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回忆文革中的那些人与事

1989-06-04 作者: 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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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重的人和事

－－高放

最新消息：昨天，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高放先生的女儿高华在发小微群发出讣闻：慈父因病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 13 点 26 分去世，享年 91 岁。

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介绍，高放，原名高元浤， 1927 年 2 月生于福建省福州市。高放是著名学者，政治学家、共运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家、社会主义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9 年，高放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称号，成为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首批受聘或受颁一级教授的 23 名学者之一，具有与两院院士相同的学术影响力，在学术界被誉为“思想高度解放”的学者。

1993 年以来， 9 本《高放文集》先后出版，分别为《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世界和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别史》《纵览世界风云》《高放政治学论萃》等。

此外，高放曾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等，还曾兼任《理论探讨》《理论参考》《新视野》《天津市委党校学报》顾问和《社会科学研究》编委。高放曾撰写、主编、参与编写论著 45 部，个人成果约 500 万字。

高放教授

关于许惠尔被打死的情况

高放口述、李豫生录音整理、文字稿经高放生前审定

左起孟小灯、高华、高放、李豫生

高放：许惠尔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的翻译，他是做翻译工作的。当时主要是翻译各种俄文资料，这个人身体很壮。

当时（学校）来了很多苏联专家，苏联专家讲课需要翻译。另外他们有很多著作，都是编译室的人把它译为中文，我们再出版。我跟他也不在一个单位，但是认识他，那时候我住西郊，他也在西郊住。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大家很难看到各种小报，他很热心，他到清华、北大、北航、地质学院采购各个单位自己出的小报，小报揭露文化大革命当中各单位的各个问题。他到各个单位采购，采购完回来在人大校园推销这些小报。

我看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我记得我也买过，一份三分钱，五分钱左右，一般没有超过一毛钱的。为了帮助大家选择内容，看看自己买不买，他就拿好几根绳子，在两棵树之间系个绳子，然后就把小报作为样本挂着，让你看看内容，想买就花三分钱，五分钱买一份，不想买可以不买，我也买过一些。

我看他的目的还是参加文化大革命，让很多学校的信息，大家花一两毛钱，不必再坐车或者骑车到别的学校买了，在校内就可以买的到，不是赚钱的目的，我可以证明这一点，并没有把价格抬得很高。后来过不久，他消失了，就听说他被打死了。怎么打死的，谁打死的都不晓得。

当时编译室倒是出了一件事情，可能是不是跟他有关联，编译室曾经奉上面哪个机构，什么人，要编译室去编有关斯大林的材料。文化大革命来了，就有人揭发编译室是大反斯大林。问题是还要追究编译室接受的是谁的指示和命令，有背景吗？谁叫你这么做？斯大林是伟大的领袖，他虽然有错误，可你专门收集他的材料，你的意图何在？

当时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情，这个事情可能他也参与翻译了，认为与他有关。另外是不是因为他也参加了某一派，另一派就把你视为眼中钉，你自己又有一个右派的帽子。许惠尔是摘帽右派，但文革当中有极左思想，说你虽然摘了帽了，但你仍然还是右派，就叫摘帽右派。

我们系有个教授叫黄少力，他是 1958 年才划成右派，为什么 1958 年才划？就是因为北京市委发现，人民大学右派划得太少，比例不够，没有到 1.5% ，所以人民大学在 1958 年秋后了又补划一批右派，去凑 1.5% 的数，我们系就把黄少力老同志划成右派了。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所以就不能说黄少力是摘帽右派。

黄少力是顽固不化的右派，他不承认自己是右派。领导说你不承认，也还是要把你当右派处理。怎么处理呢？给你工资降三级，工作原来是教师，不能当教师了，就在资料室编资料。

后来到 1970 年，我们都下放劳动了，下放劳动以前，军宣队跟工宣队去找黄少力谈话：说你是 1936 年参加红军的老革命，这么老的同志了，你不承认右派，你使党下不了台啊，党给你定的右派，你不承认右派，你是跟党对抗啊。现在你承认了是右派，我们马上给你摘帽，不用经过考验再给你摘帽。因为到 1970 年了， 1956 年到 1970 年过了 14 年了，你承认你是右派，马上就摘帽。

这个事挺有意思，我们教工就开了一个大会，要他做个检查就宣布给他摘帽。他说：“我不是右派，是军宣队跟工宣队给我说的，说我承认是右派就算我听党的话了，就给我摘帽。”他说：“那我就听军宣队跟工宣队的意见吧，我不跟党对抗，听党的话，党说我右派，我就是右派，其实我不是右派。”

