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小戈：母亲出殡那天 我拒绝与父亲同行
母亲出殡那天 我拒绝与父亲同行
－－作者：止小戈
2018 年 8 月 4 日，我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老照片，我想找到照片中的三个人。
这张照片静静躺在我的书房二三十年，我从没有这么仔细看过。照片中的他们，是那么年轻。
特别是左下角的一位，五官精致和现在的偶像青年一样，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他是我的亲生父亲，尽管我从未叫过他一声： “ 爸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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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的爸爸妈妈是根正苗红的领导，做为家里的独生女，爸爸妈妈也很爱我。但说不上什么原因，似乎我从小缺乏和爸妈撒娇的能力，倒是家里照顾我的外婆和常来的姨妈让我感觉很亲近。
记得每次姨妈来都要给我洗澡洗头，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把平时省下的甜点拿出来，看着我吃，眼神中流露的关怀，让我很轻松自在。
爸爸妈妈都没有画画的基础，但不知为何我对画画似乎极有天赋。小学毕业我就被特招保送到专业学校学习美术，每个月领着 11 元的工资。当时入厂的学徒工每月才 8 元钱，所有亲人都以我为荣。
那时我 13 岁不到，因为要住校，平时很少能回家。偶尔回去，也不会像正常孩子一样，和爸妈亲热。我在长辈面前表现得越来越懂事，越来越乖巧。
我（后中）和我的爸爸妈妈
1970 年，我才 19 岁，刚刚提前毕业分配了工作，妈妈就着急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未婚夫是个军人。
那时年轻人都下乡当知青，能像我一样留在城里工作的很少很少，我内心不愿意那么早进入婚姻。但从不敢对爸妈说反对意见的我，默默接受了这门婚事，接受了远方从未谋面的未婚夫。
只是没想到这段突如其来的婚姻，不仅没有所谓的浪漫，还带给我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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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未婚夫是军人，我们的婚姻要经过严格的政审，政审报告显示：我是领养的。
我叫了 19 年的爸爸妈妈竟然不是我亲生父母。我的亲母是偶尔来看我的姨妈，而亲生父亲是个历史反革命，正在监狱服刑。
另外，我还有两个妹妹也过继给了别人。现实让我目瞪口呆，但我却连哭诉的地方都没有，我把自己关在房间，谁都不理。
威严的养父生气了，气愤地说： “ 你一个反革命子女，没有我的大红伞保护着，你就会读不了书，就会没工作 ……”
在养父震耳欲聋的话中，我内心突然无比惊恐无比卑微。我恨我的亲生父母，我不知道他们为何生下我又不要我，我一点不想被领养。
但养父说得对，没有他们我什么都不是，我还有什么好任性的？我乖乖听从了他们的安排。
未婚夫从部队请了婚假回来，我们才见第一次面，话都还没说上几句，就结婚了。三天后，因部队要马上出发到老挝参战，新婚丈夫被紧急召回部队，上了前线。
丈夫在老挝前线
在和丈夫聚少离多、牵肠挂肚的日子里，我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开始学着做母亲。
有次我去看望生母，对于我们的母女关系我们一直闭口不谈。我依然叫她 “ 奶奶 ” （重庆方言，有奶妈的意思），她依然对我关怀备至。
在她家里我见到个陌生男人，有些苍老，收拾得还算干净，说不上喜欢但也讨厌。他仔细看了看我，对我认真说： “ 以后你要对奶奶好点。 ”
我一下很恼火，心想你是谁哟，凭什么安排我的事。
不久后，母亲来见我，说那天在家里见到的就是我的亲生父亲。他现在已经出狱，一个人孤苦无依，想复婚将来有个照顾，母亲特别来征求我的意见。
我一听，不假思索拒绝了，对母亲说： “ 就算你现在过得不快乐，你也要在他面前假装幸福快乐。他对不起我们和我们家，你要与他复婚，我们就断绝一切关系！ ”
我说得那么坚决，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母亲默默看着我，眼里充满泪光，里面有哀求、绝望和痛苦。
见我那么坚决，母亲只能默默离去。
1979 年， ZG 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全面复查，把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的错误结论改正过来。 1980 年 5 月 8 日，平反右派的工作告一段落，曾经被划为右派的 55 万人，绝大部分平反昭雪。
拿到平反通知书的父亲兴冲冲跑到我的单位，告诉我他平反了，他是无辜的，他不是坏人 ……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过去没有任何外人知道我是领养的，更没人知道我是因为亲生父亲坐牢才抱养给别人的。这些恰恰是那个时代被人鄙视的。
办公室的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和突然多出来的父亲，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耻辱和无地自容，冲口而出： “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 ”
