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一生颠沛半由己——读《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一生颠沛半由己——读《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
－－作者：鄢烈山
2008 年 6 月上旬，到上海参加《东方早报》的一个上年度好评论颁奖典礼，我抽空去徐汇区天钥桥看望何满子老师。那时他从医院出来不久，因老年性气喘不能多讲话，他的老伴吴仲华老师说他在家一天要吸几次氧。就是这样，何老还好像心怀歉疚地说，这一年写得少了，等身体好些我再写。一个 90 高龄的人，如此勤勉，是心有不甘，还是习惯了写作的生活方式，我没有深究；只是对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感到欣慰，并钦佩也羡慕老人有这般顽强的生命力，觉得这里面有值得探究的东西。
遗憾的是，今年 6 月下旬我再到上海时，天钥桥的书房里再也见不到老人家的真身，但见书案前窗台上何老的遗像，无言地含笑看着迟来的我——他已于 5 月 8 日到达了一生跋涉的终点。
我不善交际，羞见文化名人；杂文界前辈中接近多一点的，除了生前每年来广州的牧惠先生和本市的章明老师，就是邵燕祥先生和何满子老师，各登门拜访过两次。第一次见何老是 1995 年 11 月，我到南方周末报社不久，出差到上海约稿。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他正在写稿，书房里光线不好， 76 岁的他目光炯炯竟然不用开灯。两次与何老晤谈的时间都不长，其实，我心里有很多话要问。何老的文章我读过一些，这些年他出了书多惠赠于我。他的学术论著我无力置喙；他的杂文，其学问底蕴之丰赡在我意料之中，一个年逾八旬老者不屈不挠的批判激情则令我感动。
比如，对红极一时的“新武侠小说”，对“痞子文学”，对开脱“犹大”舒芜道德责任的观点，其不屈不挠的批判，或许有鲁迅式的偏颇与不宽恕，更有对文学真谛和人生价值的执著。其文思的缜密和敏锐也令人叹服。如他的 2000 年杂文辑录《零年零墨》里，《如何评价周扬》一文，明确指出周扬“他本人觉悟到什么程度，私人品德上如何，以及旁人的归美和归恶的议论，都敌不过历史的真实和巨大的存在。”
看他在当众声泪俱下“忏悔”的同时，却对胡风说什么“我也关了八年啊”，对受他卖力罗织冤案之害甚巨的丁玲、（中宣部原秘书长、机关党委书记）李之琏等人无任何道歉表示，这些“行胜于言”的实证分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另一篇《赞罗点点说红色贵族》，从罗瑞卿大将、原公安部长的女儿“一位公主、郡主、福晋、格格般的人物追叙往事”时，口里说出的“红色贵族”一词，体察出某种难以言传的意味，启人遐思。在“特殊利益集团”、“权贵资本主义”已成为社会习用语的今天，我读此文仍有说不出的感触。
交往虽不多，何老于我的奖掖激励之恩，是我当永远铭记在心的。 2000 年，正是我写作生涯最压抑的时期，我没理由没商量地被剥夺了在《南方周末》写专栏的权利。老人家为福建人民出版社主编杂文丛书，拉我也来一本；那 18 个作者里除了朱铁志、王彬彬和我，都是杂坛耆宿。
我藏有的何老墨宝，只有一封信和一幅字。 2004 年 6 月收到何老来函：
“烈山兄：
老年昏眊，前些日子有人打电话，说要一张字，记得好像是你，但又记不真。如您未曾要，则算我主动拍马屁。因为如要了而不给，就是搭架子，宁取前不取后也。
请勿笑老昏为幸。
这真是喜出望外。也为老人家忠厚长者和谦谦君子的风度而感动：宁肯天下人负我，不可我负天下人？
这幅书法作品是老人家的一首七律：“记得千金求骏骨，哪知百驷填坟陵。齐厩已落田恒手，岂为骅骝报不平。”附注“旧作咏齐景公殉马坑，同行袁行霈课以逐句用马而不出马字”。诗艺我不懂，其典我略知，只觉得寄慨既精微又深邃：人们只知道统治者争夺天下时不惜代价求贤求能的姿态，却不理会他们志得意满之后是如何对待所蓄贤能的；野心家们上演着改朝换代的兴替，那些为他们所役使所豢养的骏马下场如何，还值得我们为之悦或为之怨吗？诗人的历史洞察力和现代主体意识，岂是李杜苏辛所能具备的？
