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榮峰：台灣電影的奠基人
台灣電影的奠基人
－－作者：沙榮峰
人物小傳
沙榮峰： 1921 年 2 月 7 日生於江蘇江陰農村，幼年在家鄉周莊鎮小學上學， 後入江蘇公立南菁中學上完初中後，由於家境未能繼續讀書，轉而從學徒開 始從事紗布生意， 1947 年從上海轉往台北，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在台灣從事電影發行製作，成就卓著，並在 1971 到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進修， 1973 年進革命實踐研究院， 1982 年獲聘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實踐堂管理指導委員會委員，晚年遷居美國加州核桃溪市，並在樂詩畝社區保有住宅。
沙荣峰和坎城電影展頒發的獎状
我於 1921 年出生在江蘇省江陰縣周莊鎮，今年 94 歲了。江陰北枕長江，南近太湖，是長江下游的交通樞紐。當時江陰縣城東南邊三個相鄰的鎮子非常有名。一個是后塍鎮。一個是周莊鎮，我出生的這個周莊不是那個現在屬於上海崑山市同名的旅遊古鎮。還有一個華墅鎮。后塍鎮北靠長江，隔一座很大的沙山，南邊就是周莊鎮和華墅鎮。周莊是江陰縣重鎮，有運河，陸路直通江陰和無錫，交通十分便捷。少年時家鄉還屬於典型的江南水鄉，田園 村舍，男耕女織，辛勤勞作。如今后塍鎮劃入了新興的大都市張家港，華墅鎮鎮現在改名華士鎮，鎮中的華西村自稱 “ 天下第一村 ” ，舉世聞名。周莊鎮現在那個地方也繁榮得不得了，鄉鎮工業發達，有各種工業園區。
我們沙家的祖先現在也考據不出來了，好象是從四川逃過來，一路逃到江陰落腳，人丁並不很旺。我家有兩位祖先曾在清廷做官，為官清廉，樂善好施，在鎮裡很有威望。我父親沙錫章在上海經營呢絨綢布莊，因戰亂回家鄉開毛巾廠，不幸於 1934 年積勞成疾病逝，終年 43 歲。出身名醫之門的母親一切親自操作，獨立撫養我們姊弟五人，歷經辛勞。
我在周莊上的小學。周莊鎮的小學規模很大，非常出名。我的那個班主任老師名叫蔣榮庭。他教高級小學五，六年級。蔣老師有學問有修養，教國文深入淺出。他不只是在教學生，他把學生們當成自己子女一樣教育，真是最好的老師。我小時候有這樣的啟蒙老師受教匪淺。我到現在為止沒有忘記過他。那時候小學畢業之後要會考。同班的同學各個成績優異，在江陰地區名列前茅。我考到江陰中華民國江蘇公立南菁中學。這個學校很有名，出了社會學家吳文藻，著名作家汪曾祺等很多名人。我十三歲那年父親去世，家道中落，不得不輟學。姑母介紹我到江陰布莊當學徒，拜一個王先生為師。王先生每天白天教我棉紗布匹的各種知識和經驗，晚上給我講解詩書精髓，做人處世之道，並教導我勤練書法。這是我的又一位恩師。
少小離家闖天下
八個月之後我拜別老師，隨表兄劉壽康到上海，進入了他當總經理的華澄紡織染公司。在表兄指教之下從基層工作開始。我每天開箱驗布、發貨運送，文書抄寫、接待客戶、催收帳款。經過虛心學習，我漸漸都能應付自如，得到表兄和同仁器重。表兄並鼓勵我去夜校進修，半工半讀。當時沒有影印機，公司所有信函都由我抄寫留底。每年臘月初公司都要向全國各地的客戶寄拜年賀卡，由我登錄在冊。若沒有收到回卡，就要致函問候查詢。這種細緻的處理人際關系的做法，會影響業務的長遠發展。這個經驗對我以後自己開公司當老闆幫助很大。
我十九歲就自己開公司了，到 1942 年在蘇州開設了 “ 鼎盛紗布號 ” 。因為業務快速成長，第二年又在無錫和江陰設分號。我兼任設在蘇州的 “ 民生紗廠 ” 的廠長。 1943 年初我經親友介紹結識了無錫著名牙醫之女曹雪娥小姐， 1944 年農歷 4 月 8 日在上海青年會結婚，婚後定居蘇州。
改變人生的轉機
抗戰勝利後，有好幾個我們江陰的同鄉到臺灣經商。已在臺北的同鄉對 我說台灣氣候溫和，自然風光如畫，是投資發展的好地方，讓我去看看。 1947 年我去了之後一看，那個地方氣候確實不錯，但是很苦，什麼東西都沒有，連做一個衣服的布匹都沒有。我那幾個同鄉對我說，台灣有經商的機會，你搬到臺灣來算了。我回去之後就帶了太太和未滿周歲的兒子到台灣住了一 個月，叫我太太去看看怎麼樣。我們在臺灣觀光旅遊，瞭解市場。我們看到 台灣受日本統治五十年，光復後基本生活物資非常缺乏。太太覺得那裡窮得 不得了，太苦了，但真到那裡去，假使有生意搬過去的話，可能還是有辦法 生活的。我們在新竹的時候有一天晚飯後，兒子突然掙脫媽媽的手，向前走 了幾步。我和太太都非常高興，覺得那是象徵我們赴台經商起步的好兆頭。 這樣就決定次年到台灣設立分號，經營紗布業務。 1948 年我先到了台灣。當時並不知道那是我改變一生的起點。
到 1948 年淮海戰役國軍潰敗，形勢緊張的不得了。我讓我太太趕緊帶著小孩子到臺灣去，我太太不肯。她說她一個人帶著孩子怎麼去，不行。我說你不去我就回來了。我岳父說女婿回來反而不好。他叫我不要回來，讓我太太一定要去臺灣投奔我。 1949 年初上海告急。太太帶著兩個孩子，長子兩歲，女兒只有兩個月，舉家匆匆遷到台灣與我相聚，定居臺北。記得太太 2 月 8 號到的臺灣。那個時候乘船很危險。有一個太平輪剛剛在上海開往基隆途中沉掉，船上所有的人都遇難了。另外逃難的人太多，船票難求。我的岳父是醫生，跟那個船長蠻熟悉的。這條船已經客滿了，船長只好把他的房間讓出來給我太太小孩住。當時根本沒想到到了台灣之後，一待就待 50 年。
