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嘉陵 高忆陵: 我们的妈妈
我们的妈妈
－－作者：高嘉陵
高忆陵
家庭
妈妈－－庞曾漱， 1918 年 11 月（阴历十月初三）出生在苏州一个书香门第家庭。她出生和居住过的老宅子，现在被划在苏州市中心的古城保护区内，原为海宁陈世倌的旧宅。宅子的门前和门后各有一条河。据说，在她小时候，这河里是有鱼虾的。妈妈说她特别爱坐在后门外的石阶上，看着流水和河对面的人家。妈妈一生中，从来不提她家庭昔日的荣华富贵。她有自己的价值观，选择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并一直走到底。这条心路历程起源于这小桥流水的优雅环境，根植于她的善良天性和对真理的追寻，也得益于父母的影响和学校的启蒙。
回忆我们的妈妈不能不从她的父母说起。
说起我们的外公庞京周，应当感谢我们的大舅和上海的小阿姨，他俩为外公撰写了一本小小的传记，从那里我们知道外公一辈子能做官而未做官，能发财而未发财，一辈子奔波不休，好做事也做成了事，乃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是德国留学的医学博士，既是上海名医，又终身热心医学教育。抗战期间，他临危受命，代表红十字会亲自驾车穿越战区，运送医疗器械和食品，曾赴延安，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他有突出的应急组织才能，“八·一三”后，曾在几天之内，组织起有三千床位的伤兵医院，规模之大与组成之速，世所罕见。他说：“人命有长短，我唯期能日做倍人之事，则虽寿五十，等活百岁也。”这种被称为 “生命浓缩论”的自处之道，对妈妈有着极深的影响。
忆陵：我外公热情，健谈，好交友，好做事，也好 “得意”。这是我们家传的一种得意，就是做成功了什么事后，喜欢说出来，既非炫耀，也非忘形，只是一种真实的高兴情绪的流露。外公的形象很特别。在我的眼里，五十年代他走在北京的破旧的胡同里，与解放后的社会环境很不协调。他穿一身白西装，而且是背带在外面提着裤子的那种，系着领带，胸前吊着怀表的链子，嘴里叼着古巴雪茄，手提一根手杖，一米八几的个子，又高又瘦，一副绅士派头。六十年代，外公拖着多病之躯来京住在我家。据我小阿姨说，外公心里是很爱我妈妈这个大女儿的，因此回上海后还说在北京和我们同住的日子是多么令他愉快。外公极爱聚友聊天。章士钊、顾颉刚、叶圣陶等幼年的同学、挚友到我家来，这一群老人围炉而坐，吃着外公亲自烤制的点心，兴高采烈聊天的样子给我记忆犹深。外公我给他打针。我从来没想过我能给别人打针，心里有点怕。外公用简洁清楚的语言告诉我要做些什么，怎么做，注意什么。我照他说的，第一针扎下去，针头弯 了。第二针扎下去，按照要领回抽时，又抽出好多血，他叫我拔出来，换个地方再扎下去。这一次教我打针，他虽然连挨三针但高兴得要命，连声地说： “好，好，各种情况都让你碰上了，这就全记住了，这样学习最好。”这件事给我留下“外公是个非常好的老师”的印象。我认真地说，我妈妈的性格有很大部分是从我外公那里遗传来的，就是说，妈妈“颇具乃父之风”。
妈妈曾说她的母亲是一个 “刚强、沉着”的人。妈妈念中学时，蒋介石的毛夫人到苏州 “选美”，在打听妈妈的情况时，外婆断然回绝说：“我是要让我女儿念大学的。”外婆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头脑始终清楚，时有惊人之语。“文革”中红卫兵给她剃了阴阳头，打倒在地，她说当时她想： “我得活着，我倒要看看这一切到时候怎么收场。”在她八十多岁时我们问她：“你现在活着是为什么呢？”她马上回答：“我要看看世界的变化。”她在遇到病痛，处于弱势时，常用自我解嘲来对付，爱开玩笑。她的生命力很强，在九十四岁高龄时，还在床上做诗，内容是回忆童年、想念母亲 （她是独生女，其母守寡很早）。外婆是高中毕业，她说过，如果没有五个孩子的拖累，她出国留学，也会和吴健雄一样。妈妈从外婆那里受到了不少好的教育。妈妈在跟小外孙子高猛聊天时说：“苏州振华女中的王季玉校长是个留美归国为事业献身的女性，一生未婚，妈妈在学校里和大家一样崇敬这位校长。”外婆曾对妈妈说：“如果你能做个王校长那样的人，我就满意了。”妈妈说，这话她记了一辈子。因此她从小就树立了王校长这样的人生楷模，而且一心要实现自己母亲的期望：作为女性，要独立，要自强。这件事说明外婆在某些方面对妈妈的影响是深远的。
妈妈兄弟姐妹五人，关系友善，据说这也是家传。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我们的二舅、二姨热情邀请妈妈和大舅到美国去观光。特别是大舅，是坐着轮椅 去的，一下飞机，二舅就来推着自己的哥哥出机场，这一幕是很感人的。国外的弟、妹们都为哥哥、姐姐上了医疗保险，自始至终关心备至。二姨对妈妈感情尤深，妈妈去世后她说： “我从小就佩服她，到今天我更佩服她。她一辈子好强，这一次她以能战胜病魔为快，最后的表现也很出色……你们看她四月一日来信，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还寄来 ‘美通宁’和其它冲剂的说明给我们，她总是想到别人之后才想到自己，所以大家都爱她。”
