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远枝：赤子难报慈母恩
赤子难报慈母恩
－－作者：王远枝
作者年轻时
1970 年 3 月，全系大会，宣布毕业分配方案。我被留校审查，未予毕业。刚宣布完，同学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只知道我在文革中持支持陆平校党委、支持张承先工作组、反对聂元梓校文革的观点，没怎么参加运动，整天背着书包上图书馆。到底在我身上发生了什么，这么严重！看到同学疑惑和同情的眼神，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会后，宣传队领导对我说，明天上午 8 点，到某某房间。还甩给我一句话，你必须认真考虑，老实交代你的问题。
我的天呵！到底我做错了什么，莫名其妙！
没有任何征兆，突然被立案审查，凶多吉少。我心里清楚，明天起，我将成为“阶下囚”了。 晚饭后，我想，应该向朝夕相处 6 年的同学们告别了，就走进班上同学们住的宿舍。一进屋，本来讨论分配方案的热闹场面顿时鸦雀无声。我一个一个地看着同学，心里想，亲爱的同学们，让我再看一眼你们熟悉的脸庞和身影，也许，从明天起，我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们，你们可能也没有机会见到我这个老实巴交但有时也很调皮的小学弟了。房间一片寂静，我难过得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
回到房间， 我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床上。文革中的一切在我的脑海里闪回。我没有怎么参加这个运动，两派的争斗也没介入，甚至一张大字报都没有贴过。武斗时我在福建福清乡下老家，帮爸妈干农活。在学校我就经常上图书馆，那里有很多很多我爱看的书。我“骂”过聂元梓，“骂”过校文革。记得就在聂元梓权势熏天、红得发紫、志满意得自以为她是什么响当当造反派的时候，当时外地、外校有很多师生来学校串联，经常会遇到他们问北大文革的经验，我就是一句话，别学北大，聂元梓是坏人。你聂元梓干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坏事，我们说几句难道还不应该吗 ?
我对文革想不通，思想跟不上，有抵触。文革对领导干部、学术权威残酷迫害、乱批乱斗，长期上不了课，学业荒废等等，我对这些有看法，有不满，有怀疑，这些都是真的。我在斗私批修中也做过检查，不关心政治，不积极参加运动，不争取进步，思想落后等等。我只想早点毕业挣工资，赡养父母，资助弟妹，我家是农村的，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再拖下去了。这次填毕业生登记表，组织鉴定栏目上写的是“尚能参加文化大革命” ( 这在当时的语境是一种贬义 ) ，没有同学们普遍有的“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或“积极参加”等字眼。我对这个鉴定也没有提什么不同意见，爱怎么写就怎么写吧。
到底什么事，我实在想不起来。算了，不想了，但愿这只是一场误会，说不定明天讲清楚了，就可以和同学们一样，高高兴兴奔赴工作岗位，前两天宣传队师傅还征求我的意见，说是要把我分配到贵州省黔东南自治州一家企业呢。能分配到企业工作，这在当时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方案。
我抱着天真的幻想。
短兵相接
第二天，我在地学北楼 ( 文史楼 ) 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开始接受审查。专案组先是向我宣布纪律，交待政策。纪律就是这个不准，那个不准，失去自由，牛鬼蛇神待遇。政策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交代完政策后，专案组的人问：“你昨天考虑得怎么样，交代你在文革中的问题。”“我想了一晚上，什么问题也没想出来。”我说。“你别装什么糊涂了，像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最后还不都得老老实实交代。”专案组的人开始急了，凶狠断喝，“废话少说，交代问题。”听口气看来他是整人的高手、老手，经验丰富有一套，搞“阶级斗争”熟门熟路下手狠，不能小看他了，我心里琢磨着。我说：“我有什么问题，请指出来，有的话，我一定交代。”他说：“你自己交代，等我们给你指出来就迟了。现在是给你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的机会，你要抓住这个机会。”双方你一言我一语，浪费了很多时间。
当我说到，你如果不拿出事实来，你就是在陷害我，我就立即离开这个房间。专案组的人突然一拍桌子，拿起一叠材料在我面前晃着，还能看到上面盖着许多红色的公章和手印，他厉声喝问，“某某你认识吗 ? ”我说，“听说过，没有见过面。”原来是外地外校的一个学生，他在被逼供信时捕风捉影，乱写交代材料，领导也不考虑在逼供信情况下写的材料的可信度如何，一个冤案就这样产生了。我沉默着，正在思考如何解释这个材料不可信时，对方以为他们的讹诈见效了，更加猛烈地发动进攻：“你必须老实交代你们反革命集团的所有罪行和所有的人，特别是北大的，人数相当多”，“你的问题非常严重，从严的话可以逮捕甚至枪毙，从宽的话可以马上分配工作，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你胡说！”我被激怒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反革命集团。有的话你拿出事实来，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我参加了什么活动 ? ”专案组的人发现自己刚才对我的判断错了，恼羞成怒，歇斯底里：“你太嚣张了！你放老实点！你给我站起来！”我不示弱：“你凭什么要我站起来！我今天就是不站起来，你能把我怎么样！”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我据理抗争。双方唇枪舌剑，他站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也毫不畏惧，站起来回敬他。他威胁我，我反唇相讥。
