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家新：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柳家新：我所经历的“红八月”
－－马萧采访、整理
整理人：马萧
受访人：柳家新
受访时间： 2014 年 11 月 10 日
受访人简介 柳家新： 1947 年出生於北京市西城区，“文革”期间系清华附中高三年级学生。 1968 年 3 月，作为“知青”赴新疆伊吾军马场从事农牧业劳动， 1974 年 5 月告别“知青”生涯从军， 2003 年从部队的工作岗位上退休。
马萧 ( 以下简称－－马 ) ：请谈一谈“文革”初期清华附中和您的基本情况。
柳家新 ( 以下简称－－柳 ) ：现在一般把“文革”开始的时间定在 1966 年，我那时已经 19 岁，在清华附中读高三，是在 632 班，当时毕业考试已结束，正准备参加高考，“文革”开始了。从初中到高中一共六年，加上“文革”，我在清华附中生活了 8 年。
清华附中是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当时的校长是万邦儒。清华附中本来是清华北大教职员工的子弟学校，从 1960 年开始面向全市招生，从 1960 年到 1966 年短短六年时间，就迅速发展成北京市重点中学。
其实在“文革”前两年，学校的政治动向就开始发生变化了，当时，学校要求班主任老师注意培养出身好的学生，开始引导学生走向社会性的批判。之前，学校和老师评价学生是不讲究出身的，一般只看成绩、看人品、看平时的表现，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简单关系。后来，强调了阶级路线和家庭出身。
清华附中的学生知识分子家庭和普通家庭出身的比较多，相比之下，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比较少。一般说，干部子弟的学习成绩不如知识分子和普通平民子弟，而且有些干部子弟平时的表现也得不到同学、老师的认可，因此，在选择班干部，发展学生入团、入党方面，往往普通家庭的子弟更多一些，这就给外界一种干部子弟受到学校排挤的印象，同时，这些干部子弟也开始对学校产生不满。
这段时期学生中出了几件比较有影响的事情，一是“娄琦熊钢打架事件”，娄琦出身于一个普通家庭，熊钢是高干子弟，为人挺骄横，不太尊重其他同学。在初中时，他和另一同学王双记也曾经发生冲突，王双记是工人子弟爱踢足球，身体很棒，他看不惯熊钢平时的作为，在得知熊背后向老师打小报告后，明知要受处分，还是在教室里当众打了熊钢一拳。事后熊的家人来学校找校长，很快王受到警告处分。
而这一次，熊钢和娄琦两人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打了一架，本来事情不大，但是，因为熊钢是高干子弟，加之当时高层对教育越来越不满，学校因此非常紧张，在处理的时候有偏向熊钢的意思，引起同学们的普遍不满。
还有一件事是“王铭入团”，王铭也是高干子弟，他通过关系转到清华附中。由于平时的表现并不太好，团支部在讨论他的入团申请时通不过，结果，他向上面写了一封告状信，学校领导感到了压力，赶紧把王铭发展入了团。
这种氛围在“文革”前慢慢地形成，大家都能够感受到，但还没有正式地搬到台面上来。进入 1966 年，学校的干部子弟就比较活跃了，他们通过自己的渠道了解一些内部的信息，比如毛泽东与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知道毛泽东对教育不满，主张造反，于是对教育、对学校领导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学校和老师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他们提出红色江山由谁来接班的问题，并且认为，父辈打江山，当然应由他们来坐江山，他们从小在革命家庭里长大，是天生的红色接班人。
马：请谈一谈“文革”期间您的个人经历。
