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 神圣的殿堂 璀璨的诗城
神圣的殿堂
璀璨的诗城
－－作者：程正渝
1959 年 3 月 1 日，新学期开始，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扫教室，领到了新课本。翌日，正式上课。我们来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半年了，大炼了四个月钢铁，拔了两个月白旗，现在总算坐在课堂里正式上课了！
我们农机系属于理工科，新学期伊始，自然是开理工科的基础课，如数学、物理，以及公共基础课政治、俄语等课。那时候国务院《关于全日制高等学校的教学、劳动和生活安排的规定》：每年教学 7 － 8 个月，生产劳动 2 － 3 个月，假期 1 － 1.5 个月；各专业课程设置 20 － 30 门；总学时为 3000 － 4000 （我们农机系是 5 年制，学时在 4000 左右）。
政治课当时开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后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总课时为 400 多，是所有 20 多门课中最多的；其次是高等数学，总课时也近 400 ，作业题特别多。
那时候每天上午老师来上四节课，下午两节课自习，接着是课外活动和自由活动，晚饭后有两节晚自习。因此，我在做完作业后常到阅览室阅读杂志和到图书馆借阅图书。
图书馆和阅览室是过去的礼堂，在从学院大门向西直达大礼堂的大道的南面，隔着一条南北大道与东面的水利楼相望。整个大厅高大气派光线充足，两边各有六根圆柱，地面铺着考究的地板。中间大厅整整齐齐摆放着近百张课桌和凳子，供同学们阅读和上自习用。大厅北边三间互通的小厅的四周排列着报刊杂志架，摆放着《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文艺报》、《收获》、《诗刊》等数十种报刊杂志；南边三间互通的小厅摆放着各种专业技术杂志；－－那时学院订有各类期刊杂志近 600 种。
阅览室大厅西边是图书馆，当时保有 11 万册图书。我翻阅图书目录，文艺类中竟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文学著作！真使我大喜过望－－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高三时就立下了志愿：将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写书记录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理想。
于是，我饥不择食地接连借了几本苏联小说《白桦》、《船长与大尉》、《平凡的夏天》等阅读。
每天晚饭后我常常是第一个到阅览室，遍览文艺类杂志。
有时我也带课本来就在大厅里上晚自习。整个阅览室大厅近百张课桌坐满了各系各年级上晚自习的同学，却格外宁静肃穆。
阅览室的西端是图书馆的借书处，一张又长又大的窗口前的两边桌子上摆满了许多抽屉式的图书目录卡。
每当下午图书馆开放时，同学们秩序井然地翻着图书目录卡、登记并向馆内工作人员递交借书单（学院规定每人每次可借 2 本专业书和 1 本文艺书）；四位工作人员手持借书单或书本穿梭于一间又一间的书库、一排又一排摆满书的书架之间，把同学们需要的书找到后来到窗口，抽出书后的借书卡登记借书人的姓名和班级，然后将书交给借书人，把借书卡投入各个班级的抽屉中。倘若某本书已被借光，工作人员会告知该书没有了。
当四位工作人员轮休时，由一位三十来岁的倪管理员值班。倪管理员个子高大，黑长脸庞，眼小，但目光锐利。他手里捏一把借书单，眼睛扫视一番，说，某本书没有了。－－那必定是没有了，没有人再说话。倘若是在那四位工作人员值班时，常有同学说，请再找一找。结果工作人员重新去找，往往又把某书找了出来。同学们都知道，倪管理员对图书馆的十多万册图书了如指掌；相比之下，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像是到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似的。
倪管理员一个人的工作效率比四个人的工作效率之和还要高。
同学们都知道，倪管理员有非凡的记忆力。当你借书时，他那锐利的目光朝你一闪，便把你是哪个系、哪个班、叫什么名字记住了。有位同学一个学期只去过一次图书馆，借的书超期没还；该同学的同班同学来借书时，倪管理员便会说，你们班的 XXX 借的《 XXXXX 》超期没还 , 叫他来还。－－同学们之间口口相传，无不称奇。大家都觉得，倪管理员是个奇才，干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太屈才了。
在假日里，学院图书馆的文艺类图书室单独开放，由倪管理员值班。我自然常去光顾。倪管理员早就留意我了，常给我介绍新进的书。有一次，图书馆内人很少，他轻声对我说：“《英国文学史》是才购进的，可以看看。读文学方面的书，如果按照文学史的介绍读名著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倪管理员的这个见解使我受益终生！从此改变了我以往认为“开卷有益”和凭兴趣阅读的做法，并养成了常年手不择卷阅读名著的好习惯。
于是，我先读文学史，再把文学史中所列公认的名著的书名抄录下来，一本一本地借来阅读。