我太太 2 月份到臺灣，共產黨軍隊 5 月份就進入上海，我在大陸的產業全部犧牲，只能在台灣另創天地。那個時候蔣介石還沒有到臺灣去呢，我們在他們以前就去了。上海陷落之後，交通中斷，沒有了貨源。庫存的布匹賣掉後，改到香港採購進貨。在 1950 年，我在臺北延平北路創建了 “ 有信呢絨百貨公司 ” 。那時台灣具有規模的百貨公司很少，我們公司業績還可以。這年我第二個兒子出生在台灣。
路是人走出來的
在 1951 年有一次和家鄉老友夏維堂，張陶然和張九蔭聚會，談到電影的事。我和夏維堂是同鄉，老早就認識。我原來在上海做紗布業時，他在南京做。這個夏維堂在香港有個朋友曾經是在上海做電影的。他跟夏維堂說大陸的好多電影都沒有進到臺灣去，勸他拿到臺灣去試試看。夏維堂回來之後就想要做電影了。那時侯他和張陶然、張九蔭住在一個樓裡經常有聯絡，他們聽了也都同意一起做。但真要做沒有一個人好好來經營不行。夏維堂就說我們去找沙榮峰好了。這三個人就跑過來問我一起幹這個電影好不好，講了兩三天。談到台灣當地人和大陸來台的人語言上的隔閡。因為被日本統治了 50 年，台灣當地人對祖國文化、語言、生活習慣都很生疏。而大陸來的人又不懂台語，往往使用各地方言。語言不通造成很多困擾。儘管政府推行國語，但效果不明顯。大家一致認為只有推行國語電影，才能事半功倍，介紹祖國文化的同時還能學國語，是個好事情。我們幾個人決定一起籌組國語片的發行公司。但隔行如隔山。我們以前做紗布生意，只看過電影，做電影業都是門外漢，一點經驗也沒有。雖然我們想做但摸不著頭腦。後來經人介紹認識了建華影業公司經理周劍光。他把電影的基本知識對我們講得頭頭是道。我 們就下了決心破釜沉舟結束紗布生意，改行做電影業。我們先讓夏維堂到香港搜購影片，請建華影業公司代理發行。大家邊看邊學邊做，摸索出一些門路之後，在 1953 年我們四個人集資 200 萬元購置臺北開封街一段 34 巷 4 號的樓房，掛牌成立了 “ 聯邦影業有限公司 ” 。股份四個人平均分配。夏維堂做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張陶然駐香港，負責買片和投資製片。張九蔭主理財務，我負責在台灣的電影發行和對外宣傳。起步時大家分工合作，彼此信任，合作無間，大事都開會決定，兢兢業業，步步為營。我們原來都是外行，不過幾年聯邦影業公司就變成了台灣國語片的 “ 托拉斯 ” 。公司實事求是，不講排場，在開封街這座辦公大樓整整經營了二十五年。從 1953 年成立到 1978 年結束營業，其間攝製國語片 31 部，代理發行國產電影 370 多部，外國影片 120 部以上。
公司開辦初期到 1955 年在台灣經營國語片很困難。我當時判斷台灣電影市場潛力深厚，問題在於如何開發。我想一定得要讓不懂國語的觀眾能看得 懂，才能在日片和西片占主導的台灣電影市場上找到立足之地。剛一開始放 國語片沒有人看，為什麼？主要是語言不通，觀眾根本聽不懂。有時候放一 場電影只有三四個人看，做不下去。我後來想辦法在銀幕旁邊打幻燈片，那個字幕把說的話一個一個字打出來。試了以後也不行，因為觀眾看銀幕的同 時還要看字幕根本來不及。後來就想辦法把對白三兩句話濃縮成句型簡單的一句做成字幕。觀眾知道了講的意思，能跟上劇情的演變，慢慢就進入狀況了。就這樣，聽不懂國語的人也可以去看國語片，還可以看著字幕學國語。 五十年代國語片進入 “ 無歌不成影 ” 的階段。電台大量播放國語片插曲，很多歌迷為學歌把電影看上好幾遍，成了影迷。字幕還能幫助影迷學歌，有 於影片的宣傳，這也幫助了國語片的促銷。字幕製作非常辛苦，但看國語片的觀眾有所增加。後來我建議和堅持讓香港主要拍攝發行國語片的國際電影 懋業有限公司（電懋）直接在拷貝上製作對白的字幕。雖然做字幕花費很高， 但一年下來看到字幕確實提高了國語片的票房。後來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也跟進了。
在片源不足的情況下，公司也會嘗試投資拍片。除在香港投資合作拍片之外，在台灣曾經和名聞東南亞的沈長福馬戲團合作，把他們的精彩演出拍成電影。這是聯邦影業掛名出品的第一部電影。為使鄉村不懂國語的觀眾看得懂，在台灣第一次以國語台語雙聲帶發行，結果很受歡迎。就這樣子一步一步來。在 1956 年 1 月 27 日，又成立了國際影片有限公司，夏維堂任董事長，我任總經理。這個公司專門代理香港國際影片公司在臺灣發行外國電影的業務。又是國語片又是外國電影，我的工作越來越忙。
剛開始發行國語片的時候，我們費盡口舌向臺北戲院老闆推薦，但如果票房不好，三兩天就遭下片。經過一段時間，我們覺得一定要建立自己的基本戲院，長期推介國語片，培養觀眾。從 1954 年起費了多年時間和戲院簽訂長期合同專門放映國語片，逐步形成擁有十家戲院，穩固的大臺北國語片院線。有了自己的院線，但影片放映先後的爭執，戲院之間的利益衝突，很多問題都得靠我去耐心平和地疏導。