宣传队老张师傅是北京第一机床厂的，支左时跟我住一个宿舍，对我很了解，人很憨厚，心地善良，坐在那儿一直没有说话。看到双方剑拔弩张，看到我浑身发抖，怒视对方，生怕局势失控我会吃亏，就从身后抱住我说：“你要看清楚，你是受审查的，他们是专案组，是代表组织的，你再这样下去，性质就变了，就可以抓起来了。你好好交代，有就是有，没有就说没有。”他的一段话让我冷静下来了，也许对方是在故意激怒我，正希望出现失控情况，好找到借口加重处理我呢。
遭到审问和训斥后，我痛苦地站在窗口，仿佛听见大喇叭响着的不是文革流行的革命歌曲，而是奋发的《毕业歌》；仿佛看到同学们在现在图书馆所在地的广场上，不是凄凄惨惨戚戚的逃离，而是握手拥抱、互相告别。毕业分配的幻想破灭了。大楼里只剩下我孑然一身、默默地承受着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与不幸。我默默地目送着一辆辆大卡车满载着同学们离开北大、离开未名湖。
这种状况一直僵持着。天天审讯，天天挨骂受训。面对专案组的凶神恶煞，我已经没有精力去回应了。天天被逼着写交代材料，一个星期下来还是白纸一张。
我被隔离在地学北楼 ( 文史楼 ) 一楼的小房间里，放置着许多废弃的矿物标本和其它杂物。房间没有窗户，空气浑浊。里面放着一把靠背木椅。我整天坐在椅子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大概过了一个月，估计是专案组派出的外调回来了。有些同学是刚毕业到单位报到不久就被外调，被要求揭发我的，因此也受到不小的打击和惊吓，至今想起来还深感歉疚。
刘少奇绣像
一轮新的审讯又开始了。这次大概是有实质性内容，不像过去那样老是整态度，胡搅蛮缠，我都烦死了。
专案组的人严肃问道：“这几天问题考虑得怎么样？我们经过大量调查，你的问题很严重。今天你必须老实交代。”我诺诺，估计他还会接着发问。他问：“文革中你出去串联了吗？都去什么地方了？”我说：“大家都出去串联，我也去了，去过很多地方，具体的地方我慢慢回忆。”又问：“去过武汉了吗 ? ”答：“去过。”问：“都干了什么？”我长时间地回忆，记得就是游山玩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干过什么坏事。答：“都是游山玩水，很不应该。”问：“你哪是游山玩水？！你买过东西，还说了反动言论。”答：“买过什么东西我记不清楚了。反动言论我再回忆回忆，因为我不敢保证我每句话都是正确的。”又是一阵长时间的回忆、思考。专案组的人急了，喝问：“你买过刘少奇的像吗？说了什么反动的话？”
呵！我记起来了，他们不说我还真忘了。我就把事情的整个过程一五一十说了，没有任何隐瞒。我老实交代，但是不知道错在哪里，买绣像那时候刘少奇还是我们的国家主席。专案组叫我回去写一份书面交代材料，这次审讯就结束了。
事情是这样的。
1966 年 9 月，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也一起出去串联，一路上到处都是造反的大字报、大标语，矛头直指党中央领导和各级领导干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抄家揪斗，一片混乱。对此我心里很反感、很不满，也很痛苦，觉得怎么会搞成这样。到武汉后，在一家商店门口看到好多人正在买领袖绣像。我也挤了进去，其中就有刘少奇主席的绣像。我觉得绣得真好，慈祥的微笑，和我一年前看到他的印象一模一样。
那是在 1965 年，当时外国元首来访的外交礼仪是群众夹道欢迎。一次，学校组织我们一年级同学去夹道欢迎。当时马路都很窄，双车道的。而且，欢迎的队伍都是马路两边单排排开。领袖车过时速度不快，近距离看得很清楚。我看到刘主席和外宾的车开过来，他站在敞篷汽车上，刚好靠我们这一边。我又高兴又激动，拼命地挥舞手中的纸质五星红旗，喊着“刘主席！刘主席！”。也可能因为我年纪比较小，个子也小，像个中学生，我看到他老人家朝我笑着，还慈祥地向我点头挥手。我当时感到，我一个偏远农村的孩子，能来到首都，在最高学府学习，而且能这么近距离见到国家领导，真是像妈妈说的，她小时候是多么想念书，但是上不起学，我们运气好，赶上好时代了。我们的生活多么美好，我们的前程多么光明。
回想这些往事，我就想买幅纪念。当时我只有买一幅绣像的钱，就恭恭敬敬地买下了刘少奇绣像。买完后，我正在自鸣得意，有同学说，刘少奇会倒台，现在满街都有他的大字报。我说了“别管那些，以后想买你还买不到”这句“反动”的话。
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经过。真想不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世界已进入现代文明，北京大学一名 19 岁的大学生，因为买了一幅自己国家的主席的绣像，竟然就被整得死去活来！连我自己也觉得罪恶深重了。要是今天，我会问，我买了一幅就是反革命行为，那卖绣像的国营商店该当何罪？织绣像的工厂又该如何呢？
