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芸香：我对两位领导的印象
我对两位领导的印象
－－作者：高芸香
十年浩劫中，我先是范中学生，后来又在范中当代教，其间经历了两任校长（后称革委主任）。一位是贫农出身、又经历过军旅生涯的刘益诚老师。一位是家庭出身被认为不怎么亮堂的程克勤老师。他们的处世为人、办事风格截然不同。但是，他们对范中的挚爱、对教书育人这份事业的认真负责都堪称后人的楷模。
一、缺乏沟通的粗浅解读
范中求学的前三年，我对刘校长的了解极其肤浅。捕风捉影地听说他曾是革命军人，在王震将军的三五九旅任过营级干部，负过伤。当年，红极一时的革命歌曲“南泥湾”中，有“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的唱词。出于单纯的信念：把革命干部当作“党的化身”，由此而产生的一种概念化的崇敬外，我对刘校长谈不上由衷的好感。记得高一年级时，他给我们代政治课，讲“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脸的庄严，与他在大会上做报告的表情差不多，丝毫引不起我的兴趣。文革前的三年，我没有和刘校长有过任何的交言接语。
我对刘校长的了解其实是始于文革。－－这里不能不提及文革中的两派：“造反派”和“保守派”。
其实在文革之前，学生的政治待遇、社会处境并不公平。出身于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及贫下中农家庭的学生容易入党、入团、当学生干部，属于优势群体。出身于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小业主、四不清干部的家庭的就属于劣势群体了。我们班好几位出身于农劳（富农改为农业劳动者）的同学，行为表现、道德品质都很好，一直被卡在“团组织”大门外。
除此之外，还有些平时不怎么循规蹈矩、有个性爱独立思考的人，以及对班团干部有过非议者，也容易受到班团组织的惩治和挤压（这些也可以归于劣势群体）。平日，处于劣势地位的人特别渴望发言权，渴望生命个体受到尊重。这时，伟大领袖给了革命小将自由结社、发言造反的权利，正如干柴遇到烈火，很容易揭竿而起，组成“造反”大军，举起“革命义旗”。
我属于哪一派呢？保守派中的边缘人物。按前面说的优势、劣势群体来分，我在班内任学习委员，班主任及大多数科任老师对我还不错，应该划分在优势群体。但我的父亲却有历史问题，本人又酷爱文艺书籍（为此曾在班会上做过检讨）。这些因素又使我感到有一种无形的压力。
还有前面“我的追梦之旅”中提及的对政治老师的不满，几者相纠合，使我对“造反派”给政治老师以及教师中爱打小报告整人的“红人”贴出大字报，隐隐有种快感。甚至对受到冲击的刘校长也有了新的看法，心想：一个革命领导干部，一校之长，怎么可以信赖这种人呢？
但深入骨髓的尊师重教、风纪严明的范中传统和我家传统意识很强的尊卑分明、长幼有序的教养，以及我骨子里的犟劲（爱较真儿），又遏阻我不能很快迈进疾风暴雨般的“造反”大军中。
接着又有老师给刘校长贴出一张引人注目的大字报，揭发他曾经说过“真正的贫农没有几个”。按当时的尺度衡量，这是在政治上对贯彻阶级路线的质疑。但这句话却在我心头引起震颤和共鸣。爱较真儿的我曾仔细分析过我的亲属家的情况，我发现不仅是真正的贫农没几个，教科书上所宣传的真正的为富不仁、欺压乡里的地主富农也没几个。我姥姥家就是贫农，可那老宅比我家（中农）还阔绰许多。听娘说她们祖上也曾富裕，他爷爷那辈曾起房造屋，买田置地，是因为我姥爷抽鸦片抽成了贫农。－－当然，这种认知我一直埋在心里，不敢明言。又如：土改时我家也曾被错划过地主。因为我的老爷爷在繁峙城做买卖积攒了点钱，就在家乡买了田地。老奶奶给三个儿子分家产时，偏向最小的我的三爷爷。我二爷爷流落外蒙，他那一份田产也随老奶奶归了老三家。三爷爷自幼被娇宠，醉心于乐器，不亲事农耕，雇工种地，被划了地主。我爷爷是长兄，从小自力更生，农事工匠一切亲历亲为，土改时一刀切也被划成地主（后来纠偏，曾以我家的三间土平房、刚够全家糊口的几亩地为例，说连上中农的杠儿都不够，又改为中农）。据我奶奶说，三爷爷懒和馋是事实，但欺压邻里，虐待长工的事却绝对没有。如果这样，他又无权无势，谁肯帮他种地呢？更令人费解的是三爷爷的大儿子土改后过继给本族孤老，这老人是贫农，三爷爷的大儿子也就成了贫农子弟。
所以说，刘校长若真说过“真正的贫农没几个”，我倒认为说的是客观事实。敢于公开这样讲，证明他是个有见识有胆量的人。
不过在当时的阶级斗争理论的主流攻势下，我也常陷入矛盾状况中。怀疑自己是否受了家庭出身的影响。中中农不偏不倚，头脑中有“阶级斗争调和论”，革命意志不够坚定（－－可笑，我们的青春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渡过）。