那個時候國語電影成本並不太高。香港、大陸出來的電影根本沒有人買，很低的價錢就可以買到。但引入一個拷貝到臺灣就很貴。第一香港不能印拷貝，需要到東京去印。第二拷貝進臺灣關稅特別高。那個時候電影屬於娛樂業，拷貝進口到台灣要收三分之一的娛樂稅。增加拷貝不現實，成本太高， 所以拷貝少。有時候一個拷貝要在兩三家戲院放映，時間錯開 20 分鐘，這就得 “ 跑片 ” 了。一套拷貝有好幾卷膠片。一家戲院放映完一卷，就得馬上送到下一家戲院去，由身體強壯的年輕人騎著腳踏車載著拷貝飛跑，分秒必爭。一般電影院的放映室在三四層樓上，為節省時間從機房視窗放下來一根繩子，片子到了之後馬上吊上去。有時候兩個戲院中間還要過鐵路。半路遇到火車就糟了，跑片員只能焦急地等火車過了之後再過去，到下一家戲院時間可能就來不及，接不上就斷片了。斷片有時候會引起觀眾哄鬧，但多數時間老百姓很講道理，不吵。看國語片的很多都是大陸來的軍人。
臺北基本院線成立之後，又向各地發展，這其中也是困難重重。舉一個例子：當時從臺北到高雄到北投，每一個地區都有我們的戲院。那些戲院大多是原來已經有的，我們去簽了長期合同放國語片。可是桃園那個天樂大戲 院是我們自己造起來的。桃園本來有兩個戲院，這兩個戲院屬於同一個老闆。 他是做醬油的。他的兩個戲院自己包辦。電影不管怎麼好，他最多給你五千塊錢買斷，你賣就賣，不賣他就不做。不做的話在桃園你沒有別的地方做， 所以他也賺了很多錢。後來我們的電影一部一部沒有辦法放，就決定到桃園找地皮自己蓋戲院。桃園房屋密集，根本沒有空地，地皮難找得不得了。勉強在東區找了一塊地建了一個有一千二百座位的天樂大戲院。這是桃園第一個有空調設備的戲院。等到戲院蓋好申請開幕的時候，這個醬油店老闆跑去和縣政府說我們的戲院距離國小不到一千公尺。按照政府規定距學校一千公尺之內不能有娛樂場所。他還想盡辦法阻止縣政府發執照。這樣就把我們封死掉了，封死掉了之後怎麼辦？我們到省政府想辦法。省政府的主管是原來的空軍總司令，我有一個朋友跟他很好，這個天樂大戲戲院招牌還是他寫的。我們把這個情況報告給他聽，告訴他經測量戲院離開東門國小超過一千公尺， 而且我們的建築執照本來就是縣政府發的。醬油店老闆就是不想讓我開。爭論耽擱半年之後， 1959 年 9 月省政府終於駁回，下令一定要開這家戲院。這我才鬆一口氣。路都是人走出來的。當時真挺不容易，總是在外面跟那些人打交道。最終聯邦影業擁有專屬戲院卅多家，遍及全台灣各縣市，獨資自建直營的影院有六、七家，構成全台灣唯一最完整的國語片發行網，由政府經營的中影影片外埠發行，也要透過私營的聯邦影業協助安排。
在 1957 年形成了國語片全省發行網，共有戲院 300 多間。院線擴大，戲院增多，片源缺乏成了一大問題。當時所有香港的國語電影，在台灣全部是聯邦公司發行的，但還是很難達到要求。聯邦公司就想辦法到香港把好的粵語片和粵語武俠動作片配上國語發音，以每月四部的速度補充普通檔期的 需求。
聯邦影業公司以發行起家，一帆風順。當時發行國語片沒有人競爭，別人也買不到國語片。國語片發行都是聯邦公司一家包辦的。聯邦公司經過八年的努力，消除了國語片發行上的種種障礙，尤其在各地增建戲院，改建戲院，建立全省強大國片發行網，造成製片業有利可圖，因此，投資模仿者日增，跟著搶片子做起來。整個臺灣的國語電影發展過程中，我們的聯邦影業公司是起頭的，功勞很大，對政府、對國家都有貢獻。
我一直覺得電影的宣傳在發行工作中有很大的作用。在 1959 年 2 月成立了《國際電影雜誌社》， 任發行人和社長，至 1976 年停刊。在 1963 年我還當選為《中華民國雜誌協會》理事兼組長。在 1971 年二月，我又創辦了《今日電影雜誌社》，任發行人，《今日電影》共出版四期，同年十二月停刊。
港臺影界做橋樑
剛在臺灣辦起聯邦影業公司的時候，大陸逃到香港的自由影人很艱苦。左派人士以勢欺人。台灣方面就派人策動自由影人脫離左派陣營。為加強台灣製片陣容，我們一直在爭取自由影人來台灣合作。由於聯邦影業成立之初 就在香港設有聯絡處，取得了港九影人，公會和政府的信任，自然成了三者之間的橋樑。
當時香港的電影界人士，包括演員不能隨便到臺灣來。香港電影界人士連參加金馬獎頒獎儀式都是由我們聯邦公司擔保才放進來的，要到中央黨部一個一個申請，允許了之後才可以進來。就這樣聯邦公司不但代辦出入境手續，同時負責接待。影人的自我意識都很強，讓每個人都覺得受到尊重很不容易。最後一個進來的是三十年代的名影歌星龔秋霞。她是大陸四小名旦， 在左派陣營很受尊重。把她吸引到台灣很不容易。進來了之後沒有戲好拍。
後來我想來想去找到很出名的香港大導演易文為她專門寫的劇本，拍了一個片子叫 “ 精忠報國 ” 。岳母刺字，由她演岳飛之母。與此同時我們還代辦了很多台灣影人去香港拍片的手續，對香港的電影業也有一些影響。五六十年代聯邦還投資製作了如《苦兒流浪記》、《梁紅玉》等跨台港大作。
和李翰祥的合作
