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宜：我所知道的江楠之死
我所知道的江楠之死
－－作者：高文宜
巫宁坤教授走了，给世人留下了记录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史的传世之作《一滴泪》。书中提到安徽大学俄语教师江楠的惨死。江楠是我的二舅母，印尼归国华侨，她为人温和善良，乐于助人。我曾亲耳听过我二舅林兴讲述江楠的惨死。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说江楠是受他的牵连，被下放到农村，因为长得漂亮，被安徽大学工宣队的几个人轮番奸污，含冤自杀，尸体埋到荒郊野外，被野狗吃得只剩下白骨。
我是家中长子，小时候江楠很喜欢我。那时她和二舅都在外交部工作，出使保加利亚，每次回国，都请我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送给我礼物，逗我玩。六十年代初，他们被排挤出外交部，下放到安徽大学，来往就少了。在我的印象中，她很喜欢孩子，人长得漂亮，会打扮，穿着洋气，与当时一片灰蓝的众人色调不同。文革结束后，我得知江楠惨死，心里很难过，这成为我的一个心结，决心一定要弄清真相，替她讨还公道。我经过多年多方打听调查，总算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事情的缘起
江楠的惨死，是由于受到纠缠林家兄妹三人多年的所谓 “ 电台案 ” 的株连。我的外祖父林步随是林则徐的曾孙，他是光绪末年进士，曾任中国留美学生总监督和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长。抗战爆发后，他已寓居在家，但有民族气节，决不和日本人合作。当时北平在日本人的占领下，我母亲林锦双（傅秀）为了抗日救国，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加入了北平地下党，把位于南河沿的林家作为抗日活动的联络站 , 掩护过被日本宪兵队追捕的爱国人士，向抗日根据地输送过青年学生和药品。
1942 年 5 月的一天，地下党的直接领导我母亲的张宏飞提着一个小黑箱子到我母亲家，叮嘱要收藏好，别的什么也没说，母亲也不便问，把箱子藏在自己屋里的床下。几天后，地下党出了叛徒，供出我母亲家是抗日的据点。母亲随即奉命紧急转移，临走前向大舅林曾同匆匆交待替她保管好那个黑箱子。
就在第二天夜里，日本宪兵队一群人跳墙进入母亲家抓人，扑了空，留下三人蹲守，并把全家人看管起来，连瘫痪在床的外祖父也不例外。外祖父的家是个三进三出的大宅院，房间很多，日本宪兵队急切之下来不及翻每个箱柜，什么也没有搜出来，悻悻而归。大舅林曾同突然想起我母亲的交待，趁看守不备，溜进母亲的屋子，打开箱子一看，才发现里面全是电讯器材（电子真空管）。他和二舅林兴在看守的眼皮子下一个放哨，一个动手藏，把电讯器材四处分散，藏在壁炉烟道和屋内顶棚里。我母亲在离开北平去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前，曾悄悄潜回家拿御寒的衣服，才得知箱子里装的是电讯器材。
日本宪兵队一直盯着我母亲家，半年后，他们又把二舅林兴抓走，对他动刑，逼问母亲的下落。
文革结束后，林兴劫后余生，来北京时和我说了当时的经过，日本人先是用毛巾蒙着脸浇凉水，但林兴喜好运动，能憋气，日本人又灌辣椒水，踩肚子，坐老虎凳，严刑逼供，但林兴确实不知道我母亲的下落，抓不到把柄，最后日本宪兵队只好放人。
中共建国后，政治运动连年不断。在肃反运动中，要求人人要写自传，把自己历史上所做过事情，事无巨细，都向党坦白交代。林曾同在自传中主动交代了掩护这箱电讯器材的事，结果惹出麻烦。他所在单位把这当做大事，派人外出调查，幸好找到当事人张宏飞，他证实那是他存放的抗日捐赠物资。调查人员还专门去了当年外祖父的宅院，果真在壁炉烟道和屋顶棚找到当年存放的电讯器材，其型号和年代，确实是当年的产品。经过一番审查，组织上最后给这件事做出 “ 存放的是抗日电讯器材 ” 的正式结论，并把结论抄送给我母亲和林兴所在的单位。
二、文革中再翻旧案
文革浩劫中，林家三兄妹在劫难逃，先后大祸临头，他们年轻时为了抗日救国而投身的这场革命变了味，他们成了祭奠这场革命的牺牲品。我母亲首当其冲，她对这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文革运动很不理解，在家里和别人讲了几句真话，议论了肃反时康生如何在北京医院装病，躲避审查，而医生们认为他根本没有病，还说了江青在北京医院养病时如何整治护士，如让护士一天给她织一件毛衣，还强迫护士跪着给她洗脚等。母亲担心这帮人上了台，国家可要遭殃了。结果祸从口出，母亲的朋友将她出卖，造反派将此材料报给康生。康生在母亲的上报材料上亲笔批示，说母亲是 “ 杨献珍的走卒 ” ， “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一九六八年五月，母亲被从家里抓走时，罪名是 “ 现行反革命 ” ，说她 “ 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 ” 。奇怪的是关到秦城之后审讯的人对 “ 炮打 ” 一事一概不问，只是再三追问燕京大学地下党和电台问题，原来他们推翻了以前的结论，硬要把电讯器材零件说成是电台，把为抗日捐赠说成是为联络敌伪，他们上挂以刘仁为首的北平地下党，下连燕京大学的抗日知识分子们，甚至对夏仁德教授为燕大学生收藏过抗日文件也说成是燕大地下党被外国人操纵。燕大女同学何美一（后任北京医科大学教授）因为去我母亲家被日本人带到警察署审问过，文革中也被关进牛棚。