说完转身走进办公室，把门使劲一甩，门 “ 砰 ” 一声重重关上了。我跑到一个阴暗的角落坐下，眼泪哗哗往下流。父亲却在办公室门口，目不转睛的盯着紧闭的房门，默默地呆站了很久，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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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成长的教育体系中，劳改犯就是不可饶恕的坏人。尽管父亲已经平反，但我依然要与他彻底划清界线，而且越彻底越好。
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以有这样的血缘关系而深感痛苦和耻辱。两位老人感受到了我的敌意，再也不敢提复婚的事，也尽量避免同时出现在我面前。
不久，郁郁寡欢的母亲因车祸去世。我是长女，尽管我从未叫过她一声 “ 妈妈 ” ，但我从小都感受得到她的爱，担心养父母多心，我们三姊妹决定偷偷给母亲办理后事，没有通知任何人。
三姊妹相约在安乐堂为母亲守灵，守到半夜，寒风从外面吹来，三人害怕的挤成一团。最后，年纪小一些的三妹实在受不了，拨通了同学的电话，同学又约来另外几十个同学，大家开来几十辆车停到安乐堂外陪我们。
我们三姊妹
尽管我们对外严密封锁消息，但父亲还是知道了。出殡那天，他很早就赶到殡仪馆，扶棺痛哭。
当时，我们依然坚定地认为他是坏人，根本不能原谅他，也无法理解他此时此刻为何那么伤痛？
待到出殡那一刻，我们陆陆续续上了车。当步履蹒跚的父亲也准备上车时，我毫不犹豫拒绝了和他同行。
透过车窗，父亲那哀求的眼神并未打动我，一个坏人怎么会有真的感情呢？他就是在演戏，我拉上车门，绝尘而去。
父亲在寒冷的晨风中，一个人孤零零的站着，目送我们离开。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盒暂存在殡仪馆里，准备择吉日再入土为安。但没想到，父亲却偷偷把骨灰盒接回了他空荡荡的家。
等我们找到他质问时，他说母亲最需要他时他在牢里，没能好好陪她，现在他要每日每夜、每时每刻陪着她。
我心想这个人疯了吧？
处理完母亲后事，我终于静下心来整理母亲的遗物。只见箱子里藏着一大摞泛黄的信，全是父亲写的。那些从监狱里发来的信件，纸张早已泛黄，但每一字都是相思，都有真情。
我是女人，我的婚姻是养父母包办的，我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恋，但我能感受能体会。我突然很困惑，父亲这个坏人，为何会是母亲的挚爱？
4
后来，父亲把母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我们三姊妹不得不前往扫墓。很多陌生人跑来感谢我们，说他们都是母亲接生的。
我才知道原来母亲是个医生，爷爷是当地德高望重的镇长，膝下三个儿子也是各有出息，小镇上一条街的商铺都是爷爷家的。
父亲叫胥志刚，据说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画画、弹琴、还写得一手漂亮的书法。两个妹妹经常说我，你从小爱画画，一定是遗传父亲的。
尽管我不愿意，暗地里也不得不承认基因的强大。我对父亲虽然没有记忆，但 6 岁之前他一定也是给过我绘画启蒙。
1957 年，轰轰烈烈的 “ 反右 ” 开始，父亲时任重庆百货公司的宣传干事，在单位既受重视又遭人嫉恨。
在一次科室人员到基层参加劳动时，父亲看见一个售货员在撕红缎，随口说撕红缎的声音就像纸老虎发出的声音。有人说那是做五星红旗的红缎，向组织上揭发父亲有反动言论。
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大家为了显示自己的革命热情，都积极投入到揭批父亲的斗争中来。人人口诛笔伐恨不得将其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令其永远不得翻身。
在突如其来的批判中，父亲为了尽快过关，少受皮肉之苦，他一次次写检查，却又一次次被退回，说避重就轻，不深刻，没有挖出产生这种反动思想的阶级根源。
审查者继续问父亲： “ 是否有海外关系？ ”
父亲如实告诉： “ 有个哥哥在台湾。 ”
审查者追问： “ 在台湾干什么？ ”
父亲说： “ 当兵 ” 。
审查者终于如获至宝对父亲说： “ 原来是个国民党反动派！这就是你顽固站在反动立场上的根源！你不仅是个现行反革命，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 ” 。
于是，父亲被送进公安机关，投入大牢。
那时我 6 岁，两个妹妹一个 3 岁，一个刚出生，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组织找母亲谈话，要她站稳阶级立场，要她揭发父亲的反动言论和里通外国的反革命罪行，并要求她与父亲划清界线。
为了使年幼的我们免遭牵连，母亲无奈之下只有与父亲离婚，并把我们三姊妹分别送给三户人家抱抚养。从此，我们改名换姓，母亲不再让我叫她妈妈，父亲也从记忆中渐渐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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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同情母亲，可怜她这一生悲惨的遭遇，我想既然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现在她走了，那我应该替她照顾他。
我请人去打扫了父亲的家，把他的破烂家具统统换掉，还给他找了做饭的阿姨，甚至他过生日，我也会让他把朋友都邀请来给他祝寿。