策劃和促成大導演李翰祥 1963 年離開邵氏到台灣拍片的幕後軍師，是我們聯邦影業的駐香港全權代表張陶然。他用很平凡的四句格言打動了李翰祥的心。 “ 工字永遠不出頭，怎可一生做馬牛，有風若不使盡帆，無風有帆也發愁。 ” 當時李翰祥在邵氏的八年合約快到期了，但他還欠邵氏十一部影片。李翰祥覺得收入多又得獎的大片應該可以一部頂兩部，邵氏不同意。這點理念不合使他想不再給邵氏打工，離開邵氏自己當老闆。邵逸夫聽到傳聞馬上提出優厚條件想留住他，但是晚了一天。他已決定前往台灣發展了。在香港電懋和國泰的老闆陸運濤支援下，由李翰祥太太出面在台灣成立了國聯影業，當時陸運濤希望我們聯邦影業代付國聯拍片的一半資金，我們同意了。其實國聯影業之所以叫國聯，是因為一半是陸運濤的國泰機構，一半是我們的聯邦影業投資。國字來自國泰，聯字來自聯邦。國聯拍的影片由聯邦影業代理發行。李翰祥在邵氏 “ 七仙女 ” 拍攝中途突然脫離邵氏，在台灣另起爐灶。國聯在台灣拍的第一部電影《七仙女》和邵氏在李翰祥離開後完成的《七仙女》激烈競爭，幾乎同時在台灣首映。我安排每天在報紙上重點報導邵氏大公司打壓李翰祥的新聞，獲取觀眾對李翰祥的同情。同時為了出奇制 勝，我不用固定的國語片戲院而爭取到專門放映甲級巨片的新生戲院上演國聯的《七仙女》。我曾深夜到新生戲院老闆寓所造訪，說服他，並要求他在放映前嚴守秘密。國聯的《七仙女》雖然比邵氏的《七仙女》晚上映了五天， 但票房遠遠超過邵氏。
李翰祥在台灣受到政界和文化界的高度重視。我總是對有才能者十分欣賞，更因為是聯邦影業爭取他到台灣的，當然對他全力支持。李翰祥到臺灣來簽了十八部片子。他花錢根本不計數。一個《西施》成本就兩千多萬新台幣。他錢用光了拍戲拍不下去了有一個辦法。本來一個戲要拍到三分之二才能開新戲的，他不管，拍一半就擱下來另外開第二部戲，再拿錢。這樣循環下去，寅吃卯糧。明知累計太多就會運轉不下去的，他也不管，拿新加坡的錢跟我們聯邦公司的錢都有。我們先以版權費墊付資金，還要替新加坡國泰總公司墊款，每個月墊款費用非常大。電影出不來，資金壓在那裡，周轉很困難。我一向以講誠信，重仁義作為業務發展方針。按照合約規定，國聯不交清十八部電影，聯邦無法和國聯結帳。我關心李翰祥的事業發展前途，從不催促交片。然而我的好意卻被李導演誣為惡意，與聯邦的誤會越來越深。後來搞的他在 1970 年以聯邦未結帳做違約藉口，說聯邦吃掉他很多錢，和我們打官司。經臺北地方法院一年多的審理，無數次開庭，法院還派了原被告都同意的資深會計師到我們的公司查帳，花費了我們很多的時間和精力。聯邦公司帳目是清清楚楚，全部由會計弄出來的。查下來不是聯邦公司欠他 的錢，而是國聯公司欠我們聯邦公司的錢，欠的還不少。我們拿到 “ 債權憑證 ” 隨時可以提請執行。但我考慮李導演的面子和處境，沒有申請執行，到此為止。後來放他回去了。到香港他也沒有辦法回邵氏去，趕上大陸開放， 他 1983 年成立了一個新崑崙公司與大陸合作。開始拍片的費用都是澳門富豪何賢墊支的。在大陸他實地拍攝了《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火龍》 清宮三部曲，發財了。
豐原空難失摯友
1964 年 6 月，十一屆亞州影展在臺北舉行。這是第一次在台灣舉行的國際電影盛會。馬來西亞首富陸運濤親自帶領馬來西亞和香港代表團來台參與。不幸的是在他們參觀完台中故宮北返途中發生了空難，陪同他們的夏維堂亦同機罹難。經股東會推選，由我接替董事長的職務。從此我在公司裡除原發行、宣傳業務之外，還要肩負制定決策與維持對外關係的重擔。失去多年一起創業，合作親密無間的同鄉摯友夏維堂使我悲痛萬分。他的突然去世，對我後來的事業影響極大。我心中默立宏願，要服務人群、貢獻社會、不虛此生。經過幾個月的思考，我認為我們已經為國語片推廣打下了根基，今後應該要培養新人，培育新導演，添置最新攝影燈光器材，訓練電影技術人員。同時要培養新演藝人和員工的職業道德，改變電影圈內的不良風氣。我還要繼承夏維堂的遺願，向製片沖印方向努力。
自建製片廠拍片
我 1965 年去美日考察電影時，就一直想著在台灣建立現代化電影製片廠和沖印廠。回台灣後經過幾個月勘察終於在桃園大湳找到一塊一萬五千餘坪的建廠用地。 1966 年春開工，從修路鋪設電纜，給水排水工程開始，歷經 380 工作日一座現代化的電影製片廠 “ 國際製片廠 ” 終於完工。建廠是百年大計，我監工非常嚴格，任何環節絕對不馬虎，一草一木都有我的心血。製片廠採用了美國和德國最新的攝影，燈光和升降全套設備，建造了最大的 “ 忠棚 ” ，互相相連的 “ 孝棚 ” 和 “ 仁棚 ” 三座攝影棚及配套設施。後來又建造了大錄音室一座，沖印廠一座。 1968 年 3 月，我當選為中華民國電影戲 劇協會常務理事。
桃園大湳國際製片廠鳥瞰圖
《龍門客棧》是聯邦影業的國際製片廠出品的第一部電影。從香港請來的導演胡金銓認為要拍動作片就要拍得像樣，不能偷巧。已有名氣的演員固然演技好，但練武功受年齡的限制。他建議招考有活力的年輕演員，請武師加以訓練。於是我們在報紙上徵招基本演員。後來有一兩千人報名。招考演員時，聘請了名劇作家、名導演加上我組成考試團。經初試、複試、試鏡，錄取了徐楓、上官靈鳳、石雋、白鷹、田鵬等學員，大多才十六、七歲，完全沒有演藝基礎和訓練，但是都很聰明，簽了六年的基本演員合約。
