠕动,只是拉不出来,小孩子拉不出来,就小腹如鼓,大人就用细棍去肛门里掏,或者直接用手指去抠。观音土吃进去,会粘着肠子不走,这土没有一点营养,但能让人多活十天,十天左右,人就一个个憋死了,吃观音土憋死的人,只能把尸体仰放着,如果翻个面的话,就会像跷跷板一样很滑稽,那个鼓起的硬邦邦的肚子,就成了中间那个支撑的圆球,瘦柴棍一样的双腿,干瘪的脑袋细长的脖子,就成了跷跷板上面两端的横木。

到最后,就有了人吃人,人那个时候像狼一样,去刨刚埋的死人,割死人身上的肉,还像狼一样,盯着那些栽倒在路边,四肢仍在偶尔有一下无一下微弱痉挛的人,人还没死,就拿刀子去割大腿、屁股上的肉。史书上的记载,河那边的一个小女孩,有一天把自己的小弟弟煮熟了吃了。

老人讲,一家单门独户住在一个小山坳的人家,山坳里总是飘出肉的香味,人们循着香味进去,揭开锅一看,里面正煮着一对手掌,翻滚的水泡从僵直的手指缝里冒出、破裂,发出快乐的咕咕声。再掀开灶台前的大缸,里面腌着一缸人肉。

这种大饥荒在二十年后,又一次袭来。在来袭的前兆,大锅饭让村里的百姓首先训练了承受饥饿,老人说,有一次,饥饿无力的她,拿个一个大木盆去大食堂打稀饭,一盆可以照出人影的稀饭,就是一大家十几口人的中饭,老人当年还是青年,她两腿飘浮地端着这个大盆,一路饿得精神恍惚的往回走,一个土路上隆起的小石头绊了她一下,她一个趔趄栽倒,一声沉闷的钝响,稀饭泼了一地,当年还是小媳妇的老人,赶紧去舔那在清水中快乐游走的米粒,86岁的老人说,当年那一大盆稀饭里的米粒,她能数得清。

饿死人的现象首先发生在河那边,河那边是河南的信阳,也是那次大饥荒中国最开始饿死人的地方,也是饿死人现象十分严重的地方,老人说:饿死人在河那边五十里外的平昌最为严重,老人那时候,只有人际传播,村里的姑娘最多也只能嫁到五十里的距离,超过50里,媒婆再怎么鼓舌,庄户也不会把女儿嫁过去,再怎么饿死人,女儿回娘家,则是天经地义,公安设卡,也没法阻拦。

我想,老人可能最远也只能知道这个地方的情况,再远的地方,她不可能知道,那时候,大路小路有公安把守,不让人乱窜,怕形成流民。

这一次,有的地方没有饿死人,像西山那边的公社,只是肚子遭了很多罪,老人说:没有饿死人的地方,都是领导不胡吹,不挖空心思让上级高兴的地方。这些地方,领导在尽力保护在粮食少上交以外,还号召老百姓挖野菜,挖葛根,拣橡子充饥,领导尽力弄来麦麸、米糠、棉籽饼,还有榨油后的芝麻壳饼……,分给饥民,度过了那几年,说到饿死人,老人讲了两个人物,前一个让我尊敬,后一个让我怜惜。

前一个,就是老人提到的那个解放她童养媳身份的干部,那个何姓干部,那时候还是一个革命青年,他的家在离我们那里50里外的一个地方,是个大家族,何姓干部读书后接受了新思想,参加了革命,后来又回到了故乡这片土地,在那几年里,何姓干部尽力留存粮食,尽力想办法弄来麦麸糠饼一类本来喂牲口的东西,分给老百姓。他治理的范围,没有饿死人。这个干部在后来的“四清”运动中,出了问题,后来的文革,他的大家族背景又成了罪状,后来就在那几年里非正常去世了。