检查交代、批判斗争、强体力劳动、无经济收入、饥饿和寒冷， 我都要去面对，去克服。我感到冤屈，心里十分抵触。我思想斗争激烈，想得很多很多。想到我的前途，父母养育之恩，兄弟姐妹手足之情，上面会怎么处分我，会不会被开除学籍送去劳改，那我这辈子就算完了；想到党的多年培养教育的恩情，解放前父辈所受的苦难，我们要吃水不忘挖井人，不能忘恩负义当小人；想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数革命先烈为了民族解放、人民幸福抛头颅洒热血，为人民功勋卓著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各级领导也正在挨批挨斗，受苦受难；也想到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活生生事例，邓朴方、牛辉林等一大批同学，他们因反对四人帮及其在北大的代理人，受到残酷迫害而坚强不屈，我要向他们学习。我是出于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热爱，我问心无愧。我要做好被处分，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思想准备。我不能自暴自弃，要坚定信念，不屈不饶，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和挑战。
连续不断的审讯。当时社会上“一打三反”、清查“ 5.16 ”正在开展，风声很紧。每次北京市发下来的现行反革命判刑案件讨论，都要求我联系自身实际谈体会，讲自己如何如何有罪，态度如何如何不好，讲自己态度如果不老实，就一定没有好下场等等。没有行动自由。日子很难熬。 1970 年五一节晚上，外面放烟火，我实在憋不住，偷偷从厕所窗口跳出，到外面看了一会儿烟火，第二天又挨了一顿臭批。
天天政策攻心，精神折磨，无休止地逼迫我坦白交代。专案组的人处心积虑，总幻想从我身上能深挖出什么来，好邀功请赏。不过，他们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过了半年多，专案组的人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进屋后看到系宣传队领导坐在那里。我心想，都审查这么长时间了，也没查出我什么问题，领导找我谈话，该是解决处理我的问题的时候了，我要趁此机会向他们诉说我的冤情。我心头抱着一丝希望。
没想到，宣传队领导一见到我，就态度严肃对我说，今天找你谈话，就是要警告你，明天开全校宽严大会。态度好的，能主动坦白交代又能揭发别人的从宽处理，态度不好的，从严处理。明天公安局肯定要来抓人，由群众当场揪出来。据专案组反映，你的态度很不好，群众意见很大，很多重大问题都不肯交代，既不交代自己，也不揭发别人，像你这样态度不好的人明天很危险。今天是你最后的机会，你回去好好想一想，抓紧今天交代问题，争取从宽处理，找专案组或直接找我都可以。否则，明天群众把你揪出来送公安局法办，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听到这里，我心里凉了半截，想说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喃喃地说，我实在记不起我有什么罪行。
我的希望彻底破碎了。专案组的人到底罗织瞎编乱造我什么罪名，让宣传队领导对我有这么严重的看法，让我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北大呵北大，人们都说您是科学和民主的殿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自称是“大民主”，请告诉我，现在我到殿堂的哪里，可以寻找到讲道理的地方！在哪里可以给我哪怕是一点点申辩的民主权利！难道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吗？！
我彻夜未眠，不知明天会不会被抓走。想到前景，不寒而栗。我得罪了专案组，我得做好专案组极“左”报复而可能出现的各种最坏情况的思想准备。亲爱的爸爸妈妈，您们为了供养我上学，辛苦劳作，风里来雨里去，吃尽苦头，我对不起您们老人家！我就不信，在这场善良与邪恶的较量中，邪恶会永远占上风！
第二天一早，校广播台大喇叭连续不断播出“凡是反动的东西……”等阶级斗争的语录歌，声嘶力竭狂呼“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等口号，东操场停着两辆警车，有十几名警察，还有不少保安人员，气氛紧张、萧杀。 9 时，各系的队伍步伐整齐，喊着口号，唱着语录歌进入会场。我怀着不安的心情，低着头跟着系里的队伍进入。看看周围，都是系里的老师，没有别的陌生人，而且还有老师对我点头示意，心里也踏实了一些。结果当天被抓走的是哲学系的一个叫高云鹏的，据说他是聂元梓的一名亲信，会上揭发批判他在北大和陕西汉中策划武斗，犯下了严重的罪行。我心想，公安局还是分得清好人和坏人，不会来抓我的。那天我还真的没有被抓走。
系里决定对我边劳动改造、边交代问题。我在学校里扫厕所、掏大粪、烧锅炉、养猪、种菜，在没有给我任何劳动防护条件下，脏活累活危险活，严冬酷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工资，只有十几元的生活费。我在忍受各种屈辱中苦苦挣扎，奴隶般拼命地、默默地干活。我的心在流血，在呐喊，漫漫黑夜，你何时是个尽头？！黎明曙光，你什么时候才会来临？！