這些新演員不是俊男美女，他們當時並不為圈內圈外的朋友看好。但我覺得外在美不一定能成大器。演員最重要的一為眼神，二為面貌棱角，三為機智反應。用名角有名角的問題。我做一件事情必須要講究功效，不要給人家利用，我怎麼想就怎麼做不管別人怎麼說。走出來這條路對還是不對，以後可以評論。新演員經過了四個月的訓練。上午老師上發音、唱歌、舞蹈課、試鏡，並講授做人的道理和職業道德。下午武師傳授武藝，練習拳腳功夫。 多數演員以前都沒練過武功，而那時候拍片都是真打，沒有電腦合成。片廠從外面聘請一流的武師嚴格訓練年輕演員舞刀弄劍。訓練和拍片時演員們叫苦不迭。但片子剪好一看，身手確實不凡，動作很有魅力。公司對演員關懷備至，每個演員都兢兢業業為自己的前途而努力，從未與公司發生糾葛，後來都很有成就。事實證明了我們的眼光。
《龍門客棧》胡金銓執導，上官靈鳳、石雋等主演，出品人沙榮峰， 1967 年
《龍門客棧》 1967 年 10 月在台灣上映後好評如潮。電影評論家認為它開創了武俠片新模式，強調歷史感又有時代精神，講究山水實景，人物性情，打鬥節奏魅力獨到，創造有詩意的電影美感。票房也很好。
聯邦影業拍的古裝片子比較多，藝術電影也有。大楠國際製片廠培養扶持了很多新人。上官靈鳳被選為《龍門客棧》女主角之後，除在聯邦的武藝 訓練中更用功之外，又私下拜師學空手道。 1968 年《龍門客棧》獲教育部文化局優等劇情片和最佳編劇兩項金馬獎。
根據聊齋誌異故事改編的《俠女》是聯邦影業出品（的另一部影響力很大的電影。主演徐楓功勞卓著。她拿到《俠女》的劇本之後，熟讀多遍，連別人的台詞都會背。在片場沒有自己的鏡頭時就看別人拍戲，不吭氣，在一邊琢磨為什麼別人不挨導演的罵。拍片時受了傷還帶傷繼續拍。《俠女》這部電影的影響比《龍門客棧》還要大，因為它在 1975 年獲得第二十八屆坎城影展（ Cannes Film Festival ）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這是中國電影包括大陸香港台灣第一次在世界五大影展得獎。台灣電影第一次走到國際上去，胡金銓一躍成為世界知名導演。
《俠女》，胡金銓導演，徐楓等主演， 1970 國際影片公司出品， 28 屆坎城電影節金棕櫚獎（提名），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
1973 年林青霞主演的第一部影片《窗外》因瓊瑤和母親關係問題造成版權糾紛，在台灣不能上映。劉家昌陪她來到我的辦公室。林青霞是在替聯邦拍的第一部電影《雲飄飄》裡首次在台灣現身大銀幕。《雲飄飄》成功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突破慣例，發動媒體大事宣傳。一個月的預告廣告全是林青霞的名字，上映前還發了 30 萬份介紹林青霞個人的傳單。又是試映會，又是記者招待會，電影還沒出來就已家喻戶曉。《雲飄飄》之後聯邦接著又拍了林青霞的《雲河》。到 1975 年拍《煙雨》時，更是明星雲集，眾星捧月，讓林青霞充分發揮魅力。那時她的片酬已經漲了十幾倍。
臺灣電影《煙雨》，劉家昌導演，林青霞、秦祥林主演，出品人沙榮峰， 1975 年
我做電影發行製作幾十年深知沖印技術好壞是電影質量的關鍵，一直計劃建一座現代化的彩色沖印廠。以前在台灣拍了電影，膠片要送到日本去沖印。一來一往很耽誤時間。有了沖印廠，隨拍隨沖，片子拍出來就能看，不理想可以馬上重拍。效率會提高很多。另外不用寄來寄去不但節省開支還能 掌握國家文化資產。 1974 年 “ 國際電影沖印股份有限公司 ” 正式成立。這是 我們聯邦影業的另一個里程碑。林青霞的《煙雨》就不用送出去沖印了。
力邀縱容胡金銓
聯邦影業公司拍的最經典的兩部電影《龍門客棧》和《俠女》都是出自導演胡金銓之手。請胡金銓來台拍片是聯邦駐港代表張陶然的另一傑作。在邵氏，胡金銓的才能並沒受到肯定。他慢工出細活，有時三天才拍一個鏡頭的做法，完全不適合邵氏的商業體制。我們早就注意到胡金銓的才華，是等到他和邵氏合同滿期之後才和他簽約的。當時胡金銓欠邵氏 6 部戲。這本應該是他們自己解決的事情，然而邵氏要在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禁止上映 胡金銓替聯邦導演的影片，讓我們替胡金銓還債。這根本沒有道理。為了把胡金銓拉回去，邵氏的雷蒙（鄒文懷）動用同學沈杉的關係請出了主管海外的中央六組找我去談話。以溫和的方式說六組收到檢舉胡金銓的信件，正在處理之中，必要時可能送公安機關審查，或下令禁止他到高山地區拍戲。當時 “ 龍門客棧 ” 已拍了一半，正在高山地區拍外景。如果因此停拍，損失無法估量。經股東商議接受了六組的調處，不得已將胡金銓與聯邦兩年合同要 拍的 4 部戲在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文萊的專用權都賣給了邵氏。邵氏買胡金銓為聯邦導演的影片是以拍片預算成本計算的，然而 “ 龍門客棧 ” 的成本超過了預算的兩倍多。港澳星馬佔國語片市場的三分之二，無形中我們要賠老本。好在台灣創賣座創下紀錄，可以補償一部分虧損。