我们的小阿姨说，妈妈对人充满同情心，对小阿姨的亲生母亲（即我外公的第二任夫人）很好。那是个旧社会的不幸女人，妈妈毫不歧视她。 40 年代在重庆还跟她谈心，鼓励她作为女人不要全依赖男人，要自立自强。小阿姨说，她的母亲一直很感谢妈妈。后来她积极参加街道工作，积极学习，也不无妈妈的影响。
振华
妈妈从小学就开始住校独立生活，这使她摆脱了封建大家庭的影响，获得了几方面的优点和优势：一是形成了靠自己奋斗的坚强个性，在女性中这点犹为可贵；二是形成了关心人民疾苦的博爱精神和爱国思想；三是形成了高尚的精神境界，鄙薄物质享受，追求真理和正义；四是在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办事效率高，计划性强，待人友善，善于协调配合的能力。
她在病重期间，常常回忆自己小学、中学的生活，全部都是愉快的记忆。她说：“我这人一辈子到处受宠，在哪个地方大家都喜欢我，对我都很好，简直是得天独厚。”她小学时，杨绛、何泽慧、王回珠等高年级的大姐姐都很疼爱她。妈妈在学校里像个男孩子，胆子特别大。她曾和同学一起捉蛇，煮熟后剔除肉，把蛇骨洗干净，重新拼成一条蛇的骨骼标本，据说这作品还得了奖。她十分活跃，组织唱歌、跳舞、演戏都少不了她，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她什么都敢做也总能想办法做。在演莎士比亚的戏剧时，没有服装，她就买了一大块布，几下子就做成大斗蓬，使演员们穿上后立即变得栩栩如生了。在演戏中她常常演男孩子；有了自行车，也是她和几个泼辣的女孩子先学会骑……妈妈虽然生在仆人成群的高门大院，是当地颇有名望的庞家的大小姐，可她身上没有一点儿骄横造作的影子，相反倒是恭谨让人和节俭朴素，这和她在学校所受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妈妈极重同学情谊，与振华女中的老同学一直保持往来。她曾带我们去看望何泽慧、王回珠这几位八十多岁的老大姐。一直惦记苏州陈定瑞阿姨喜欢喝茶，一有好茶叶她就为陈阿姨留着，最后一包茶叶是妈妈去世后到苏州安葬时由忆陵交给陈阿姨的……叶吉益阿姨是中学里跟妈妈最为亲密、情同手足的好友。妈妈病重时对叶阿姨的回忆也最多。生病后期她没有力气看信，不让我们白天给她念叶阿姨的来信，要留到晚上再念，说：“不然一天都要难过了。”这是妈妈在生命最后一段时间中极少流露的情感上的悲伤，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她说当年她和叶阿姨老到图书馆去温书，她俩穿一样的衣服，拿一样的手绢，她俩还有一种特殊的用手绢包书的方法……
忆陵：我送妈妈的骨灰回苏州时，到振华女中，走遍了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我觉得这里充满了一股灵秀之气。旧时的 “长达图书馆”仍静静地立在那里，正对着像龙一样腾跃欲出的江南第二太湖石－－瑞云峰。奇石、小径、栏杆，静谧、优美、深邃。两位女校长－－王谢长达和王季玉－－两代传奇式的女教育家的纪念碑和胸像体现着振华的精神。走在这里，我的眼里老闪现出两个秀丽、朴素的少女身影，与周围的景色融合在一起，无法分离。 “莫辜负冰雪聪明！”这是妈妈从振华毕业时严师的告诫，这冰雪聪明在振华这块土地上得到孕育。我的母亲没有辜负母校给予她的滋养，以冰雪般纯洁的心灵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从这点来说，苏州确实是妈妈的灵魂的最恰当的安息之地。
浙大
妈妈高中毕业正值 “八 ·一三”事变，她的同学留言簿上画着一幅东三省地图，旁边写着：“当你对着她，觉得有何责任，在你的身上？”这正是她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的写照。她随家庭去牯岭、汉口、长沙、香港等地逃难后， 1938 年 7 月去江西泰和，到浙大报到。
在浙大，妈妈确定了一生的道路。她对劳苦大众的深切同情和不愿作亡国奴的爱国思想使她在进步同学和进步书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她积极参加“黑白”文艺社和马列主义小组的活动，为了工作的需要而从物理系转到外文系，她从参加进步活动的一开始就充满了牺牲精神与实干精神。一位浙大的阿姨曾告诉我们，在广西办“妇女识字班”时，女同学们住在乡下没有厕所，她看见妈妈一个人为同学们挖厕所。当时她就很受触动，觉得妈妈不是原来印象中的大小姐，认为妈妈这个人是能干大事的。浙大给予妈妈人生的启蒙，确立她一生矢志不渝的理想。她与我们的父亲高昌瑞的感情也是建筑在这共同的理想和志趣上的。
