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非：我的文革
我的文革
－－作者：王亚非
（一）
文革开始时我进入11岁，在西安外国语学校读书。在我当时11岁孩子眼里，对文革的到来充满好奇和兴奋，不知道接踵而来的将是家人和国家的灾难。
文革伊始，到处红旗飘扬，毛的“最高指示”时常出现，出现一次，就上街游行一次，彩车、毛照片、锣鼓喧天、大喇叭在单位；街道；商场等四处宣传“党的决议”。对于我来说，多好啊，天天不上课，天天上街过节般热闹，那时对什么国民经济等十分不懂，虽然吃到油条就幸福很多天，因为也没见过更好的生活，就觉得一定要跟着毛闹革命，准备去解放全人类。学校里到处出现了大字报，有的大字报说，这外语学校就是修正主义的，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自己感觉愤恨，不假思索，就把大字报给撕了。谁知，惹下大祸，不久，一帮高年级的学生把我带到一个高台上，让我站上去，然后围观的很多人开始质问我：谁是你的后台？我很疑惑，但天生胆大，理直气壮的说，就是我啊，我不是资产阶级接班人，我是无产阶级接班人，我爸是八路军，延安出来的，...。但是没人相信我，对峙了很久，要质问我说出后台是谁。我一直也没弄清楚，后台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自己嘛。但是没有人信我。过了一天，就没人理我了。
上课不正常，很多同学已经不来学校了，几个教授英语特棒的老师，都天天应付交代反动表现，或者挨斗去了。我们班级的十个女生就组成个宣传队，找了些黄色军装，排练了些舞蹈，记得有红军不怕远征难，我是第一个出来挥舞红旗的，还有西藏舞蹈洗衣歌等等，每天自己就到周围的公共场地去表演，所到之处，总是有人围起来看我们表演，这极大鼓舞了我们表演的积极性。外语学校中学部的同学也来帮助我们排练节目，然后一起出去到厂矿和街头表演。
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和出身不好的老师每天都被戴着高帽子，站在操场上挨打挨斗。上课当然没人上了。有次周末我回家，给家里讲了学校见闻，父母不允许我再去学校，我哭闹了很久，父母不睬我。我爸爸后来到学校，把我的铺盖收拾起来，发现不少东西已经被“共产”了，比如雨鞋、床单等。之后，我就不用再上学了，全中国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无怪乎就是打斗领导和部分出身有嫌疑的老师。有次上街，西安钟楼看到到处是大字报，其中有很多传单，讲一个中学的女校长被打死了，她死亡的照片被贴得到处都是，她的头被打得很肿，好像传单上是要申冤的意思。接着打死人的消息就更多了。我们都只好呆在家里了。
感谢我的父母，在我成年后，他们把我的小档案交给了我，从这些六十年代初期学校的操行评语和文字里，我似乎穿越回那个时代：
这时距离文革开始时间已经很近了。我母亲也才出医院不久，因为长期“瓜菜代”（就是没有粮食，以吃菜为主）出现全身浮肿，记得那时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也互相揿压胳膊腿部，如果按下肌肉上留下个窝长久不起来，就是水肿了，我们时常互相取笑说，你水肿了。
我小时候是比较捣蛋的那种孩子，活泼好动点子多。因为吃不饱时常产生饥饿感觉，我就开始用自己积攒的邮票和同学换粥喝，有时还可换来菜包子吃。停课后在家，就时常溜到父母单位的传达室，看到有好看邮票的信，就主动请缨去帮着送信，运气好的话，叔叔阿姨会把邮票剪下来给我。
我们虽然不上学了，我们班的十个女同学时常自己聚会，聚会地点在各个家庭。我们的共同点是爱读书，互相推荐读书，互相借阅图书，把各家书拿出分享。因为这样，我们对各自家长也都很熟悉。我们与班级里其他三十个男同学不来往，那时，男女同学几乎不来往。我们大家向往着为革命事业献身，期待自己长大接“革命”的班。那时我班的小妞是从北京过来的，她父亲是5级干部，她父母都是老燕京大学毕业后投奔延安的老革命，他父亲原来是北京党校校长，调到西北局出任高职，在她家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电视，虽然是黑白的，只有一个频道，但也足够让我们兴奋。她母亲跟我们聊天多些，很随和亲切，在她家的影集里看到了很多当时中共高官的照片，比如林彪夫妇；邓颖超周恩来夫妇；吴学谦夫妇；安子文夫妇等等。我们也看到了她父亲主持写的“李大钊传”。我们十个女同学的家庭情况各异，有高级干部，也有一般职员，比如新华书店营业员。而我父亲虽然1939年就到延安参加了八路军，但是解放前夕主要在宣传部门工作，解放后又从事戏剧研究和导演，所以我家的文学戏剧类书籍多。
