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正渝：1958年，我侥幸上了大学
1958年，我侥幸上了大学
－－作者：程正渝
1963年大学毕业前夕，同学们在大礼堂收听了周总理对北京应届大学毕业生的讲话录音。周总理说，你们的同龄人全国有一千几百万，而我国的大学毕业生每年只有二十多万人！因此你们应当珍惜人民的教育和培养。
1958年夏天我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毕业时，当时全新疆只有这一所高中学校，在全部二百二十多名毕业生中，我的各科学习成绩均在4分以上（1），属于中上等；当年已开始大跃进，新疆当局要求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新疆的大学，而新疆当时的四所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矿冶学院）的招生人数远大于新疆应届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即使是这样，我当年能上大学也只能算是侥幸！
1958年5月，也就是我高中毕业前夕，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按照后来的说法，我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五类子女！）而在这之前，我的入团申请在支部大会上讨论时，因为我“对家庭问题认识不够清楚”而未获通过。或许是我当时表示要继续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而获得了高考准考证。
就在高考前夕，五个毕业班各有一两名同学因有“右派言论”而不发给准考证，也就是取消了他们的高考资格！
与此同时，每个毕业班又各有两三名同学因家庭出身好、学习成绩优良而被保送到内地重点大学上学。
――那时真是阶级阵线泾渭分明哪！
若干年后，中国的官二代（红五类子女）、富二代（黑五类子女）们都蜂拥到西方敌对势力那里去接受教育――这对于那些“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呵！
仅仅时隔两年，1960年夏季，据说，彭真（2）对北京中学毕业生讲话，强调教育要讲阶级路线。于是，在中国，“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此一律不准升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当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前茅，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绩特优，――都被剥夺了升学受教育的权利！三弟正湘被分配到农村当小学教员；四弟正潭只能每天起早贪黑和母亲一道卖冰棍维持生计。
到了1966年夏季，五弟正洲、小妹正沪分别高中、初中毕业，学习成绩优秀，恰逢文革，更没有升学受教育的可能了！直到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五弟正洲高考成绩优秀还是差点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录取！
由此可见，我当年能上大学确实是侥幸。
在刚读高三的时候，我们得知，俄语学得好的高中毕业生，可以直接考试到苏联留学。于是我更加努力学习俄语。
解放后，中国把苏联当作“老大哥”，宣传“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中国的各个方面都是学习甚至照搬苏联的那一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学校的教学大纲、教学方法甚至教材都是照搬苏联的。那时我们读的小说是苏联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一本接一本，唱的歌也是苏联的《我们举杯》、《朋友》、《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一首接一首，看的电影也是苏联的《夏伯阳》、《幸福的生活》、《锦绣前程》等一部接一部……那时我们青年学生对苏联非常向往。
我在上海读小学的时候学英语就颇有天赋，考试成绩全是一百分，受到老师的看重。在中学学俄语我也学得很好，好几次全年级俄语考试，规定时间是两节课，我只用十五分钟就能答完交卷，走出教室，而第二个走出教室的同学要比我晚十五分钟！
教我们俄语课的王荫桐老师是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个儿，偏分头，戴一副黑框眼镜，着一身黑呢子中山服，讲一口北京话，一副知识分子清高的派头。他虽然年轻，却很受同学们的尊敬。1958年初，学校召开了“欢送首批下放人员大会”，他还作为下放农村人员的代表在大会上用俄语演唱了《共青团员之歌》。据说，他也是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被下放的；没过几年，他就在农村英年早逝了！
那时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有一些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他们几乎都会俄语，像我们丁班从塔城考来的的女生王秀兰（俄语名叫丽达），长得金发碧眼、皮肤雪白、身体矫健，她的母亲就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山东人，她1938年出生于莫斯科。王秀兰常教我俄语会话，还特地教我唱俄语歌，也可见我的俄语学得不错。
然而，到了高三下学期，也就是1958年，时过境迁，再也没有听说高中毕业生可以留学苏联的事了。