柳：“ 5.16 ”通知出台标志着文革的大幕拉开，这些干部子弟 ( 也包括其它出身的观点相同者 ) 在酝酿了很长时间之后，终于开始走向政治舞台，他们将矛头指向学校党支部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校长万邦儒，他们认定，解放十几年来教育界的领导权，一直被修正主义分子所把持。他们表示，同学校党支部的分歧，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资产阶级争夺教育领导权的斗争。我不赞同他们的观点，我认为教育确实有问题需要解决，拥护毛泽东对教育现状的批评，赞成学生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而要生动活泼主动地得到发展。但我认为学校教育的主流是好的，是在逐步探索改革的，学校党支部不是修正主义黑党支部，持我这种观点的同学在 632 班是大多数。于是，双方就互相贴大字报，阐明观点，同时相互指责、批判。
6 月 1 日人民日报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的大字报，中央正式表明态度，鼓励学生起来造反，这极大地鼓舞了我校带头造反的干部子弟的士气。他们成立造反组织“红卫兵”，与维护学校一方的斗争越发尖锐激烈。此间，人大附中、四中、十三中等学校的干部子弟还跑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后来他们也成立了各种红卫兵组织。
由于毛主席和中央的支持，主张造反的少数干部子弟的观点很快得势，而我们被批为“保皇派”，说我们是维护反党反社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而校领导则是修正主义当权派。在汹涌的大潮之下，红卫兵成了弄潮儿，校领导成了被批判的对象。我们这一派学生被运动打懵了。有的开始紧跟中央，反思自己为什么会站错立场。有的联系五七年反右的历史经验，茫然不知真理所在。也有的内心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但不敢再公开论战。我当时就很迷茫，我们都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大家都积极努力上进，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了？还有，斗争的方式也是我无法接受的，这本来应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解决的方法应该是摆事实讲道理，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的，怎能随意去污辱他人的人格，动则谩骂，剃阴阳头，戴高帽子，然后拳脚相加，皮带狠抽往死里整。况且，校领导老师平时对学生都不错，从个人感情和道德要求来说，尊重师长也是起码的。
残酷的现实使自己感到那种认识太肤浅落后了，跟不上党中央的部署和革命形势，我们没有那些干部子弟觉悟高，斗争性强。很想通过“文革”，提高思想水平，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接班人。我曾经是学校的五好团员，又是班团支部的宣传委员，自然不甘落后。但很快我又感到实在接受不了红卫兵的所作所为，而且，他们是只许自己革命，不许别人革命的。
为了稳定混乱局面，党中央决定派工作组进驻各大中学校，大学的工作组基本上和老红卫兵 ( 高干子弟 ) 捆绑在一起，因为这些工作组是中央直接授意的，但派驻中学的工作组有点不一样，他们是由团中央派驻下来的，工作组成员大多来自基层团干部，他们的思想往往和普通学生的想法更接近一些，他们也斗“走资派”，但不赞同老红卫兵们的有些做法，但没想到的是，这些老红卫兵们根本没有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放在眼里。
开始红卫兵虽然闹得很凶，但还没有真正掌握权力。到了 7 月份，工作组被赶跑了。这些干部子弟真正掌权，斗争的形式和内容都发生变化，一是矛头不仅指向校领导，而且指向一般老师和普通学生，特别是所谓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二是由文斗升级到人身侮辱和暴力迫害。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之后，这种倾向更加严重起来。记得刚开始批老师时，有一次孔祥瑛老师走到教学楼前，有几个学生拦住她逼她吃路边拔的草，她是清华大学钱伟长的爱人，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特别忠诚于教育事业，对学生像慈母一样耐心爱护。