沒想到影片在港澳星馬也創賣座紀錄，使邵氏大賺數百萬元港幣。聯邦並未得利，卻虛有賺錢之名，引起胡金銓以為我們賺了大錢，沒給他紅利的誤會。我們並不知道他的不快，對他 1967 年之前只拍了一部戲，欠三部並沒計較，又簽了兩年合同。胡金銓對電影的服飾和佈景還求非常高。片廠為拍《俠女》特別建造了永久性古裝戲外搭景。與其說是搭景。其實相當於建了一座古城。亭台樓閣，商號銀樓，大庭小院一應俱全。將軍府和其他房屋都有地基。樑柱窗框做舊不是漆漆就行了。而是用火槍噴烤然後再用砂紙磨， 看上去像真的一樣，非常考究。外景花了一年半時間才完成。《俠女》開拍之後為製造鬼魅氣氛在將軍府周圍的雜草中插了很多蘆花。但蘆花在二十萬瓦燈光照射下很快枯萎。插花不行，只能種植蘆葦，開花又要等幾個月。
當時影片拍攝進度極為緩慢。製片預算難以執行，進度也沒有規劃。我是製作人，責任是掌握影片的預算和進度，當然非常著急。約他見面，他以沒時間推託。之後他又提出為劇情完整要分上下集。他知道以我在電影行多年的經驗我不能接受，就消極抵制，一拖再拖。又託人發動人情攻勢來說服我。我知道按胡金銓的進度，下集和上集放映隔得時間會很長，下集上映效果不會好。可面對胡金銓也沒有辦法，只能勉強同意，給他的片酬也按兩集計算。
一個 “ 俠女 ” 從 1967 年開鏡， 1969 年才完成上集，上集上映兩年之後到 1971 年才交出下集，跨了 5 個年頭。花了 3000 萬港幣，超過了預算的十倍。那個時候在臺灣一部電影拍了 3000 萬真是天文數字了。股東們都有意見，認為這樣子放縱他真要把公司弄垮掉了。胡金銓和聯邦兩次兩年合約本應該交出 8 部電影的，結果只拍了 “ 龍門客棧 ” 和 “ 俠女 ” 兩部。所幸我們聯邦影業那個時候通過電影發行已經賺了些錢，後來公司拍其他片子也賺了不少的錢，還有這個財力。不然誰也無法承受這樣的拖延。電影當然拍得很好。李安的得了奧斯卡獎的 “ 臥虎藏龍 ” 裡那場在竹林子裡打鬥，其實是從 “ 俠女 ” 在竹林持劍縱身而下得到啟發。 “ 俠女 ” 裡面很多的特技，其實不是特技。那時沒有電腦合成，比如人飛上去再下來，快慢動作特技效果都是膠片一格一格剪出來的。武打動作從拍的５萬尺膠片剪到最後只剩了 2 千尺。胡金銓實在也不容易。我對胡金銓的用功和才氣很欽佩。但我想任何一個影業公司也不會像我們聯邦這樣，可以讓他一片拍三年，三片的資本拍一片。
那些年是台灣國語電影的黃金年代，我們聯邦影業在其中起了主導作用。 1970 邵逸夫邀請我到日本，想聘我出任邵氏兄弟有限公司總經理一職。雖然對邵先生的知遇之情很感動，但我覺得不能為我個人名利雙收而離開合作二十來年一起艱苦奮鬥的夥伴，就婉言謝絕了。 1972 國民黨中央徵召我接掌國民黨的媒體，中央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也被我婉拒。
國語片登堂世界
《龍門客棧》是我們聯邦影業走向國際市場的里程碑。它在海外的發行包括五大洲， 28 個國家。到處轟動僑界，創票房紀錄。一般的電影上映一星期就到頭了。《龍門客棧》在紐約連演了三週，洛杉磯連演兩週，同一年秋天又第二次上映。 1968 年《龍門客棧》作為第一部在日本正式公演的台灣出品的中國電影在北海道上映，比李小龍影響較大 1973 年的 “ 龍爭虎鬥 ” 要早五年。在韓國配上韓文字幕，賣座超過 007 系列。東南亞方面也打破了以前所有的賣座紀錄。在香港收入更為驚人，十四家首輪影院連映三週，總收入二百一十萬港幣，約合台幣一千四百餘萬元。放映並擴展到南美，備受當 地華僑歡迎。《龍門客棧》的成就說明國語片製作發行已大有進步，打開了 局面。
《俠女》在 1975 年第二十八屆坎城電影展（ Fastival de Cannes ）被提 名金棕櫚獎，並獲得 “ 法國電影最高技術委員會大獎 ” （ Grand prix de la commission superieure technique ）。胡金銓因《俠女 ” 》 1978 年被英國 “ 電影指南 ” 列為當年世界五大導演之一。當時這部影片的全歐洲版權以兩萬美元低價賣給了坎城影展選片人。利益上的得失不論，這部電影為中國電影在歐洲打開了知名度，引起國際電影界對中國電影的關注。《俠女》載譽而歸，拍片時股東的不愉快也一掃而光。令人遺憾的是不少外國影評人以為《俠女》是香港電影。
為電影業正名份
在台灣電影業一直是歸類娛樂業，是娛樂就得交娛樂稅。稅是賣電影票時候扣除的，稅率遠遠高於其他行業。電影還要另加 3% 的印花稅，一般行業的印花稅才千份之幾。這樣賣一張電影票 10 塊錢只剩下 4 塊錢留給製片和發行商。這種收稅方式很不合理。我想必須把電影正名為 “ 電影文化工業 ” ，享受工業的低稅率，這樣電影業才能維持。為此我到處奔走遊說。
1968 年文化局成立時我就找到局長王洪鈞。雖然他被說動，但因為電影業被列為娛樂業，不歸文化局管，他找不到法律依據。我又找了行政院主計處和經濟部工業局。他們都堅持認為電影是娛樂大眾的消遣工具，不能算作工業。管事的官員是大陸來的，年紀老了，腦子固執不得了，你給他講什麼東西他都不相信。 1971 年我先申請成立一個 “ 台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 ” 。因為我一個公司沒有力量，有一個公會就可以代表同業向政府爭取。這個同業會由從事影片沖洗、錄音、特效等後期製作業者組成，算作工業誰都沒有話說。我想這個公會成立之後再想辦法把整個將電影業正名為文化工業。 1973 年 3 月 10 日，經多方努力，台灣內政部核准成立籌組 “ 台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 ” 。公會 4 月 30 日在臺北自由之家舉行成立大會，我被推選為理事長，並連任三屆。為什麼叫臺灣區呢？當然指的是中國臺灣區域。中國兩個字沒有放上去，是臺灣區電影製片同業公會。這個公會的會員有三個公家機構，國民黨的中央電影公司，國防部的中國電影製片廠，和一個屬於臺灣省政府臺灣電影製片廠，還有兩個民間製片廠，包括我們國際電影製片廠，一共六個會員。