学校正式停课的通知终于下来，我们放养了。这时，文革第一张聂元梓大字报后北京大学的热火朝天革命运动，四处传送推动着各地的革命运动，我们虽然只有11岁，也摩拳擦掌想参加进“革命”行动中。直到有一天中午，一群单位的年轻演员红卫兵站在我家门口，平时见我父亲都尊敬称为王导演的人们，转眼就像换了人，怒目相向，扎着腰带和红袖章，怒吼着让父亲出去。我母亲没有言语，我拉着9岁的弟弟跟着人群去看。到了单位进门后的转盘花园那里，我看到从单位的四面八方，红卫兵正赶着单位所有党委和业务领导、导演们、名演员们等等，呼呼啦啦大约几十个人聚集到这个进了大门就看得见的地方。然后，几个年轻貌美的女演员和男演员，就像演出开始一样，厉声呵斥着所有被押来的人，站到花台上去，好让大家看清“你们丑恶的嘴脸”。
记得很清楚的是，有个女演员，大概那时有二十岁都不到吧，名字我倒是永远忘不掉，叫樊喜燕。她对着一个女的老演员就是两个耳光，一边说着：你这个旧社会的婊子。我被震慑住了，我看见我那当年当八路的父亲落下的关节炎腿，努力了几下，才站上花台子。那天，我父亲的角色就是个陪斗的，在七月骄阳下，这些人站了有几个小时，不记得了。我家那时只有一间大房间，中间隔着箱子，我和弟弟睡个大床。晚上爸爸回来，父母悄声在交流着什么，而我不知道，这噩梦才开始。
西安外国语学校小学部停办了，学外语是培养修正主义的。我转学到了父母单位旁的文艺路小学。开学了，学校的教室里到处没窗户，都被砸了，我们可以随时从窗子跳出去，老师睁只眼闭只眼在讲课。这个班级很多同学是附近军工厂的，男同学时常上课就用弹弓射女同学，哭声时时响起。我也被打过，气愤地站起来质问和吵架，立马引起男同学们注意，竟然还有敢还嘴的？有天上课前，几个流气的男生堵在门口给我脸上就是几拳，我蒙了一下，就开始不要命地拳打脚踢迎战，在教室门口松动的地上，还有砖头，我抓起砖头就开始砸，我没有哭，没有想法，我知道，没有人帮我，没有正义。
有天我回到单位院子，看到又开始斗“牛鬼蛇神”了，我父亲自然因为研究和排演古典戏，安排主角AB不均等，（后来知道，那些总当不上A角的人有多仇恨导演啊），被称为背叛革命的坏分子，跪倒在碎玻璃渣上，双手被红卫兵从后面反掉起，因为是押了一排人大概有十几个这样的阵势，很是肃杀。而站在花台上一排人还有我母亲。记得我母亲很有气质昂头站着，有红卫兵吼叫让她低下头，她从容地说，我除了家庭成分不好，我从小参加革命，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为什么要低头？我钻在大人们的胁下，望着这一切，我这一生永远也无法忘记的一幕。
作为一个11岁的孩子，我和弟弟因为一直以来受到的教育，并没有因此而仇恨社会，我们两个回到没有饭菜的家，翻出点小米，准备自己熬粥，我将小米在桌子上摆出了划清界限的字，让我弟弟看。我弟弟没有主意，只是点头。我说，你看我们父亲是坏分子，我们要革命和划清界限啊。晚饭时分，批斗会结束后的父母被押回家里，红卫兵站在门口，让我父亲取洗漱用品，我们的心情是压抑的，默默无声中，父亲走到母亲面前说，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打死。父亲走后，红卫兵也走了。关上门，我母亲倒在床上开始无声的抽泣。我明白了，我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因为我父母都是“牛鬼蛇神”。
（二）
父亲被红卫兵带走了，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妈妈从来没有过笑脸，默默上班，下班给我们准备饭菜。我这一生对母亲最为崇拜的是，她在那样的境况下，叮嘱我和弟弟：一个国家要富强，不能没文化，你们无论如何要好好读书学文化。妈妈要求我们每天写日记，哪怕是“革命”日记，我记得我写过很多学习刘英俊的日记，妈妈每周都会检查一遍我们的日记，并且用“朱笔”批阅。每周我妈妈会布置文章给我们读，经常是人民日报的关于好人好事的报道，让我们写出阅读笔记，我就是从那时起，有写下读书笔记的习惯。
有天“放学”回来，因为上学也是打架跳窗户、骂老师，狠批师道尊严，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从窗子进出教室。发现家里一片狼藉，因为红卫兵来抄家了。我自己做的集邮本、攒的糖纸和鸡毛（那是我们童年的最好的玩具）散落一地。我和弟弟赶紧帮忙妈妈收拾整理，偷看妈妈的眼睛都是红肿的,多年后，妈妈说，要不是我和弟弟太小，她不忍心抛下，否则她也会选择自杀。那天我开始仇恨文革了。
