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画大师丁聪之三－－文革中被打得鼻青脸肿
漫画大师丁聪之三－－文革中被打得鼻青脸肿
作者：袁征
一
1958 年 3 月，上头把中央政府直属机关的“右派”发配到国境边上最寒冷的北大荒。
正好他太太难产，连续折腾了三天三夜。丁聪只能到医院，隔着玻璃，看一眼可怜的妻子和刚生下来的男孩，一个人黯然上路。
他挨了那么多批判，觉得自己错了，但不知错在哪里。上了火车，见到老记者高汾，丁聪大吃一惊，问：“你怎么也来了？”多年之后，他跟高汾的女儿讲：“你妈那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也成了右派？”高汾回忆丁聪的文章说：“其实成为右派的大多是‘那么好的人’，他不是也是一个大好人吗？”
北大荒的生活非常苦，干活特别累。丁聪参加修建五一水库和云山水库，挖土装筐，然后抬着死沉的筐子上大坝。这时他还是全国政协委员，理应跟政府协商治国方略。掌权的不知道是忘了，还是没把这当回事。有趣的是，丁聪竟然觉得自己在参加一个“伟大的工程”，要画一幅修水库的长卷。谁知有人报告领导，上头不准他继续画。
1959 年初，丁聪调去《北大荒文艺》当美术编辑，又拿起画笔。编辑部在虎林。他在那里设计封面、画插图、搞版式和刊头，每个月把稿件送去密山，在农垦局印刷厂排版、校对和印刷，然后自己赶牛车把印好的杂志运到火车站，送回虎林。
把“右派”之类罪人发配边疆，赶到乡下，理由是“劳动改造”。如果说做苦工会改变人的思想，大概是严厉的惩罚有可能逼人改弦易辙。丁聪吃了很多苦，思想却没有多大变化。在北大荒，他自己画了不少画。在密山等杂志排印是他创作的最好时机。那些他自己选题的作品说明，丁聪还是揣着一颗宣传干部的心。
例如《听北京的声音》：晚上，几个农场职工在宿舍里关切地围着一部收音机，表明边远地区的工人跟党中央心连心。
当时农垦区不是七天休息一次，而是十天休息一次，叫“大礼拜”。丁聪画过一幅《大礼拜》：休息天，农场职工下棋，看书报，聊天和拉琴，轻松愉快。他把画拿给《北大荒文艺》的一个同事看。那同事后来说：“他过分美化当时的生活了。”实际上，农场的人往往十天也捞不着一次休息，要连续干几个月才停一天。“我在生产队时，碰到难得一次的大礼拜，连洗衣被、捉虱子都来不及，哪有空闲来看书报、下棋和拉琴！”
这是一种流行的症状。好些人眼睛看到了事实，但动手创作、写文章却有另一个固定的套路。
离开北京之前，领导说让丁聪在北大荒干一年。结果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丁聪还在那里。他不能回家看看妻子、儿子，家里人也不能来探望他。大概坐牢也不该如此。把人定为“右派”，本来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怎么惩罚这些另类，一点规矩都没有，全看主事者的心情。
二
1961 年初，上头突然命令丁聪他们全部撤回北京。
漫画家第一次跟自己的儿子在一起，那男孩已经三岁。所有机构都不肯接受丁聪。他只能耗在家里，加工在北大荒起草的画稿，画画妻子和儿子，画画邻居的小姑娘，画画家里住的大杂院。其中《母与子》画丁聪的太太和男孩，线条简练夸张，特别传神有趣。
丁太太忘了难产的剧痛，想要一个女儿。中国古代有株连亲属的野蛮风气，后来得到“阶级分析”的辩护，继续盛行。丁聪对太太说：“再生一个小右派，长大了能有好日子过吗？”两人不愿造孽，打消了多要一个孩子的念头。
一年之后，政府“摘掉”丁聪的“右派帽子”，让他去国际书店画推销材料，过了几个月，又把他调到中国美术馆。“摘帽右派”还是低人几等。丁聪到美术馆，不是搞创作，而是在展览部打杂：写标签、挂画、搬展品。
老报人龚之方三十年代跟丁聪一起编过画报，后来到北京参加办《新观察》， 1957 年也成了“右派”。这时他刚刚“摘掉帽子”，由文化部副部长夏衍介绍，为香港《文汇报》当驻京记者。龚先生找到丁聪，说要搞个专栏，叫《北京小事记》，每星期发些短文，请丁聪配图。
丁聪后来说：“当时在内地还不允许我发表作品，有此机会，我高兴地答应了。每幅画虽只给三元稿费，但对我这样一个‘摘帽右派’来说，也像是天上掉了馅饼。”
《北京小事记》 1963 年开始发表。丁聪配的漫画线条流畅，装饰性很强，是他一生最甜美的作品。比如《看“卖肉”》：画面上的大婶挎着装满食品的篮子，满心欢喜。卖猪肉的售货员笑脸相迎。他面前的桌上放满切开的肉，身后的架子挂着一扇扇猪。售货员先问顾客做什么菜，然后建议买哪个部位的肉。
又如《京师春蔬》：漂亮的少妇左手挎着大篮子，青菜满到外头，里面还有蛋和一只肥鸭子。她右手提着两条鱼。鱼太大了，为了不让鱼尾拖到地上，少妇不得不抬起胳膊。食品很重，但她心里的愉快明显写在眼角眉梢。