她曾经是附中的校长，钱伟长被打成右派后，她成为一名普通教师，但大家仍然很敬重她。“文革”改变了正常的师生关系，红卫兵激发人们畸形的革命行为。当时孔祥瑛老师沉着脸，不说话，坚决不吃伸到嘴边的草，后来，这件事情也没有继续往下发展，可能是周围的学生也感到太过分了。到后来，一些老师被强迫在雨中挖排水沟，扔石头溅水，拳打脚踢的现象出现了。到了八月中旬以后，掀起了赤裸裸的暴力行为。有个高二的女学生被批斗后想不开，撞火车致残，还有一个女学生喝毒药自杀了。有一位年轻老师叫刘澍华，是学校团委的副书记，一天晚上和校领导一起被批斗，挨打很厉害，后来爬上清华大学锅炉房的大烟筒，从上面跳下来自杀了。
这几件事情在我们学校都是影响比较大的。我们班的情况比较特殊，保守派力量大，红卫兵势力单薄，所以，其他班的红卫兵们说我们班是“铁板一块”、“臭豆腐一块”。但也有挨过整的，不过不是在我们班上，而是在学校外面，在别的班里。张蕴环是我们班团支部的副书记，是班里的唯一党员，在中学入党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当时，清华附中入党的学生总共不过四五人，张蕴环是其中之一，包括比我们高两届的刘延东，她也是在清华附中入的党。张蕴环姥姥家出身不好，被校外一些红卫兵批斗，她受牵连被剃了阴阳头，听说还挨了打，她很坚强很理智，回到班里一如既往做人做事，大家也一如既往善待她。我们学校还有一位年轻老师叫陈书祥，我们两家都住在蓝旗营。有一次，以北大附中红卫兵为主的一些学生，听人揭发陈书祥的父亲历史有问题，就闯到他家把他父亲给带走了，关在北大附中一处地下室内，当天晚上就被活活地打死了。当时他恰好回家见围了许多人不知出了何事，被邻居赶紧劝走了，如果贸然进家肯定没有好结果，假如再态度强硬据理力争，说不定还会搭上一条人命！
那时，这些红卫兵们下起手来心狠手辣，根本不会和你讲道理，听你的申辩，他们自认为真理正义都掌握在他们手上。
我们班里红卫兵虽然没有在班里整过人，并不代表他们不想整人，而是因为手中没有足够的力量，那时节敢打老师、打同学、打社会上的所谓黑五类是最革命的表现。后来，他们借其他班的红卫兵力量狠整了我们班上的同学。 8 月 26 日上午，他们要我们班同学都到高 631 班去接受教育，大家呼呼啦啦地往楼下去。我当时有点奇怪，因为 631 班的红卫兵闹得是最凶的，我们去他们班接受什么教育，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因此，我拖拖拉拉的下楼，最后一个到达 631 班。果不其然，一班的课桌都弄到教室的边上，中间空出来一大块地，这是专门用来批斗的架式，红卫兵点一个同学的名，这位同学就要站出来跪下，然后，由那些红卫兵用军用的铜头皮带、脚下的军用皮鞋一顿猛抽猛踢。一些人则在旁边呐喊助威，那种声音是疯狂的歇斯底里的，有个女红卫兵甚至脱下自己的鞋子，抽被批斗学生的耳刮子。见到这样的场面，我扭头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我们班马东迪同学被红卫兵一巴掌把眼镜给打掉了，一脚踢得跪下了。我们班有位女同学，叫宣夏芳，性格刚强，她出身工人家庭，没有历史问题，曾经写过“大字报”，批判过当时干部子弟的观点，影响很大，所以，红卫兵们恨得她牙齿痒痒的，早就想找机会整她。这一次，她也被点名了，想借机批斗她，她怒目一瞪，说：“谁敢！”，结果，把在场的红卫兵都给镇住了，竟没敢对她动手。
当时，也点了我的名，但我已经趁机离开回家了。于是红卫兵派同学来找我，让我回学校。下午，我去了学校，这时批斗会已经散了，我记得有六七个同学跪在教室里写认罪书，他们身上的白衬衫都被鲜血染红了，其中有我们班的郑国行、徐经熊等。看管他们的红卫兵让我去写认罪书，我没有照办，到五楼阅览室看书去了。郑国行同学出身于“旧军人”家庭，他父亲最后是随傅作义部队起义的。他在文革中一直不赞成红卫兵的观点和做法，被殴打关押之后，也一直不屈服，坚决不认罪，不断写“大字报”反击批判红卫兵的言行。他到我们班前曾因病休过学，“文革”挨打中肝肾脏受损严重，后来下乡插队两年就出现大出血，住过 11 次医院，终致肝硬化转为肝癌，在 1997 年不幸去世。
八月份，整个学校和社会都充满了血腥和恐怖，红卫兵自诩为“红色恐怖”，又解释其残暴行为是由于当时北京发生资本家砍伤红卫兵的阶级报复行为，使他们被激怒。事实上，所谓资本家报复只是被抄家殴打的小业主家人有限的自我保护，所谓被激怒也只是一种借口和托词。红卫兵在“红色恐怖”中的行为充分证明：年轻学生的内心深处也有着违背人性的凶残基因。人们不能不思考：是什么使这些红卫兵变得如此疯狂如此丑恶 ? 这些行为背后的政治、文化根源在哪里？