记得很清楚的是，在那么凄凉恐怖的时光里，父亲被带走两年多，母亲时常晚饭后带我和弟弟去看大字报。有时候看大字报的人很多，很少交谈的，都在很用心小心翼翼地读着，还有人在抄写大字报。我半懂不懂地跟着母亲挨个读过去，那时西安地区的大字报集中地方主要在钟楼和东大街。我读着读着，就会注意写字的字体了，有的字体写得真棒，有时发现写得非常好的大字报中，许多字被刀刻剜走了，妈妈说那是想学字的人给偷走的。那时，全国人民只搞意识形态，研究如何唱革命歌，如何写大字报揭发道听途说的各种同事的事情，人人自危啊。后来听说国歌歌词的作者田汉也被斗死了，心里还想，这国歌肯定是要改了，谁知一直唱到今天，可见整人是“莫须有”啊。
文革开始时候，物质生活的艰难还不很显著，但是随着全国人民且歌且舞，天天窝里斗，拿着粮本去粮站买配给的东西也买不到了。看到粮站门上贴出：明天有大米，每户每次可买两斤，第二天天蒙蒙亮，就赶紧带着粮本和面口袋去粮站排队，运气好，可以买到两斤米，家里可以蒸几顿米饭，运气不好，排队到跟前，面对的是空空如也的大米柜和满脸疲倦的卖粮营业员。很多次，我都成功买到了红薯，西安人称作红苕。我记得冬天的凌晨，凛冽的寒风像刀割脸，我怀揣粮本，抱着麻袋，一路疾走，天上还有破晓前的繁星，赶到文艺路北头路西的粮站门口，已经稀稀拉拉有人排队了，等到买到限制的十斤红薯出来，太阳都当头了。把红薯背回家，分拣出有烂的先吃，其他的晾晒在楼道里对着南边的窗台上，因为我家就冲着南，后来我们搬走后，我终生的好朋友、现在客居伦敦的画家蔡小丽家就搬进这个房子了。
除了买粮食难，买豆制品也很难，每家的户口按照上面的人数，每个月都发点豆腐票，好像是一斤半吧，酱油没有票，但是要拿着购物本，对了，那时还有购物本，购物本上印着年月日，去让售货员划一下，一次可以买一斤酱油。那时的酱油是副食店里有几个大缸散装，上面分别写着：酱油、醋、大头菜什么的。自己要带瓶子去打酱油。豆腐或者豆腐干、肉、糖等是要凭票供应的。但是有票也没有货，要想吃豆腐或者豆腐干，也要凌晨去排队，买豆腐都自己带着塑料的菜篮子，里边放个搪瓷盘子盛豆腐。看着售货员把一摆一摆的豆腐从那方形木匣子里倒着扣在卖豆腐的案板上。记得我排队的时候，眼睛看着前边有多少人，还要不断看旁边豆腐匣子还有多少了，前边如果有拿着粮本多的，购物本多的，替人买的，就可能排队到跟前也买不到了。
我们小孩们是没有什么零食可吃的，但是我们创造发明出很多吃的。也不知谁传说的，大家都用树枝将梧桐树上的叶子往下打，有的叶子上带着梧桐籽，就把籽剥了吃。枫树上结籽的时候，我们就上树吃那籽。最好吃的是槐树开花的时候，那一串一串的白色花朵，清香四溢，我有时就爬上树，站在树上一边捋槐花吃，一边企图装满所有口袋。我妈妈那时对我男孩子一样的行为很无奈。还有喇叭花等花上结的籽，我们也都敢吃。
有天我从过道的窗口看出去，看见父亲拿着笤帚在扫地，跟着看他又开始扫公共厕所。我兴奋回来告诉妈妈。妈妈拿报纸包了个馒头让我悄悄给父亲，别让人看见。我很好完成任务，而且还摸清了爸爸和几十个“牛鬼蛇神”都住在院子最北边的一个排练室里。回来告诉妈妈，她又担心爸爸睡地上，会导致那延安落下的腿疼犯病。
我们住的大楼道其实设计上是个办公楼，凹形的楼，我们住在一楼最西边尽头，而洗脸间和卫生间在楼的中间。我母亲的哥哥是单位里搞创作的，住在一楼的中间。文革开始后，他也被作为坏分子反复批斗，而他那时是单身，他的房门被糊满了大字报，有个侮辱性的对联加上一个中间距离地面50公分的大字报，把进出的门变成个洞，他每天出来进去都需要弯腰，甚至是爬进去爬出来，因为他身长大概不到1米8，经常看到他很困难地钻进屋里。我们见面都不打招呼，好像不认识一样。
一天早上，我端着洗脸盆和牙具，半睡半醒去洗脸间，看到舅舅门前几个红卫兵在砸门，大声呵斥着他的名字：王克，出来，别装蒜！我走进洗脸间放下脸盆，从洗脸间偷窥着事情进展。又来了几个红卫兵，他们从怒吼变为砸门，门被砸开了，我听见一片惊呼，我顾不得其他了，也冲到我舅舅门口，但见他用绷带将自己脸朝下吊在床头。我一溜小跑到家，给妈妈通报了，妈妈嘱咐我再去看，我又折回到舅舅门口，这时几个红卫兵已经将他抬出来，放在楼道，一边喊让医务室来。听见其中一个红卫兵说，好像还有气。我就赶紧回到家告诉妈妈。妈妈气得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一边嘟囔：“糊涂啊，糊涂啊”。这时大概是六点半了，单位的大喇叭开始放“东方红”了，这预示着新一天的开始。
不出妈妈所料，大喇叭里东方红乐曲声刚停下，就有个声音好听清脆的女声开始广播：最新消息，我艺术研究院的坏分子王克，于今晨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不向人民认罪，是可忍孰不可忍！...，就这样，整个一天的三次大喇叭广播里，连续在播放着这则声讨。我们全家的脑袋都耷拉着。