一天上午，我像往常一样到当时的中关园、蔚秀园、承泽园、朗润园等地方扫厕所、掏大粪，掏了满满一车粪，一个人用三轮板车拉回。中午，我拖着疲惫和饥饿的身子，到大饭厅买饭，系革委会负责人突然凶恶地把我挡住，向我咆哮着：“你上午干什么去了！”我答：“掏粪。”他的吆喝声惊动了在大饭厅排队买饭的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他们都是和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纷纷过来围观。“你为什么不去拔草？！”“你必须老老实实接受改造！”他教训着我，责骂声连续不断从他口里吼出。我感到颜面扫地，无地自容，做人的基本尊严受到极大的损害。我想辩解：“没有接到让我去拔草的通知。”但一想，没有用的，他不会跟你讲理，人家就是要找茬整你，如果他真想知道我上午在哪里，问一下专案组不就行了，就缩回这句话不讲了。我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看着他尽情地、淋漓尽致地表演着 “左派” 的做派和“文革造反派当权者”的威风。我没有一句检讨服软的话。大概是看到我再没有搭他的话，看到了我那双愤怒而不屑的眼神，也感觉到现场围观同学对我同情的气氛，才自讨没趣，悻悻而去。
1972 年春，是我受审查的第 3 个年头。我向系里提出，我到底什么问题，我的问题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解决。这本来是我心中焦虑着急，希望尽快解决问题、尽快毕业分配工作的正常反映，却被他们误读为是“挑衅”、“进攻”、“翻案”，受到严厉批判。刚好又碰上什么反击右倾回潮，说什么社会上有人蠢蠢欲动，借“ 9.13 事件”来批“极左”，来攻击文革，要算文革的账。我又被当作阶级斗争新动向、不老实改造、妄图翻案反扑的活材料挨批。經系革委会部署，地学北楼 ( 文史楼 ) 前面突然间出现了好些批判我的大字报，贴出威胁我的诸如“某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某某罪该万死”、“强烈要求从严惩处某某”、“某某必须低头认罪”等大标语，并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我的什么严重罪行和嚣张气焰。在当时校园内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字报的情况下，这些大字报和大标语对我来说极为刺眼。我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是不是对我加重处分的前兆，心里十分害怕和恐慌，直后悔自己为什么忘记了专案组的“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的训示，会多嘴去系里问什么时候解决我的问题。
北大三年的磨难，我最大的收获是，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受迫害、受欺负的感觉，亲身体验并懂得了科学、民主和自由的可贵，亲身体验并懂得了养育我的平民百姓、弱势群体的感情。这些道理，课堂上老师都讲过，这次蒙难，是真正学到了，这些要成为我今后生活、工作的精神力量。
向母亲诉说
1973 年初，领导告诉我，春节期间，你可以回家看看父母亲，并发给我 46 元工资。从 1968 年学校武斗结束宣传队进校后，我就没有回过家。 5 年过去了，爸爸妈妈还好吗 ? 家里的亲人有没有因我而受冲击？强烈的想家之情撞击着我的心。我到街上买了好多北京特色小吃，这些爸妈可从来都没吃过，装了满满的一箱子，很沉很重。这些好吃的都是我工资挣来的，该孝敬孝敬他们老人家了。妈妈听说我要回来，天天下午都要站在村口，盼望着她日夜想念的儿子会突然出现在回家的路上，出现在她面前。
我终于回家了，回到了爸妈身旁。妈妈喜出望外，一直端详着我，长高了，身体也结实多了，人也沉稳多了，像个男子汉了！妈妈急切地问，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了，挨打了吗，饿着了吗，北京那么冷，冻着了吗，生病了吗。
我是我们家最大的男孩，妈妈最喜欢我，我是她生活的全部希望。听家里讲，在我受审查期间，妈妈天天说着说着就哭起来，天天挂念着我，为我担惊受怕，又得不到消息。她怎么也不会相信，她的善良懂事的儿子居然会是“反革命”！我姐姐在中山医学院学习，也是 64 级的，比我们晚半年分配。毕业分配时，宣传队找她说，你北大的弟弟有问题，被留校审查，为什么不向组织报告 ? 结果她被分配到贵州省条件最差的地方。我 12 岁的弟弟因为我的事，村里有人欺负他。他不懂事，回应了一句：“我哥哥不是反革命，你才是反革命呢！”被按在地瓜地里毒打，直到乡亲们把他从农地里抬到家里，落了个终生腰疼的痛苦。村里有人以我是“反革命”为由，闖到我家里抄家。家里被砸得凌乱不堪，一塌糊涂。他们当着妈妈的面，把妈妈最心爱的，家里最值钱的，也是我们上学交学费唯一经济来源的一台缝纫机砸烂。看到这些，善良的妈妈心都碎了，被惊吓得人都要崩溃了。
妈妈是那么慈祥地看着我。望着妈妈憔悴的面容和额头上新添的白发，我心里痛。我要抚平妈妈心中的伤痕。
我说，妈妈您放心，您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勤奋，诚实，善良，帮助别人，自己吃点亏没关系，这些我都牢记在心。您儿子决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绝对不会干什么坏事。我在北大这几年，您就放心吧，没有吃多少苦。
我告诉妈妈，北大对我可好了，老师对我可好了，我并不孤立。我受审查时，许多老师都说，他对文革的事情看不清楚，可他们当时还都是孩子呀，整这些年轻人干什么！一次我一个人在那里扫马路拔草劳动，系总支书记陈凯教授走过来，问我身体怎么样，安慰我，挺关心我的。她还说要实事求是，有就说有，没有也不能乱说。她当时还是“走资派”靠边站，说这些话是要有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这也说明她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对我是很关心、很信任的。有一次帮助系总支副书记、系副主任王恩涌教授搬家，他既是“走资派”又是“反动学术权威”，同样也很关心我，非要请我吃中午饭，有这么大一条鱼，我也没客气，一下子全把它吃光了。我说着，用夸张的手势比划着鱼的大小，逗得妈妈开心地笑起来。