父亲 1935 年考入上海交大，曾参加进步学运，当过学生会主席。后于 1937 年考取浙大，与我大舅庞曾溎相熟， 1938 年在泰和初次认识我妈妈。后来在浙大组织 “拓荒社” （后发展为马列主义小组），他们共同参加了许多进步活动。当时，爸爸是以一个激昂慷慨，热情洋溢的革命者和老大哥的形象出现的。爸爸 1939 年毕业到重庆工作，妈妈曾去看他，看到他睡在没有床单的棉絮上，上面尽是沙土，盖的也只是一张棉絮时，只想到这是一个革命者献身事业的表现，而没想过与这样的人共同生活将有怎样的不可承受之重。妈妈曾把爸爸看得很高，不无崇拜之意。而爸爸是个很特别的人，一方面热情豪爽、富有正义感、思维活跃、敢说敢做；另一方面不修边幅、自由散漫、长于空想、不切实际，常常陷于自我矛盾之中。爸爸在环境困难、创业维艰的时候，常有上乘的表现。但解放后他因讲真话、不会协调关系而官运不济，从 1957 年开始又往往是每场运动中的“运动员”。社会上受的挫折会映射到家庭里来。他们思想方法上的差距加上对当时许多问题的实质无法看清，使得他们难以相处，但他们作为朋友和同学的关系却一直延续着。爸爸每次当 “运动员”，妈妈都帮他写检查，“文革”中仍是如此。妈妈从不 “落井下石”，在爸爸倒霉时从不提离婚的事，还常常从生活上关心爸爸。我们长大成人之前，妈妈为了我们姐妹俩一直没有离婚。这使我们姐妹俩从小有个概念上完整的家，心理上毫无创伤，为此我们内心深处对妈妈是非常感激的。我们懂事后，才知道他们失去了多少人生本该享有的幸福，妈妈为我们做出了多大的牺牲，爸爸的日子又过得多么不像样。这一切，除了他们的性格使然，也不能不说是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许多人为妈妈这段不成功的婚姻惋惜，其实，对妈妈来说，这仍是无悔的人生：爱过、生活过，而且很美好。妈妈在重病期间说：“其实还是和高昌瑞在一起最有意思 （当然，一起生活是另一回事）。”这与当年他们一起追求真理，一起经历革命风暴的洗礼是分不开的，对妈妈来说，一生中最有意思、最难忘的确实是在浙大和育才度过的那些岁月。
育才
妈妈从浙大毕业后，于 1942 年 11 月到重庆育才学校教书。把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称作一个熔炉是最恰当的。从那里走出来的人，不论是教师、作家还是音乐家、画家，都有一种与众不同的精神面貌。用哪句话概括都不如用陶老夫子自己的话概括得准确：“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他们身上，求真的愿望是那样执着，真人的品格是那样闪光，他们每个人都仿佛有着特别强的生命力。
妈妈出身大家闺秀，在重庆又出入于国民党高级官员家庭，深得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洪兰友的喜爱。 1942 年 10 月 3 日爸爸妈妈结婚时按地下党的意见，为开展工作的需要，办了一个很风光的婚礼。许世英（当时的赈济委员会主席）当主婚人，洪兰友代表女方家长 （当时外公在外未能赶回）。结婚后，妈妈完全有条件得到一个收入优厚的舒服的工作，地下党负责人也有意让她隐藏在上层做秘密工作。而妈妈当时对爸爸说，她想做 “实实在在心上的工作”。于是她选择了到育才去教书。
妈妈当时住在山上一间破房子里，生了嘉陵后生活很是艰苦。国难当头，配给不足，米里尽是砂子和虫子。妈妈从来不要外公接济，和育才的师生一样，每日三餐稀饭加一些豆子当菜。嘉陵因此一直多病、营养不足。我们的小阿姨回忆说，外公有一次到山上找妈妈，妈妈去上课了，他看见屋里只有嘉陵包着小被在床上哭着，身上尿湿了，而且还发着烧。外公心疼而又感慨，说没想到曾漱能过这样的苦日子。他喜欢他的大女儿，对于妈妈能够完全自立、不靠家庭，在抗战期间和大家一样过艰苦生活、投身教育，是十分赞赏的。在一张小照片后，外公特地题上 “漱屋前抱其儿，屋为土墙而茅顶见另一片”几个字。从照片上确实能看出当时条件之简陋。
在育才，妈妈的精神世界却是无比富有的。陶行知先生创立的一整套生活教育理论，对育才师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妈妈积极参加学校开展的四乡农村工作，四川农民的困苦生活进一步激发了她为贫苦大众服务献身的志向。育才的师生关系亲如兄弟姐妹，校园生活有声有色，朝气蓬勃。记得妈妈爸爸都提到过，他们自然组上演了一个“化学之舞”，一个学生代表一个元素，在舞蹈中传授了知识，很受欢迎。学校当时集结了文化界大批名流和进步力量，地下党的力量很强，教师素质较高，民主气氛很浓。育才的师生们都终生难忘这段生活。
忆陵： 1976 年打倒 “四人帮”后，育才的师生到我家来聚会。妈妈把几张桌子拼起来，罩上一块大白床单当桌布，上面摆满菜肴。大家特别庆贺原育才学生杨秉荪（中央乐团首席小提琴）从监狱里被放出来。每个人脸上都是满面春风，兴奋异常，大家一遍又一遍地举杯庆祝 “四人帮”的倒台。谈起育才，谈起陶行知先生，大家有说不完的话。杨秉荪悠扬的提琴声使大家听得比任何时候都要陶醉，要知道，那是在 “文革八年八个样板戏”之后啊。不知谁起了个头儿，大家一块儿拍着手唱起了陶行知先生作词、贺绿汀先生作曲的育才校歌：“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我很少听妈妈唱歌，看到她笑着，拍着手，摇着头，和一屋子人放声高唱，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陶老夫子的教导在妈妈心里深深扎了根，成了她一辈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宝藏。妈妈在病重到半昏迷之际，还喃喃地说着：“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多好啊……捧着一颗心来，来哪儿啊……来到受苦的人中间……”如果要问妈妈为什么一辈子初衷不改，一辈子身上有用不完的力量，一辈子做了许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根源就在这里：育才学校蕴育了她伟大的人格。