何老无言了，我想多了解他的愿望更强烈。吴老师同意将她珍藏的《跋涉者：何满子口述自传》借给我一读。这本 1999 年 1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的传记，正是吴老师亲自整理的，也是她手头最后的一本。好在有出版社将再版，也许我这篇文章刊出时书店里又可以购到了。
请原谅，写了这么长才说到拟定的话题。 不过，我本来就不是要写书评，还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吧。
看到“跋涉者”三个字，我立即想到何老的“同案犯”牛汉先生，他的口述自传书名就叫《我仍在苦苦跋涉》。两位老前辈及他们的许多同龄文化人，在战乱年代都有过跋山涉水的流浪经历； 1979 年之前近 30 年里作为改造对象更是跋前踬后饱受坎坷。但细品两人所言的“跋涉”，还是有很大不同的。我写过牛汉自述的书评，题为《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认为牛汉的“跋涉”是指追求理想价值目标的过程，所以有“仍在苦苦……”一说。
而何老所言“跋涉”虽然也有“艰难”和“追求”两层意思，但更有一种超越生死的人生观隐含其中。人生无常，何老一生最亲密的友人叶帆正当 40 岁盛年时猝然死亡，而就在叶帆猝死的那天晚上 10 点左右，叶还将茨威格《巴尔扎克传》中巴尔扎克自拟的墓志铭文念给何听：人啊，我已经到达终点了，你们却还在途中辛苦地跋涉着呢。巴尔扎克的这种幽默和达观与佛教的“人生就是苦难”的“苦谛”相通。所以，何老在这本自述的《暮年絮语》章接着忆叶帆的话说：“人生确是一场艰辛的跋涉，肉体的和精神的”。“派右”后他的消解精神压力的办法是，“我却不（像阿 Q ）承认自己是虫豸，我只是茫茫人世间的一个小小的跋涉者……”
据何老小友房向东先生说，他听到病中何老最后的话是：“你也不要用好话宽慰我了。人一生出来，就被判了死刑，还没有死去，是缓期执行。”从这些不无幽默的话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达观的老人。我感觉佛教超越生死的生命观和宇宙观在哲学意义上，对何老的潜移默化是巨大的，对他的人生态度有相当积极的影响，教他看淡荣辱寿夭，虽然他是一个入世的无神论者，也许未意识到这一点。
读何老的人生经历，粗略地说，对他的思想和命运有决定性长期影响的个人，有四：马克思，鲁迅，傅斯年，吴仲华。
鲁迅对他的影响不必多说，主要在文化批判的深度方面，何满子说“鲁迅真是理解中国的的千古一人。”
风雨共舟 60 余年的贤妻吴仲（华）于他一生的重要性也不必多讲。回首一生，他说自己对成都的感情超过家乡浙江富阳，甚至爱听川音川剧胜过乡音越剧，他是个“二川人”（半个四川之意），尽管在成都生活的时间比在富阳龙门要短许多。此无他，成都是他俩死生契阔的缔盟之地吧。
傅斯年与何满子的交往时间并不算长。抗战胜利后何满子在南京做记者时，四叔孙向西介绍他向其北大同窗同舍 4 年的好友傅斯年求教。何满子去拜望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傅很高兴认识这个早有志学问的世侄，二人常见面。傅建议他专门搞历史研究，并教他从一个小题目入手做出世界性水平研究成果的道理。何满子说对民俗学特别有兴趣，傅便给他介绍了一系列相关的书。从此定了选题，打算从观音世菩萨在中国的演化，考察中国的社会历史变迁。从此他读佛经、读研究观世音的书， 10 年间收集了不少资料和图片，做了几千张卡片，写了 10 多万字的文稿，惜乎悉数毁于“文革”抄家。虽然终其一生出版文集 30 多种，可谓著作等身，而没能了却专题研究观世音的夙愿，没能写出完整系统的中国小说史专著，是何老晚年耿耿难忘的遗憾。
马克思（主义）对何满子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不然，很难解释他这种出身于富裕世族大家的人，怎么会真心诚意地向着共产党。相当于别人的初高中时期，他在省立图书馆自学，就读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一系列马恩著作。他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造诣，使他在文艺理论上与胡风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认为主流文艺思想是苏式庸俗社会学，胡风不认同主流，但他的文艺思想也有庸俗社会学的成分。而他的胞姐孙晓梅等同辈亲人服膺马列，参加新四军也在心理上精神上使他与共产党阵营亲近。当然还有耳闻目睹的国民党军队和政府的腐败，为渊驱鱼，让他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马列和共产党一方。
