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树榛：记马员生
记马员生
－－作者：程树榛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被分配到黑龙江富拉尔基新建的一个工厂工作。这个工厂是国家重点企业，属于当年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有职工两万余人，负责生产万吨水压机、大型轧钢机等重型机器产品。我因为大学读的是机器制造专业，故被分配在工厂的设计处做产品设计工作。
设计处的处长是一位资深共产党员，名叫马员生。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入了党，介绍人之一是王若飞。当时马员生就读于河南开封某大学，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革命者。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马员生是河南反动派缉捕的重要对象。迫于当时情势，马员生被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离家出走的日子，竟是他新婚妻子过门的次日。
马员生到达莫斯科后，成为东方大学一名正式学员。当时的东方大学聚集了许多国家、地区不同党派的革命者。年轻人思想活跃，常常不自觉地被卷入某派别和社会思潮中去。马员生由于爱独立思考，在一些问题上，和同学产生了歧见。在斯大林的苏联搞大清洗、大屠杀的年代，马员生因此成为肃反的对象，被捕入狱，继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进行劳动改造。
在西伯利亚，他发挥了他的技术专长，从而受到管理者的赏识，让他专门从事机械修理工作；劳改期满后，又被分配到一个小型机器制造厂。凭着他的真才实学，当上了工厂的技术科长，同时，娶了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姑娘，算是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正好，斯大林逝世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从神坛上请了下来。随之，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
马员生有幸也在平反之列。当局郑重通知他：当初加于他的一切罪名都是“莫须有”的，他现在完全自由了，今后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
此时，马员生已经知道，祖国这些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迫切需要大批建设人才。马员生当机立断：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不愿随行。但马员生去意已决，报国心切，顾不得儿女情长。妻子还算大度，答应让他们的三岁儿子小沃瓦随同父亲回国。
凭他的资历和社会关系，完全可以在北京谋取一个职位。可是，他不是一个贪求享受的人。他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回国的。经过多番调查研究，广泛咨询了老战友的意见，他决定到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这是他的老本行。
当时，重机厂正需要大批技术干部，厂内已聘请了几十位苏联专家。对他这位从苏联回国的中国技术专家更是竭诚欢迎。调转手续很快就办好了。
工厂给他们拨出两室一厅的房子，任命马员生为工厂的工艺处处长，掌管全厂的生产工艺大权。至此，无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他确实“得其所哉”了。
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多年立志报国，今天夙愿得酬，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所以，他在工作上大刀阔斧，在业务上勤勤恳恳，为提前建成工厂、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1150大型轧钢机，立下了卓越功绩。因而在1960年代初，工厂又让他改任更重要的岗位－－设计处处长，并被选举为工厂的党委委员。特别是，国家又给工厂下达了更重要的任务：设计、制造3万吨模锻水压机、2800热冷铝板轧机，均属于世界尖端产品，设计处的担子是很重的。老处长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工厂的厂报上撰诗以言志，其中有这样两句：
鞠躬尽瘁学诸葛，
发愤图强效老泉。
这时，我正好在设计处任设计师，是马员生的部下，所以对此记得很清楚。
在设计处，我先是搞强度科学研究，后来又搞技术情报工作，这两项工作他都抓得很紧，所以我和这位处长处得很热络。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工作间隙，经常和老处长一块漫话文坛，畅谈文学。我们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
但是，就在这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卷到了边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这个数万职工的中央直属企业，得风气之先，立即卷入这股浪潮中去。造反狼烟四起，工厂领导纷纷落马。
设计处的造反派，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马员生，罪名是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外加一个“老托洛茨基分子”。前两项罪名带有普遍性，问题不大；第三个罪名，就严重了。神通广大的造反派不知从哪里搞到的材料，竟把老处长1930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所犯的“错误”事实重新翻了出来，新账、老账一块算，于是，马员生就罪加一等了。他的罪行，竟然比头号走资派厂长还严重。因此，他很早就被送进了“牛棚”隔离审查。
我与一些平日和他过从较密的人，变成了他的“黑爪牙”，时刻被造反派用各种方式敲打。
我的家庭出身不好，反右斗争时又受了处分，发表的文章中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错误；另外再加上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工人阶级－－这些“罪证”，已经足够我喝一壶的了。造反派说：你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又和马员生那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打得火热，沆瀣一气，现在不彻底和他划清界限，不老实揭发他的罪恶，能够过关吗？
其实，我早就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我们科里给他写的大字报，我都签名了，在批斗会上高呼“打倒”口号时，我的声音也不比别人低。可是，在造反派看来，这远远不够。“凭你和他的关系，应该拿出‘干货’来！”有人在提醒我。
说实在的，“干货”还是有的。比如，对“大跃进”的看法，马员生不止一次和我说：这是“发虚火”、“说梦话”；对批判彭德怀元帅，他极为反感，说：这是“闭塞言路”、“诬陷忠良”；对日趋发展的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现象，认为是“走斯大林的老路”、“步斯大林的后尘”；对中苏两党的分歧、中苏两国的交恶，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对于翻烧饼似的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是上头某些大人物不管人民疾苦“瞎折腾”，等等。这些言论都是我们两人在闲谈中马员生随意说出来的。在当时看来，它们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干货”，哪一条讲出来，都会在马员生“罪证”的天平上加上重重的砝码。
这些“干货”，我能够揭发吗？这种落井下石、出卖良知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得出来？
可是，造反派又时时刻刻威逼着我，让我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大会批斗马员生让我陪斗，恭听对他的严厉批判，给我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召开小型的“劝导会”，对我“个别攻心”；晓以“大义”，示以利害，步步进逼，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我感觉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绞尽脑汁，找到了一个“万全之策”。
我想起了马员生发表在工厂厂报上的那首诗。我写了一张大字报，对马员生那句诗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字报中说：马员生身为共产党员，不去学习无产阶级的英雄雷锋、焦裕禄、董存瑞、黄继光，搞好思想革命化，而要学诸葛、效老泉，其目的何在？诸葛亮乃是封建帝王的宰相，苏老泉乃是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人，学习他们，意味着想走回头路，重回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想复辟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
这是无限上纲，充满污蔑不实之词。但是，造反派看了却很过瘾。他们没有这样的“文采”，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大批判，他们表扬我：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干货”，你是动真格的了。
可是我的心头却在悸悸作痛。在批斗会上我不敢直视马员生的眼睛；在上班路上我低下头来走路，不愿意和别人搭话；我更加害怕听见造反派头头的表扬。
这一关终于被我闯过来了，对我来说算是“蒙混过关”吧！
漫漫长夜，熬到了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全国人民大多从疯癫的狂热状态中清醒过来，“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也随之降温不少。“牛鬼蛇神”们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马员生也被从“牛棚”中放了出来，允许回家继续交代罪行。有几次在上班的路上我碰到了他，他首先对我笑了笑，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可是，我立即想起了我的那个“革命的大批判”，觉得无颜面对他，匆忙低头走开了。我希望将来在合适的时候，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好好地向他做点解释，以解除我内心的愧疚。
但是，我没能等到那个时候的到来。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在下班的路上，他意外地被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农撞倒了，立即人事不省，被送到医院抢救。经医生反复检查，诊断为头骨损伤导致脑出血，不到两天，便停止了呼吸。一位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走完了他曲折的人生路。呜呼，哀哉！
为此，我心里总是觉得欠老处长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
（作者为《人民文学》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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