“造反”呢还是“保皇”（文革之初，“造反有理”的最高指示震天响。造反是很时髦的事情。“造反派”把不肯揭领导问题的学生干部叫“保皇派”）？我曾茫然、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我死心塌地选择做“保守派”是基于赴代县中学的两次调查。此时距刘校长受冲击、靠边站已过了半年多了。
我说过我这人固执而爱较真儿。我当时的心理活动是：刘校长虽有错误言论，但贫农兼革命军人出身，根正苗红；在范中所犯错误无非是用人失察，偏听偏信，这应该够不上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吧？可是，他在范中之前的表现又是怎样呢？－－当时内查外调，查历史、查三代是考察一个人的通用方式。
恰巧在此时，给初中班代政治课的张合印老师要去代中调查刘校长在那里任职的表现，想寻找个做记录麻利的学生，我就毛遂自荐跟着去了代中。但这次的调查时间短，听到的多是大话空话。比如：律己很严，原则性强，清贫廉洁等。我感觉我们的主导方向也有倾向性，调查结果还不够客观。于是，我又悄悄约了一位在女子篮球队相知的同伴（王凤英同学），重返代中。这一回，我自任主帅，胸怀一种重任在肩、不明究竟决不返程的初生牛犊的豪情。
我们首先采访了刘校长的对立面康锡老师（原来也是校级领导，当时正在接受审查）。康老师提供的材料（大意：年久记不清原话）是刘益诚脱离群众，偏听偏信。有些事揪住人小辫儿不放。最致命的是说他培养一个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子弟）入党，丧失了革命立场。
接着我们又采访了与刘校长共事多年的其他领导、及在他任内工作过的老教师、职工（在代中住了一个星期）。总结正反两面意见，考察的结果使我对刘校长陡然增加敬意。绝大多数人对他的评价是作风正派，清廉自守、原则性强、革命立场坚定。爱较真的我几乎在每个结论上都希望人家举出具体细节作为佐证。一位炊管人员曾激动地说：刘校长在校期间一直在家吃饭，没有占过教工灶、学生灶一丁点儿便宜。大家都知道那年头粮油供应有限，尤其调味品（花椒、大料等）奇缺，但家中操持再艰难、饭菜再无滋味他都不允许妻子儿女沾集体灶的光。有的教师立即补充道：平日，他就严禁家属到学校闲转。从教多年，我们几乎不认识他的家属。
归纳正反结论，与我在范中的体验正好吻合。刘校长深居简出，与广大群众（尤其普通学生）联系不多。他的形象威严有余，和蔼不足。我在范中求学三年，一旦望见他就绕道而去。他妻子是什么模样，更是无从谋面。但从大节和主流上讲，他确实能以身作则，坚持原则。高三那年寒假，我没回家留校温课。有一天学得不耐烦在宿舍门口发呆，看到两个可爱的小女生在路上玩。其中一位我认识，是李书记的女儿。我就上前和她们搭讪，并返回宿舍拿了家里带来的红枣、咸菜引逗她们进宿舍聊天。李书记的女儿大大方方，与我谈笑，另一女生却怯怯地旁观。后来得知她正是刘校长的爱女、本校的初中生。她嗫嚅说来高中班宿舍会触犯家规，刘校长律己之严可见一斑。
最严重的问题是吸收地主家庭出身的张启明老师入党的问题。但代中除康锡老师外，接受我们采访的人都认为，这正是刘校长贯彻“既看家庭出身，又重在本人表现”方针的典型范例。原来这位张老师年轻时聪明好学，曾在北京医学院就读，因日寇侵华而停学回乡，一度误入歧途，沾染了抽鸦片的毛病。解放后，是党的教育和感召使他戒除恶习，成为一名中学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旧社会使我人变鬼，新社会使我鬼变人”。担任物理教师，张老师深钻细研，业务精湛，深受学生拥戴（当时物理教师奇缺，五十年代，山西高校没有物理本科生，师院只设二年制专科），而且积极靠拢组织。当时，在接纳不接纳这样的人入党的问题上，党支部成员间有过分歧。通过刘校长的工作达成共识，吸收张启明老师入党。
在代中的学生中，我们了解到张启明老师不仅教课能力强，而且谦和平易、爱生如子极具感召力、亲和力。其时，他已担任代中教导主任。虽是文革打乱了教学秩序，他依然忙碌于教导处办公桌前。我们与他交谈不多，但他酷似周总理的亲切务实作风给人印象深远。（写此文之际，有幸从网上查及：代师学生田锦回忆张启明先生的文章，标题为“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张启明老师历任代县中学教导主任、校长、县人大副主任，在代县享有的盛名超越了当年提拔他的刘校长。）