这时我们所在单位里的“地富反坏右和牛鬼蛇神”已经成长为一个大队了。我父亲的哥哥级别高，历任陕西人民艺术剧院院长、地方戏剧团团长、党的书记等职位，比我父亲揪出来得更早，看着他们弟兄俩个排队在这长长的黑帮队伍中，很有几分黑色幽默的感觉，真的，我当时就这样想的。我以前每次在这个伯父家玩的时候，总喜欢他在书桌上的一盆文竹，那纤细的叶脉让我感觉优雅，我问他，怎么不多养几盆？他笑眯眯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养花养草养鱼会让我们丧失革命斗志。这一盆我也要拿到会议室去。我就不理解了，我这六伯父、我父亲，从我记事起，就天天教育我听党的话，跟着毛走，怎么今天一下都成坏分子了？
下面这张是我父亲书架上老照片，右上是我父亲，左上是我姑姑，中间是我六伯父。这张照片是1949年他们三个的所在部队在西安解放时候重逢时候，欣喜无比的他们找了个照相馆拍摄的，父亲说，他们在延安的军装都是用各种颜料染，没有统一的绿色，有时就用核桃皮来染就行了。他们拍摄这张照片时候，一定没有想到还有文革这一劫。大家都说我很像姑姑。
有段时间，我的母亲也被集中起来了，我被送到郊区的奶奶家。奶奶住在西安南郊的一个村子里，奶奶的男人，也就是我的爷爷过世早，她一个人拉扯了七个孩子长大，主要给有钱家人洗衣，在菜场捡菜叶子和着杂粮面给孩子们吃。我父亲的大哥因为在十几岁时候，用石头砸了欧洲的传道士被通缉，就离开家去兰州，辗转到了山西晋察冀地区，1931年就在红军里工作了，后来在党组织安排下，我父亲和六哥与妹妹，都陆续过黄河去了延安，我奶奶后来也只身一人，迈着小脚闯过当时白军封锁线到了延安。奶奶到延安路上的故事也很精彩，以后有机会再说。我的奶奶有一半满人血统，性格坚毅并且识大体，她在世时候是全家人的主心骨和老太君，她还参加过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每逢什么大事，西安的领导还来看望这个革命老太太。
父亲家里的人很不理解，革命家庭出身的爸爸，为何要娶个地主家的闺女做媳妇，而受过中西方教育的外爷爷，也看不上没有太多正式文化教育的八路出身的爸爸。但在一个文工团工作的这两个人，就胆子大到不管不顾结为连理了。不管哪一方看不上哪一方，文化革命可把这个给化解了。母亲家里人接二连三被抄家、押解到本没关系的乡下去劳改，而父亲家里都是红透了的共产党人，怎么就说是坏分子、反革命，就都给关起来了呢？结亲的两家人谁也想不通，但是我和弟弟这现实的存在是需要成年人来管的。我和弟弟就在一段时间内住在奶奶家。奶奶是和当农民的二伯父住在一起的。我那时很快乐，干农活很高兴，去地里收包心菜，拿把小刀就坐在地头吃包菜的根，削掉皮的那点根很甜，收玉米时回家就在锅头上烤玉米。奶奶、二伯父和二伯母都是忠厚的庄家人，来两个孩子，也就是锅里多瓢水的事情，忙时吃干，闲时喝稀，每天吃饭院子里石头桌旁，石榴花开，猫儿狗儿乱窜，这些是我当时很温馨的回忆，这样的日子也不长。妈妈集中结束，就把我们接回去了。
后来文革进行到武斗阶段，西安城时常有枪炮声，几个大学里都有一些大学生在武斗中被击毙，各种战斗队、各种司令部各行其道，我们也都闹不清，反正无政府了似的，我们就设法把外婆接回来跟我们一起住。有段时间记得外婆和奶奶都住到我家了，那时候，家里的很多家具都是公家的，家具上都有统一的标号，我们有两个房间，父母一个房间，我们和奶奶外婆一起，有四个单人床，就像集体宿舍，奶奶外婆相安无事，反正他们出身各异，殊途同归，儿女们都成了坏分子、反革命、走资派等，都被革命了。这就是革命的意义吧，终了，没好人，没坏人，谁也别想逃出被整的命运。我那时就明白了，整自己人最狠啊。
下面是母亲（左）在1957年时候在北京拜访梅兰芳先生
下面照片左二是母亲在1959年演出后，被朱德接见。
下面是1959年母亲（刘少奇右手旁）他们应邀到中南海里与很多领导人联欢
这张照片也是1959年在中南海与周恩来合影。我母亲是右二带白色围巾的。
上边这些照片文革中都被红卫兵抄家走了，后来一切都过去了，艺术研究院的相关人员重新找到一些照片重新洗印，给我父母送来了这些照片，我感觉到经历了很多的父母看到这些照片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难以言表。
父亲关起来了，他每天就是打扫卫生，工资早就停发了。我母亲不到六十元工资，要给我奶奶5元，给外婆5元，然后就是我们的全部家用。母亲也会随时被拉出去陪斗。我基本是自由放养状态，但是妈妈回来就会检查，让抄写的老三篇（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什么来着?). 都抄写了吗？后来发展成为要我们背诵毛的语录和著作。很多书被红卫兵抄家走了，还好，我家还有红楼梦与莎士比亚，但是为了保护这些书，书皮都被撕掉混在其他书里。我那时开始偷看这些书。