我想,何姓干部的心路历程很好解释,一个有良心的青年学生,怀着对黎民苍生的情感参加了本来以为能给黎民百姓带来幸福世界的革命,革命胜利后,他突然发现上面的政策,竟然会让自己管辖的故乡土地上的黎民百姓会饿死,这是他不能忍受的,这个时候,再多的理论与信仰,也敌不过让故土的百姓生存下去这一硬道理。

老人讲到何姓干部,我望着大白杨的树叶在金色的阳光下泛着光泽,我一下子想到了延安,那些四面八方奔过去的革命青年,又想到了那些出生入死,把死都不当一回事的上千将军,书上说他们当初都是怀着拯救民族,拯救国家,救民众于水火的崇高理想参加了革命,怎么在那三年,还有上面政策明显不对的时候,竟然万马齐喑?

后一个是个11岁的孩子,一个小女孩,也是老人的表妹,这事发生在民国荒年。那天,大人去干活,母亲让11岁的孩子给全家做晚饭,小女孩看到面缸里面只剩下一捧面粉,就刮起来,把那一点面粉用水揉成面团,烙成饼子,成型后是盘子一样大小的饼子。旁边的小弟弟想吃,小姐姐就给他吃,吃一点还想吃,小姐姐就再给,忍不住的小姐姐也想尝一点,两个小孩子就吃掉了一大半。

母亲晚上回来,看到那个残缺的饼子,把女儿狠狠打了一顿,说这一点面粉搅成糊糊汤,一家人还能对付两天,你这样好吃,这样不治家,竟然一顿这样弄着吃了,怎么一点算计没有?母亲边狠狠拍打着女儿,边想着家里没有了粮食,那手就下得越重。

母亲打完后,忙自己的事去了,挨打后的小女孩一路抽噎着,躲到门洞外独自抽噎,还没有吃晚饭的小女孩就慢慢疲劳睡着了,在初冬的晚上。

等午夜,小女儿的父母看到孩子还没有回来,就去找,哪里也找不到小女孩,天亮后,小女孩的母亲,父亲,还有村里的人,在村庄对面山坡下看到了小女儿的一个小手掌,还有一滩血迹,旁边荆棘灌木上零星的挂着小女孩带血的头皮,头皮上是小女孩营养不良枯黄的头发,那是狼争食撕扯时挂上去的。女孩的母亲一下子瘫在那里。

很多年后,老人讲,女孩的母亲还在深深自责,说自己的女儿好可怜,在临死前自己还那么狠狠打她一顿,其实这个错误又有多大呢?女孩的母亲说:自己打孩子时,孩子可怜的样子,伤心的眼神,还有那荆棘灌木上自己孩子带着头发的猩红头皮,总是交换出现她的记忆里,自己精神上苦不堪言。

我在那个下午听到这个小女孩的遭遇后,我也脑海里总是出现这两个镜头,在我脑海里交换浮现,让我忧伤。

我的母亲也知道这个小女孩的遭遇,老人讲完这个小女孩后,我的母亲说:不知道过去的小孩多可怜,那个时候,到处都是狼,一个小孩子就去村前的稻草垛里扯稻草,狼就来了,小孩子就用竹竿打,另一个狼就跑到后面掏洞,想从后面掏洞。

我母亲说的也是事实,村里那个刘姓的光棍,属鸡,1933年生,在他的母亲带着他流浪到我们村庄的后水塘时,走不动了,塘角正好有一个草垛,母亲与几岁的儿子晚上就窝在那里,第二天,路过的村民看到一滩血迹,灌木上有女人带血的头皮,一个肚子被掏空四肢被吃得只剩血骷髅的尸体。

谈到饥荒就会谈到狼,在二十年后的那场饥荒里,狼也多,父亲背着包去他下放工作的小镇,山路上,看到一个狼叼着一个孩子,父亲就吼,狼把孩子往地上一放,后屁股着地,蹲在路上,呲牙咧嘴对着父亲蔑视,那孩子已经被咬死,一动不动躺在狼的身边,这个时候,这个孩子再也不知道了怕狼。