对妈妈最关心的事，我告诉妈妈，他们没有打我。不知为什么，我一次病也没生过，连感冒都没有。我劳动量大，每月粮票都不够，有时饿得晚上睡不着。我想出一个好办法。学校里有个小商店，卖爆米花，不用粮票， 2 分钱一大包。我买了吃。刚开始时吃一大包，吃得又慢又不解决问题，越吃越饿。后来我用开水一冲，爆米花立刻变成稀粥，喝下去解决问题，晚上就不会饿得睡不着了。连售货员都认出我来了，我一进商店，他问也不问，就拿出一大堆爆米花。我天天一个人拉着粪车满校园转，大概食堂大师傅也认出我来了，在买饭时经常故意多给我盛饭菜。我冬天不冷，棉衣棉裤还是入学时学校免费发的，虽然破了一些，旧了一些，但还能御寒。妈妈插话说，下一次如果给你工资，你去买一套新棉衣，不要往家寄钱。我补充说，冬天我烧锅炉，锅炉房里劳动穿单衣都出汗，不冷。
妈妈，我还要告诉您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事。我们一起劳动有三个人，他们两个是国内外最有名、最棒的教授，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劳动改造，一位是侯仁之，一位是林超。过去我们做学生的想见都见不到他们，想听他们讲一堂课都很难。他们两位都年龄大，身体不是太好，我年轻力壮，就多干点活。他们两位都很喜欢我，在劳动过程中争着给我传授知识。他们怕我不开心，尽量地开导我、安慰我。特别是侯教授，他很健谈，好像北大的每一座房子、每一块石头都有说不尽的历史故事。林教授经常作关键性的补充。有时我挨专案组的训，心情不好，他们讲的时候我爱听不听，他们也不怪我，继续讲他们的，还故意夹着一些笑话，让我暂时忘却心头的痛苦。两位老教授真是用心良苦，他们担心我想不开。
侯教授真了不起。他为了增强我的信心，给我讲了他儿子的故事。有一次他儿子困了，在铁轨上睡着了。火车开过来，火车头前面的铲子把他铲在铲子上，火车停下来后，他才醒过来。这叫大难不死。文革前有一年国庆节前后，有位中央首长把侯教授请到家里，每天小汽车接送，让他给讲课，讲历朝历代中国战争史上的军事战略要地和战役要地，整整讲了一个星期。后来首长送他一盆鲜花。他学识渊博，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和学术泰斗。听了他讲，我才知道地理这门学科学问大了去了。大到世界上的文明起源、大国的兴衰、国都的区位与变迁，小到日常生活的习俗、风水等都与地理有关。地理与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宗教都有关系。他对北京特别熟悉，北京的一草一木他都能说得清清楚楚。他说，北京城有一条中轴线，南从永定门起，一直往北，有正阳门、中华门、天安门、端门、午门、太和门等等，两边建筑左右对称，皇家气派，非常壮美。两个顶级教授手把手教一个学生好几年，我敢说在北大的历史上，没有几个学生有我这种待遇，有我这么幸运。妈妈，以后有机会，我一定陪您一起去看北京。妈妈高兴了，笑了：“我放心了！你肯定没有干什么坏事，你要是干了坏事，那些老领导、老教授不会对你那么好。你回去后要记得谢谢他们。”
妈妈，我还有一个小秘密要向您报告。我开始学经济学了。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不能让他们这样白白地浪费我的时间。我们国家还很穷，经济状况还不太好，总有一天要搞经济建设。那时候国家就会很需要懂经济、懂科技的人才。我念的专业是地球化学，现在学它已不太可能，因为需要仪器、实验室等工作条件。我考虑很久，还是学经济吧，因为这不需要实验室，自己可以自学，北大的条件也好，图书馆有大量的书。不管今后能不能用上，让不让我干工作，即使用不上，也要学。学总比不学好。不然将来一旦国家需要我们，我们又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会后悔死了。这两年，我白天劳动，虽然很疲劳，但晚上坚持刻苦自学经济学。主要是学马克思的《资本论》，我自己花钱到旧书店买的书。书非常厚，已经看完第一卷，第二卷也看了一大半。我也读世界和我国的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我晚上看书看得很迟，还做笔记。专案组的人不知怎么得到消息，怀疑我深夜在那里写什么。有一天晚上突然闖进我宿舍，我正在写笔记，他二话没说，就把笔记本从我手里抢走，我无助地、呆呆地看着笔记本就这么被没收。很可惜的是，那笔记本里记的是我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和心得，是我的心血。况且我没有钱，买一本笔记本也不容易。专案组的人可能误认为我在宿舍里写“反动”日记或者在记“变天账”，这回证据抓个正着。“皇历？！带回去研究研究！”，我在妈妈面前表演了鸠山队长搜查密电码的动作。
妈妈惊喜地看着我。眼前站在她面前的儿子，他没有颓废，没有屈服，更没有悲观厌世。他变得越来越坚强。他热爱着党，热爱着自己的国家，也热爱着自己的生活。他在逆境中还能想到国家经济建设，还在规划着自己的未来。这正是她所期望的儿子。他会被锤炼成一块国家有用的优质钢材。
整个假期，母子俩有说不完的话。我 5 岁的小妹妹还从来没见过她大哥的面。刚回家时，她怯生生躲在妈妈身后不敢上前。没两天功夫，跟我亲热得很，总是偎依在妈妈身旁，眼睛一眨一眨地、聚精会神地听着她大哥向妈妈的诉说，挺可爱的。小妹后来也考上大学，在省上做进出口商品检验工作。