后来我才明白，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首先烧向了彭真刘仁为首的北京市委，北平地下党已被文革权贵们定为特务党，但一直也没有抓住任何证据说明它有问题，直到 1968 年夏天彭刘专案也无法定案。此时，毛泽东和文革权贵们急着召开九大显示 “ 胜利 ” ，因此提出 “ 专案工作要为政治服务 ” ，给了专案组 “ 先抓人，后找证据 ” 的权力，首当其冲的是燕大地下党，他们以 “ 电台 ” 事件开刀，重翻旧案。
三、中央专案组是始作俑者
从 1968 年夏到 1969 年秋，林家兄妹接连遭难，先是我母亲被关进秦城监狱，然后是林兴被宣布有严重问题，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牛棚，江楠因此被下放农村 , 被工宣队轮番强奸 , 自杀身死。这一连串残害林家人的事件谁是主谋？ 1968 年 6 月，我打听到地质部军代表郭毅住在报子胡同（母亲在地质部工作），便硬着头皮闯到他家，郭毅是个老军人，一见面他就劝我不要再写上告信了，他说： “ 批准逮捕你母亲的就是总理周恩来，他是根据辽宁大学造反群众的揭发，并没有向地质部核实，已经把此案交给中央一专办彭刘组管（中共中央第一专案审查办公室彭真刘仁组），只有地质部专案组的人才能和他们联系，我们都不能过问。 ” 我很震惊，原来是周恩来批准抓我母亲的 , 他是中央一专办牵头人，出面替康生报私仇。周恩来明明知道我母亲在自家议论康生并没犯法，但还是强行逮捕，先抓了人，后找证据。把我母亲关进秦城之后，他们捏造了一个假罪名：把当年为抗日出力的林家说成是敌伪特务的联络点，把被掩护的电讯器材零件说成是敌伪电台。他们在地质部成立了我母亲的专案组，在安徽大学成立了林兴的专案组，专案人员受一专办彭刘组直接领导，而一专办向总牵头人周恩来汇报。
四人帮倒台后我见到林兴，证实了中央一专办彭刘组就是林兴被监禁审查的幕后指挥者，他说： 1968 年 11 月，工宣队接到一专办的通知后，立即成立了林兴专案组，把我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的牛棚，把江楠下放农村。他们反复追问我， 1942 年夏掩护电讯器材的经过，以及当年你母亲带我到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八路军的经过。很显然他们想要从我口里找出疑点去整你母亲。当年日本宪兵队想从我口里得到你母亲的消息，他们拷打我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什么也没得到。这次是工宣队，他们逼我交代你母亲的问题，揪斗游街单独监禁，仍然什么也没得到。可是工宣队祸害了江楠，只剩下从荒野里捡回来的骨头，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 ，说着说着泪水顺着这个硬汉子的脸膛哗哗流下，这情景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的 “ 中央一专办 ” 权力之大可与当今的 “ 中纪委 ” 有一比。我曾亲身同一专办彭刘组军代表们打过两次交道，他们的办公室就在北京宽街一所幽静的院落内。第一次打交道是在 1968 年秋，我借给母亲送几件过冬的衣服为由，问他们我母亲究竟有什么问题，他们神情紧张，避而不答。
追问我是谁告诉一专办地址的，声色俱厉的要我揭发母亲的 “ 罪行 ” 。原来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能证实林家罪名的材料，正在气急败坏之时，得到母亲的同胞妹妹林子东的揭发材料，林子东交代说： “ 电台来路可疑，傅秀是鬼域人物 …”“1956 年傅秀在全聚德招待为电台案做证明的人，他们聚在一起商量对抗审查的攻守同盟 …” 。专案组如获至宝，逐条逼问我父亲。他们得意地说：
“ 林子东都说傅秀是鬼域人物，她绝对不会诬陷自己姐姐的。 ” 于是总参海运仓学习班开大会批斗我父亲，专案组对我父亲辱骂恐吓，动手打人，不让睡觉，不让回家，非要我父亲承认母亲是特务。连陪斗的张先生不能忍受这种人身侮辱，跳楼自杀摔断了脊椎骨。林兴就是在这时被一专办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他与忧心忡忡的江楠分了手。但是一专办从林兴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