我把一罐饮料给讲累了的老人喝,老人说,这甜水真甜,那是一瓶王老吉。老人喝甜水的时候,我发现老人没有牙齿了。

喝完了甜水,老人与母亲谈起了那个老队长,就是那个我在十岁的时候,用语言操了他妈的那个老队长,那个老队长已经死了几年了。

老人说:“这个坏人,老了也承认了,说不该阴别人的口食……”,乡下的老人容易原谅别人,一个人只要在他老时,承认自己曾经做错了一些事,说错了一些话,或者一个年轻人把过去的坏毛病改了,在村里文明了,他们就说这个人变成好人了。

这个老人在最后的几年里,也变好了,承认自己做的很多事不应该,就这一点而言,底层的有些坏人有勇气也有自省些。

“口食”是我那里的方言,就是别人的口粮,我觉得这个方言好形象,“口食”就是口中维持生命的粮食。说到阴掉别人的口食,我想到了那个冬天,队里的会计硬说我家的粮食已经分了,用这种直接耍赖的方式,想直接阴掉本来应该分给我家的两百斤粮食。

我问老人,他们怎样阴掉了你,还有其他村民的口食?

“阴掉你口食的办法多着呢?”,老人说这时一脸沧桑。当队长的,可以说你劳动能力不行,别人一天10个工分,给你定7分,这话他一个人说了算,他不想改,谁都改不了。

干活迟到了扣分,不卖力扣分,插秧插不齐扣分,挑粪时粪筐不装满扣分,挑的时候,洒到路上了扣分,干活的时候,偷偷回家给孩子喂奶,抓住了扣分,有月亮的晚上,放工经常要到晚上八九点,妇女们担心家里的孩子,偷偷溜回去看看孩子是不是都在家里,抓住了扣分,冬天里干活,看你部脱袄子扣分,队干部训你,你顶嘴,把他们顶急了,也会扣你的工分,……。

这个扣分,就可以手高手低,就可以分亲疏远近,还可以拿这个借机报复,老人说,这种憋屈又像她小时候当童养媳一样,无处诉说。

还有就是从往来账上给你加分,老人说,那个往来账还不清啊,让你欠的往来账越来越多,老人家孩子多,欠的往来账也多,往来账其实也是在变相阴你的“口食”。

这个往来账,队长、会计可以玩猫腻,给你一笔越来越多的糊涂账,往来账是老百姓欠生产队的钱,也就是欠国家的钱。

老人讲,有一天她的孩子问她:“我们家里怎么还欠国家的钱?我们家里没有向国家借钱啊,国家也没给咱家钱啊?”

老人当年对孩子说:“咱们家里劳动力少,挣的工分不够,你们又不能饿死,就要从生产队借粮食,就折算成钱,成往来账了,摊派给的义务工,家里劳力少,我与你爹又要挣工分,不能去,也折算成钱,成了往来账。”

老人那天讲到的往来账,这个账也曾让我在青年之前,一直相当不理解,我不理解是谁定的两个劳动力的工分只能保证两个孩子的口粮?还有,我们的父母劳动了,把粮食交给国家,国家再把粮食恩赐给农民,怎么还记上账,让老百姓利滚利以后还,可国家自己没有种粮食,这些,我当时都闹不明白。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父亲有一次,把我家的往来账数目说了一下,那数目很吓人,父亲接着的一句更吓人,还让我心情沉重,他说,这些你要毕业后还,我当时心里很不舒服,家里什么都不能给我,却要给我一出社会就一屁股的憋屈账,觉得未来的负担好重。好在国家后来一笔购销了这个鬼东西。

谈到这个往来账,老人又把话题扯到那个老队长身上,她说,挣工分得来的粮食,必须分,那是天经地义,怕的就是老队长、会计他们阴你的“口食”,这样一阴,一样的劳动一月,分的粮食却差别很大。