总之，我相信多数人的结论。尤其觉得这种背对背的、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的评价更为客观公正（自然也不排除我个人家庭背景的影响，我特别渴望能落实“重在本人表现”方针的领导干部多多涌现）。返校之后就推出了“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的长篇大论。这批大字报虽是以我们的战斗小组“云水怒”署名张贴的，但两派中的同学很快便明白了我“铁杆儿保皇派”的立场。
来自“保守派”的赞誉使我的革命激情急剧膨胀，我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试图用学过的阶级分析法解析“造反派”精英们的阶级构成、造反动向，提供给“保守派”总部，以期瓦解其组织（现在真为当年的年少轻狂而追悔！）。
来自“造反派”方面的压力也曾使我消沉、迷惘。这时，真渴望心目中的“革命领导”－－能给我动力和指导。然而，从“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的出笼，到给“保守派”总部递材料，都没有任何领导与我有过对话和接触。
我渐渐怀疑无论你怎么努力，都不会受到领导的重视和肯定。因为那时强调革命组织的纯洁，一个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女生，是不会被哪方革命组织欢迎的。
源头没有活水，漂流在死水中的草芥便失去了生命活力。我这个爱较真的人最后也由散兵游勇变成了“逍遥派”人物。
这时，两派学生已不在学校坚守阵地。我也是在家中呆几天，在亲戚、同学家逛几天，然后回学校看看。一次，回到学校看见宿舍的窗玻璃破碎，女生们的茶缸、饭碗被砸得稀烂，心头一阵阵惊悸。我细翻自己的衣衫包袱，里边唯一值钱的新尼龙袜子不翼而飞。我不禁寒彻肺腑，心灰意冷。猜想两派间可能发生过械斗。
这之后便更少在学校久呆了 。既然渺小的本人不在组织关心之内，我便也不为革命领导到底在哪里，受没受到冲击而劳心费神了。
解放军代表进驻学校，文化革命进入建立三结合（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群众代表三者结合）的革委会阶段。刘益诚校长被军代表确认为革命领导干部。“造反派”依然不服，学校依然一片散沙。这时的我虽盼望高考制度的恢复，但见有的同学已在家乡任了教职，还有的男生到公路上打工赚钱，心中甚为恍惚。展望自己的前景，一片茫然。
一天正在校内闲转，有同学传下话来说驻军代表老狄找我，心中好生诧异。这位军代表进校不久就亮出了支持刘校长的底牌，我想事前一定是做过深入的调查。但平日他只与“ 保守派”总部的头目接触，并不认识我这样的小喽罗。
军代表见到我后上下扫视一番，问：“你就是高芸香？”我说是。尽管他目光炯炯，神态稳健，我还是感觉他见到我本人后似乎有点儿失望。但他没多犹豫，婉言辞退左右，严肃地对我说：“听说你胆大心细，现在交给你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军代表的神情庄严中略带几分神秘，“学校发生过武斗，为了革命领导干部的安全，我们已送刘益诚同志回老家养病。现在急需接他去地区参加学习班，但要保密。派男同学去目标太大，‘野战军’（保守派组织称号）总部有人推荐你去，你看怎么样？”
我一听这就象电影中派特派员搞地下工作似的，异常兴奋。欣喜地问：“就我一个人吗？”
军代表说：“你觉得还需要人吗？”
我忙说：“行，我一个人。保证完成任务。”
接着，军代表向我交待了刘益诚同志老家的住址、启程时间、中途接应地点，并一再嘱咐我要警惕被人跟踪。
这就有了我与刘校长的一段传奇式的面对面相处。
刘老师的家在忻县（现为忻府区）杨胡村。我乘火车到忻县县城，找到野战军总部设在地区的联络站，借了辆自行车直奔目的地。－－走出校门去火车站时，我还警惕身后有无跟踪者，感觉自己的任务神秘、艰巨而神圣。到地区后一帆风顺，我便轻松起来，感觉中只剩下新奇了。老狄吩咐我接上刘益诚同志后尽量走夜路，我自作主张改为走黄昏路。其时是一九六七年夏天的一个下午。我边问路边走，将自行车蹬得飞快。突然，一条七、八米宽的河流横在面前。我下了车正要测测河水深度，只见对岸有人利用自行车的惯性哗啦啦俯冲过来。我想：这还算有点做特派员的曲折和刺激。就掉头退回十来米远，然后跨上自行车猛蹬着向流水俯冲而去。这条不知名的河流不深，河底比我常渡的滹沱河还平坦，依然是一帆风顺。
大约在傍晚四、五点钟我就赶到了刘校长的老家。低矮的土平房中只有刘校长和他的兄嫂三人。屋内光线昏暗，柴禾烟熏搅和了一股中药苦味儿，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赤贫”我头脑中立即涌现出这样两个字。对刘校长的敬意中亦生出些许质疑：解放这么多年，他平日难道不周济其兄嫂么？