正是这样的思想倾向，使他在 1938 年选择了从武汉投奔延安；使他与思想同样“进步”的世家小姐、女学生吴仲华相知相爱；使他供职于国民党中央军校的机关报《黄埔日报》，却在上面撰文悼念传闻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干部、左派文人黄源，并为此抛下恋人匆匆逃出成都；显然是与共产党初恋的“延安情结”起作用， 1945 年秋重庆谈判期间，他兴奋地为《新民晚报》发表的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谱曲并付印传播；随后在南京做记者，利用职务之便为“梅园新村”的提供国军重要情报。他心向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最大的后果就是，他抛弃了国民党空军航委会的美差而“消失”了，从此脱离了国民党军政机关，改名换姓成了“何满子”。（从此，真的不吉利，“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对此，我不知道应该为谁叹息：为向往民主进步的孙承勋？为多灾多难中华民族？）
尽管如此，何满子的确从来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思想资源来讲，我觉得他受了五个方面的影响，即儒、道、佛三家，马克思主义和人文主义。他从佛家得到的参透生死，以如上述；而从儒家得到的，不仅是文史典籍给他的知识，还有强烈的入世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在立德、立功改造社会领域表现为投身抗战洪流和延安情结，更多则表现在立言方面，一生著述不辍，只要条件容许；道家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他的《中古文人风采》等著作，钦慕“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的魏晋名士风骨，更表现在他一生实践无所依傍的“三不主义”（“一不做官，二不参加任何党派组织，三不随人俯仰而坚持独立判断”，见本书第 33 页），追求精神上的逍遥游。而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平等博爱，道家的个体独立精神自由，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社会，人文主义的人道关怀、个体自由，在何满子那里奇妙地交融在一起；说到底，最核心的，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追求的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
伯特兰·罗素说：“三种简单但又极为强烈的激情支配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难以抑制的悲悯！”这个总结也适用于何满子，但用两点来概括何满子一生，其性格特征更鲜明，即对知识的饥渴，对自由的追求。
先说第一点。他一生嗜读。大外祖父家有钱，延请三位有学问的教师开家塾，何满子附读。他很适应这样的自由读书的环境，四书五经必读，数理化外语亦修， 10 岁前他就读遍了《金瓶梅》之外的中国古典小说， 13 岁到 18 岁就常泡在省立图书馆里。抗战爆发逃到武汉，住在流亡学生招待所里也满不在乎地找安静地方读书。离开延安“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除了恼火有人“打小报告”等因素，一个最重要的缘由是嫌那里图书馆书太少。被划“右派”发配到宁夏拉板车，劳役沉重，“好处是，晚上时间是我的，可以读书”；而“文革”起遣送乡下劳动 12 年，最难耐的是“精神禁闭”，无书可读。正是这种嗜读习性，使他历经磨难而晚年能够著作等身。