还怕摊派义务工时,把你安排到很远的地方,去干最累最苦的活,老人的丈夫派义务工时,好几年,都被派去修丹江口水库,离家八百余里。

用往来账这种方式借口粮时,也是很屈辱的事,老人说那个老队长,还有会计,总是挖苦她:“生的是一窝猪啊?那么能吃”,老人听到这话的时候,脸上堆笑,粮食掌握在他们手里,一村庄的人就都怕着队长、会计,不怕不行。后来,大学时,城市的学生说,他小时候觉得粮站的人最有权力,道理一样,“口食”掌握在人家手里。

望着86岁老人的满头白发,变小变矮后像小女孩一样单薄的身子,岁月沧桑的脸,我一边怜惜这个长寿的老人在漫长的岁月里遭受了多少磨难,一边又为她庆幸,这么多的憋屈磨难,还让她挺过来了,活到了八十多岁,这在乡下是很长的年龄。

我还有一点为她庆幸的心理,我不敢讲,怕这种想法阴暗,是咒骂老人。那就是我为这个老人的岁数高兴,都86岁了,终于到了快要离开这个让她一生享受苦难的人间了,那时候王侯将相与她就一样了,都变成了烟消云散。

那天,我还知道了小时候那些队干部的绰号,“猫头鹰”是这个老队长的外号,这是我从老人这里第一次知道的,老人还说,大队里那个总是在田头巡视大人们劳动的队干部,外号叫“喜鹊”,他总是在田边对田里劳动的大人们跳起来喝骂,就得了这个“喜鹊”的外号;我们小队里一个会计的外号叫“麻雀”,大队民兵连长的外号叫“炸拿子”(就是一种叫起来声音又高又躁的鸟,还爱打架,春夏的时候,总是能看到这种鸟像绞杀纠缠在一起的战斗机)。

“猫头鹰”在我老家人眼里,是一种很阴险的动物,不爱说话,但总蹲在暗处盯着你,冷不防给你来一下子,有时会发出阴森干燥的笑声。

老人讲,那时候,乡下也到处宣传着妇女解放,妇女也能顶半边天,男女平等,把女人的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与男人一样的地位,女人开始都还很兴奋。后来发现,这个平等就是要像男人一样干活,干活时,还不能回去给孩子喂奶,也要像男人一样去修水库,与男人一样在冬天里在生理期,也要脱下棉袄,甩开膀子干,要下到塘里挑塘泥。这个时候,这个老队长,还有其他队干部,就会眼神麻利地盯着劳动的人,他们的眼神会有选择地盯着自己想过意不去的人,然后呵斥,扣工分。

“喜鹊”在我老家是个吉祥的鸟,但这种鸟,喜欢在收割的耕田边蹦来蹦去,我小时候,就看到过这个大男人“喜鹊”在我们村庄农忙的时候,跳来跳去的样子,老人说这个瘦个子的“喜鹊”还是我们老李家的女婿,她说:可这个女婿一点也不像女婿,他巡视到我们这个村庄的时候,指责妇女们插秧插不齐,吼男人们干活磨洋工,一点也不讲亲戚的情面。

老人说,有一次,“喜鹊”弄得泥水溅了她一身,那天,他又在田埂上呵斥中年时的老人,还有其他妇女没有把秧插齐整,他吼,田里累得腰酸背疼的人懒得理他,没人听他的,他就跳到田边,把那个固定插秧绳子的东西,一下子拔出来,使劲一扔,“吧嗒”一下,那东西再落进水田,浑浊的泥水溅当年的老人一身,一身泥水的老人那一刻无声的伫立在水里,不敢做声。老人说,那个“喜鹊”自己不干活,就是在他管辖的七个小队,到处跳跃着呵斥人。

我主要只留下了“麻雀”会计耍赖不给我家分粮的那件事,老人说:这个麻雀看相热情,其实心思深得很,喜欢在老队长还有大队的干部面前,一个大男人把腰扭得像蛇一样,一会跑到左边,一会跑到右边献殷勤,在需要他说话的时候,就像麻雀一样喋喋不休,配合着红脸白脸。

“炸拿子”也让老人留下的印象深,下面一些“炸拿子”的事也是老人给我讲的,很多事以前我不知道。老人说:“人要是后面也长了眼睛就好了,可以前前后后看清楚。”