我把军代表老狄的意思和盘托出，并要求刘校长立即启程时，他欣然应允。并情不自禁念叨一句：老狄同志考虑问题真周到。看得出，此刻刘校长有一种他乡遇故旧的欣喜。问我学校的近况，集体财产有何损失，比平日亲切了许多。
这时，他嫂嫂出言阻拦，说他身体还没恢复，正吃中药。我这才发现刘校长比以往瘦了许多。可笑当年少不更事，头脑中“军令如山”的意念坚如磐石，且夹杂有革命干部任我调遣的亢奋，竟忽略了问他到底是什么病，能不能马上走，是否有违医嘱等人情常理。
刘校长果然军人出身，没有丝毫人世浮情。只是埋头打点行李，说中药可以在沿途的招待所煎。分手时竟没有一言半语答谢兄嫂养病期间的劳扰。只有归心似箭的急切，没有依依惜别的温情。从我到他家至启程，超不过半个钟头。
两人一辆自行车，怎么走？刘校长当时五十多岁，比我父亲还年长。自然是我来带他。我问：“我上车后，你能跳上后座吗？”他说：“试试。”第一次，失败。我便将他沉重的挎包拴到车把上。再试，成功！熟悉刘校长的人都知道他五短身材，战争时期腰受过伤，平日从未见他参加体育锻炼，我想这一次“乘”车对他的折磨也够呛。乡间的土路不怎么平坦，一路颠簸。刘校长大约觉得我是女生，两手只是紧抓后座下的支架，不触碰我的后襟。车上前后两个重心， 让我也感觉疲累不堪。要过那条七、八米宽的河流了，我一边急速蹬车，一边命令他抓紧我的衣服，哗啦啦冲进水中。我极想如同女英雄般英姿飒爽，展露一下不凡的身手，可惜功亏一篑。自行车在上岸的一刹那，前轮被一个坎儿顶住，我左手一松，车轮一扭，失去平衡。我俩都站到水里。我湿的是一只脚，另一脚搭在横梁上。刘校长两只鞋里都灌进了水。
我既尴尬又惭愧，枉担了老狄同志所说的“胆大心细”。上了岸忙帮刘校长拧裤脚。刘校长却无事人一般，一边倒鞋中的水，一边说：过了河就离奇村不远了，我们可以到那里的招待所吃晚饭。
回顾这一路，他对一个学生的言听计从，态度上的谦和友善，一半是来之于对军代表老狄的信赖，一半儿是来之于对革命组织的服从。而且，这种服从绝对是心甘情愿。年过半百带着病体，从车座跳下跳上；遇到坎坷泰然自若，脸上始终挂着笑容，这些无一不证明他对参加学习班培训、尽快重返工作岗位的渴望。
在奇村招待所的晚饭后还有故事发生。疲累不堪的刘校长在男宿舍小憩，我自告奋勇替他熬药。在厨房里，一位厨师教给我将中药材泡在一个特大号白磁茶缸里，说浸泡十几分钟后，就可以放到火上，滚沸后小火熬二十分钟便可饮用。我看着闹钟如法炮制，熬好后端到刘校长面前。心想这一回终算可以弥补一下先前的过失。不料，刘校长望着那半大碗黑药水儿，笑道：“你肯定没熬过药。”只见他深吸一口气后，咕咚咕咚将那药水儿喝掉。我当时并不理会那话的意思。后来才懂得，良药苦口，一定要熬成浓浆，以便病人三、五口就能喝尽。刘校长那句话是婉约的指正。我虽然勇于揽事，但还是年轻，凡事缺乏经验。
我送刘校长到地区野战军总部的联络站后，总算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是我在范中（读书三年、文革二年）五年中与刘校长近距离接触的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
说来好笑，没想到“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那张大字报在成就我的婚姻上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毕业返乡务农一年后，有人给范中数学教师张宁生介绍我，他竟然爽快应允。婚后，我问他为什么那么痛快（我学习期间，数学成绩不是很突出，和他也只是一般师生关系）。他说：“文革中大字报铺天盖地，要论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刘益诚是革命领导干部’首屈一指。由此也显示了你的亮点。”我好奇怪，印象中觉得他落落寡合，游离于两派之外，怎么会赞赏我那张大字报。他说：“刘校长确实有不会亲近广大师生的弱点，但在工作上原则性很强，为办好学校，注意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我自己在教学中的成长也受到他的关注鼓励。文革前，曾有一次调资，本来没有指望，因为传达的调资范围是一九五八年前（含五八年）参加工作的高校毕业生，我是五九年毕业的。可是教研组长张佐老师参加了调资会后却告知我，给我也加一级工资。张老师还说，是刘校长提出还余下一个指标就给了张宁生吧”。宁生还说：我接触的教师中 ，没人批驳你大字报中的观点，只是有些人（包括我）对刘校长重新掌权心怀疑虑。这些教师在文革初期工作组进校夺权后，曾被工作组信任或使用（我一度被分配到‘材料组’，翻阅领导的工作笔记，从中找问题，提供批判）。害怕刘校长会抓小辫，借机报复。结果怎样？一九六八年秋天，轩岗煤矿派出的工宣队进驻学校，范中全部学生“毕业”离校。