妇联
抗战胜利后，根据南方局 “隐蔽精干，保存力量”的指示，妈妈和爸爸一起回到苏南，在苏州振华女中、无锡铺仁中学及竞智女中教书。解放后，在辅仁中学，她担任了党支部书记，被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从 1950 年 8 月到 1951 年 3 月，她在无锡市妇联任秘书长工作，同时是中共无锡市委宗教委员会委员、协商委员会委员，继任人民代表。当她于 1951 年春天调往北京全国妇联时，已是一名成熟的、有一颗赤诚之心的党的干部。在妇联长达二十二年的时间里她一直辛辛苦苦地做着秘书工作，高效、出活儿、计划性强、能干……是有口皆碑的，但许多人都觉得她在妇联没有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非常可惜。
嘉陵：自从 1951 年北上到全国妇联工作一直到 “文革”，妈妈与亲属、过去的同学、朋友来往极少。大家都关心妈妈这一段生活、工作的情况。离开妇联后，妈妈基本不谈那段生活，我仅从孩子的眼睛看到的事情以及“文革”中妈妈向我们谈的情况，讲一概况，以慰亲人好友们的关怀。
1950 年后，南方大批干部北上，妈妈是由电力部门调动北上作教育口的工作，因我爸爸当时在东北列车发电厂。当时帅孟奇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又是全国妇联的组织部长，当她看到妈妈的档案后，说这个干部我们要了。于是我们离开了组织部招待所住进了椿树胡同 2 号妇联大院。当时的妇联很有根据地解放区的气氛，妈妈又一次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革命大家庭中。那时的干部大多数是解放区来的，总共只有几十个人，邓颖超、康克清也常来常往。妈妈常跟我讲，那个阿姨是延安来的；那个阿姨是太行山的八路军，是妇救会主任，像刘胡兰一样；又有一个阿姨是宋美龄的秘书，救了我们好多同志……她从心里佩服她们，向她们学习马列主义、革命作风。刚到组织部不久，她作了一次天主教女青年会情况的调查，在汇报时，有事实、有观点，条理清楚，头头是道，而且手里竟然没有稿子。她得到了当时的领导曾宪植的称赞，从此她们成了好朋友。我们小孩称曾宪植为阿曾阿姨。她是个可敬可亲的阿姨，有着非常吸引人的与众不同的个性。我到现在也忘不了阿曾阿姨那双带着笑意但把人看得透透的眼睛，忘不了她的爽朗的大笑，忘不了她说话的简洁明快、一针见血。阿曾阿姨和妈妈之间很自然地建立起诚挚的友谊。阿曾阿姨不但带妈妈去看望自己的父亲，说妈妈是她的妹妹，而且，每逢过年过节她们一起去看望宋庆龄、夏娘娘、帅孟奇、林伯渠……我也曾有幸跟着一起去过夏娘娘家，去过中南海。妇联宿舍还住着一些单身女干部，工作之余，妈妈也常跟她们一起聊天娱乐。她们经常聚在一起，高歌“延安颂”、“到敌人后方去”等歌曲，快乐地欢唱“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个朗里个朗里个朗……”我们姐妹俩少不了给阿姨们唱 “扎红头绳”，跳新疆舞。记得有一次她们是一边跳着舞、唱着歌逛到东安市场的。她们朝气勃勃，团结乐观，充满战斗的激情，使我们幼小的心灵也深深受到感染。同时我也听到过阿姨们善意地批评妈妈 “主观、片面、机械、形而上学……”，使我过早地接触到了这些不好琢磨的哲学名词。妈妈从来都是虚心倾听她们的分析讨论，妈妈没有参加过延安整风，和她们在一起讨论这些思想方法问题等于是在补课。妈妈确实做到了她在自传里写的： “以前的自信、自傲都动摇了，我要改造自己，低下头来，虚心学习。”她从不对我们讲自己的革命资历，我是妈妈去世后，看到她的生平才知道，解放时她竟有那么多头衔。过去，我只知道我们的父母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直到考大学填履历表之前，出身栏我都按妈妈的要求填的是“职员”，上大学后班主任说你父母都是老党员、老干部，你应该填 “革干”。与此相反的是，妈妈一直让我们把亲戚中一串串右派名单，在国外的舅舅、姨的名单满满地填在履历表上。一方面，妈妈的 “对组织要忠诚老实”给我们极深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也早早地烙上了我们是要被改造的那一类人的印记。妈妈自己低下了头，而且也让我们低下头来做人。
在 195l ～ 1958 年期间，妈妈基本上都是做事务性秘书工作。遇到接待外宾经常加班加点不回家，还担负了几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秘书工作。那时，大量的人名、地名、电话号码，她都是记在脑子里的，从不查阅记录本子。 “文革”后期，妈妈为爸爸平反之事找到爸爸的领导张锦川，张五十年代当过中央机关事务委员会的领导。他见到妈妈惊喜之极，说： “你可是个出名的能干人呀！”想调妈妈到他那儿工作。直到现在，我还多次听到这样的话：“你是庞曾漱的女儿？你妈妈真能干！”妈妈那时候，从心底里愿意做党的驯服工具，组织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她的英语水平一直不为人所知，她也从不表现。六十年代，著名学者陈翰笙到妇联辅导英文，让每人写一篇作文，看完后，他对大家说：“你们大家写的都是中国英文，只有一个人例外，写的有英文味儿，那就是庞曾漱。”不过，直到今天，妇联的许多领导和同事仍然不知道妈妈这方面的能力。
