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进峰：父亲的命单
父亲的命单
－－作者：胡进峰
一
再过两个多月，父亲离开我们就整整两年了。
2012 年的 12 月 4 日，父亲在我和大哥的臂膀上，呼出最后一口气，走了，终年 75 岁。当时是夜里 9:30 ，老家婺源已经寒意瑟瑟。
7 日，父亲出殡，这个年纪故去，算是白喜。一切都按照乡间的规矩，有条不紊地进行，似乎并无太多悲切，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和母亲一道，待人接事，忙忙碌碌，我没有眼泪。
当天晚上，按习俗我和大哥要睡在父亲故去的那张床上，大概是不能冷落了逝者的意思。床褥当然早已换过，屋里依然弥漫着香火的余味，乡间的冬夜黑而冷寂，偶尔窗外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彷佛有人从床前走过，引来几声狗吠，划破漫漫长夜。
四十九天汤水侍奉，四十九个不眠之夜，在陪伴父亲的一个个夜晚，我曾经想能够睡个囫囵觉该多好。现在，我可以了，他再也不会叫我抓痒，再也不会叫我扶他上厕所了。然而一种巨大的空虚和悲伤却从胸中涌起，他再也不会叫我了！四十九天的种种细节一股脑地浮现出来，那天我可以为他抓痒抓得更好些，那天我的语气可以更好些，我细细地咀嚼回放，终于忍不住大放悲声，我用被子蒙住头，泪水奔泻。
我知道村坊邻居对我们兄弟的行为早已不吝溢美之词誉为孝子，我也知道按世俗标准我们确已做到了无可挑剔。但在这个冬夜，我躺在父亲的床上，似乎还能感受到他的余温，萦绕我心头的却是，对自己这四十九天里每一个细节甚至念头的锥心剖白，我当时为什么没做到极致的好 ? 似乎只有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苛求才能平复一个事实：父子一场，今生缘尽，父亲，是真的走了。
二
父亲和祖母没有血缘关系，父亲是祖母抱养的。
我的祖母姓杨，是童养媳。关于她的身世连她自己都语焉不详，我们只知道祖母生于 1906 年，江西德兴人。她母亲应该去世很早，因为她毫无印象，她的父亲是个游方郎中，带着才五六岁的她游医到婺源清华东园村一胡姓人家，这户家境殷实，有三个儿子，老二芳榛尤其忠厚老实，比郎中女小一岁。郎中诊完病后，便将女儿托付给这户人家，做了老二的童养媳，没几年郎中也就在清华过世了。
童养媳可不是少奶奶，在圆房之前是被夫家当作佣人使唤的，圆房之后虽然是名正言顺的媳妇了，但也是当牛做马干活的。童养媳的娘家几乎都是贫寒之家，祖母则是连贫寒都算不上，她根本就没有娘家，加上夫君老实，其间的公婆冷眼妯娌欺压可想而知了。
祖母生养几胎都不幸夭折，后来经人介绍到沱川篁村一余姓人家抱养了一个不足三个月的男婴，这便是我父亲。
父亲出生三天后生母就死了，他当时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哥哥。他的生父后来续了弦，这位续弦酷爱麻将，以至于那位小哥出了麻疹也不愿照顾，那个年代出麻疹是一件关系生死的大事，被风吹、喝冷水都有可能丢掉性命。小哥口干肚饿，跑出房用冷水泡炒米吃，结果没几天就死了。我那位血缘意义上的爷爷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去世后，父亲在胎衣故地就没有任何直系亲人了。他完全是因为祖母抱养精心呵护才捡了一条命，并且开枝散叶生养我们兄妹五人。父亲一辈子对沱川余氏没什么感情，对养育他的祖父祖母却是情深意重，他常常对我们说“生下地三个月就抱来了，还不是和亲生的一样，生人容易，养人艰难。”
我自己为人父后，偶有寻根念头，和父亲谈起沱川篁村，他都意味阑珊，我想他内心对于生父后母是有芥蒂的，他那位未曾谋面的小哥完全是死于监管失责。
三