教职工被集中“清理阶级队伍”。刘益诚是唯一参加领导小组的原校领导成员。他的主见会起重要作用。刘校长并没有挟嫌报复，那些反对过他的，无论是运动开始站在工作组一边的，还是以后同情“造反派”的教师都没有当作问题被清查，毫发无损。联想起刘校长在文革初期的遭遇，被夺权，驱入“黑鬼队”，被强制从事体力劳动（有红卫兵手持木棒监督），还曾跌倒碰断肋骨。最难堪的是被迫听训话：“你们都是阶级敌人，牛鬼蛇神，只许你们老老实实，不许你们乱说乱动！”依刘校长的个性和经历，这是何等的耻辱。时过境迁，他只是淡淡地说一声：这人（一位体育老师）说话不动脑子。刘校长不会把个人恩怨和工作搅和在一起，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从来都是把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一些知底的老教师还特别感慨道：“假如没有刘校长，范亭中学早不复存在了。”原来在清队结束后，学校准备复课。县里为贯彻“五七指示”精神，中小学推行九年制（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原县办的四所初中改为高中，每个公社都办社办高中。当时提出要解散范亭中学，把全部教师分散各校。风声早已传布全县，有的公社联校长已选定范中教师人选。就在县革委召开的，由革委主任（军代表）主持的决策会上，刘校长据理力争，侃侃而谈。他说：范亭中学是在老区建立的，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几十年来为革命和建设培养了一批批优秀人材，积累了一定的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一旦撤消，重建很难，我们无法对历史和后人作出交待。对原平县教育事业的提高和振兴只能是弊大于利……。
－－当年雁门关里关外确实有许多知名中学、甚至大学（本人后来就读的山西师院）都被解散，教师下放基层，校址挪作它用。本人在改革开放后考上师院，曾亲历了新校址的简陋、目睹了重建的艰辛。
刘校长的资历和他有效的论争保存了范中。同时他也作了明智的让步，分出部分年轻教师支援县办初中改制。（县教育部门也广开门路，吸收大专毕业生和原平籍在外地从教人员来本县任教，并从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用民办教师、代教，解决了教师短缺问题。）
我是一九七二年返回范中当语文代教的。经历了文革的动荡和洗劫，范中教师青黄不接。我先生张宁生听说语文组需要招聘代教，提议我去教导处报名（第一批被录用的代教除我之外还有樊二俊）。
此时，中央的指令是“复课闹革命”。恢复教学秩序、整顿教师队伍已成为校领导和教职员工的热切愿望。革委主任刘益诚一边抓校办工厂的筹建，一边还经常下班听课。我初当代教后，行动轨迹是三点一线：宿舍－－教研组－－教室。只感觉才疏学浅，唯恐不能胜任。这期间，刘校长没顾及听我的课。我和他再无单独的接触。上教室途中，偶而望见他忙碌的身影，猛然想起自行车驮他过河的狼狈，暗自失笑。
不久，听说地区要调他到五寨去重建五寨师范。心想：范中的教学秩序急需重建和巩固，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肯放手离开么？这调动的消息不一定属实吧？没过几天，果然再不见刘老师的身影。他走得极其低调。没有告别宴会，没有欢送仪式，甚至没有一张集体合影。这不能不叫人怅然。后来得知，曹瑞林老师曾送他到火车站，不禁追问：他那么挚爱范中、捍卫范中，甘心离开么？曹老师说：看得出他依恋不舍。不过，他强调说：“还是服从大局吧，毕竟文革中有两派之争，我离开换位新领导可能对范中的工作更有好处。”
顾大局、识大体、服从组织调遣已成为他们那一代领导干部的本分。
二、目光中的火焰
刘校长离开后，校革委主任办公室如同他在时一样安静和寂寥。突然有一天，办公室内外人声鼎沸。有人往里边搬花盆，也有人往外挪桌椅。喧哗的笑语中多了个生疏的声音，人们便知道来了位新领导。显然，新领导与刘校长的风格截然不同。
“保守派”的心态一般是喜好忆旧，不热衷迎新。过去，偶尔从革委主任办公室前走过，从玻璃窗中瞥一眼办公室内的陈列：贴墙是一列文件柜，柜门玻璃上有校长手抄的主席语录，柳体字刚劲有力。办公桌上是文件、报纸和墨宝。即使有教职员进去请示什么，也是屏息敛声，整肃了神情，怎会有如此的热潮高调呢？我习惯了旧领导不苟言笑的威严，对新领导的宽和容众竟有点儿看不惯。不久，新任革委主任程克勤老师办事的果敢、务实和不肯苟且的风格就呈现在广大师生面前。