每天街道上都有数次骚动，大卡车上大喇叭震天价响，各级的领导被陆续揪出来游街示众，戴着高帽子，挂着大牌子，上面自己名字被划个大叉叉，双手被后剪式五花大绑，两边站着满脸正气的年轻红卫兵，手里拿着喇叭，领着大家呼口号。开始每次大家都跑出来到街道上看，后来疲惫了，都懒得去看了，再后来皮到了，被游街的老同志们碰面，也互相问候一下，今天去游了吧，游了几次啊，多保重吧，相信人民相信党啊。现在有时看到那时的照片，想那些当年呼口号打骂人的年轻人，现在也都六七十岁了吧，你们现在怎样呢？怎么思考那时候啊？你们的革命，既没打过一个鬼子，也没为中国建设建功立业，就凭什么幺三喝四打骂欺辱别人呢？
我们在院子里时常受欺负，有时是那些红五类的后代用石头、弹弓等打我们、骂我们，也有红卫兵用脏话骂我们，有次我弟弟被他们按倒在沙堆上，往他嘴里灌沙子，我当时背着书包回来，见到此景，立即像疯子般，抡起书包不要命去拼打。后来在院子里基本没人敢欺负我和弟弟，很大原因是我打架不要命，手里摸着什么都会抡起来打，现在想起来真后怕。
有机会的时候，我和外语学校的几个小学女同学聚集在西安当时的东亚饭店门口，或者某公园的角落，交流着大家各自家庭的情况。大家每次见面都如同成年人一般，嘘寒问暖，几个12、13岁的女孩子，已经在考虑非常严肃的问题了，我们在严峻的环境下，早熟了。大家碰到一起，得知小妞的父亲在文革开始，就被揪回北京党校批斗，革命战争中落下的病，加上反复批斗殴打，在车公庄党校一次批斗后就溘然逝世了，家人自然都没有见到。小妞家的阿姨跟随她家很多年，父母视她为自家母亲，也因红卫兵逼供惊吓而死，而小妞外婆在抄家中就突然昏厥死亡，她家最惨，一周内三人去逝。另一个女友阿洁和阿辉的母亲文革前刚病逝，父亲因为是省里文化局负责人，就被关起来了。她们两个只有在被红卫兵命令时候才可以以送家用物品的时候，看望关押起来的父亲。她两个时常来找我玩，我母亲也会尽力给大家煮点面条吃，至今大家聚会还提到我母亲的葱花面最好吃。
那时我们乘坐公共汽车不用掏钱，上车后大声念段毛的语录，然后大摇大摆就可以下车。阿辉是我们这里面阅读最广的，后来也一直读完博士。她时常推荐我们一些书读。有次我们几个突发奇想，就回到了久违的西安外国语学校。发现当年的图书馆已经废弃，而书都被像垃圾一样堆放在一个教室里，从门缝里发现，书堆很高，大概超过窗子的高度了，我们躲在暗处，用石头砸碎一块门上小窗的玻璃，四处查看没人，就互相帮助，从那里爬进去了。我们坐在书堆上，无比高兴，要知道，这些书已经都在市面上找不到了。什么静静的顿河，基督山伯爵，茶花女，三剑客等等名著，我们坐在里边看到天黑，然后每个人又怀揣几本偷偷出来溜回家。我妈妈后来发现我在读这些书时候，吓得直训斥我，还要不要命了？
因为我舅舅自杀未遂，我母亲又不能出行，我怀揣着几元钱，就坐火车去了咸阳找大姨。在咸阳医院工作做眼科大夫的大姨，也在受排挤和间歇性被批斗，因为医生不够用，斗完还要坚持给工农瞧病，而大姨那里的红卫兵竟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到西安抄了外婆的家，家里外爷和外婆早年国外留学过，回国后在北大历史系任教，然后外爷与杨虎城拜了兄弟，回故乡西安创办了几所学校，他的弟弟还创办了西安医院。他们都相信能教育救国。好在外爷文革前就去世了，躲过了这一劫，而外婆是外爷的第二任夫人，前任夫人病故很多年了。外婆被红卫兵押着游街示众，然后被赶出西安北柳巷家门外，家里外爷所有的明清家具一律充公，明清画卷被焚烧一净。年轻的红卫兵认为自己在干革命，打听来打听去，也不知把外婆放哪里好，就直接把外婆押送到跟她毫无关系的，况且爷爷也多年未去过的老家去了。这样的安排都是在事情发生后几天，我的家人们才打听到。那时通风报信的好友们偷偷沟通，跟做贼一样防范这红卫兵听见，这让母亲等兄弟姊妹操碎了心，但是当时各自难保，12岁左右的我就往返于几个姨和母亲之间传递信息，很有做特工的味道，那时有手机多好啊。不久，我的大姨也被强制下放到陕南的大巴山区了，因为作为水利工程师的姨夫也被管制，他总说三门峡工程有问题啊。两个孱弱的不满六岁的孩子，留给我母亲和我照料。经过母亲反复斟酌，我一人代表家人，陪伴大姨翻山越岭，穿过秦岭山脉，大巴车颠簸着走了两天两夜，到达了安康属下一个县城医院。安顿好大姨，我随着其他同来的家属一起回到西安，那是我唯一一次翻越秦岭的旅行，大概是在1969年左右，我有不到14岁的样子。