老人说这话,就与“炸拿子”有关。我家邻居的地主小老婆解放时见风使舵地嫁给了贫农老代表,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偏偏这个童养媳,又嫁给了一个地主的儿子,成了地主婆子,当民兵连长的“炸拿子”在斗地主的时候,老人就成了对象,在大年除夕夜,还让她的男人与其他的地主男性,去挖地洞。

“炸拿子”是爆脾气,喜欢用扣大帽子的语言训人,因为他发现用这种语言训人,被训的人很多时候连吱都不敢吱一声,还不如夜晚的老鼠。

民兵连长那时候是实权人物,乡下斗人的时候,是“炸拿子”最兴奋最威严的时候,老人说:“那时候,这种人不晓得多神气,连自己的爹娘是谁都不知道了。”

“炸拿子”的口头禅是:“再不老实,老子整死你”。“炸拿子”还总是很空虚,健壮又有权的人,空虚了,很可怕,首先女人就要遭殃,之后还会发挥他们权力的特点去寻求刺激。

老人说“炸拿子”喜欢斗人外,还喜欢捉路过村庄的盲流和觉得可疑的要饭人,抓住了先打一顿,再折磨着玩,有一个夏天,一个要饭的,他说人家是流窜的特务,把人家脱光了捆在村前的树上,头上挂个马灯,光溜溜的人身上很快一层黑乎乎的蚊子,像爬满蜜蜂的蜂箱。“炸拿子”不时兴奋地背着手踱过来,像看牲口一样,围着被绑的人转着看一圈,再把头像木偶一样上下移动,把被绑的人从头到脚阴阳怪气地欣赏一遍,偶尔也捡起一根棍子,在绑的人身上打几棍子,再用棍子去戳戳那人光着屁股的屁眼,戳那人耷拉的阳物,戳后又用棍子把耷拉的阳物挑起来,再棍子猛一抽,那阳物又无力的垂下,他再一棍子敲到人家的阳物上,那阳物最后就红肿老高。

那个被侮辱的要饭人,有气无力的走时,狠狠地说了一句:“老子会永远记住这个村子!永远记住你!”

老人讲,这个“炸拿子”的房子,也是靠村里成分不好的劳力出工出力建起来的,老人说这的时候,我想到了我父亲说的往事,他命令我的父亲参与他的建屋,他要求父亲晚上还要去给他挖土挑土,担水和泥,一次两次三次,父亲终于忍不住了,说自己得了眼病,晚上看不见,不能去帮忙,他阴阴的走了,过几天,父亲早上起来,发现窗台上有几颗黄橙橙的子弹,父亲赶紧把子弹捡起来,扔进村前的水塘,对谁也没有谈起这件事。

我这次把这件事对老人讲了,老人也认为那肯定是他干的,他家里有子弹。

老人说这个“炸拿子”怕一个人,我村对面那个村庄的老孙。老孙是个老红军,在文革的时候,乡下人也武斗,这个老红军组织了一个叫“红老总”的队伍,河那边的附近几个村子组织了一个叫“黑旗月”的队伍,一天,先是“黑旗月”的头带着人来砸了老孙的家,老孙回来后,带人又去把“黑旗月”头领的家砸了。砸去砸来,气就越砸越旺,就开始砸人,那时候的村庄就总有背着棒子的人,一群群气势汹汹的奔向我们的村庄,眼神像斗架的公牛,老人3岁、5岁、7岁的孩子,一看到这种队伍,就赶紧往家里跑,惊叫着报信:“妈,背棒子的人又来了。”

老人问我,知道村里的三爷不,他的儿子就是被背棒子的人打死的?我说当然知道,他有七个女儿,唯一的儿子在文革武斗的时候被打死了,这个我知道,具体怎么打死的,我不知道。