父亲读过三年私塾，识点书字。他身材矮小却声如洪钟，走路严重内八却步如旋风，我见他一生似乎都没学会低声说话，直到晚年走起路来年轻人都跟不上。他有着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因为做手艺，四乡八坞走得多，世事见得广，积了一肚子故事，心情好的时候，他泡杯茶、抽着烟，会和我们说上几段。
说的最多的还是祖母的恩情，养育的艰辛。因为没有奶水，祖母晚上都是用米糕兑水做糊喂他，水掉到地板上，渗到楼下，族人便冲上楼来，说是小孩尿水，连扇祖母几个巴掌。谁都知道祖母娘家无骨，人人可欺。
还有一次祖母出去吃酒席，积了三个肉果回来 ( 我们这里酒席的传统是有几样菜可以“打包”回来：三个肉果、三块咸鱼、三块糯米子糕，其他的只能“堂食”，这规矩至今没变 ) ，那时家里还是请了几个长年的，他们初一十五才有肉吃 ( 主人家其实也不是天天有肉吃，更不是谁都有肉吃，大家族的待遇是三六九等的 ) ，作为童养媳，祖母的待遇其实和长年差不多。几个长年看着肉果不免嘴馋，无奈肉少人多不知如何下口。祖母从菜园拔来一把菠菜，将三个肉果切碎，放点辣椒粉，打了一锅汤，于是皆大欢喜人人喝了个饱。
这个故事我不仅听父亲说过，也听我们村的老书记－－当年其中的一个长年，解放后翻身做了大队书记－－念叨过好几回。后来我读到酒泉和霍去病的故事，霍将军将仅有的一坛酒倒进河里让上万士兵人人喝得到－－我觉得我的祖母简直有着霍去病般的智慧。
父亲其次爱说的故事是他的芳林伯爷 ( 我们这里称呼伯父为伯爷 ) －－我爷爷的亲哥哥。父亲名“尔昌”，便是这位伯爷所赐。芳林是当地一位颇有名望的乡绅，也是个讼师，代人写状词打官司。那时方圆百里类似地界纠纷族人争产的事端，许多都会请他代为诉讼。父亲的故事大抵是这样开场的：事主来了，一般都是在午后，芳林躺在堂前的藤椅上，依次听其讲述，他最多一次性听完五个案。送走事主，进到里间，飘起鸦片烟枪，云腾雾绕后，精神抖擞，五份状词一气呵成。然后我爷爷上阵，用蝇头小楷誊好，第二天差人送到县衙。过段时间，事主敲锣打鼓挑桶来感谢了－－官司打赢啦。
“真好记性！真好笔刀！” 关于芳林伯爷，父亲必是这句赞语。他一生崇尚文化，我想大抵来源于芳林伯爷的影响。
他这位芳林伯爷解放后被打为反动乡绅，枪毙了。少年时我总爱探究临死前他喊口号没有，比如十八年又是一条好汉之类。
“没喊，年纪大了，血气不足，到半路脚就软了，要求了断，一枪下去，还没断气，身上那件羊皮袄就被人剥走了。” 芳林伯爷的故事每次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芳林没有子嗣，作为反动乡绅的侄子，父亲日后便无端地多吃了一些苦头。
四
父亲一生奉母至孝，有些行为在外人看来似乎有些不可理解。祖母在世时，每一餐饭，我们都会为她盛好，再把我们认为的好菜夹到她碗里，殷勤侍奉，客气得不像一家人。其实我们有着难言的苦衷。
六十年代，正是大修水库的时候，父亲和爷爷整天在工地上，干活多吃不饱。祖母心疼爷儿俩，一个秋夜，她在火炉上闷了一锅饭，再往饭上放了块小猪油－－那个年代大家的肚里都很寡淡，缺油水。她估摸着自己的丈夫儿子快歇工了，掀起锅盖看火候，一股让人垂涎三尺猪油香飘然而出。正在这个时候，一个声音猛然响起－－呵呵，难怪你家年年超支，猪油香我老远就嗅到了，芳林侄叻油水是多－－驻扎在村上的工作组来了。
祖母吓出了病，从此不吃不喝，家里的一切都说是生产队的，要搬到生产队去。眼见祖母神志不清日渐消瘦，父亲大恸，跪在祖母身旁用汤瓢强硬灌食，以致拗断几个瓢柄。
日复一日，祖母终于慢慢恢复正常，但性情变得更为沉默。她会进食，但只要有剩菜，她是绝不吃新鲜菜的。这固然是那个时代老人的特性，但我想和她所受的惊吓多少有关。在我记忆中，只要父亲在家吃饭，必然先为祖母盛饭添菜，父亲不在，我们孙辈会主动去做，这早已成为我们的家规。祖母后来健康地活到 90 岁。
如果说我们几个子女在孝顺方面还算有些家教传承的话，这确实要归功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五
父亲的职业是漆匠。这门手艺现在几乎消失了，家具厂用的是喷枪喷油漆，但传统的漆匠用的漆帚、老漆，其行业诀窍之一是熬桐油，没有三年学徒，师傅是断然不教的。