假期到了，该回校了。我向妈妈告别。妈妈送我到门口。突然，妈妈不由自主拉住我的袖口，不让我走。她在害怕，担心她儿子走后还会不会回来。“妈知道你受了好多苦。”妈妈满脸泪水。“妈妈您放心！”我斩钉截铁，像是在宣誓。
回北大进修
1973 年 5 月我离开北大，被以所谓“攻击文化大革命”等政治结论，发配到福建省永泰县农械厂当车工。 5 年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各种歧视、欺负一直在困扰着我。这是一个只有 100 多人的小厂。我人还没有到，厂里就传开了过几天要来一个北大的“反革命”、“ 5.16 分子”的小新闻。我进厂第一个月领工资，就被厂里的小偷偷了精光，向上反映，却得到“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的辱骂。企业派性严重，四人帮文革的病毒已经侵蚀到社会的最基层的细胞，正在无情地吞噬着我们共和国的健康的肌体。从北大到农械厂，只不过是换个地方接受劳动改造。苦闷孤单时，魂牵梦绕未名湖，北大的一切，那里的酸甜苦辣都成了我美好的记忆。幸好有厂里的王国平书记和叶明欣师傅等一大批工友对我处处关照、事事帮助，使我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他们默默耕耘的老黄牛精神和乐于助人的高尚品格鼓舞着我，使我在生活的磨砺中自强不息。我感激他们，敬重他们。想起他们，我心里就难以平静。
1976 年 10 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我们国家，我高兴、激动的心情难以形容！有多少心里的话要向亲爱的党说！虽然远在遥远的南方深山沟的小厂里，但我的心飞向了祖国首都，仿佛我又回到日夜思念的母校，回到未名湖畔。听说凡是“两校”定的案一个也不能翻，但我还是天天想翻案，如果不能翻的话，那就太不实事求是了，太冤枉我了。我开始给地质地理系党总支、校党委写信申诉，要求复查，重新结论。
1978 年春，学校要招一批学生回炉进修，当时我还没有得到复查平反。我弱弱地报了名，想试试看学校肯不肯要我，碰碰运气。我给曹正民教授写信，请求要一份地质学的复习资料，他及时给我寄来，并在信中鼓励我。我没命地复习功课，白天要完成生产任务，晚上看书写笔记。有一次出差开会，夜里 2 点多，在莆田县涵江镇旅店，我借着公共厕所昏暗的灯光复习功课，准备回炉考试。突然，一个熟悉的乡音惊叫着，喊出我的名字。一位毕业后八年就没见过面的同学，居然深夜在公共厕所的灯光下和我相遇，这大概与我在北大 3 年掏大粪、扫厕所的缘分有关，心里一阵酸楚和苦涩。
回炉考试后，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向厂领导请假，想高高兴兴回福清老家向妈妈报喜。进门时，我盘算着如何给妈妈一个惊喜，却怎么也找不到妈妈的身影。“妈，妈妈，您在哪儿？！”我焦急地呼唤着。
我预感大事不好。二伯母听到声音，过来告诉我，你妈妈病重住院，你爸爸和你姐妹、弟弟都在龙田医院。如晴天霹雳，五雷轰顶，我奔跑十几里路到医院妈妈病床旁。妈妈见到我，平静地安慰我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她还向病友介绍说，这是我大儿子，眼里流露出母亲的自豪与满足。我问爸爸，妈妈病了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爸爸说，妈妈一再嘱咐全家，说你老想着北大的事，她的病千万不要告诉你。她说如果告诉你，你一定不会去考，就影响了你的前途。
医生告诉我，妈妈因操劳过度，已是癌症晚期，她为了省钱，忍痛多时，送医太晚，已无法治疗。我在妈妈面前强装镇定，出来后，我跪在医院地上，忍不住嚎啕痛哭。亲爱的妈妈，四人帮对我残酷迫害，您遭受了那么大的精神打击，摧垮了您的健康。在您病重忍受剧痛折磨的时候，牵挂的仍然还是您儿子我身上的冤案，我的前途！您母爱如山，您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您才 52 岁，您病了，我还考试干什么！您病了，我居然没有在您的身旁！我还没有陪您一起去北京呀！我应该怎么做，怎么能够用我的生命来救妈妈的生命！我开始恨我自己，恨北大，恨未名湖！我急疯了，听说莆田县有一个名医，我一时买不到长途汽车票，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边哭边骑自行车往莆田跑。苍天呵，你们救救我妈妈！
北大进修回炉录取通知书到了，我捧给妈妈看，妈妈脸上露出她生命的最后一个笑容，是那么美丽！ 1978 年 10 月 2 日，我心中的天坍塌了下来，敬爱的妈妈永远离开了我们！
我回到北大，没有心思看校园的变化，没有久别重逢老师同学的喜悦。我悲伤，我想妈妈。像死去一样，整天沉默不语。像机械人，按部就班地上教室，上图书馆，去食堂打饭。晚上集体宿舍熄灯后，我才有自己的世界，蒙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哭泣，几乎天天晚上如此，直到睡着了。按照北方人的习惯，亲人逝世后，戴黑纱记念，而我们老家习惯，是带白纱。学校同学很多，我如果右臂戴白纱，会有很多人会问。按我们老家习惯，父母逝世，戴一个月的孝，而我决心要戴孝一年。我就在中山装上衣右口袋别上一块白纱布，这样我就可以天天看到妈妈。每天晚上，妈妈慈祥的身影总是在我眼前浮现，妈妈殷切的话语总是在我耳畔回响。她说，她小时候姥爷在南洋，遇到灾荒，跟着姥姥逃荒要饭，你们现在能上学，妈妈真羡慕你们，要好好读书。记得我高考作文，就是写妈妈这段话。我仿佛又回到妈妈身边，跟在她身后上山砍柴，妈妈疼爱地帮我擦去脸上的汗水，教导我男儿要吃得了苦。我仿佛又回到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没有粮食，妈妈喝着稀汤，宁肯自己饿着，也要把她碗里仅有的几颗米粒倒在我的碗里。我仿佛又在深更半夜醒来时，看到妈妈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用缝纫机替人缝衣服，为的是给我们交学费。我仿佛又看到妈妈看着我学期成绩单时既满意又充满希望的笑容，妈妈的笑真美！…… 妈妈，亲爱的母亲，您含辛茹苦，养育我长大成人，您用生命写下了我的历史，您恩深似海，儿子永铭在心！