1956 年以后，妇联里不熟悉的阿姨的面孔渐渐多了起来，我们也搬出了妇联宿舍，曾经听说过妈妈要调工作，“向科学进军”，要调科学院。但后来，“支援北京市教育”，去中学当校长了。从此，我们几次跟着妈妈用一个三轮车就搬了家，住到她在中学工作的办公室里。
妈妈与阿曾阿姨亲密的关系，在机关里早就有所非议，甚至妇联书记们的党小组会上，阿曾阿姨都受到她的领导的批评。阿曾阿姨的回答是：“党的高级干部就不能和普通干部交朋友吗？”她对我妈妈说：“不去管它。”她们一直保持着情同姐妹的友谊。在妈妈调离后，我们在周末、假期仍然去妇联玩，甚至住在那里度过暑期寒假。
1964 年，我国外交事业发展很快，周总理指示外事工作人员归队，妈妈就又调回了全国妇联国际部任西亚非洲组组长，我们搬回妇联大翔风胡同宿舍，有了一个安定的家。
妈妈在 1964 ～ 1966 年期间，除去“四清”，我记得她接待过西南非洲妇女代表团、越南妇女代表团，还有一个法国小姐。接待法国小姐好像是有争议的，一会儿认为是个创新，是个好典型；一会儿又变成违反外事纪律，以至于“文革”中变成了妈妈“里通外国”的罪状。这说明妈妈做工作，从来都不会墨守成规的。
文革
嘉陵：妈妈还没来得及在国际部做多少事情，“文革”开始了。我们只庆幸妈妈离开女六中，没有遭到红卫兵严酷的批斗。对于妈妈被关押批斗，好像早已有了准备，出身不好，有海外关系，思想右倾……因此，暴风骤雨来临之际，我们全家没有恐慌、没有无奈，从容地迎接这场风暴。
1966 年 6 月初，妇联的斗争矛头已经指向了阿曾阿姨，要挖曾宪植大黑伞下的牛鬼蛇神，要像剥笋一样剥出曾宪植的黑心。就这样，妈妈作为大黑伞下的牛鬼蛇神被揪了出来，关在二号的后院，完全与外界隔离，身上一切物品全被搜查干净，不能看报，不能听广播，还遭到看管人员的殴打。什么 “白骨精、美女蛇、美蒋特务……”造谣、侮辱、抹黑，应有尽有。妈妈被看作非常危险的人物， 1967 年军管后，曾有一个班的解放军六位战士背着探雷器把我家探了一个够。
1966 年冬天和 1967 年春天妈妈被放出来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她开始给我们讲她的家庭情况和经历，把她刚刚弄明白的 “挫折”讲给我们听。 1954 年，她保存在抽屉里的党内学习文件“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丢失了，她写了一次又一次检查，还受到了党内处分，后又发现文件被人放回了抽屉，是谁干的始终是个谜，这不能排除有人故意整她呀！以后，她一直被停止阅读党内文件，这个待遇一直带到了在北京中学当校长期间。到“文革”她才弄明白，停止看党内文件还有另一个她所不知道的背景：我们在美国的二舅的一位朋友回国，住在新侨饭店，他打电话给妈妈，说二舅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她便去了新侨饭店，向来人表示，向二舅问个好，没有什么事情要托来人办。出进总共几分钟。回来后没有想到要向组织汇报。但这个人是受监视的，妈妈和他会面的事情被记录下来。为此妈妈受到了内部处分－－不能阅读党内文件，这也是“美蒋特务”的唯一由来。然而，这位新侨饭店的来人，在 1972 年中美关系解冻期间却是姬鹏飞的座上宾。
要了解妈妈在妇联的经历和 “文革”中的情况，是不能不提到阿曾阿姨的。在 1967 年春相对宽松的时期，妈妈极其活跃地进行为阿曾阿姨翻案的秘密活动。妈妈为阿曾阿姨找了一间隐蔽的住处，在崇文门大街 9 号隔壁一个商店门脸的楼上。阿曾阿姨的家属和朋友就可以在那里会面，传送材料。我曾去那儿为阿曾阿姨送过吃的东西。 “反击二月逆流”之后，我妈妈又重新被关押在史家胡同 54 号中国妇女杂志社，我们只能去送生活用品，不能见面。如果送些吃的，那就要遭到 “划不清界线”的训斥。这也是我毕业分配前 “斗私批修”的一条罪状。
1967 年初，阿曾阿姨和妈妈的这一系列秘密活动，无疑是现行罪状。 1973 年妈妈从干校回来，我带着一岁的儿子回北京，妈妈跟我又讲起此事。说在干校时，她通过一个镜子反射看见了隔壁看守她的人在抄写东西整理材料，并把不用的纸撕了丢在字纸篓里。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这些碎纸片拿了出来，在手电的灯光下拼了起来。发现就是 1967 年初那些活动的日程表。时间、内容都写得清清楚楚。她就明白有人已经全部彻底交待了。这样她也就交待了一些事情。我问：“那你这不也是出卖阿曾阿姨了吗？”她说，她是认真考虑过的，这样做使专案组有了旁证，就可以早日结束对阿曾阿姨没完没了的审查，她交待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1973 年从干校回来，阿曾阿姨还没有平反落实政策，她们仍然有来往。妈妈印发了几十张召开费巩教授纪念会的倡议书，就是阿曾阿姨与妇联印刷厂老职工打招呼后印制的。