婺源传统的家具，比如八仙桌椅、条案、衣柜，以及女儿出嫁时候娘家陪嫁的便桶、脚盆、火桶，甚至百年之后用的寿木 ( 即棺材 ) ，都是要用老漆细细地漆上好几道的，讲究的还要飞金。相对其他手艺而言，漆匠是不靠力气但技术含量颇高的一门活，在砖木建筑为主的年代，如果手艺好那是不愁生计的。
父亲知道自己身体单薄做不好农活，便颇为机灵地拜在当时镇上唯一的一位漆匠师傅门下，成为其大弟子。五十年代他们这些手艺人被组织起来成为一个大集体企业，父亲也吃上了商品粮，从此挑着油漆担，开始了行走城乡吃百家饭的匠作生涯，他的眼界也就比一般的农民高出了一些。母亲是个地道的农民，一年到头忙着田里的活只够一家吃饱，而父亲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他让大家尽量吃得好些。
他是个比较活络的人。那个年代物资匮乏动辄需要指标，有一次大队书记 ( 就是当年那个长年 ) 和父亲聊天说想买部自行车，苦于没指标。父亲没吱声，没想到过了几天他变戏法般驼了两部飞鸽牌自行车回来 ( 他一生不会骑车，扶都扶不稳 ) ，自家一部转给书记家一部，书记连夸有办法。这是我们村的第一辆自行车。
进取与宿命是他的一体两面。酒后微醺，父子对谈，他总说年轻人还是要有点闯劲的。“不怕儿子生得迟，只怕儿子临事不见机。”－－对于我，他最小的儿子，他还是抱有一些期许的。这些乡间古老言固然庸俗，但对一个生活在底层的草民而言，在夹缝中不失智慧地活下去就是正道。他几次不无遗憾地说曾经有机会得到一批钢筋指标，在价格双轨的年代，转手就是钱，可惜自己胆小竟然没敢要。“实在是以前被批斗吓破了胆，怕政策有变呀。”更多的时候他是宿命的，逆来顺受，本分保守。闲坐陋室，他不时一声长叹，我听到是无奈和酸涩。
在他的本业上，他也不合时宜地固守了一辈子。商潮初起时候，他的一些徒弟已经在搞油漆承包，他不屑一顾：“哪有手艺人上门求事做的，不请到家里来我是不做的。”他的师傅死后，他就是方圆几十里油漆行业的第一块牌，这种手艺人的职业尊严，他也知道与时代格格不入，却依然看得很重。等到我们几个子女陆续成人可以挣钱孝敬他的时候，乡间的油漆业也日益凋敝了，父亲干脆丢了油漆担安心养老－－此生了了，以待儿孙。
六
手艺人常年在外，无人管束大都沾染些浪荡习气。父亲性格中有豪爽的一面，爱讲笑，见人三分熟，但他除了吃点酒抽点烟，没有半点不良习气，可谓十分顾家。在我印象中，幼时家中总无闲钱，但伙食一直不差。家中但凡采购，一应父亲做主，他很爱买吃的，但从不在外吃独食，也很讨厌吃独食不顾家的人，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大家吃大家香，一个人吃耘粪缸”。拮据之家没有山珍海味，但求个热气腾腾热热闹闹。一家围坐，桌上一炉，炉上一盆，盆中必不能少的是豆腐、猪血、菠菜，猪油要放足。炉中炭火熊熊，盆上氤氲飘香，几杯烈酒下肚，说说乡间掌故，聊聊田地收成，开门看时，雪已封路。
这个雪夜围炉其乐融融的场景不时萦绕在眼前，也是我认为至温馨的家庭画面，而豆腐猪血炭火边炉，那更是天下至美风味。
父亲好酒好烟好茶好重油，大清早一杯绿茶，中晚两餐白酒，香烟几不离手，做菜必放猪油，这些习惯几十年雷打不动。就餐时他必居上座，有时一人喝酒孤单，瞥见门口一村邻闪过，急下座大呼喝两杯，于是一人喝到一双，两人喝到两对，中午喝到黄昏，直到所有人都酒酣耳热而去，留下一桌狼藉待母亲来收拾。
那时候对他这种行为我总是颇有微词，现在想来在那窘迫逼仄的年月，一个升斗小民除了在烟酒茶和聚众吃喝中寻点乐趣，似乎别无选择。
他不是那种爱计较的人，但较起真来有时也匪夷所思。有次他发现一个菜贩欺他的秤，大概五毛钱，他不依不饶非去讨要回来，刚好一个乞丐上门，他就再掏出五毛，连同追讨来的五毛一起打发乞丐。那是八十年代，常有乞丐上门，乡间淳朴，一般都会打发，但凡事有定规，打发现金的话就是一毛两毛，父亲老擅自加码，以致后来发现来我家的乞丐总比别家多，弄得母亲埋怨不已。
七