特别是假日，学院开两顿饭，早晨九点钟开早饭，我吃完饭就带上一本名著到阅览室去，坐在那里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开晚饭，每个钟头可以看四五十页，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书一天就可以看完。
诚如苏联作家费定所说：书是人生，名誉，财富，狂喜，非言语所能形容的欢乐，对人类的深爱！
每打开一本名著，我都按捺不住欣喜和激动的心情，有时候一边阅读，一边手指都在颤抖。每本名著都展现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栩栩如生的众生、深邃睿智的思想，－－我仿佛也置身其中，休戚与共，不能自已。
每读一本书，我都会随时记下警句隽语，都要在日记上写下心得感想（只可惜那些日记在文革中被查抄后丢失了）。
我如饥似渴如痴如醉热血沸腾浑身颤慄地读着这些永恒的书！文学巨匠们像一颗颗璀灿的明星穿越时空永不熄灭！亚瑟、保尔、约翰 . 克利斯朵夫、大卫 . 科波菲尔们的奋斗精神也永远激励后人！
正是这些永恒的书、美妙的书，学院图书馆在我心目中成了神圣的殿堂；正是这些永恒的书、美妙的书构成了闪耀在瑰丽梦乡的璀璨的诗歌金城（ 1 ）！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读了许多名著了，可是到图书馆一看，自己读过的书真正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而已！即使是读过的书又消化了多少？－－但是，我并不气馁，继续向“读万卷书”努力。
大学五年，在课余我究竟读了哪些文学著作已不能一一列出了，但是，从《希腊神话和传说》、《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沙恭达罗》、《云使》、《尼伯龙根之歌》、《伊戈尔远征记》等时代较久远的著作；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丁的《神曲》等；到近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大仲马的《三剑客》，小仲马的《茶花女》，普列姆昌德的《戈丹》，泰戈尔的《沉船》，格萨尔的《起义者》，果戈里的《死魂灵》，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再到现代的高尔基的《童年》、《人间》、《我的大学》，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等等名著我都是读过的。像拜伦、雪莱、济慈、贝朗瑞、惠特曼、朗费罗、歌德、席勒、海涅、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等的诗歌也深深打动我的心，我还专门用小本子抄录诗歌名句。
1959 年国庆十周年期间，我国出版了《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旗歌谣》等一大批文学作品，我自然是想方设法先睹为快。我还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每个月 3 元）买下了《青春之歌》和北师大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共有 4 册），并按照《中国文学史》的介绍阅读学习了我国历代的一些不朽的诗文。同时，我也养成了节省钱买书的习惯，几十年来我的小书房已有近千册藏书。
北师大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倪管理员给我介绍的。他说，学院图书馆也购进了大学中文系的课本，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文艺学》、《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等，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函授。你们农机系是五年制，每年都有 4 个月左右的生产实习和义务劳动时间，可以挤出时间来。－－我采纳了倪管理员的这个建议，开始自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
我在 1958 年高考时恰逢“大跃进”，那时规定，新疆的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本自治区的大学（约有 5% 工农兵家庭出身的学生保送到内地名牌大学，当然没有我的份），我虽然自幼爱好文学，但当时新疆仅有的 4 所大学并没有“中文系”，我只得按照“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报考了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农机系。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大学读农机系的同时，总能抽出时间来读文学名著和学习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在五年的时间里，我除了按规定完成了农机系的二十多门课程和四次生产实习外，实际上还读了个中文系，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在想来，我还十分自豪，在那个年代我总算没有白白度过青春年华！