原有的校办工厂是校领导委派贺德虎老师（理化实验室管理员）带领几位在校生，白手起家创办的。从为农村缠绕电机的手工作坊开始，逐步探索新项目，试图扩大规模。学校也曾拨款数千元想添置设备，只因地处偏僻小镇（当时又是计划经济），求购无门。说来好笑，第一台车床是花了几百元从公社机械厂的废旧仓库里买来的，这台老爷车床是五八年大跃进时几位工匠制造的，是全县第一台，虽然也能凑合着转动，但加工出的零件毫无精度可言。设备的短缺，一直是制约校办工厂发展的瓶颈。程主任到校之后，看到这种情况，想尽一切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从报纸上读到当时解放军在北京机床厂支左的经验报道。军代表正是本县人，而且是他小学的同学。尽管离开后从未联系，程主任还是亲笔写了一封信求助，信中介绍了家乡的情况，以及范亭中学校办工厂为培养人才服务家乡急需充实设备，请求帮助。不久，就有了喜讯，范中校办工厂从北京机床厂购回第一台精密车床，这恐怕也是全县的第一台。这之后刨床、钻床、铣床……各种设备陆续完善。又广泛招贤纳士，聘用了一批困难时期从省城离职回乡的工人师傅，并陆续留用了一些毕业生作为学徒。使范亭中学的校办工厂机声隆隆，初具规模，为广大师生补上了缺乏工业生产实践的一课。（在程任内，校办工厂发展速度惊人，除直接为农村修理机电设备外，又承揽了专区机械厂、轩岗煤矿的的加工业务。通过校办工厂的见习实习，不少毕业生回乡后担任农村电工、农机工，有的学生进了公社机修厂，还有的学生因有在校办工厂学徒的实践经验，经公社推荐顺利进入省城的太工、矿院、重机等高校。改革开放后，当年的学徒工纷纷独立创业，有的已成为原平知名的企业家）。
人常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如果说花钱买机器抓实体，只需要找对路子，还比较容易的话，抓教学改革应该是长久而艰难的任务。在这方面，程主任不仅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还有丰富的经验。在推动教学秩序的恢复和致力教学改革中，我才得知他原是范中语文教员，因为教学有方、又热爱教育事业、成绩卓著，是从基层（教师、教导主任、校长）一级一级提拔起来的。这样，因他熟悉中学教学的每一环节，指导工作时就游刃有余，没有隔行领导者那种凌空的感觉。
教学秩序进入正常轨道后，范中的教学改革也开展得有声有色。记得当年范中曾招有三个技工班（机电班、果木班、卫生班）。普通高中班也各有侧重。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当时的范中各级领导（包括教导处、语文教研组）竟然放手让我和樊二俊两个年轻代教自选教材代语文试验班。程克勤革委主任、安裕和黄传智两位教导主任常去语文组蹲点。听我们汇报教改进展情况。程主任还特别指出：所谓语文水平，无非是口头表达和笔头表达，如果能通过教改，让学生站在公众场合，讲话条理清晰、没有语病；写文章观点鲜明、文通语顺，就可以了。对中学生，不必有过高的预期。
这正是行家里手说出的话，点点落地，句句服人。当我把程主任的话告诉我先生后，他也由衷地欢喜。他及时鼓励我道：“学校现在正缺人，抬举你两位代教搞试验，是培养你们的意思。如今又遇上极内行的领导，只要你好好工作，做出成绩，遇到机会就可能转正……。”
当时，（二十六、七岁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之际，我身上简直有使不完的干劲。除了语文课上的范文外，我还从报纸、期刊上选择诗歌、美文讲解给我的学生。除了正常的作文课外，只要有体育赛事、支农劳动、文艺演出等活动完毕，就要求学生写文章、谈感想。阅罢学生的作文选出典范讲解外，自己还要亲手写“下水作文”（－－当年老师以同题给学生做示范叫“下水作文”）。
七十年代初，我发表在县级刊物的第一首诗“工地女将”就是这样的“下水诗作”。正是有感于班内女生在劳动中象假小子似的勇猛，即兴所为。后被我的学生原粉川投给了我县的“原平文化”刊登出之后，才激发了我的投稿热情。
为了展示教学试验的成果，学校还在教导处院落的后墙上为我们提供了展示园地。十几平方米的面积可以放十几位学生的范文。每出一期（黑板）专栏对学生们都是极大的鼓励。
特别令我振奋的是程主任常常驻足于我班的黑板报前。一边看一边发出会心的微笑。有时，在板报前不期而遇，我匆匆向他点头致意时，他会用粲然一笑回应。炯炯的目光中喷射出灼热的火焰，使人从中感受到温暖和赞许。
遥想当年的拨乱反正，真是山重水复。学校复课、重建教学秩序困难重重。七十年代初进入范中的头两届学生完全是由大队推荐，公社选拔，学校只有接收的义务并无选择的权利。以后在招生中曾一度增加了文化课闭卷考试的环节。不久又出现了反潮流的小将黄帅，白卷英雄张铁生，闭卷考试又成为不光彩的事情。