最后他就过关了，给他摘帽了。大家找一个台阶下吧：你承认了马上就给你摘帽，你不承认没法给你摘。党不可能承认党有错误啊，党都是对的啊，你看，有这样滑稽的事情，然后他跟我们一起就下放劳动去了。

他 1936 年参加红军。他心态好，能想开，也不记恨， 1979 年右派都改了，都划错了，他也不记恨，他已经是五十七八岁的人了，他还想念个博士学位。他 1936 年高中毕业，本来考上燕京大学了，结果自己非要参加革命，放弃了燕京大学上学的机会，跑到游击区，那时候的河北灵寿（？）县，他跑到灵寿县参加了红军。

但是参加红军不久就不让他干了。那时候日本人已经占领了北平，他是北京人，可能解放区生活比较艰苦，他就托家里人给他带一点什么东西，或者是穿的吃的比其他人好。结果领导就怀疑他通敌，就不让他当红军了。不让他当红军以后，让他在两项工作当中选择一项，一个是马夫，一个是伙夫。

他选择的马夫，伙夫还是辛苦嘛。到 1938 年改了名称叫炊事员或饲养员， 1936 年就是叫伙夫，马夫，后来成立了八路军以后人员要平等，说不叫伙夫，不叫马夫了，改个称号，伙夫改为炊事员，马夫就改为饲养员，都是员，司令叫司令员，革命队伍里头一律平等，都是员工。

他给我们讲过这个历史。他还有枪伤，他当八路军的时候的枪伤，所以他还是三级残废军人。 1950 年以后才到人民大学。我记得抗美援朝的时候，我们一些老革命诉苦，说过去受日本人迫害，他诉苦，说他是三级残废军人，身体里还有一个子弹。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了，共产党解放北平了嘛，了解清楚了他没有通敌行为，他 1946 年参加共产党。入党以后组织上相信他了，就派他回北平做地下工作。到了北平解放以后，地下党把他送到人民大学来学习，送到我们教员室，那时候我们教员很缺，一看资历这么老， 1936 年就参加红军，后来又是八路军干部，又受过枪伤，自己也肯学习，所以马上就把他留下来了，学习不到半年就当教员了，跟我们在一起。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是右派。

据我了解许惠尔的情况，他也是参加某一派的活动，另外一派人就特别恨他，所以把他抓去。人民大学有好几个例子，朱真也是一个例子，朱真写的东西我看过，他错在什么？他错在就是参加了三红，因为他爱人是三红，他参加了三红。他参加三红，新人大这边就特别恨他，朱真参加三红还参加一些活动，你要什么活动都不参加，新人大的人也不一定把你当作目标，目标不一定对着你，就是普通人员。他参加一些活动，那新人大的人就对准了你。

我们系还有一个人也受罪，是普通的资料员叫张心绪。张心绪这个人也冤枉了一辈子。怎么冤枉了一辈子？他 1950 年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他学习比较优秀，把他选拔为逻辑学的研究生，学逻辑的，这是 1951 年的事情了。结果 1951 年夏天第一次审干的时候，他自己也糊里糊涂的，就交代说他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别人就问当过什么职务吧，他也糊里糊涂，可能讲当了一个分队长。

他自己以为说了没有什么，但这可不得了了，三青团的分队长，算上骨干了。所以 1951 年整风，马上就把他从研究生调到资料室当资料员，这个人有重大历史问题，你将来不能够当逻辑学的教员。他也不错，埋头苦干，没有什么怨恨，给他调动，他自己心里明白组织上也没给他说，因为他也不是党员。也没给他说，因为你有历史问题，就说现在资料工作很重要，缺个资料员，你做吧。

结果文化大革命他参加新人大，参加新人大又很积极活动，去贴大字报什么的，结果三红这边就恨死他了，别人没有什么目标啊，就知道他是三青团的骨干，就抓住这个目标，把他抓去跟朱真一样，把他关起来毒打半天。

最有意思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重新审查，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都说他是三青团分队长什么的，他自己交代的嘛，就相信了。后来他自己说我也不知道，当时组织上问我你参加过什么没有，我们学校有三青团，我就说大概参加过吧，问我当时什么职务，我说当时可能当过分队长，就这样。

后来文化大革命重新查，真正去调查他的一些老朋友，查清楚他根本没有参加过三青团，你看，冤枉了一辈子。到了人大复校以后，他因为在资料室干了一辈子，就给他当个资料室副主任什么的，后来调到出版社当一个编辑室主任，退下来了。现在还健在，比我还大两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