這個公會專門負責向政府交涉，要把電影改稱文化事業，文化工業。我是這個公會的理事長，與政府交涉差不多五六年才成功，稅減低很了多。成功也要靠機會。那個時候招開國家電影設計會員會，由國家建設委員（國建會）組織，行政院孫運璿院長召集。香港邀請是邵逸夫、周文懷、董葉君， 好象還有一個胡金銓，臺灣李英和我。開會的時候我大聲疾呼，還寫了很多的東西。說電影製作是多功能的工業，把電影和洗澡堂、妓女一起放在一類 很不合理。要給電影事業正名成文化工業。孫院長當時聽了奇怪了，怎麼會 是這樣子？他說考慮考慮。會議閉幕之後他說同意我的意見。他將規劃電影法，把 “ 電影文化工業 ” 這個名字定出來。經過 “ 台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 ” 十年的努力，於 1983 年首部台灣電影法才誕生。
行政院孫運璿院長同意了事情還沒完。臺灣中央黨部文化公會管電影有個副主任，是以前蔣介石的秘書陳佈雷的胞弟陳叔同。電影業要從娛樂業改文化工業，他就邀請各個部委開會。因為又是娛樂又是工業，牽涉的部門非常多。會開了好幾次都沒有結果。我並不灰心。最後一次他召開會，把所有部委的主管電影，文化，娛樂事業和工業的官員全部找來，坐在我們在大湳國際製片廠會議室裡面。內務部，財政部，經濟部，教育部，行政院主計處，行政院新聞局，省政府建設廳，中央社公會還有各電影團體都來人了。我先給他們介紹一部電影是怎樣拍出來的，要經過怎樣的過程。我說電影業是工業，是因為我們拍電影用的各式各樣的機器比其他的工廠還多，比其他工業工期還要長。會後所有開會的人都到片廠各個部門去參觀，看了之後他們說沒有想到電影是這樣子拍出來的。開會結束之後，大家都表示可以再研究，再研究。研究到最後都同意把電影從娛樂改成文化工業。假使聯邦沒有這個電影製片廠，沒有我們很大很大的會議室，沒有辦法開這個會。台灣區電影製片工業同業公會成立和電影從娛樂業改為文化工業，是台灣電影發展很重要的環節。從此可以向經濟部財政部對進口電影器材、底片等申請減稅優待，爭取更公平合理的製作發行環境，間接地幫助了許多經濟困難的獨立製片導演及優秀演員。
國際製片廠的規模很大，我在片場左後方預先留了一快地，準備創辦一所 “ 國際電影藝術專科學校 ” ，培養電影人才。我認為教育是任何事物長遠發展的根基。教育部的次長鄧傳楷和我是親戚。他聽說了就把我叫去詳談。我給他講，如果辦了專科學校，學生可以在製片廠上課，實習。工作人員也可以在職進修。他說辦這個學校，國內電影師資不夠，聘外籍老師費用太高。另外就是學生的就業問題。一個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這麼多，將來沒有出路，教育部是不能同意辦這個學校的。他說如果要想捐資辦學倒有一個機會，可以投資在宜蘭頭城的一個中學裡成立工業專科。這樣做還可以改善東部的教育。於是我和同好就到那邊去辦了一個 “ 私立復興工業專科學校 ” 。那個學校成立以來培養出很多技術方面的人才，學校還設有一個電影科。雖然電影藝術專科學校沒辦成，興辦復興工業專科學校還是實現了我辦教育的願望。
我 1988 年退休到美國定居才辭去學校董事的職務。
我 13 歲初中未畢業就被迫輟學，從商店學徒做起。後自己創業，由江蘇老家輾轉來到台灣，歷經戰亂和挫折。最終以龐雜煩難是非紛紜的電影為業。我一貫重視教育，覺得教育最重要。我自己也一直是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的。
我 1971 到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進修， 1973 年進革命實踐研究院， 1982 年獲聘為革命實踐研究院實踐堂管理指導委員會委員。我對學習的執著可能是對我的後代最好的身教。
坎城展傳世經典
後來外國大片出來以後，國產電影受到很大的衝擊和影響。錄影帶的興起也讓電影業越來越難做。但我一直還是做著我的電影夢。《俠女》出名之後公司的股東已經太多。其他行業的發達，如進出口激增，影業漸入低潮。很多股東認為做電影不行了，不要拍電影了。 1974 年聯邦影業嶄停製片業務。到那個時候大湳國際製片廠總共拍出了 200 、 300 部電影，台灣影片幾乎半數是在那裡拍攝的，因為那裡設備最好，收費最低。實際上我們的租金從來都沒有包括設備成本，只夠水電費和部分工資，等於做賠本生意。我想這是後來到 1977 年，股東趁我人在美國，沒有經過我同意，偽造我的簽名把片 廠賣給房地產商的主要原因。說是人家蓋房子，其實根本沒有蓋，還是租給別人拍電影去了，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去拍。那個片廠現在沒有了。當時如果不賣掉，現在不得了，能值一千億了。這件事我很想不通。但我聽了律師的勸告，雖然心裡難平，忍氣吞聲，委曲求全，但為了保持合作數十年的友誼，只好接受了既成的事實。