我就问老人他儿子怎么被打死的,老人很清楚这件事。三爷是地主,成分不好,唯一的儿子想表现自己的革命性,洗白自己的成分,那些人就利用他儿子的积极性让他在武斗中冲前面,逃跑时,叫他儿子断后,抵抗挥舞的刀、铁棍、鱼叉……,在一次断后中,他儿子一脚踩空,身子一歪,一把鱼叉就插到了他的肚子上,之后,棒子、铁棍冰雹一样倾泻而下。

这个被打死的小伙子,就是这个老红军乡团的部下,老人讲的这个老红军个子不高,我只近距离听到过一次他讲故事,他讲的那一次战斗发生在草原,刚战斗后的他们人员锐减,筋疲力尽,这个时候,天际黑压压的骑兵从地平线上漫了上来,云一样卷来,他说他当时腿肚子就软了,认为必死无疑。戏剧的是,骑兵跑到跟前,是自己的人。那一次,我就奇怪,怎么红军还怕死。

“这个老红军真亏了你父亲”,老人突然来了这么一句,我问为啥,老人说:“老红军解放进城后,看到首长们很多在城里新找了老婆,他一个兵也想换一个,不知道怎么还只是想法,就让乡下的老婆知道了,闹到单位,就被处分了,回家成了农民。”后来有了政策,他就找你父亲,帮他一封封写信,去找人,澄明情况,后来虽没有安排工作,但有老红军的待遇,每月有工资,也搬到了城市。



我起身去屋里倒水喝的时候,大嫂悄悄对我说,那个老太婆能说的很,咸的淡的乱扯,没玩没了,你跟她有什么可说的。

大嫂这样说,我觉得有点不应该,还觉得老人说的往事,后人真应该听一下。再说,老人到这个年龄,想找人说说,村子里现在除了我的母亲,她找谁唠叨呢。村里的人慢慢都走了,45户的人家,现在只剩下9户了。

人不走能有什么办法?老人说:“分田到户以后,农民辛苦种田,粮食算是够吃了,但不能种钱啊,那时候弄点钱真艰难,粮食卖不起价钱,还打白条。三粮四款又年年往上加,把家里的粮食都卖了,也不够,要钱的时候,大队干部,小队的队长会计像阎王爷催命一样,不晓得有多凶。”

“每年脱几层皮交够那三粮四款,家里的孩子哪还上得起学,你家里为了你读书,那些年多艰难,你妈勤扒苦做,受了多少苦。”老人这样说我读书的往事,我自己也知道,我在那个村庄读了高中后,村里的人就好像我一下子成了他们的仇人,总是说我的风凉话,说我不该读那个让家里掉几层皮的高中。

我有很多次,看见我的母亲在夏日下锄地、劳作,浑身汗透后,就走到塘里,蹲下去,把全身泡湿,再去田地里干活。

老人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对付办法,老人的办法就是把自己的七个女儿早早嫁人,嫁出去一个姑娘,就少一个人头款,还有人头款上面附加的其他款,老人的7个女儿都在不到18岁嫁出去了。

最后一个办法就是出去打工,打着打着,就不回来了,到南方捡垃圾的王老三一家一直还在南方捡垃圾,那一年回来,老人听说他一家在南方捡垃圾,老人认为那是很悲惨很下贱的讨生活方式,就劝他回老家种田,说捡垃圾不如回来种田,王老三说:“大婶,回来?呆在老家,我一年只能过年吃几次肉,我在南方捡垃圾,每周我至少能吃两顿肉,我回来能每周吃肉不?”

“年轻人在老家呆不住啊,过年回来,就那几天,屁股也像长刺一样,坐不下来,在村子里呆不惯,到街上的网吧一混就是一天,过几天屁股一拍就走了。”老人说到这里,表情无限感慨,也有对年轻人的嗔怪。

年轻人走了,慢慢把媳妇也带走了,村里就剩下了老人、孩子,最后孩子也带走了,人走了,家里的牛也处理掉卖了,村庄里主要就只留下了老人,连孩子都走得差不多了,你看,现在村里还有几个人?