八月份之后，社会上扫四旧打黑五类的风潮过去，这些红卫兵开始走下坡，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的父辈纷纷出了问题，他们也不理解了，变成自觉不自觉的保爹保妈派。毛泽东开始支持清华大学蒯大富为代表的造反派，大学红卫兵成为文革运动主力军。像揪斗王光美、围攻中南海、冲击各地党政机关，砸孔庙等，都是大学红卫兵干的，中学生红卫兵只是跟着他们走。
中学被批斗压抑的一派翻身了，出身黑五类的学生也尝到了平等的滋味，他们成立了各种组织也叫红卫兵，但没有像大学那样揪住工作组不放，深入挖后台，而是反批那些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斗争的口号仍然还是批反动路线批走资派，校长继续做检查，但是不打人不施暴了，而且主要在校园里活动，不在社会上为所欲为了。新红卫兵中不少人虽然挨过老红卫兵整，并没有回过头去报复那些整过他们的人。没多久，那些老红卫兵都借“串连”的机会离开了学校，或去了外地。
北京的中学红卫兵去全国各地搞“大串连”，更多的是游山逛水，我和几个同学出去串联两次，一次到长沙、韶山和兰考，一次到延安、重庆、武汉，兴趣点是革命圣地、英烈故地。除了到一些学校看大字报，不参加当地的运动。仅有一次在重庆大学看到有我校老红卫兵齐向东战斗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后，连夜写了批判这篇文章的大字报张贴在重庆大学。引起不少人关注，大字报上留下很多支持的评语，后来我们到武汉后，还见到转发我们的大字报。
“大串连”期间，吃、住、行全部是免费的，每个学生只要带张介绍信或身份证明都能领到“乘车证”，在各地的火车站，当地都安排了“革命师生”接待处，专门接待从四面八方涌进来的红卫兵，负责安排这些人的生活。
“大串连”给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在此之前，我虽然已经二十岁了，但一直没有出过北京城，不知道中国其他地方是一个什么样子，不知道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和表现，我们相当于作了一次免费的旅行，得以“经风雨，见世面”。
这段时间，老红卫兵逐渐被边缘化，产生了失落、不满的情绪，他们还曾经组织过“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发泄过对中央文革的不满，冲击过北京的公安机关。有些人被抓了又放了，有些人当逍遥派了，也不来学校了。也有些老红卫兵转变立场，和新的红卫兵组织联合，继续参加运动。像我们班杨文华、王淑梅等就参加我们组织一起批反动路线，大串联，复课闹革命。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说他们是最早反对中央文革，否定文革的。真能自我标榜，他们只是出于个人或家庭遭遇对中央文革某些成员发过牢骚不满，从没反过毛泽东制定的路线方针。真正有思想，敢于坚持真理，反对文革，反对毛泽东错误的人后来都被判刑或枪杀了，像遇罗克、张志新、林昭等等。
我们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央的路线和文革的一系列做法，虽然个别事情上有看法，但总认为是下面的问题，是枝节问题，是难免的矫枉过正问题。比如，血统论，打倒一切，武斗等。
大串联到 1966 年底宣布结束，但学校里仍然冷冷清清。 1967 年初，中学开始进驻“军训团”，由军队介入，收拾中学的无政府状态。那时我们都已经毕业了，但没有升学考试，也没有分配工作，个人的档案还在学校。所谓“军训”，其实就是“军管”，部队插手来控制学校。
当时学校的红卫兵组织林立，谁也不服谁，“军训团”就把所有的红卫兵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井冈山兵团”，这是仿效清华大学的井冈山兵团，成立了领导机构勤务组，替代学校原来由老红卫兵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我也是勤务组成员之一。
但这些都属于群众组织，代行权力，并不是正式的权力机构，实际权力掌握在军人手中。