為支援保存台灣電影文化資產工作，我雖然已經離開了電影界，還是長年贊助國家電影資料館（國家電影中心前身）， 1991 年我授權將聯邦影業有 限公司出品的影片二十二部的底，聲，字幕片，電影拷貝，文宣資料悉數由香港運回台灣，交國家電影資料館永久典藏。
電影既是商品也是藝術品。世界公認的好影片永遠不會被埋沒。 2005 年 《龍門客棧》和《俠女》雙雙入選為紀念中國電影 100 週年，香港電影金像協會組織選出的最佳華語影片 100 部 “ 百年百佳 ” 前十名。
2014 年胡金銓導演的《龍門客棧》與全球 21 部傳世經典影片在坎城影展脫穎而出，入選 “ 電影經典 ” 。 “ 電影經典 ” 系列是世界修復影片的必爭之地。遴選的條件除影片本身夠得上經典外，修復的畫質必須通過 4K 畫質 高規格的檢視（解析度橫向 4 千個圖元點，是目前解析度最高的數字電影）。
台灣國家電影中心在文化部的科技經費補助下，自 2013 年起開始投入台灣經典電影修復計畫，並且努力對外募款。當時我說響應文化部的行動，花多少錢沒有關係，所有的錢我來付好了，並率先捐出新台幣 50 萬元。後來又有人捐了很多錢出來。電影數位修復分成好幾種等級，等級越高，修復的品質及畫質也越高，但所需要的機器設備及技術也越高。《龍門客棧》的影片是送到義大利修的。義大利波隆那修復實驗室現在是全球的電影修復中心。先把底片 1 秒 24 格掃描成圖數位化，然後就像以前修照片一樣，一張一張圖地修。有一些可以自動化處理，可是大部分需要手工修復。電影資料館和 義大利波隆那電影資料館合作花了一年時間才把《龍門客棧》完整修復出來。
《龍門客棧》是修到最高等級 4K ，耗資三百餘萬元新台幣。
《龍門客棧》是聯邦影業公司的代表作之一，是全球第一部榮獲全球 21 部傳世經典影片殊榮的華語影片，將永遠典藏在法國坎城影展經典博物館。《龍門客棧》在坎城影展得獎時間正值聯邦影業公司成立 60 週年。為慶祝聯邦影業成立 60 週年，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藝術學院、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特別合辦《聯邦 60 周年回顧展》。受到《龍門客棧》獲選入坎城影展的激勵，加上得到女主角徐楓贊助 510 萬元修復經費，《俠女》的 4K 數位修復版在 2015 年也進入了坎城影展 “ 傳世經典影片 ” 系列。
我這一生有幸遇到國語片在台灣起步的機會。可以說我參與，推動和見證了電影業在台灣的發展過程。在 1980 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給我頒發了一個獎狀，上面列舉了我在創建院線，興建片廠，建立現代化的沖印公司， 籌組製片工業公會，提高國片水準，開拓海外市場，爭取海外影人投效國家以及敬軍勞軍各項工作所做的貢獻。
1980 年沙榮峰獲得政府的獎狀
出乎意料的是在離開電影界十幾年之後於 1991 我還得到了中華民國電影事業發展基金會主辦的第二十八屆金馬獎的特別貢獻獎。我和太太曹雪娥一起從美國回台灣領獎。那是我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不但介紹我個人成就，還舉辦聯邦電影回顧展，個人記者招待會，讓我享盡了電影人的榮耀。沒想到我這個電影的幕後工作者還能成為幕前的新聞人物。
沙榮峰和夫人曹雪娥在 1991 年金馬獎頒獎儀式上的照片和家中珍藏的獎杯
這些年來我能專心在事業上全力打拼，有我太太很大的功勞。她持家有道，教子有方，對子女無微不至，使我無後顧之憂。當兒女小的時候，為他們的教育，有時候陪他們一起上學校，看老師教什麼，回家再教一遍。譬如我女兒個性很強。在幼稚園裡老師問什麼她都不肯說。太太就每天陪她到學校去，幫她適應了一段時間。在臺北每逢農曆年我們家裡都要招待影劇記者，二十來人吵鬧通宵。我太太把客人安排好之後，就帶孩子們到後院的小樓，門一關，正常生活絲毫不受影響。現在兒女各個事業有成，我有了孫輩和重孫。然而就在修復版 “ 龍門客棧 ” 即將於 2014 年 5 月 16 日下午在坎城放映前夕，我太太曹雪娥因病情惡化仙逝加州家中。我們在一周前剛剛與兒孫同慶結婚 70 週年。我心中之痛無以形容。
我所在的核桃溪樂詩畝社區華美協會寄來慰問卡。我在答謝卡上寫道：主席暨各位董事諸公，兩岸三地會員鄉親：內子沙曹雪娥（ Grace ）痛於五月十五日淩晨在睡夢中含笑壽終，駕返瑤池。奉貴會慰問卡 “ 節哀順變 ” 弔唁銘感五內，敬請轉達會員鄉親敬祝健康快樂，福壽康寧。會員沙榮峰率家人叩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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