大家都说他好有福气，有三个孝顺的女儿。但只有我心里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不带任何感情，更不会有父女之情。
父亲在我们面前总是很卑微，单位返聘他回去守仓库，每次只要一发礼品他就偷偷拿来给我，想讨好我，但我一点不领情。
八十年代中期，父亲将一个文质彬彬的老人领到我们面前，父亲告诉他， “ 这就是你的三个亲侄女。 ”
老人情绪激动拉着我的手，嘴唇不停地颤动着半晌说不出话来。突然，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老泪纵横说：
“ 我害了你们一家人，我对不起你们！我害你爸爸为我坐了几十年的牢，你们也不能认祖归宗，我是罪人，我是罪人！我对不起你们！ ”
我们被突如其来的这一幕惊得不知所措。这个我心中的台湾特务，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老人。
抗战爆发时，正在读书的大伯受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在长沙、在衡阳，他和那些年轻的中国士兵一起冒死抵御日军。
抗战胜利后，大伯满心欢喜准备回家与亲人团聚，但另一场战争又开打了。 1949 年，他随部队去了台湾，从此大海隔断了家乡的音信。
他的两个弟弟，我的父亲入狱，我的小叔丢了公安的工作。
大伯终生未娶，他经常梦到家乡的父母兄弟和他的未婚妻。每当夜深人静时，大伯总会情不自禁地轻吟《望大陆》：
“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天苍苍，野茫茫，山之上，国有殇。 ”
回到故乡的大伯想到他父母的坟前磕个头，可坟早已在浩劫中被人铲除了。大伯只得对着荒草丛生的山坡跪下，缓缓地磕了三个头，干涩的眼里早已老泪纵横。
自此以后，大伯每年都要回到重庆，和我父亲住上半年。重庆的坡道上，人们常常看到两个白发老人拄着拐仗，佝偻着身躯一起去散步，一起去买菜。
那时候我的工资才几十块，大伯每个月拿出 500 元作为父亲的生活费。他们不缺吃穿，只是孤独，两个老人很希望我们能去，但我内心却一直过不了这个坎。
逢年过节，大伯就去买好多好多丰盛的菜，两个老人忙碌一整天等着我们去。有时实在觉得两个老人可怜，也会去一下，只要我们出现，他们都好高兴好高兴。
有一次吃饭时，大伯突然停下筷子，无比认真地说： “ 我要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被战场上的对手打败的，我们是自己把自己打败的。 ”
我当时不知历史，鼻腔里笑笑，只觉得大伯是说了个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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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的执念，我内心没有接受父亲。 2008 年 5 月 12 日，汶川地震，一生坎坷的父亲安详离世。父亲去世，大伯返回了台湾，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
想着母亲多年的苦守，我们决定给他们合葬一起。买好公墓后，我们将母亲的骨灰迁了过来。但我们三姊妹分别是三个姓氏，而且都不姓 “ 胥 ” ，立碑人怎么刻？
思来想去，别无选择的我们只有省去了姓氏，单独留下名字。
2015 年，抗战胜利 70 周年，全国掀起了一股纪念抗战的热潮。我意外接触了重庆一些画家，才知道早在十年前，他们就创作了纪念中国人民全民抗战的大型画卷《浩气长流》。
连战先生和部分主创人员合影
这幅画卷共用宣纸 3300 张，装裱总面积达 18558 平方尺，镌刻石制狮印 168 枚，重达 4 吨，可谓中国及世界美术史上的空前杰作。
画卷 2010 年在台湾展出，盛况空前。原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卸任前一天，给画卷题了名。
《浩气长流》打开了我的新视野，我才知道原来真实的抗战是这样的。我也是个画家，但年过半百的我，思想单纯的近乎可笑。
我停下画笔，走出画室，走进了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团队，一个一个老兵去拜访，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去观察他们脸上纵横的皱纹。
这几年，我马不停蹄走访了 600 多个抗战老兵，协助王强老师为 400 多个老兵拍了照片。我在他们的身上一点点找回大伯的影子，找回父亲的样子。
我慰问美术老师
我想知道父亲的故事，但再也没有人告诉我了。父亲走后不久，大伯也在台湾孤独辞世。
2018 年 7 月底，我去成都拜访张湮老作家。这个在抗战中成长起来的作家， 1957 年的反右运动中，与流沙河、杨本泉和石天河一同被污为四川的 “ 四股黑水 ” 。张老把他的自传《白乌鸦》送给我。
回家后，夜深人静时我打开这本自传，看到张老年轻时的激情，入监狱后的无奈，以及儿子探监时的激动 ……
那一幕幕场景就像是父亲的经历。我突然很愧疚，父亲在监狱里活的希望就是母亲，但出狱后我还活活拆散了他们。我不仅没有去看过他，直到他去世，我都没有真正原谅过他。
我是个极简主义者，家里很少留旧东西。父母亲去世后，他们留下的遗物我全部都处理了，只留下了一张老照片。
照片左下方是我父亲，左上方是母亲抱着我，另外三位应该是父亲的朋友。 8 月 4 日，我发布了这张照片，我想找到照片中另外三个陌生叔叔或者他们的孩子。
因为我想知道父亲的过去，我想重新去了解他，也想像所有女儿一样，可以撒着娇叫他一声： “ 爸爸！ ”
转自《苍山夜语》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