年轻时候的父亲还在思想上较过一回真。他没几个文化，却爱琢磨社会问题，当时的政治人物上上下下，昨天还是领袖，今天早上又说是反革命了，他实在想不通这革命与反革命的变化为何如此之快。但他知道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是不能去乱问人的，弄不好会有牢狱之灾。后来终于有一位他信任的南下干部一语点醒了梦中人：赢了就是革命，输了就是反革命。简直是醍醐灌顶！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他当时一下子就通透了，原来还是那句老话：成王败寇。只不过是在用新瓶装旧酒。
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我希望他能缓解一下病痛，便放佛经给他听，告诉他这样可能会好受些。他明白我意思，却示意我关掉，说不听，不想被任何人控制了头脑，只要良心好，什么都不用信。
我当时有点怔了，一个长期被洗脑后来发现被欺骗的中国最底层的草民，自发形成了免疫力，他无法弄懂那些高深的理论以及他们之间本质的区别，他一概排斥－－我确信这是当年留下的后遗症。在他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拒绝自己的头脑成为任何一种理论的跑马场，他只相信良心。
八
有时候觉得，于生死问题上，父亲似乎是极为达观的。印象中经常听到他慷慨激昂地唠叨自己的生死观，这场景多半是酒足饭饱后的聊大天。
“我的命早就算过的了，我心里有数，以前抄了一张命单的，不知放哪里去了，我都背得出来：民国二十七年闰七月初五日申时生，兄弟成双有破拆，幼年父母遇风霜，十五十六当主力，艰苦童年浪他乡，父母兄弟无所靠，春风花草自然荣，还有几句忘记了。寿元我晓得，五十九一跳，六十三一跳，跳得过去六十八，走路。两点半子送终，算得清清楚楚，不相信到时候你们看。”他猛吸一口烟，“生前孝敬是真，死后烧几多大的灵屋用几多讲究的大法，都是空话，借死人做戏给活人看。我骨灰都不用留，你们到时候到飞机上去全部撒掉。”
这个时候我肯定会顶他：你以为谁的骨灰都可以上飞机去撒呀，你以为你是周总理呀撒遍祖国大地－－父亲和我们一起哄堂大笑，生命在讲笑声中继续向前。
话虽如此，但就父亲已成事实的生平来看，那个命单确实说的准。于是我们都很担心父亲说出的那几个“跳”，五十九岁、六十三岁、六十八岁。到了那个“跳”，全家战战兢兢，总算有惊无险地过去了，等到下一个“跳”来临的时候，又如履薄冰地走一遍。父亲终于平安度过六十八岁的那一天，我们一家总算长舒一口气。
从此再没听父亲说过命单的事，他也不再慷慨激昂地发表生死观。晚年的他虽然也抽烟喝酒，但极为节制，生活简单而规律，与年轻时候判若两人。儿女都已成家，日子日渐红火，他心宽了，开始小心翼翼地享受这一生中唯一的静好时光。
九
2010 年初，我准备翻建老家的旧屋，整理物件时，竟然发现了父亲的命单－－那张父亲能背诵但谁也没见过的传说中的命单－－一方不大的红纸，并不俊逸的字迹试图勾勒一个生命的行迹。内容与父亲平时所述几无差异，只是在寿元的断词上，“六十八岁一跳”后，还有一句“过此七十岁至七十四岁为终”，而这我从没听父亲说过，他应该压根就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句。掐指一算父亲流年七十二，按传统虚岁来说是七十三。一丝不祥跳上心头，那是当年等父亲过“跳”的感觉。和兄姐商量后，我们只能暗示父亲注意安全。
2011 年初回老家，发现父亲已经不喝酒了，说喝下去不舒服，但饭量却比以前好，精神也不错。我们都很高兴，毕竟健康比嗜好重要。我们没想到这是预警信号。
2012 年 5 月，突然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右手颤抖握不住筷子，口齿不清，已经去医院看了，还不知道是什么病。随后接到家乡医生的电话，怀疑“占位”，没和老人说，要我们做准备。