然而，在他心中很明确，读书比起独立自由来是第二位的。 1941 年 12 月，他为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而逃出成都后，有一个很具诱惑力的选择，一个叫陈伯羲的熟人愿意提供学费，让他到乐山乌尤寺马一浮主持的复性书院去读书，马是大学者，那里还有他既认识也敬佩的历史学家萧一山，但他搞不清陈伯羲等人的背景，不愿陷入任何团伙中去，他说“我喜欢读书，但更爱自由。”
何满子的这种自由主义，主体意识虽然是西方人文主义的个人权利本位，也确有毛泽东反对的所谓“自由主义”，像一匹不羁的野马，不愿受任何道义之外的纪律约束。流亡武汉时，他拒绝参军，也谢绝别人介绍他到政府机关（教育厅）去工作。一生不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别的什么党团的组织他都没参加过，甚至连“文协”、作协、青年记者协会、工会之类组织也不肯参加。因此，有朋友谑称他为“江湖散人”。
可惜，“天地有罗网，江湖无散人”。你不是不参加任何组织吗？人家偏要把你拉入“胡风反革命集团”。不愿意吗？关在一间牢里。不承认吗？再加封 , “派”你为“右”……
何满子到老不服， 1998 年春，他“聊占两律自寿”，其中的句子有云：“秃笔何从排愤懑，长歌不足振虺尵。一生颠沛非由己，浪掷韶华不复回。”“悬弧恰属绵羊岁，分合为时作宰牲”。由此看来，当年的检讨、认罪都是假的，流放、苦役、批斗、饥寒交迫全没有“触及灵魂”。
非好辩而不敬，我觉得，如本文标题所言，何老一生颠沛半由时世半由己。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日本鬼子打进中国来了，战乱之中流浪四方；喜迎解放不数年却入了牢房，从此被“运动”到 1978 年进入耳顺之期，比战乱时期更残酷的是连流浪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极“左”极权统治真格是“君臣大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用吴祖光的话说这叫“生正逢时”，只有自认命薄，要恨只有恨天地不仁，要忿只有忿投胎的社会不良不义。
但是，何满子就没有责任吗？所谓选择就是命运，你为什么没有借四叔在欧洲做外交官之便乘桴浮于海出国留学呢？所谓性格即命运，你对个人独立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不正是你与时代的冲突，与社会的矛盾吗？
应该说，出于人求生和趋利避害的本能，何满子在“新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已经尽可能加强了自律，克制自己与生俱来的自由主义天性。定成“分子”前，为了留在上海与妻儿在一起，违背不进衙门的夙愿到华东交通部做机关干部；大难降临后，违心地写检讨和认罪书；受监管时，立正、听训如仪，做清扫类活计“胜任愉快”；怕惹麻烦不与王戎、耿庸等“同党”文人来往；怕闯祸，不与疑似托派分子发生联系，……何尝率性而为？然而，这一切都是消极的态度，不是主动积极地“向组织靠拢”，这种不合作在那个时代就是罪过呀。
这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也是个人（性格）的悲剧。反过来说，这是个人（性格）的悲剧，也是时代（社会）的悲剧，也行。语云“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对自由的渴求，使何满子虽饱受坎壈、常忧非命；也使他理想主义的火花不熄，在中国社会摆脱了极“左”的专制极权后，“生命从 60 岁开始”，有后 30 年的文化硕果累累，差可告慰平生。
借用何老 70 岁刻的一枚闲章来说，他终生的遗憾是：“岂能从心不逾矩”！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还远未完成，做一个群己权利义务边界明晰的守法公民，从心所欲而不忧莫明其妙地逾了谁的矩，心情舒畅天宽地阔，是何老也是我们每个文化人和中国公民共同的梦想；相信这个梦想迟早会成真吧！
转自《南方老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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