张宁生曾多次对我提起文革前范中的考试纪律，他感慨地说：文革前的八年，他在高中班监考从没发现学生考场作弊的情况。作为当时的学生，我可以为此作见证。那时把例行的期中考、期末考提高到向党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的政治高度。成绩不理想是可以的，可以找差距，表决心，努力上进。考试作弊是绝对不可以的，它意味着不忠诚不老实属于品质问题，一旦写入思想品德鉴定，必将影响今后的前途。甚至初中学生，也基本没有考试作弊的。宁生回忆起一件趣事，有一次他到初二一个班监考，发现教室后面有一个学生戴着有护耳的大棉帽子，显得特怪异。又发现这学生低着头，不时会把眼睛翻上来看看老师。然后他把一只手放到棉帽上，帽子不动，只把脸儿略略转过一点去瞟邻座的考卷。宁生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不要左顾右盼！”几个字，那学生警觉，也就老实答卷了。事后，宁生并没向班主任提及此事。倒是班主任主动找宁生说：他进教室，发现黑板上写着：要左顾右盼！追查之下，有一名学生承认把张老师写的擦去一个“不”字，被班主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宁生说：班主任和我印证此事时，我也未提另一学生违反考试纪律的情况，初中生年龄小，即使犯错也有其可爱可谅之处。
今非昔比，宁生老是留恋范中过去的校风，不肯正视现实。学生在小学、初中阶段已经过文化革命初期急风暴雨的洗礼，久已生疏闭卷考试以及相关的考试纪律。他一旦监考必将和学生发生冲突。我心中有隐隐的担忧。好在他那时只为一年级开识图课，成绩考核无非是做模型、画图纸，和闭卷考试不沾边儿。
该发生的事情，迟早总会发生。学校终于要进行复课以来的第一次文化课闭卷考试，就在考试的第一天，宁生在监考中惹火烧身，带来了大麻烦。
那天中午回宿舍后，我看见宁生满脸通红，在地上转来转去。追问之下，才知道是监考气的。他说：如果是个别人违反纪律，只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提醒一下，或者在违纪考生身边站站就算是警告了。无奈的是四面八方都有违纪的，此起彼伏，只能出声劝告。劝告无效，情绪难免失控，引起更多学生的不满，甚至发出叹气声。到打铃结束考试时已感觉班内弥漫着强烈的对抗情绪，只能匆匆收卷，逃离考场。
考场风波并没至此为止。我住的宿舍正好在程主任办公室的前一排，当日下午，通过为透气开启的后窗，隐约听到办公室内人声鼎沸，有人告诉我是学生在程主任办公室内告状，并说：“宁生的漏子捅大了，那个班可是模范班集体……”。程主任正在做学生的工作。那天办公室的争论一直持续到熄灯，而我们夫妻则是彻夜无眠。文革初期提出的战斗动员令：“资产阶级占领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我耳边回荡。一旦将张宁生的严格监考归于对旧教育制度的坚守，再联系他的出身软肋，引向阶级立场问题，他受打击自不必说，我的一切努力也将付诸东流。
在此关键时刻，范中校领导决定在第二天开考前先召开全校师生统一认识的大会。程主任的讲话从来未象那一次严肃而激昂。他说：“闭卷考试和开卷考试，是两种不同的检验学生文化知识的考试形式。什么叫闭卷？那就是专门考察学生掌握所学知识的程度、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不允许交头接耳，相互抄袭。教师严格监考是对教育事业的忠诚，是对工作认真负责的表现，也是对同学们负责的表现……。程主任的勇于担当和坚持定见平息了这场风波，这次的闭卷考试也得以继续进行。
散会后，程主任把张宁生叫到办公室谈心，在肯定和鼓励他尽职尽责的前提下，又善意地提醒他：“办事认真是好的，但说话不可冲动，你不该说‘你们班还是模范班集体哪，就这样？’对人家其它方面的成绩也提出质疑，就容易引起班领导的不满……”。
大是大非上公平公正，敢于顶风担当；私下里批评帮助又和风细雨切中要害，真叫人心悦诚服，一生受益。
考场乱象带有普遍性，与宁生同组的宿老师当时就表示深有同感。他对宁生介绍了自己预先采取的预防措施：考前强调纪律，并要求学生将书本高高摞在邻座之间挡住视线。宿老师说：有的考生想看邻座试卷，但要把头伸出去越过书堆，很不方便。加上老师的警示，自然也就减少了违纪的次数。宿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本人是党员，数学教研组组长兼班主任。他虽然对维持考场纪律之难忧心忡忡，但还是避免了大麻烦的出现。
一年后，宿老师被调到地区新成立的师专担任数学科主任。师专迎进了首批“工农兵大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在期末闭卷考试中，宿老师延续范中传统，重视考场纪律。要求学员在邻座间摞起书墙。这次却引起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学员全体罢考表示抗议！