后来，阿曾阿姨完全落实政策，恢复名誉，恢复高级干部的地位和待遇，离开了妇联。妈妈很快敏感到周围的人对自己冷淡仇视的态度，她明白这肯定来源于全部彻底交待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所为转嫁给妈妈了。为此，妈妈就再也没有和阿曾阿姨来往，甚至没有去参加阿曾阿姨的追悼会。这是我替妈妈唯一的遗憾。“文革”中，为了保全自己乱咬人、瞎揭发的事层出不穷，都能得到人们的谅解，而妈妈一辈子诚恳待人，从来都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的，却默默地承受了巨大的误解。我们相信妈妈决不会做出卖人的事。从来做事问心无愧的妈妈不愿为了洗刷自己再说什么，只把它变成心里一块永远不愿触及的东西。我只希望 妈妈与阿曾阿姨见面时，她们仍会像 50 年代那样高歌欢唱，重温纯洁无比的同志情谊。我们尊敬和怀念可敬可爱的阿曾阿姨，我们珍惜妈妈和她之间真挚的友情。
妈妈还和我谈了她在干校的深刻感受。她说，真没想到，有些昔日她所尊敬的革命领导干部在没有了权力的光环之后，灵魂深处的自私、狭隘，甚至是卑鄙、低下，暴露得那么淋漓尽致。她还反思说：明明是人嘛，为什么要做工具？还是驯服的。要知道，“驯”字的偏旁是 “马”呀。我想，这个时候，妈妈一定重新找到了自信，抬起了头，破除了对那些 “马列老太太”们的迷信，精神上得到了真正的解放。她的生命便重新发出了她固有的光彩。
1976 ～ 1980 年正值大批干部平反落实政策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她一个一个地恢复了和昔日亲属、同学、朋友的来往。那时她真是 “上窜下跳”，为很多人写材料、递送材料，因为她可以把材料送到王震和胡耀邦那里。我们那时还都没有调回北京，儿子放在北京由她照料。 1977 年我回来生女儿时，她没完没了地给我讲了很多她经手的为人平反的“案例”。由于这些人我不认识，具体的人名和事情都遗忘了。值得一提的是，她从没给自己写过什么申诉和平反要求，连抄家物资都没有坚持退赔。
朋友们又都很关心，为什么妈妈级别这么低？一个 1942 年毕业的高材生，毕业后参加革命，无论从资历、知识、能力、贡献哪方面，都不应离休时只有 15 级，遇到这样的问题，妈妈只能一笑了之，对亲近的人便说： “我让了。”
我们了解的实际情况是，妈妈调到妇联时，档案上将秘书长的职务填写成了秘书。因此，在取消供给制定级别时定为 17 级。为此，她的振华校友叶梅娟 （上海地下党员）还主动将自己的级别要求降到 18 级。后来组织上发现了这个错误，但只好下次调级再处理。在第二次提级时，上报妈妈提二级，但到最高领导处（也是批评阿曾阿姨与妈妈交朋友的）给否决了，说庞曾漱不要太特殊。那时阿曾阿姨是妈妈的好朋友，就无法为她争辩了，于是就只提了一级， 16 级。在女六中时期又碰上了提级，生活困难的老师很多，尤其是年轻教师。本来妈妈又可以提级的，她却把自己的指标，给了老师，使两个教师提了工资。当时妈妈就把这些情况告诉了我，还跟我们讲，要艰苦朴素，生活上不要有奢求。这样妈妈仍然带着 16 级回到妇联，“文革”后，大家一起提级为 15 级一直到离休。“文革”后，她从国际部到罗琼领导的妇女运动史组工作过，后来又被“保卫妇女儿童委员会”调去做副秘书长的工作，一干又是几年。当时没有正式任命，但几个领导都谈过她是副秘书长，可是不久却宣布再成立一个秘书处，仍然让她当秘书处长。这次妈妈没有再做驯服工具，出国探亲后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全国妇联，到社科院青少年所做国外青少年研究工作。但由于年事已高，还没来得及有所建树，就离休了。对于级别职别，妈妈看得很坦然。她说：“比我有能力、有贡献而遭遇比我差的人有的是，有人甚至失去了政治生命和性命，和他们比我受的委屈算不了什么。”又说：“我本来参加革命就没有想要地位、级别，他们给与不给，和我自己的初衷无关。我为什么要有情绪？”所以她离休后完全是轻装前进，投入到新的战斗生活中。晚年过得充实、热闹、受人尊敬。
从妈妈的自传中我们看到，她参加革命的起点是人道主义和追求社会公正。很多追求社会公正的人，出发点是为索取个人利益、改变自己的不平等地位，而妈妈一开始就以牺牲个人、贡献社会为己任，以此来实现社会公正理想。
忆陵：文革中， 1971 年 7 月，我背着一个沉重的大旅行包出发了。我要去看我全家的人。到河北衡水看妈妈，到河南确山看爸爸，再到新疆鄯善去看姐姐。妈妈是 “美蒋特务”，爸爸是 “反革命、假党员、走资派”，姐姐是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是正在 “接受再教育”的食堂炊事员。大背包里装着 40 斤米和许多要带给大家的东西。我这个体力强壮的姑娘也不得不常常找地方靠在墙上，借背包与墙面间的摩擦力松一下勒得生疼的肩膀。
从衡水县城到妇联的五七干校疙瘩头村要走五六里路。背包是沉的，但我的脚步是轻快的，我很想看看妈妈。自从 “一号命令”发布，妈妈被关押后，我们就一直没见过面。