“黑帮”越来越多了，多到已经到处溜达了，不过都没精打采很谦卑的样子，我每天都兴奋地去看各种自杀的人，对高音喇叭上时常广播的“谁谁又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了”，已经充耳不闻，见怪不怪了。只要听说哪里跳楼了，哪里抹脖子了，哪里上吊了，我就快速赶着跑着去看。后来认识的周围人基本都是黑帮了，这些黑帮也就没人搭理了。我到现在都为自己没有当个记者后悔，我一定是个好记者，没准是名记呢。
对黑帮的管理越来越松懈了，那时我小，不记得是什么事情，5.16文件下达、彭罗陆杨反党集团被粉碎、九大召开、复课闹革命等一系列我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缘由，66年先造反的那些人，又被另外一批人斗争了，开始看着还挺过瘾，可是不久，第二批人又被第三批人斗争了，对于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有点似乎明白，又越想越糊涂的感觉。虽然没资格当红卫兵，可是参加游行没人管，什么”最高指示“一出来，大家就敲锣打鼓出动，到西安的东大街、南大街、北大街溜达一圈。记得住的有什么：毛给工人阶级送了个芒果，大家激动得游行，做了个大模型芒果，抬着招摇过市，我那时从来没吃过芒果，后来看到芒果这么小，纳闷毛给工人阶级送了个芒果，后来谁吃的啊？“九大”召开前很多天，西安城里似乎所有的卡车都拿来装扮成彩车了，九大一招开，我们就欢天喜地上街了，那彩车从城墙的东门排到西门都不断，上街人太多，走不动，记得我们就坐在大街当中，买点二分钱的麻饼吃，开心。为什么开心，好像每天都疯吧，而且允许我们也跟着游行了。有时，全市枪毙人，全市公审大会，大会玩完，我们就等在街道两旁，等着长长的卡车队过来，车队快到时候，车上的大喇叭就震耳欲聋地先声夺人了，那阵势真是威风八面啊。车上正面侧面都是马上要被枪毙的人，持枪的解放军站立两旁，我们在下面欢呼。要被枪毙的人头发被人从后面拽着，把脸对着群众，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大部分都注明是反革命，写着此人的名字，并且被划上血红的打叉。
我大姨的儿子身体不太好，他妈妈离开我们大家去山区后，他就和和我们住在一起，他大概有两岁多，因为记得他说不清话，时常坐在我家唯一的桌子上，喜欢去动收音机。我多了一件事情，就是去哪里玩，都要带着他，我小学同学都记得我有个表弟叫宁宁。后来他从西安考上清华大学来上学，我的同学们聚会还打趣我，你的尾巴宁宁呢？家里艰难度日还加上了大姨的儿子。我们家没有饭桌，吃饭都是坐在小凳子上，基本也没有菜，所以饭都是舀在碗里，自己端着吃，如果能吃点肉，我父亲总是想方设法把肉给我们，自己把骨头啃来啃去，还直说真好吃，弄得我们还以为他的饭比我们的好吃，都凑到他的碗里去尝，现在想起很心酸，爸爸，我们欠你的。
我父亲开始吊儿郎当打扫卫生了，有时还回来吃顿饭。我父亲真不愧是八路出身，坚毅、乐观、简单、执着是他只跟党走的基本信念。对所有这些挫折、磨难，他都豁达地认为革命本身就不容易嘛。等到造反派们、保皇派们、改革派们已经用枪支弹药来真枪实弹对峙的时候，黑帮们没人顾得上管了，尤其是我父亲这样本来就不是个官员的人。那时有个词，就是针对我父亲这类的，叫属于“靠边站”的。跟着父亲出去碰到熟人，别人问，老王啊，最近做什么？我爸爸总是嘻哈着说，哦，靠边站的，别人就说，好啊，好啊，这最好啊。有一阵子，父亲作为导演排练好像是京剧院的“奇袭白虎团”，他每天很晚还在为一个布景的安排，为一个动作的处理，为一个唱段的配乐在苦心研究，他太想把失去的很多宝贵时间弥补回来，但是这些在我当时的思考中，已经不值一文了。我的时常风凉话和玩世不恭，既让父亲吃惊，这样小的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来，又让他悲哀。记得他最受不了的是我说过，上山下乡，不就是安排就业吗？白毛女，不就是煽动仇恨吗？因为文革，已经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我对经历的这些不接受了。这也跟我的几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小学女同学有关，我们都成为思考的一代，父辈的苦难与我们的经历，我们不再接受这一切了。
靠边站的父亲回来了，我们被分配了新的住处，搬进新住处的家，瓶瓶罐罐满地铺着。那时家里有个坤式自行车，就是女式的，因为是妈妈的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基本就可以完成搬家了，记得搬家完毕，发现少了什么诸如袜子鞋的，就追踪着搬家的路往回找，竟然还找回来我们搬家一路撒落的东西。因为每月母亲的钱不够我们大家花，父亲工资都被扣了，靠边站的父亲自学木匠。他去单位木工厂捡拾碎木料，拼拼凑凑，竟然做出我家第一个油盐酱醋柜子，把我妈高兴了很长时间。