青云谱一家医院，病情很清楚，肺癌，已经脑转移。选择了陀螺刀治疗，虽然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但没有更好的办法。
吃饭的时候，倒开水的时候，嘴角有饭粒的时候，我都会急着伸手帮忙，大多时候，父亲都会很烦躁地拒绝，他要颤抖着自己来。他无法忍受一个简单的动作都要假手于人。
我和大哥、三姐在这里陪护。我负责夜间，病房空气浑浊，我把钢丝床拖到走廊上，旁边就是 ICU 病房，不时传出撕心裂肺的一声哀鸣，在空荡的走廊回响，心底一阵发瘆。感觉阴阳的距离，不过 ICU 病房那扇门的宽度。
半个月后，大有起色，精神体力，恢复很多。只是我们知道这或许维持不了多久。
10 月 17 日，我独自一人驾车，驱驰两千余里，再度返乡，车尾箱是一台轮椅，父亲已经无法站立。
我在父亲房里安了一张简易小床，晚上守夜就在这里打盹，整夜无眠。每次扶他上完厕所，或是帮他按摩之后，他都会礼数周全地说声“难为你啦”。一霎时百感交集，我仿佛在一个浓缩的时空里感受生命的新陈代谢－－ 6 岁时我出麻疹，也是睡在这张有些年代的木架床上，父亲寸步不敢离身；祖母去世时也是在这张床上，那时我不在家，想必父亲也是如我这般送走了祖母。
这次我才深刻体会到，所谓孝，就是折磨，直折得身段柔软，磨得心境锃亮，一个孝子贤孙，才可初具轮廓。除了需要财力和时间，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力活。但无论你如何无微不至，痛依然在那里，在他身上，你无能为力。
这是我们父子最后的相处，四十九天，刚好一个满七。
十
离别从来就不是逝者一个人的事，不同的离别方式给亲人造成的影响千差万别。“丈夫不作寻常死”那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举，其实无论承平还是乱世，人们渴望的还是“善终”，并将之列为人生“五福”之一。
能够有一段充裕的时间父子话别，于我们而言都是福气。在父亲来说，自然希望儿女在侧，而那时我们恰好有时间有精力也有财力支撑；在子女来说，有膝下承欢的机会，通过劳其筋骨，而换来心无遗憾。而就在大家都有点累的时候，他不再等了，他去了。 “久病床前无孝子”的尴尬，大家都不用面对。偶尔我会问自己：如果父亲再拖下去，我还能坚持多久 ?
披麻戴孝，哀乐低徊。跪、起，再跪、再起。五岁的儿子大概觉得这是成人的游戏，不时好奇地偷偷问：爷爷死了吗？死了就是 over 吗？爷爷是去天堂了吗？爷爷还会回来的吗？那时我想我该写点文字，让孩子长大了自己看，关于他们不太熟悉的爷爷的故事。
十一
我们这一代父子，尤其是乡野间的，父辈普遍文化不高，父子间是疏于交流的，情感的表达也往往过于木讷，能够在精神层面沟通的，我想应该不多。但我和父亲却是例外，他懂我的乐与苦，他懂我的工作，大半辈子的人情历练，使得他世事洞明。少年时候我总爱半开玩笑地顶撞他，成年后我们却是如此揪心地挂念着对方。他走后，我觉得自己失去的不仅是一位父亲，更是一位可以在心灵层面对话的朋友。 这两年我更多地沉湎于一些古籍，《周易》说“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应该就是我真实的写照。
深夜独坐，再翻《了凡四训》，不免想起父亲的那张命单。父亲最终的命数，确实没跳出那方小小的红纸，如同他无法走出那个时代。
按袁了凡的说法，只有大善大恶之人才可以跳出命运的禁锢。我想无论是大善大恶还是大雄大奸，那都得是个“人物”，“人物”拥有强大的能量，通过改善自我从而改变乾坤，最终命运拘他不得，由他去了，于是他们的名字彪炳在千秋史册里。而如父亲一样籍籍无名的草芥，他们只会化作竹木简或纸张中的一丝纤维。
他们点一家香火，传一缕血脉。对他们而言，为人子为人父就是上下五千年，为子孝为父慈天地良心就是他们的《史记》和《春秋》。
2014 年 10 月 1 日夜 9 点完稿于东莞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