1967 年，学生们又回到了学校，这时学校掌权的是老红卫兵之后的红卫兵。他们内部也有不同观点，后来又发生尖锐冲突甚至武斗。“中央文革”就这个问题连续在 4 月 3 日、 4 月 4 日下发了两个相左的文件，这就是中学“ 43 派”、“ 44 派”的来由。这一年，因为清华附中是重点中学，又是红卫兵发源地，中央需要了解情况时，常常让清华附中派代表参加，我就多次参加过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谢富治、戚本禹等人召开的会议。记得一次，陈伯达、谢富治、戚本禹召集三个中学的代表了解中学各派问题，还问我属于哪一派，我想了一下，说我属于不三不四派，其实，我到现在也不太清楚，“ 43 派”和“ 44 派”到底是什么区别。不管是“ 43 派”，还是“ 44 派”，当时都是紧跟党中央的，不过对某些具体问题，有的激进些，有的温和些。
1967 年初，我们班有几个同学还到下面去搞“步行串连”。他们去天津的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支持受压迫的造反派，结果，因为这些同学支持的一方势力小，而他们反对的那方势力大，所以就被扣押在当地不让走。有个同学回来找到我求助，我二话没说拿上一份中央给中学搞军训的文件，借了一辆破自行车，和那个同学骑了两百里地，从北京到蓟县去解救他们。那时还没有许多柏油路，大部分是土路、石子路，我们骑了一整天，到晚上才到达目的地，我找到村里面管事的人，说：中央有精神，学生必须回学校去参加“军训”，学生不了解当地的情况，不参与你们的运动。当地的人见我要带同学走，不再掺和当地的事情，所以就答应下来，第二天，我们一起回到了北京。
军训团抓的一件大事，是复课。各班开始上课，没问题的老师也恢复上课，但过去的教材不能用了，因为那是修正主义的东西，老师也心有余悸，也不知道应该教什么，所以军训团就临时安排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高年级学生给初中生讲课，试探着一步一步恢复学习。那时大部分学生都返校了，也有少数学生在外面串连没回，有些同学则去了工厂，自己选择去工作，工厂也不开工资，给你安排一个住所。我在学校也当过临时教师，给初三年级上语文写作课。
到 1967 年下半年，“井冈山兵团”各派之争越演越烈。有一次，他们相互打起来，一派在教学楼，一派在宿舍楼，中间隔着一个操场，相互指责、谩骂，用弹弓互射，我去学校的广播室，把两派的人都骂了一通，但没有用，制止不住，但当时还没有发展成大规模的武斗，不过已经有这种倾向，见面之后双方都想动手，图书馆、阅览室的书籍，实验室的东西，都被抢被砸被偷，没有人管，也不服管，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秩序建立不起来，连“军训团”也管不了，除了政治观点和思想路线分歧，我感到两派之争的实质，也许就在谁将来能进入校革命委员会这个正式的权力机构，谁能够控制这个机构的问题上。老红卫兵争的接班权，新红卫兵争的领导权，看来，无论什么革命，什么造反，核心的问题是夺权掌权！中学和大学一样，派性斗争到 1968 年夏天发展成大规模武斗，那时我已经离开清华附中，去了新疆。
我觉得“文革”及红卫兵在历史上的定位是什么？它的经验教训反映在哪些方面，应该有一个全面深刻的总结和反思。回避或简单的否定，不是一个严肃的执政党应有的立场态度。红卫兵奉行过的“血统论”、“天然接班论”、“阶级斗争论”、“暴力专政论”“无限忠诚论”等等，虽然遭到批判和唾弃，但并没有得到清算，依然存在复生的土壤，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态。“文革”发生已经快半个世纪了，亲身经历者越来越少了，我们有责任让事实说话，还历史本来面目。
马：请谈一谈您的“知青”生涯。
柳： 1968 年 3 月，我向“军训团”提出“上山下乡”的要求，之所以萌生这个想法，一是因为学校太乱，争权夺利没意思。还有，在 1967 年底，我们曾经欢送过一批赴内蒙插队的本校学生，这是清华附中最早的一批知青，当时我就觉得这种去向很好。那个时候，我们满脑子想的是哪里艰苦往哪里去，锻炼、改造自己，自食其力，报效祖国。
因为平时的工作关系，我与“军训团”一直配合得很好，军训团马凯团长不愿意放我走，曾给我两个机会，一是去解放军 1201 印刷厂，在北京有名额，另外，将来我愿意还可以留校。后来，新疆军马场招人，清华附中有五个名额，我觉得挺好，新疆是边疆地区肯定远，军马场养马很新鲜而且是军队单位。军训团支持了我。