前几年还有你大娘,你妈,我们三个老姐妹一起说说话,你大娘前几年也走了,老人说的大娘是我大伯的妻子。

老人说:“人老了不值钱啊,现在的年轻人一结婚就分家,不与老人一起住,你大娘老了,一个人住后山,有穿没吃的,病了也没钱治,身体一天天往下垮, 那次,我看她门锁着,就从窗子里丢了一砣肉进去,路上找到她,叫她煮了吃,过两天去她家,看到那坨肉还在我扔进去的地方,她根本没有煮,肉也臭了。你大娘躺在床上,一问,那天回来不舒服,躺床上两天没起床,也没有吃东西。”

我问老人:“那你与大哥现在吃什么,你与大哥还在种田吗?,大哥是个很能做的人。”老人说:“你大哥一直到快九十岁还在种田,去年底,一下子瘫痪了,就没有种了,现在吃的粮食,还有菜,就靠几个女儿给。”

“看到现在的田没有人种,真可惜啊,这么好的田斗荒在那里,过去哪有这事啊,弄一自己的田不是有钱的人家,哪弄得到?种人家的田,低三下四的,你看现在,人走了,田也荒了,首先是边边角角的田没人种了,接着远一点的田也没有人种了,再接着土质不肥的田地也没人种了,现在只有村前几片大块平整的农田,才有人种,现在留下来的人,种田也想省事,就把牛也卖了,买回了小手扶拖拉机耕田,你现在回来,你看村里一头牛都没有了。”

村庄的牛一头都没有了,这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想有一天,农村里那种黑毛的水牛这样下去真会物种灭绝,现在农村的黑毛猪就差不多灭绝了,农村养的都是那种白色的大洋猪,杂交的猪。

坐在院子里,看到对面光秃秃的山,过去那里都是黝黑的森林,我真感到乡村破败了,这个破败,是人走差不多了,森林被毁坏得差不多了,房子倒塌得差不多了。

留下的人也要想发财,整个农村,也像城市,对经济的崇拜高于一切,他们就把森林全砍了,卖木材,最后,村庄的人走了,森林没了,老房子垮塌了,水塘也干涸了。没有了人,古老的乡村文明也没有了。

老人说:“现在的村里太安静了,哪有人啊!小孩子连个玩伴都找不到,过去夏天,门口水塘都是孩子,塘水也满得很,清得很,有月亮的晚上,村门口一堆一堆都是聊天的人,小孩子也在月亮下疯玩到半夜,村子里那时候孩子叫,狗也叫,多热闹啊,你看现在,哪还像个村子。”

村庄里,没有孩子们玩耍的笑声,没有了古装戏,玩狮子,踩高跷、货郎担……,都已经成了远久的东西。

村庄的生命,在生的一头,几乎已经停止,在老去的那一头,不断老去。

老人们一个个离去,老人过去还有一些老姐妹可以一起唠唠嗑,随着岁月,一个个减少,现在就只剩下她与我母亲了,那天,在她家那堵墙边,我遇到她,我以为她是在那里晒太阳,再活动活动筋骨。她却说要去找我母亲,我问她找我母亲有什么事,她说,没事,人老了,就是想找我母亲说说话,她说,村子里就她两个老姐妹了。

老人一直坐到太阳偏西,老人说:“不能坐了,你大哥还瘫在床上。”

老人拣起那个竹杆拐杖,颤巍巍站起来,白发苍苍的头靠在竹杆上好几分钟,老人说刚站起来头晕,靠一下会好一点,老人自己觉得差不多了,迈开苍老的步子,开始往村庄里面,那一片残破的老屋方向走。

老人离去时,不是走二哥门前那个弯曲的土路,是从二哥房边那片多年抛荒的田里走过去的,那样会近一点,夕阳的剪影,开始落叶的大白杨,老人杂乱的白发,开裂的竹竿拐棍,残破无人的村庄断墙……

那一刻,我体会到了生命的老去,还有一个村庄的老去,村庄的老去就是村庄的人渐渐消失,村庄的房子慢慢倒塌消蚀,以它的上面没有人烟为标志。

作者信息: 江西师范大学传播学院  教师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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