这时中国刚从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里挣扎出来，北京的食品供应还相当紧张。市场上没有那么多猪肉，居民不可能一下买到那么多塘鱼。事实上，因为百姓家里没有电冰箱，除非是抢购，不然也不会一次买一只鸭子和两条大鱼。丁聪的画严重溢美。
开设《北京小事》专栏，是因为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另外三家报纸按统一安排，“宣传内地社会主义新生活”。丁聪起的是宣传员的作用。但情况古怪到连这么甜蜜的颂歌都不能唱下去。退居二线的毛主席指责政府文化部门“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1964 年，中国文艺界“整风”，和平成为罪过，极端主义横行。《北京小事记》也停了下来。
在接近两年的时间里，丁聪为香港《文汇报》搞了几百幅小甜品。
三
随便说人是敌对阶级，社会就变得很残酷。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结果闹起“文化大革命”。
中国美术馆的红卫兵抄的丁聪的家，想砸什么就砸什么，想拿什么就拿什么，留下一片狼藉。不久，丁聪被关进美术馆，天天挨批、受审、写检查，其余时间洗厕所、扫楼道、烧锅炉。 1967 年 12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文章，大字通栏标题是《粉碎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丁聪成了中央点名批判的反革命集团成员，处境更惨。
批判二流堂战报
红卫兵说他做了某种坏事，他说没有，马上挨揍。丁聪觉得没道理可讲，认罪未必从宽，辩解肯定从严。后来红卫兵说他有什么罪恶，他一概承认。但是，污蔑别人的事情，他绝对不干。
美术出版社的红卫兵过来审问，讲了一大通黄苗子的“罪行”，要丁聪揭发黄苗子的“反动历史”。
丁聪被逼得没办法，说：“我现在才知道黄苗子这家伙坏透了。”
红卫兵以为他会讲出什么事情，一下子来了精神。
丁聪接着说：“他干了那么多反革命的勾当，竟连一件也不告诉我！”
红卫兵竹篮打水，把他狠狠揍了一顿。
丁聪说，他因为别人挨打比因为自己挨打还要多。他跟记者描述，红卫兵逼他跪在地上，抽出挂窗帘的铁条使劲揍。丁聪一再被打到鼻青脸肿。
有人说那是报应。这样的讲法太苛刻。丁聪批过胡风，做过错事。但是，不知道错，却做了，那是傻。明知道错，还去做，那是坏。当时中国人走上一条从来没有走过的路。丁聪感情用事，没有独立思考，跟着别人瞎干，那很傻。倒是有了前辈留下的教训，知道对错，再做那样的事情，这就是坏了。
打倒刘少奇之后，掌权者想换掉原来党政机关和文教机构的人，把他们赶到农村“五七干部学校”。 1969 年，丁聪去了河北宝坻的“干校”，不久迁到团泊洼。这里是刑事犯服刑的农场，画家跟小偷强盗为伍。他先放羊，后来养猪。
“文化大革命”专整刘少奇主政时有地位的人。丁聪的父亲被说成是“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红卫兵抄家，老丁先生身体有病，又很生气，当晚去世。这时丁聪在“干校”，领导不准他到上海奔丧。
1971 年，林彪在外蒙摔死。丁聪终于想通了。情况已经很明显：那么多年，斗来斗去，整倒刘少奇，把林彪立为最高领袖的接班人；没多久，又说林彪是坏蛋，肯定是最上头出了大问题。
那时丁聪还被特别隔离，林彪死了也不让他知道。当然，那么大的事，瞒不了任何人。丁聪成心装傻，见到监管“五七干校”的军官，就大声重复原来全国统一的口号：“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那些大兵也拿他没辙。
1972 年，丁聪的太太生病，要做手术。他去请假，领导答应手术前让他回北京。太太住进医院，丁聪拿着电报去请假。头儿却变了卦。后来丁聪才知道，那时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丁聪抗日时在美军工作过，当局觉得他有美国特务嫌疑，所以不让他进首都。
四
1974 年，团泊洼“干校”的人几乎全部撤回北京，丁聪却被发配到大兴黄村“干校”。
没有人跟他讲任何原因。大家估计，那是因为他三十年代在上海编过电影画报。当时江青是被人瞧不起的小演员，后来权倾天下。“文化大革命”中，知道她底细的人个个倒大霉。丁聪也不能例外。
黄村“干校”原来是个林场，丁聪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几个人。他孤零零地管着一群猪。
这段历史留下了太多的教训。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