出发的时候我有心理准备，知道那里的环境一定是很艰苦的。到了现场才知道，那里的条件远远超出了我的想像，一是天气寒冷， 3 月份北京已经春暖花开，而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在天山以北，流传那里“六月飞雪，八月降霜”。到哈密后，我们是披着棉被坐的敞篷大卡车，翻过天山的。二是居住的条件非常差，有一种叫“地窝子”，是往地底下挖出一个大坑，上面盖一层稻草或席子，屋顶开个窗子，就是居所，一到冬天下大雪，到处是一片白，根本找不到屋子，有时候骆驼经过这个地方，都会掉进屋子。当时，盖这种房子，有一个好处，主要是简单容易建、成本低。我们知青刚去时住的房子，四个角是用砖砌起来的，墙壁用土夯实的，这是当时军马场最好的房子。
军马场是 1954 组建的，当时都是军人，后来变成军队企业单位，既不是现役的部队，也不是当地的农牧民。最兴盛时，有一万多职工家属，分为四个大队，二十多个生产连队。全场 100 多万亩草场和耕地，生产连队与生产连队的距离有几十里地，除了养马，还种燕麦、油菜。放马地点不是固定的，随季节的变化，夏天，驻地周围种满了庄稼，就到几十公里以外的大山里面去牧马，要过几个月的游牧生活，带着帐篷出去，生活物资由连队派人用骆驼运到游牧地，这条沟里的草场吃得差不多了，就转移到另外一个山沟，等到山里寒冷了，农田的庄稼也收割完了，再把马群赶下山，回到驻地，在草原上呆半年。到驻地后，白天就把马放在草原上、山坡上，晚上回到马圈里，再吃夏季收割储存的青草，另外，还得给马喂盐、胡萝卜、豆类，种马还要吃鸡蛋。
当时放马是六个人一组， 1 人负责白天， 2 人负责晚上， 1 人负责做饭菜，轮替放牧、做饭、休息。遇上有种马的马群还是好管理的，因为种马会把自己的母马、幼驹都管在身边，因此，马群不会跑散，哪怕是两三百匹马，都不用太担心。但如果是马驹子、骡子群，哪怕只有一百多匹，都很难管理，因为它们会四处跑，另外必须防狼，我们都是随身带枪放牧的。
处于牧马第一线的同学都吃了不少苦，特别是女同学，“知青”刚到的时候，连上马都难，不熟悉马性，遇上性格不好的马匹，它不让你上马，人骑上去，它左蹦右跳，会把你从马背上摔下来。有时候，它在奔跑的过程中，突然之间来一个急停，骑马的人就会从马背上飞出去。还有，不时有人被马蹄子踏伤。到了冬天，牧马人要穿厚厚的毡鞋、羊毛裤、羊毛大衣，戴羊皮帽，光这副行头就有二三十斤重，遇到下雨天，会有五六十斤重，连马蹬子都很难踏上去。
夏天，在大山里放牧，住的是帐篷，做饭取暖必须生柴火，上半夜一般能维持温度，但到了下半夜，帐篷里就变凉了，如果遇上风雪冻醒了，就起来烧火，如果懒得动，就得忍住寒冷。冬天，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过，室内有用砖砌成的“火墙”，炉子里烧的高温气体在“火墙”里，能够保持室内的温度。军马场的生活要比当地老百姓好，因为粮食都是由部队直接供给，而且大米、白面等细粮比较多，此外，还自己还生产牛、羊、猪，肉类也有保障。
军马场的人口来源，有几个部分：最早一部分由部队的军官、士兵构成；后来变成企业，一部分来自当地的农牧民，经过政治审查吸收的；一部分来自转业的官兵，在 1957 年“反右”之后，东北有十万转业官兵，有一部分人从黑龙江转到新疆 ; 还有一部分是内地的农村青年，这里面，有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农村“支边”青年，一部分是三年“大饥荒”期间从内地进入新疆的“盲流”，其中有生产队长带着老老少少自流来的；另外，还有少量大中专毕业生。民族成份的构成也很复杂，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
我们北京一共去了 100 多名知青，刚去的时候，集中在一起劳动，先适应那里的环境，修水渠，我们的连队被称为“红卫队”，半年多之后，被分到各个连队，大的连队分十多个知青，小的连队分五、六个。
当时，我们都没有什么怨言，就是服从党的安排，我在那里做过牧工，干过农活，后来调到场部政治处搞宣传。