我时常被母亲派到西安东大街的长发祥布店，排长队买布头。那时处理布头前，商店有消息放出来，我就第二天天亮前，就排在商店门口，开门后在你抢我夺中站定位置，我从来也不可能站在前面去，但是我的不要命精神，每次还能站到可以买到的位置。站队为了一定要买到布头，不给插队的人机会，站队的人会紧紧互相挨着，连呼吸都能听见，顾不得脏和臭，有次我还大喊，有人乱摸我啊。真的，有人趁机乱摸女的。唉，多亏这都过去了。我妈把我抢买回来的便宜布头洗了晾干，我爸买了本裁缝书，看着书，我爸就做出了衬衫、裤子、短裤等等。我家的沙发、凳子、柜子、衣服等等都是我爸爸做的。我爸爸还时常乐呵呵说，这是延安精神，自给自足。最令人鼓舞的是，爸爸的工资补发了，记得父母不告诉我们，悄悄领回了一个书包的工资，那时都是小额钞票，听见爸爸小声说，先把党费留出来，明天去交，给老人的钱留出来等等。那时我父亲的月薪是100多元，就算高工资了，到今天为止，我80多岁的老父亲，还是坐公交车，习惯买便宜东西，对党和政府无条件服从着。
文革中记得有几次来外调的，找父亲谈话，他谈话回来总是很生气跟母亲说，×××就是个好同志，不能这样冤枉一个好同志啊，在延安的时候，我记得他……这些红卫兵为什么非逼我说他如何不好呢？后来慢慢开始给很多老同志平反时候，那是他们这些人最开心的时候，冤案太多了，我父亲的一些老战友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父亲随着年龄大，越来越寡言少语了，这一生过的，说什么好呢？
从文革开始，就有很多文革的歌曲出台，文人在中国专制史上也是很有贡献的。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样的歌曲，到各种对毛的极端曲迎奉承的歌曲“天大地大不如毛的恩情大”等歌曲，最后到了顶峰，就是全国开始跳“忠'字舞蹈。我们都兴高采烈地、破衣烂衫地集体跳着忠字舞。单位有规定时间，在早操时候，集体跳忠字舞。那时，全中国都在做“早请示，晚汇报”，有点像后来我在美国留学的房东一家的宗教祈祷，不过我们早上也做。我们家里只有一面墙可以挂毛的相片，我们就拿本“红宝书”贴在胸前，对着毛的像，做所谓的早请示晚汇报。我父母所在单位也就几百个人，黑帮就快上百接近三分之一了。为什么呢？陕西老干部多啊，都是延安出来的。红五类在前面，黑五类开始还没有资格跳舞，后来因为都分派乱套了，就都在一起跳，会跳舞的和不会跳的，跳是政治态度，所以男女老少、残疾健康的一起跳，记得每次跳忠字舞，都会因为好笑有些人的动作而窃笑。黑红的阵线就此开始模糊了，其实，本来就没有的矛盾，硬是挑逗群众斗群众，沉渣泛起，公报私仇。我后来总说我父亲，排练样板戏谁爱请假都准啊，不就是个演出么？你不准假，下个运动来，她或则他就又是要打你的人了。我的玩世不恭从那时开始的，而父亲则是非常痛苦，他总是要坚持“原则”。
因为全国开始一片红运动，称为“祖国山河一片红”。西安街道上的墙壁都被涂上红色的毛的像和红旗，单位大门都是红色的，出现很多毛的像章，大家争相佩戴在胸前，而且这些像章越来越大，有的人戴着比碗还大的像章。我们都以有毛的像章为荣。各个省开始成立“革命委员会”，每天报纸都是通栏红色标题，说某个省成立革委会了，那时假大空的词汇比比皆是：春风已到玉门关，辽阔中原唱凯歌...，不一而足。我的作文也开始出现很多诸如：四面楚歌起，东风卷战旗，记得我母亲要求我好好阅读成语来历，解释什么是“四面楚歌起”。后来这也一直是我妈妈取笑我的案例之一。
那时全国又兴起大串联，红卫兵们都成群结队，扛着红旗四处走，走到北京，毛就接见一次，接见一次，就出来一个纪录片，出来一个纪录片，我们就激动不已地去看。所谓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毛主席第二次接见……第三次……，西安城里也时常出现来自各处的风尘仆仆的红卫兵们。我那时好羡慕他们啊，可惜自己年龄小，也没资格参加红卫兵。
乱七八糟的小学毕业了，我记忆里最后两年小学就是打同学，骂老师，捉弄人，内心的孤独和惆怅、目及之处的各种荒诞与离经叛道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们这个乱七八糟的小学班级一起进入了西安第七十一中学。那时我和班上一些女同学比较好，当我走进了他们的工厂职工宿舍，我看到的景象是与我的环境完全不同的。很多同学上学时候打架闹事，回到家里有严厉的父亲，脾气不好的父亲时常打骂母亲，我理解了为什么男同学打女同学。大部分同学还有吃完饭踏缝纫机，车鞋帮子，帮衬家里赚点钱，有点在糊信封和纸袋子。他们住的房子是很多排一样的平房，做饭是在各家门口乌黑的牛毛毡搭起的不能遮挡风雨的棚子里，房子里肮脏黑暗，房子外面污水四处流，父母愁眉苦脸，家里大都有一大堆孩子，那是鼓励生育的一代人，毛硬是把四亿五千万人口给翻了番，时刻准备打仗，是我们挂在嘴上的口号，中学外语是学习俄语，现在都记得是“不许动”“投降”之类的。这些破旧难挡风雨的住宅区，就坐落在西安南门外陕西省体育场对面坡上，当时叫草场坡。