妇联干校是一个有着四面围墙的解放军的营房。向连长指导员之类的人物（都是以前妇联的阿姨）通报之后，她们显出很认真防范的表情。经研究，让我和妈妈见面，她们中的一人在一边旁听。妈妈见了我非常高兴，她的气色还好，穿着缝补得整整齐齐的干净的旧衣服。这种叙谈由于有外人在场，几乎记不得谈了些什么。在那一天里，我只有一小段时间和妈妈单独在一起。妈妈除了干农活，还得给食堂烧火，不知是因为吃饭时无人看管还是什么原因，反正我有机会到灶间和妈妈单独聊了一会儿。这段时间的会面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妈妈兴奋极了，老看着我像是看不够似的，笑得非常开心。她一边用长把的铁铲往灶眼里加煤，一边招呼我和她一起摘旁边的菜（她总爱同时做好几件事）。而谈话的内容，几乎全是她认为有趣的，成功的，巧妙的事，边谈边笑，得意极了。她告诉我怎样加煤能让火旺而用的煤最少；她给我看她边烧火边用废罐头盒、小药瓶及各种废料做成的煤油炉；还告诉我，因为她同情“走资派”，有一回罚她三个月不准吃菜，她就悄悄托人从外面买了包味精，靠盐水加味精过了几个月。“我知道味精的成分，这样就有营养了。”她仍然很高兴，甚至不无得意。这就是我的妈妈。要知道，我们几年没见面了，而这次又是短短十几小时的相聚。她一句愁苦抱怨的话也没说，显得那样乐观，活得津津有味。到了晚上，由于妈妈还处在被看管状态，我和她必须分开在两间屋睡觉。我第二天早上天不亮时就得起来去赶火车，抽空给妈妈留了一句话：“如果你还想跟我说什么，我早上五点到厕所里等你。”清早，天还没亮，我打点好行李，站在黑漆漆的厕所里，透过厕所的砖孔，望着那排营房中妈妈住着的那个窗口，那里始终没有灯光，没有人出来，我等着，等着，眼泪不禁流了下来。在那 “革命”的年代，我已接受了这 “颠倒的乾坤”，所以那时我心里并不是悲伤和气愤，只是一种莫名的伤感罢了。天朦朦亮时，我恋恋不舍地看着妈妈那个窗口，背起我那沉重的背包，在清冷的农村的晨风中，向下一个亲人的目标走去了。
“投岩麝留香”
做教师，似乎是妈妈的天职。她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便是到陶行知先生创办的育才学校去教书。抗战胜利后，妈妈先后在苏州振华女中、无锡辅仁中学和竞智女中教过书。若不是解放初期妈妈被帅孟奇从电力部教育口调到全国妇联，恐怕妈妈一辈子都会从事教育事业的。到全国妇联后，她仍与教书有着不解之缘，从 1958 年到 1964 年，她从全国妇联调到北京中学教育口，先后在 28 中、 98 中和女六中工作过，打倒 “四人帮”后，她又到中科院古脊椎所教过英文。
妈妈天生是个好老师。她对知识的好奇、求索和积累，她对人的理解、关怀与感悟，加上她极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使受过她教诲的人都留下很深的印象。她之所以会有那么多 “忘年交”、“小朋友”，也与此有关。我们的孩子们也喜欢跟姥姥聊天。妈妈善解人意，对孩子们的想法在理解的同时加以引导。所以十六岁的外孙高猛跟姥姥谈完话后说：“姥姥是一个大宝库。”指的是妈妈在人生经历、思想方法、处理问题的经验上都有很多独到的东西，而且不保守，很能给年轻人以启发和感染。我们的朋友中一些忙碌的企业家、经商的人，也愿意来找妈妈谈话。妈妈关心他们，能关心到别人不常关心的问题。同时，妈妈思维活跃、求知欲强，虽未在商场上做什么，但常有精辟的见解令人心服。这些朋友说：“跟庞阿姨聊天有意思。”妈妈的去世也使他们黯然神伤。一个叫张鸣的“忘年交”说：“再也找不到那样一个地方去聊那样一些话题了。”是他用“为了未来她贡献了青春，为了过去她贡献了晚年”这两句话概括了妈妈的一生。
从 1960 年到 1964 年，妈妈在女六中工作了四年。女六中的老师们回忆起妈妈时说了一句话： “再没见过第二个像庞校长那样懂业务的校长了！”妈妈当时担任女六中副校长，而正校长是个 “老资格”，常年有病，因此学校的担子实际上全落在妈妈身上。她除了当校长，还担任高三年级一个班的数学课，还当班主任。她说过，不教课就不能深入了解教学，不当班主任，就不能真正了解学生。除此之外，她每周要用很多时间听课，各门学科的课都听。她管理学校的能力给当年的老师们留下深刻印象：“庞校长计划性强到了精确的程度。每周一次行政会，所有问题当时解决；按时开支部会，全部有详细记录；干部们各负其责，积极性很高；大家都很团结，一心把工作干好。”她到女六中一年后作过一个总结报告，言之有物，头头是道，逻辑性强，充满感情，老师们很欢迎。有人说：“我到女六中这么多年，从未听过这么懂教学的人的报告！”大家信心大增，觉得女六中这个学校很有希望。妈妈上浙大时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取物理系，因此她的数、理基础很好；后来她从外语系毕业时还是高材生，英文、中文的水平都很高；在育才身受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在苏南又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妈妈是很具备一个中学校长的全面素质的，是可以在教育战线上创造很好的业绩的。
可是，在妈妈全身心工作的同时，一些以 “党的化身”自居，一贯整人的领导，一边在家休息，一边向上反映：庞曾漱“篡党夺权”，“不尊重党的领导”，“骄傲自满”， “独断专行”， “不走阶级路线”……及至 1963 年下半年区委教育部专门派调查组调解所谓的 “ x 庞之争”，最后不了了之。有当时的老师回忆此事时说：“就记得那边是一大堆的帽子，而庞校长是一件件事，时间、地点、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让人佩服。”据说向群众调查的反应都是：一个工作，一个不工作；一个夜以继日，一个在家休息；一个 “错误”一大堆，一个是 “党的好干部”。结论应当是不言自明的。