说到考回炉进修，还有一个不算小的波折。我的考试成绩不错，正式招生需要政审。系里有人提出，我政治上有问题，不能录取。为此，系领导专门请示校党委书记周林同志。周林书记说，他是在北大摔倒的，我们北大有责任帮助他站起来，如果我们不录取他，就要犯第二次错误。尊敬的周书记，谢谢您，虽然我从来没见过您。 1978 年 10 月，我回炉到地质系进修班学习。说实在，再剥夺我学习的权利，天理难容！
历史是人民写的
1979 年初春的北京，严冬已经过去，春天悄悄来临。虽然春风还有点冷飕飕，但阳光灿烂，空气清新，万象更新，生机勃勃，拨动着人们心中美好的希望。 3 月 19 日上午，北大党委在东操场隆重召开全校大会，校党委宣读了为在文革中遭受四人帮迫害的学生平反昭雪的决定。我得到平反昭雪。第二天，地质地理系党总支在一教一楼大阶梯教室召开全系大会，系领导宣读了 1979 年 3 月 19 日校党委对我的平反决定。
决定中说：“ 1970 年 3 月经驻北大宣传队批准留校审查，未予毕业。 1972 年 7 月 25 日经北大党委、革委会决定，以犯严重政治错误予以结论，免予处分。分配工作。 1976 年 9 月 24 日原北大政治部又以维持 1972 年的决定予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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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6 年以来，王远枝同志多次申诉，要求复查，重新结论。
经复查，王远枝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对刘少奇、贺龙、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惨遭迫害深表同情，是反对林彪、四人帮的。
现经复查，撤销 1972 年 7 月 25 日的决定，强加于王远枝同志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一律推倒，彻底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有关材料应全部销毁。”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
1976 年 9 月 24 日，四人帮垮台前的 12 天，原北大政治部还继续不良，又以维持 1972 年的决定予以结论，他们如此迫不及待究竟因为什么 ? 是他们错估形势，以为四人帮阴谋就要得逞，时机已到，抓紧篡党夺权的步骤，还是四人帮在面临灭亡前的心虚、胆却和垂死挣扎！
从 1970 年 3 月到 1979 年 3 月，整整 9 年过去了。二十来岁，燃放着希望与理想的青春，人的一生最美好、最宝贵的岁月，而我，却在苦难与屈辱中度过。今天，这一切都结束了，新的征程开始了。妈妈要是能够看到今天，她老人家该有多大的安慰，该多么高兴！来不及抱怨，来不及自卑，来不及彷徨犹豫，砸碎了沉重的锁链的我一刻也不能停，必须以钢铁般的意志和决心奋起直追，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向科学技术进军，掌握一门为祖国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以实际行动报答党的恩情，报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
平反后一个月， 1979 年 4 月，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研究生。 9 月，录取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
北京大学，我们的母校，中国的最高学府，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聚集了各个历史时期的著名专家学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中，北大是重灾区，被四人帮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人承受着比任何学校都更深重的灾难，也就肩负着比任何学校都更沉重的历史责任。