许多年后老同学聚会，听说高中毕业后在塔城体委工作的王秀兰，在文革中因“里通外国”(其实只是跟在苏联的亲戚有联系)被逼撇下年幼的儿子和丈夫自杀了！
我从小就喜欢文学。早在六七岁时，我在湖南天塘村老家就阅读了父亲从上海带来的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其中包括《鲁滨逊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天方夜谭》、《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堂吉河德》、《爱丽丝梦游奇境记》、《团的儿子》、《金表》、《红萝卜须》等12本，还有《小朋友》、《儿童时代》等刊物，从此喜欢上了书，喜欢上了文学。
1948年春，我随家从湖南乡下来到上海，没过多久，我就获得年级作文第一名的奖励！此后，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在班上名列前茅，直到1958年在乌鲁木齐高级中学高三年级语文课统考，二百三十多名同学中只有两名得了满分，我是其中之一。
1956年9月，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分作文学课和语法课，文学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讲文学课的老师叫杨景峦，瘦高个子，满脸皱纹，双眉深锁，不甚修边幅，满脸络腮胡楂。杨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眼睛略向上看，目光似乎射向遥远的时空，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听讲，也渐入佳境，模糊了时空界限，步入到诗文描述的美妙意境之中：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
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世溷浊而莫吾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比寿
与日月兮齐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听杨景峦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使人能感受到传世佳作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我那时认为，自然科学的原理、定理，以及科学发明，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地推陈出新；唯有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永不过时，永葆魅力！而要写出好的作品，必须像鲁迅、高尔基和保尔那样要有丰富的生活阅历……
那时我跟同班同学赵铭善、王嵘因为都爱好文学，常在一起交谈，成了好朋友。
王嵘长得矮小瘦削，左眼有点斜。他是个孤儿，家庭出身是城市平民，高一时的留级生。他的学习成绩较差，可能是基础差，学习也不够踏实；然而他却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创办了“芦笛诗社”，组织各年级爱好文艺的同学举办各种课外活动，如诗歌朗诵会、演讲比赛、青年渠大合唱等。
有一回，王嵘特地邀请自治区文艺界的名流，如作家权宽浮、画家列阳等来校座谈指导，盛况空前！成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嵘慷慨陈词，说：自己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高中生，成为一名共青团员，都是党的关怀，学校的培养，想到这里，我的血液加速度奔腾着……。博得热烈的掌声。
凡此种种，王嵘受到学校的器重，不及格的数理化也给予了及格。
高中毕业后，王嵘被分配到新疆出版社工作，后来撰写了《林基路》等小说，当上了新疆作协副主席。
赵铭善原是南京炮校的学员，因色盲退学投奔早几年来疆的父母而在高二时插班的。他比我大三岁，长得浓眉大眼，身材也矮小瘦削。赵铭善刚到班里不久就当上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有一回他请病假在家，团支书李佩兰带我们几个去他家探望，只见他卧病在床，床头贴着他自己画的奥列格（3）的画像，桌上摆着几本安徒生的童话……
赵铭善虽然是从军队转来的，各科学习成绩却都不错。在谈到理想时，他说，我想上大学读中文系，然后给孩子们写童话。高中毕业前夕，赵铭善果然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学习，――真是时代的幸运儿！
然而，同学们爱戴的杨景峦等老师却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在二十世纪，中国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批斗对象大多落得个劳教或劳改和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杨景峦老师竟是个例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期，他被年轻美貌的俄罗斯族妻子，连同两个孩子带到苏联去了！
1958年新疆仅有的四所高等学校在招生中，除了新疆大学有一个“维文翻译”的文科专业外，并没有中文系或相关的专业，我也就没学文科。
阴差阳错，我后来考取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在农学院农机系学习的五年期间，除了完成农机专业本科的二十多门课程和实习外，同时，还在课余和假日，自学了师大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并按照文学史阅读了古今中外的许多文学名著，还养成了常年阅读名著的习惯，――这是我一生享用不竭，取之不尽的财富！这是我上大学的特殊收获！