刚去的头几年，我的想法和多数知青一样，都是志愿参加边疆建设，和工农结合接受再教育，扎根马场一辈子。那时我们有个口号“活在马场，干在马场，死了埋在松树塘上”。当时，我们和当地的农民相比，生活要好很多，有固定的工资，每个月包括地区补助有 30 多块钱。因此，我们都比较安于现状，比较满足，唯一的不足是离家太远，但有新鲜感。而我比其他知青则更幸运一些，我在生产连队只干了一年多，就到军马场机关工作了。还有，我们和维吾尔人生活在一起，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例如婚庆，库尔邦、肉孜节，赛马、叼羊、姑娘追等。维吾尔人待人非常热情、诚恳，你只要看见他们的帐篷，只管进去，他们一定会给你沏奶茶，切烤馕，家里如果有奶皮子还会给你加一点，这是最基本的待遇，如果家里还有好东西，也会给你吃，这是和在北京时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当时，以知青为主组建了文艺宣传队、篮球队，经常到连队和附近单位演出、比赛，给当地贫乏的文化生活带来很多亮色。
我们这些知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有精神上的追求，爱学习，爱读书，爱收听广播，但是在新疆的边远地区，能看到的书很少，而且像《牛虻》这样的书都属于黄色书籍，禁看的。打开收音机，外国电台主要是苏联的莫斯科电台、美国之音和台湾的电台等很容易收到，都是用中文广播的，有的知青一听是这些节目，就马上把广播关掉或者调换频道，因为这些电台都是“敌台”，收听是要犯错误的。也有的知青胆子大，好奇心强，私下里收听过这些电台的广播，有位同学叫李维建，他是人大附中高三的，被人揭发偷听“敌台”，受到了惩罚，农工普遍调级的时候，不给他调，还把他从医院调到了条件艰苦的水利队。多数人生活的还算比较满足，有滋有味。 1969 年北京 6 名女知青成立了巴里坤草原第一支女子放牧班，以后陆续组成包括乌鲁木齐知青和马场子女的女牧马班，受到广泛宣传和赞扬。有的知青还在马场结婚生子安家落户。
这种状态持续到 1971 年，有些知青开始离开军马场，他们或者是工作调动，或者是当兵，或者是上学，总之，以各种理由走了，开始时，我们还批判他们是逃兵，不能在艰苦的地方扎下根来。但他们的陆续离开毕竟挑战了我们曾有的信念，大家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真的要在这里呆上一辈子吗 ?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林彪事件”，还有“五七一工程纪要”，这对我们所有人更是一个极大的心理冲击， 1969 年开“九大”的时候，林彪还红得不得了，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林彪就出事了。一直以来，我们对毛泽东是无限崇拜的，特别是文革后，早请示、晚汇报，连我们在外牧马进行交接班时，都是虔诚地面向东方，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天天如此。而今，林彪也成了反党反革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走过的路，我们信仰的那些东西都是正确的吗 ? 我们不得不开始重新思考以后的道路该怎么走，毛泽东那种神一样的地位在我们心里慢慢开始动摇。
从 1972 年开始，军马场推荐“工农兵”上大学，以后是通过考试上大学，一些人从我们中间离开了，去了内地，回了北京。再后来不断有人调走返城，剩下的知青越来越少。 1969 年、 1970 年乌鲁木齐到军马场两批知青，一共有 500 多人，两三年时间，基本都走了。这种情形冲破了我们头脑中的固有观念和决心，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心中的疑惑已经不是需不需要继续扎根的问题，而是在思考文革，思考上山下乡，思考中国的未来。
我离开马场完全是出于偶然，因为搞宣传经常写材料，我有机会参加上级机关召开的一些大型会议，接触到上面的人，知道军马场有几个写材料的，还是北京的学生。当时，北京总后勤部要组建一个工程指挥部，驻地在青海格尔木，负责建设到西藏的输油管线，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的。青藏高原是比新疆更艰苦的地区，这条管道 1973 年开工，我在 1974 年被调入这个指挥部，我便以这种方式被应召入伍，告别了知青生活。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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