那时大家也都不怎么锁门，家里都一样穷，没有什么可以贪图的东西。肮脏的排水沟在每排房子前弯弯地流过，留下很多蚊虫和浊气。我也从11岁成长到了16岁。今年四月底我回西安还召集班上部分同学聚会，大家说现在有变化了，成为楼房了。
中学里每个寒暑假、每个夏收和秋收我们都必须去农村。毛说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们应该到农村去！从13岁到中学17岁毕业，我的双手已经长满了茧子。我劳动起来下死劲，各种农活打不住我，割麦、水田里甩稻子捆、栽水稻、锄棉花、摘棉花等等，我都是最棒的。我们去劳动的地方，都是自己背着背包，排队走路就去了，时常走几十公里，一直到西安最南边的终南山下。每个中学都有自己的农业锻炼基地，我们西安七十一中学的锻炼劳动基地就在终南山里的扯袍峪。记得我们在扯袍峪里的劳动很繁重，走半天山路，去一个什么地方，每个人背根砍下来的树干，走回到十几公里外的住处，搭建什么东西，我们大好的青春时光，有几个月就是这样度过的。我们住在一个很大空旷的房子里，后面是山坡，前面有个几十平米平坦的地方，然后就是山涧小溪。我们每天要到山涧里担水回来喝，有次我们在山涧捧起水喝，我突然看到水里很多各种昆虫，有的还是蠕动的细小的虫子，吓得我再不敢喝生水了。
每天繁重的体力劳动，有个男老师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吃得却很不够，大家时常饿得叫唤。做饭的大师傅面条里就多放水。晚上吃了很多面汤，晚上自然想起夜。大房子里男生地铺睡在地上，中间用山里的藤条编织了一层像楼梯，我们女生睡在上面，睡觉时，有些男生乱喊，说你们狗日的不许透过藤条看我们啊，我们没有内衣啊。而女生也都小心翼翼，怕掉下去自己的内衣裤等。有天晚上，突然乱作一团，有男生在下面破口大骂，说上面女生撒尿到他脸上了，而上面女生们也都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情。到现在这个悬案都无解。我们多年后聚会还总说其这个事情，总是大笑结束。今年聚会有人提议去扯袍峪游玩，我立马毫不犹豫婉拒，我不想，我一点也不想再去那个地方啊，因为我们中学时去过两次，每次一两个多月，每天晚上我都吓得战战兢兢去厕所，说是厕所，就是野山坡上拿藤条遮掩一下，晚上可以听见各种野兽叫，有时男同学还提着蛇来吓唬我们。记得那里的村民长得很矮小，不刷牙，淳朴而愚昧。有次我去给他们讲课，他们一直都看着我傻笑，而不听我讲什么。后来听同学们说，他们在观察我，说我的骨像说明我将来是个大官。
中学里都配备了工宣队，我们班里指定了个工宣队师傅，说得一口河南话，给我们讲话，经常张冠李戴东拉西扯，比如会说我们对越南就应该收复了，南朝北朝将来都是我们的，说起历史更是让人捧腹。但是他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人，热心并力图维持我们混乱的秩序。开始对我个人非常好，因为我学习好，组织能力强，干什么像什么。可是很快就发生矛盾了，我的问题是经常把师傅为难住，我又不给面子，直接从教室后门的下半截洞里就钻出去了。我们的中学教室是在大楼里，但是很多门都只有一半，下面都被掏空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每个人都会说，毛主席说了，造反有理！林彪坠毁在温都尔汗，学校里上下震惊，我那时似乎心里对文革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结论，就是一场混乱至极的内乱，国力消耗殆尽，大家空前虚伪。前几届同学都下乡或去三线修铁路了，乡下和修铁路隧道那里时常传回来各种不好的悲惨故事，到我们这届，部分下乡，部分分配工作，原则上品学兼优者，或者家里留一个，可以留下在城里工作，我算幸运儿，被分配到西安南郊的航天航空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当勤杂工了。那时到了文革后期，但是还是革委会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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