高考之前，学校组织我们参观了几所大学。
新疆医学院的师资、校舍和教学设备在当时是比较好的。可是当我们走进散发着福尔马林气味的解剖室，看到十来张床上摆放着卤肉色的尸体，随随便便地盖着白布；在病理标本室的瓶子里浸泡着各种肿瘤、各种怪胎婴儿等；――我顿时浑身起了鸡皮疙瘩！看来我是不适合学医了。
新疆矿冶学院是由中专的矿冶学校才升格的，教学条件比较差些。但是，我想起了初中时教室里那张《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宣传画，画面上是两位身穿蓝色工作服棉袄的姑娘，她们红扑扑的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她们的面前是一架经纬仪，她们的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其中一位姑娘挥手指着前方……同时，热情奔放的《勘探队员之歌》也在耳边回响：
是那山谷的风
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
洗刷了我们的帐篷……
于是，我遐想联翩，想象自己将来当上一名勘探队员，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该有多么自豪，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呵！这样也可以实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愿望了！
这样，我在填报高考志愿时，第一志愿就填报了“新疆矿冶学院地质勘探系”。
在参观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实习农场和实习工厂之后，我想起了毛主席号召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这农学院的农机系可以称得上是“亦工亦农”了，可以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为将来写作创造条件！――于是，我的高考第二志愿就填写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
后来，因为当年新疆矿冶学院地质勘探系没有作好开班的准备，我被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录取了。大学毕业后，我果然到农村开拖拉机、当农机站站长；又在工厂当了许多年技术员。
1955年7月，大姐正江考取陕西师大，在她准备离家去上大学的前夕，父亲在全家的聚餐上宣布，他要把我们兄弟姊妹七个全都培养成大学生！――他这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交大学子，四十年代积极参加抗日、接着又加入民革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对于子女的教育是很重视的。
然而，1955年下半年，肃反运动在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席卷全国。我父程元宇也是整肃的对象。早在1951年镇反时，因民革领导人郭春涛先生去世、秦德君女士蒙冤，我的父母解放前在他们领导下加入民革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未被承认，而我父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青年军202师中校教官及输出入委员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问题，1956年春，我父被定为“历史反革命”（4）！我母张静对此不服，提出申辩。1956年7月，我母以“同情反革命丈夫”被开除公职！1956年9月，我母到北京向外贸部和中央监察部告状。1956年11月、1957年6月中央监察部两次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我母的开除处分。新疆外贸局拒不执行。1957年10月，我父又被定为“右派”！（5） 同时，我母带着中央监察部第三次通知撤销开除处分的抄件，回到乌鲁木齐――仍被拒绝执行！不久，我父被逮捕判刑了！
诚如母亲当时所说：“我们的饭碗被端掉了，不让我们吃饭了！”
为了全家不至于饿肚子，为了孩子们不至于中断学业，体弱多病的母亲很快就找到给某单位洗工作服和拆洗棉被的活儿，独自拚命干起来，挣钱买粮食……
那时我和大哥正忙于高中毕业和高考，没能帮上母亲的忙。三弟在高一，四弟在读初一，五弟在读四年级。
母亲当年没有阻止我参加高考上大学，也是对我一生的恩德！因为当时只要她叫我参加工作，我是不会不听她的话的！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领到工资后，立刻每月按时给家里汇去20元，作为弟、妹读中学的生活费，直到四年后，因“文革”中的武斗我被迫逃亡！
1958年7月，母亲带四弟、五弟和小妹离开乌鲁木齐到西安，想方设法打零工，如给旅社洗衣被，在街头卖冰棍等维持一家的生活。在陕西师大读大四的大姐正江毅然辍学参加工作，把每月工资中一部分的交给母亲供弟妹们生活之需。
我母张静出身于四川秀山的一个地主家庭，后到南京求学，结婚后一直在大城市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那时已经四十多岁了，又体弱多病，在反右运动给我家带来灭顶之灾的情况下，为了子女，为了一家人的生存，她义无反顾地在社会底层挣扎奋斗，干一切力所能及的重活，脏活，像洗衣服、卖冰棍、干农活等等，一干就是二十年！尤其是她始终不向邪恶低头，勇于跟命运抗争，顶住了社会上的阵阵狂风恶浪，承受了家破人亡的惨痛，顽强拼搏，终于带领全家走出漫长的荆棘之地！