聂元梓第一张大字报，造谣污蔑攻击校党委，受到全校师生员工的反对、揭露和谴责。聂元梓校文革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随意关押、残酷迫害领导干部、学术权威和进步学生。燕园斯文扫地，不断传来师长、同学被殴打致死含冤自杀的噩耗，校园一片恐怖。在校外，他们丧心病狂地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群众在各地围攻各级党委政府，造反夺权。为了从政治上、组织上搞乱搞垮北大，校文革无法无天，为所欲为。他们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强烈不满，他们的罪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具有五四爱国民主科学传统的北大师生员工，面对四人帮及其在北大代理人的种种罪行，忍无可忍，被迫奋起抗争。这种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团结一心，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坚韧不拔，谱写着北大文革悲壮的历史。校内先后成立的群众组织之间尽管在北大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不同观点，但他们都是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兄弟姐妹、受过党多年教育的时代骄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共同是文革的受害者，也共同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为抵制文革做出自己的努力。特别是校文革制造挑动武斗后，同学们厌烦运动，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师生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不满，开始议论、谴责文革中四人帮的种种罪行，为此受到四人帮及其在北大死党的残酷迫害，受尽折磨，甚至致残致死，真是可歌可泣，令人尊敬。
亲爱的母校，多少学子为您而骄傲！我们这一代，在极其特殊、极其困难的历史条件下，用我们的意志和行动，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力所能及地顶住了四人帮及其代理人对知识的摧残，对北大的摧残，维护了您的尊严和荣光。我们承担起时代的责任，顽强地书写着您百年历史中不可缺少的光荣的一页，我们同样是您的优秀的儿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北大拨乱反正，开始了自己新的、更加辉煌的征程。 1984 年 10 月 1 日，北大游行队伍行至天安门前，打出了“小平您好”条幅，表达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也表达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声。
2005 年 10 月，我向中央统战部胡德平常务副部长汇报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工作，他是我们北大老五届的学长。在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时，我把北大党委 1979 年对我的平反昭雪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并向他表达了我对党中央、胡耀邦总书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的感激之情，完成了我多年的心愿。
2014 年，我已经是退休在家的老人了。每天晚上看《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看到刘少奇主席平反那集时，文革悲惨的情景又一幕幕在我脑海中浮现。敬爱的刘主席，在那个四人帮猖獗的不正常的年代，我仅仅因为买了一幅您老人家的绣像就被整得死去活来，颠沛流离，您老人家本人、您老人家的亲属所遭受的迫害，其残酷程度就可想而知。当看到葬礼中，青岛市几十万群众胸佩白花肃立默哀，表达对您的敬仰和怀念，全城降半旗致哀，海军官兵列队致敬，护卫舰、战机护航，听到大小船舶汽笛长鸣， 21 响礼炮鸣放，看到王光美同志和子女万分悲痛，手捧掺着花瓣的骨灰撒向大海，人民胜利了！我眼里禁不住流下了泪水。敬爱的刘主席，您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您老人家说的好，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2015 年，我和妻子赵涛回到久别的故乡，福建省福清市一座宁静美丽的小村庄。故乡背靠着山，面向着海，我们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我们来到山岗上，空气清新，山高林密，郁郁葱葱，爸爸妈妈就安息在这里。遗像中的妈妈还像过去那样朝我微笑着。亲爱的爸爸妈妈，儿子不管在天涯海角，都要回到您们的身旁。我们在父母坟前鞠躬敬礼，在坟前的石头上，静静地坐着，静静地寄托着对父母的哀思。兰兰的天上白云飘，阵阵清风轻轻掠过。小村庄里，密密的新房连在一起，村前一片金色的田野，村西头弯弯的小溪日夜不停地流淌着。向村东头远远望去，大海就像一条蔚蓝色的飘带。这时，我们看到远处银白色的高速列车在骄傲地飞驰，奔向远方。
（作者为原国务院减轻企业负担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司长、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球化学专业 1964 级学生、经济学硕士、高级经济师）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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