第二次打交道是在 1974 年夏，一专办彭刘组副组长军代表唐某找我谈话 , 此时江楠已经惨死，我母亲被关秦城六年精神失常，拒食脱水，奄奄一息。为了救母亲我曾求外交部龚普生大使将我的求救信转交给邓颖超，据说邓接过信后连一眼也没看便扔在桌上，严肃地批评龚大使说： “ 以后少管这种闲事，不要给恩来惹麻烦 ” 。我很不平，明明是周恩来非法抓人，把母亲监禁到奄奄一息，也不让治病，这是 “ 闲事 ” 吗？这个看上去慈眉善目的老女人，内心真是冷酷无情，胆小自保，见死不救。
幸运的是我还有另一封信，由父亲转递叶剑英元帅，据说叶帅批示要一专办治病救人，一专办才不得已找我谈话。这个谈话的人姓唐是从解放军政治学院调来的，他说：你也不要到处写信告状了，信都转到我这里了，我们安排你母亲去复兴医院， “ 保外就医 ” 总该可以了吧。唐某还恶狠狠地说：你母亲议论康生和江青同志是有罪的，你要划清界限。
中央一专办替权贵们报私仇有恃无恐，对被审查人却 “ 查明无罪，也不释放，关死为止 ” 。他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释放任何犯人都需要经过中央一专办的牵头人周恩来签字，而周恩来要等到文革权贵同意才肯签字。我母亲的案子涉及康生江青，释放母亲要经他们同意才行，这如同与虎谋皮。实际上，林家的 “ 电台 ” 冤案早已查清， 连捐赠此箱抗日器材的人和直接经手的人都找到了，并且做了证明，一专办还是不结案，林兴仍然不能释放，就这样放走了残害江楠的工宣队，使他们平安回到安徽马鞍山钢铁公司，犯罪人互相包庇，至今逍遥法外。
四、文革激发人性之恶
文革把一批马鞍山钢铁厂的工人送进安徽大学，让他们有机会决定知识分子的命运，而中央一专办指使工宣队关押林兴，使他不能保护妻子。这些举措激发了马钢工人的丑恶的兽欲，他们趁火打劫，轮番侮辱强奸了被审查人的妻子江楠。经过是这样的， 1968 年冬，工宣队故意把林兴江楠夫妇分在两地，先是在全体人员参加的宽严大会上宣布林兴有严重问题，把他单独监禁在安徽大学牛棚内，随后又把江楠下放农村。工宣队头目们借调查林兴问题为由，在谈话地点轮番强奸了江楠，并威胁说如果胆敢泄露，将严办林兴。孤独无助的江楠上告无门忍无可忍，曾将此实情告诉过知心好友李怡楷，她是巫宁坤的夫人。不久江楠发现自己有孕了，她向外语系工宣队头目请假，要去医院打胎。但那时打胎必须提供男方姓名。这个头目不但不给开信，反而威胁说，如果她胆敢泄露工宣队强奸她的秘密，将以 “ 腐蚀工人阶级 ” 罪论处。江楠走投无路，想到将要带着这种奇耻大辱活一辈子，她痛不欲生，曾对好友吐露过唯有一死了之。江楠还凄惨的说：如果有一天看到她的窗前摆着一盆花，那就是她已经走了，请在林兴获得自由之日，转告他江楠是清白的。
据《一滴泪》记载，江楠是在她所住的社员家上吊死的。这帮毫无人性的马钢工人在伙房墙上门前贴满黄纸标语： “ 江楠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现行反革命死了活该，一张芦席裹了当狗埋 ” 。 《一滴泪》说 “ 她的尸体确实是用一张最便宜的芦席浅埋在一个坟坑里。她身上穿的一件毛衣被盗走之后，尸体就暴露出来，有人不忍心挖了几锹土盖上 …” 。后来林兴告诉我更多更悲惨的情景： “ 她的坟再次被盗，盗走了她身上仅有的衣服，留下赤身露体的江楠躺在荒野里多日，野狗把尸体撕咬得残缺不全，只剩下白骨 …” 社员愤怒的质问： “ 这位女老师到底犯了什么错，就活该被野狗吃掉？ ” 文革后江楠一案虽然得到平反，赔了一点钱，但是对犯罪人的调查至今毫无结果，因为工人阶级的形象不能被玷污。
五、梦见江楠
2019 年 8 月 22 日，在美国北弗吉尼亚的一个教堂里，上百名各界人士参加了巫宁坤老师的遗体告别，仪式庄严肃穆，教堂里全体人员起立，伴随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目送巫老师的灵柩缓缓离去。巫宁坤的妻子李怡楷说： “ 梦里我又见到江楠了，同样是文革难友，死后的待遇真是天壤之别啊。那年我要是能够救出江楠就好了 …” 。
江楠没能救出，但是《一滴泪》记录了她生前身后的悲惨遭遇，它告诉世人发生在五十年前安徽农村的一幕：工宣队集体残害一个被下放的普通女知识分子 , 死后被暴尸荒野，任凭野狗凌辱尸体的真实故事。江楠自杀是受我母亲案子的牵连，冤有头，债有主，写出来为历史作证，为把所有涉案的恶人包括始作俑者中央一专办和它的牵线人都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这些披着人皮的鬼魅再也不能害人了，让江楠在天之灵得到安宁。
（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于美国马里兰州）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