三弟正湘在这次家庭灾难中，是我们弟兄中遭受打击最重的一个！他那时只有16岁，身体瘦弱，正在读高中一年级，失去了一切生活来源，每个月12元的伙食费（6）只能靠他自己做小工，拓土块挣得，一直到高中毕业！同时，他的各科学习成绩都特别优异！在修建青年渠、大炼钢铁等劳动中都取得“突击手”的最高荣誉！并且，他还对音乐舞蹈琴棋书画都颇通晓，对各种球类都有相当的水平，这在同学中也是极少见的！
1961年暑假，我到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三弟对我说，去年高考发通知书的时候，班主任特地找他谈话，说：“你这次高考成绩很好，列全疆的前茅。你平时表现也不错。但是，按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被录取，你不要因此背什么思想包袱，无论干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我那时只有十八岁呵！接着就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了……现在我已经最喜欢这些纯朴天真的农村孩子了，他们都很老实，尊敬老师，听老师的话。我把全身心都放在教育事业上，也受到学生家长的欢迎……
文革开始，三弟正湘因家庭出身不好，父亲是右派，被打成黑帮，受到残酷的迫害……后又遭到暴徒的毒打，侥幸死里逃生……在“革委会”成立后排练节目时仍遭暴徒的迫击炮吊炸药包式的炮弹袭击而遇难，年仅26岁！和我同年级的大哥正海在高中毕业后没有参加高考，而是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学习结业分配到K市某中当教员了。
和我同班的女生金世琦的父亲也在反右运动中被捕，家庭失去了生活来源，她又是长女，只得放弃高考，也参加了师资培训班的学习，后来分配到乌鲁木齐某小学当教员，扛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
端庄文静、聪慧过人的金世琦是我们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五八级二百几十个同学中，仅有几个门门功课都是满分的尖子学生之一！
金世琦的父亲和我父同是原上海华东外贸局的处级科长，又因为都是原国民政府留用人员而在1951年被送到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然后又都全家发配到新疆！我们两家还是同车从上海到迪化（7）的。
1958年3月的一天晚自习，金世琦特地要我送她回家。她是走读生，平日不在学校上晚自习。她家住在乌鲁木齐河西的和田路，距学校所在的团结路很远，还要经过当时空旷荒凉的河滩。……我们走在黑沉沉的夜色里，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谈着少年时从上海到新疆的旅途回忆……漆黑的夜笼罩着空旷的河滩，乌鲁木齐河水哗哗地流淌着，昏暗的点点灯光在远处闪烁。快要到三桥（8）了。她突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请你送我回家吗？”我答：“你家远，路又不好走。”她停了一下，说：“我家出事了，我父亲被捕了，据说是历史问题，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妹妹们都小，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愣住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我的父亲也被定为‘右派’了……”我默默地陪着她走过三桥，来到河田街她家门口，一盏昏黄的路灯惨谈地照着路口，街道小巷显得格外凄清。我什么主意也说不出来。我俩默默相对了片刻，她才说：“那你就回去吧，路上要当心呀。”
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独自一人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回走，走过冷清的河田街，走过下面哗哗流淌着河水的三桥，走过空寂的河滩，走过没有人踪的河滩沙石路（9）……
我那时正在争取入团，因为“家庭问题”受阻。金世琦本来就是个不积极向组织靠拢的人，现在她的父亲又出了问题，我们倘若“过从甚密”岂不是“黑”到一块去了？（我当时的这个想法岂只是幼稚可笑！）
在这个关口上，我不只是没多说几句宽慰的话，反而疏远了她！
我无端伤害了一位姑娘！这是我年轻时犯下的一次不可原谅的错误！
1958年，在反右的风暴中，在家庭遭到灭顶之灾的情况下，我竟成了幸运儿――考入了新疆八一农学院，成为农机系本科的一名大学生！
那时新疆八一农学院不仅不收学费、杂费、书费，还管学生的伙食、住宿、衣着、零用钱等，――那时的大学生真是“天之骄子”呵！
注：
（1）、当时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考查采用苏联的“5分制”：3分为及格，5分为最高。
（2）、彭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长。
（3）、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的主人公之一。
（4）、二十多年后得到平反并办了离休手续。
（5）、二十多年后的改正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6）、当时每个月的伙食标准是18元，“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
（7）、那时乌鲁木齐市的称谓。
（8）、当时乌鲁木齐河由南向北通过乌鲁木齐市城区，两岸通过三座桥连接：西大桥、中桥和三桥。
（9）、即现在的新华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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