忆陵：妈妈在女六中工作时我上了初中，比较懂事了。我们一去就住在学校里，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家”的概念，办公室的一个小里间就是我们的“居所”，后来才搬进一个两头是门、长长的类似过道的房间。对妈妈来说，学校就是家，家就是学校。平时是工作日，星期六和星期日是开会日，不是区里开会就是市里开会。我真的回忆不出那时我们的房间里有什么家具，更回忆不出什么闲暇的家庭生活场景。我的印象就是大人忙工作，孩子们自己管自己的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回妈妈问我：“你几年级了？”我说：“初二。”她对工作真是全身心投入。我记得好几次晚上我已经睡了，在被窝里听她和学生谈话，学生有时还抹眼泪。什么学习啦、思想啦、考大学啦，恋爱啦，什么问题都有，妈妈总是耐心细致、娓娓长谈。妈妈爱学生，工作很细致。有一次流感盛行，大约由于妈妈是出身名医之家，卫生常识多一些吧，她在女六中各班设了盐开水桶，每个学生上学都要用自带的杯子取盐水漱喉咙。结果，那年她们学校就没什么人患流感。提起这件事，妈妈对我说：“其实有些事不难做，就看你肯不肯做。”妈妈对华侨学生特别关心，说她们放弃国外优裕的生活，远离父母，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是非常不容易的，有些人连将来孩子用的尿布都带了，可见决心之大，她们的爱国热忱十分可嘉。妈妈关照学校各方面从生活上照顾她们、关心她们，包括她们的升学、就业种种问题。我印象里妈妈还非常关心年轻教师。她为了办好女六中，特别到北京市去要了一批复旦、华东师大的应届毕业生。妈妈非常爱才，她知道，要办好一个学校，师资的水平是最重要的。我记得，妈妈一谈到某个老师人如何聪明、课讲得如何精彩时，总是眉飞色舞的。有的老师出身不好，妈妈很爱护他们，经常跟他们聊天，鼓励他们进步；有些老师生活困难或离家远，妈妈总是想办法帮忙；尤其是过年过节，怕他们寂寞，跟他们一起会餐、娱乐。在女六中，妈妈没日没夜地工作着，还正值困难时期，她长期浮肿……
回想妈妈在女六中工作够几年，承担那么大的工作量是要有多么热忱的信念和强烈的责任心啊！可是比吃不饱、营养不良更可怕的是当时的极 “左”思潮。在那个极“左”的、是非混淆甚至颠倒的年代里，本来具有很好的素质可以成为一个德高望重、成绩裴然的好校长和教育家的妈妈，没有能把自己的能力充分展现出来。事过几十年，我们反而只能庆幸她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调回了妇联，否则，很可能难逃北京好几个中学校长在红卫兵手里的厄运。
妈妈最后一次执教是 1978 年前后到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英文。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始，一大批三十多岁的科技人员因“文革”耽误了学业，迫切需要补习英文。妈妈从干校回来后，被妇联分配在 “保委会”工作，在古脊椎所周明镇教授的推荐下，闲不住的妈妈就到这里当了两年多的英语老师，工作性质是义务的。被妈妈教过的学生现在都五六十岁了。用他们的话说：“经过这段学习，我们的英语水平被庞老师狠狠地向上提了一大块。”他们对庞老师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口语特棒”。而且她曾说明：“我的发音不是从字典上查出来的，是从美国人嘴里学来的。”一个当时和妈妈争论过发音的学生后来到美国工作，发现按庞老师的发音美国人都懂，按字典上发音，美国人先要愣一会儿。他们对庞老师纯正的美国口音非常佩服。
学生们对庞老师更深的印象还不是来自英语学习本身。一个学生说：“庞老师身上有一种高贵的气质，一看就能感到有着很好的家庭教养和文化修养。这种气质，穿得再好，也是学不来的。”他们说庞老师心地善良、做事非常认真、对学生循循善诱、不厌其烦。没上课前，学生就围着庞老师问问题，下了课，还是一大堆人围着，庞老师非常耐心、慈祥、有求必应。当时学生程度不齐，妈妈很能理解学生的需要，采用因材施教法，给不同程度的学生讲不同的知识。记得那段时间妈妈认真备课，对我们说过：“外语丢了几十年了，还要记大量古生物方面的单词，还是蛮吃力的。”由于这二十几个学生都有出国、考核等任务压着，妈妈还在晚上加班为他们上课。一个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能体现她的心灵和素质，妈妈在古脊椎所短短的教课生涯，竟给那些学生留下“她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的印象，说在妈妈身上 “中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没有丢”。可敬的沈从文老在谈到自己的人生观时，用“投岩麝留香”来做比喻 （麝被逼到悬崖边无路可走时，要掏出自己的麝香，洒遍大地，自己才身亡）。被妈妈教过的学生们说： “我们觉得庞老师也是这种人中的一分子。”
2014 ． 11.5 整理
转自《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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