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这个读书的习惯，即使是在文革中蒙冤进了劳改队也没能改变。在极其艰难的生存环境下，我依然能想方设法找到书籍阅读。那时我借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大模大样地阅读了从一名政治犯那里借来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哲学史》、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季米特洛夫的《控诉法西斯》等书，还阅读了拜伦的《唐·璜》、《契科夫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作品选》、《古文观止》、《近代诗选》、《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我还借口练字，在“红宝书台”上抄录了许多诗文，偷偷塞在棉被的网套里，以防被押送去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塔里木劳改农场。……
我上大学时政治运动、政治批判如同家常便饭。“拔白旗”（全院批判 6 人）之后是“反右倾”（全院批判 5 人），“教改”（全院批判 5 人），“三反”（全院批判 3 人），“批判白专道路”（我系批判清华研究生赵老师的“凭良心做人”），“批判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系批判几位高职称的教师搞特殊买高价食品），“批判对‘粮食政策’的攻击”（有人宣扬“吃不饱肚子”，有人宣扬“老家饿死人了”）……当我埋头到文学名著里，便两耳清净、心无旁骛、若无其事了。
1959 年下半年开始实行粮食定量。这之前早就听说要实行粮食定量，那时总以为这是为了节约粮食而不至于饿肚子的。谁知这次是动真格的，一定量就是几年！每人每月定量 32 斤，其中平时吃的细粮（白面、大米）只占 20% ，其余是玉米面、高粱面和豆面等粗粮。同时，清油和副食品的供应也大为减少。－－大家顿时就感到饥饿降临是什么滋味了。每天上午第四节课开始就感到饥肠辘辘，心神不宁，课也听不进去了。
到了 1960 年情况越发严重，大部分师生员工都得了“浮肿病”和“肝炎病”。这时学院一面给病号发“炒黄豆粉”当特效药；一面提倡“劳逸结合”，也就是减少课程和上课时间，全面停止体力劳动和体育活动，允许大家多卧床休息保存体力。－－即使到了这个时候，我只要拿起文学名著，立即忘记了辘辘饥肠，忘记了现实世界，迅速置身于名著描述的境界之中，灵魂出窍，忘乎所以！，－－真是书海洋洋，可以乐饥。啊，永恒的书、美妙的书，是你帮我度过了那令人心悸的“三年困难时期”。
1963 年我从新疆八一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边远的 W 县拖拉机站当技术员，与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担负全站的技术工作。 1965 年我站被评为全疆 6 个先进站之一，我作为全站唯一的技术员，其中自然有我的一份心血。然而，接踵而来的文革我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抄家（我的大批包括父亲留下来的书籍和八大本日记被查抄后丢失了），被批斗，甚至遭到文革暴徒的死亡威胁，只得逃亡到乌鲁木齐母校。
1967 年底我逃亡来到母校当天，就迫不及待地想看看学院图书馆现在是什么样？来到现场一看，啊，我大学时代心目中神圣的殿堂，高大气派宽敞明亮的大厅如今竟空空荡荡，一片狼藉！整整齐齐满满当当的书柜书架竟横七竖八空无所有！我向留校当教员的同学文彬打听，他说，文革开始破四旧，图书馆的数万册文艺图书，被红卫兵当做“封资修”毒草付之一炬销毁了！专业技术书籍及珍贵的教学科研资料除一部分被师生转移保护外也已散失殆尽，一些书架书柜也被私人拿去改制家具了。红卫兵认为图书馆的倪馆长在农学院的图书馆里购进了那么多文艺书籍，又都是“封资修”毒草，肯定是“黑帮”！也在 1966 年 8 月跟全院 250 多名教职工、领导一起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强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敲着破盆子、破壶，游院示众；接着，又被迫跪高凳子、坐土飞机，连续挨批斗；之后，又被打入牛棚劳动改造交待罪行（ 2 ）。……
时间飞逝。如今我已退休赋闲多年，每当我走进小书房，从书柜里取出书坐下来静静阅读时，常会想起年轻时在母校图书馆——神圣的殿堂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名著的情景，那时眼前总会浮现瑰丽梦乡中的诗歌金城……
注：
（ 1 ）借用朗费罗的诗句。
（ 2 ）见《新疆八一农学院史》。
2015.8. 于小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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