此时正是“白卷英雄”走红之时，工农兵大学生全部由推荐入学，被赋予“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用主席思想改造旧大学）的重任。看电影《决裂》是师生必须接受的政治课。影片中，那位大学教授只会高谈阔论什么“马尾巴的功能”，出尽了“臭老九”的洋相。“决裂”的政治主题是宣称与旧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彻底决裂，至于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将会走向何方？谁也心中无数。
面对突如其来的风潮，师专领导采取了大民主的方式，让工农兵学员和数学科教师面对面座谈，领导站在中间人不偏不倚的立场。工农兵学员气势逼人，直斥监考教师的作为是对工农兵的不信任，是对其人格的侮辱。宿老师一言不发，把气憋在心里。此后不久就患上不治之症，辗转病榻，终于未熬出十年动乱期，中年早逝。
两相对照，我们越发钦佩程克勤主任的有胆有识。
如果说，那时我和宁生对程主任的感激之情主要来源于自身的处境。那么经历几十年的沧桑变迁，随着阅历的丰富，从后来范中学生的获益中，我们更能感受到程主任坚守传统的深远意义。应当说：那时，范中学生中的绝大多数想通过学习充实提高自己，但办学目标明确提出的是“社来社去”（北京插队知青已遍布全县）。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多趋向农村急需的实用技术。对一些基础的文化课学习缺乏动力，加之文革中学业荒废多年，对文化课考查因畏难而产生抵触情绪，完全在情理之中。重要的是领导的态度，是迁就还是正确引导？程主任的明确表态，不仅引导学生排除畏难情绪，坚定克服困难努力学习的信心；更为一些热爱文化课、渴求知识，把学习视作生活中最大乐趣的聪颖学生长了志气。十年浩劫是教育事业大灾大难时期，范亭中学历经诸多反复，教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的优良传统没有丢弃，得以延续下去，领导的坚持起关键作用。非常时期范中就读的学生，在拨乱反正后，迅速抓住机遇走上成才之路的人不在少数。他们的价值观也必然影响下一代。宁生退休后，我和他在街上漫步，遇到一位中年男子，主动和我们打招呼，自称是范中毕业生，属某届某班。我立即想起就是当年考场起风波的那个班。那位学生满脸笑容，向老师报告喜讯，说他的儿子今年从范中毕业，参加高考已被西南电子科技大学录取，专业合乎理想。宁生也高兴地向这位昔日弟子表示祝贺。看得出，师生之间心无芥蒂，曾经的不愉快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但程主任那次不寻常的讲演仍历历在目。
在程主任致力恢复范中教学秩序、顺应潮流推动教改的日子里，也是我和张宁生最卖力最舒心的日子。记得张宁生当时代识图课，为了结合生产实践，他在课余一头扎进校办工厂，不是与工人师傅研究机械图纸，就是守在机床边看师傅如何加工。废寝忘食，衣服上常沾上机床油污。有一次晚饭时我去工厂喊他，只见他正对一位工人师傅交待他为工厂绘制的图纸。程主任站在他们身旁，灼热的目光不停在宁生和工人师傅之间流转，那种嘉许和鼓励胜过千言万语。
在极左的年代，难免有顺应政治潮流的人物。有教师曾在大会上批判领导聘用代教不看家庭出身（谁都知道是影射我）。我曾找程主任谈父亲的情况。不料程主任没听我讲完，就说：“村里那胡闹，我知道。再说，上一代人是上一代的问题，与你什么相干？你好好工作，咱主要是看你的能力和表现。”
“村里那胡闹，我知道。”这话一出，石破天惊，当时听得我振聋发聩，言语不得。这不是向“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挑战吗？当然，这也表明他对我的绝对信任。我曾暗暗发誓：这次交谈将作为我终生保守的机密。后来渐渐了解到程主任和他家庭的一些坎坷经历。程克勤老师出身于一个极重视文化的农耕世家。伯父为著名中医。父亲曾求学省城，谋职于沪上。这样的家庭在一波一波的愚昧反智大潮中，必然被视为异类。四清运动中，他留在农村的老母亲和在家陪伴祖母的未成年小女儿还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初期程克勤校长（宁武中学校长）在宁武县城被列为第四号黑帮头目，和被夺权的县委书记、县长、文教部长被挂牌批斗。所以他对我的处境感同身受（－－在极左路线统治的年月，不少人为了自保，压抑了良知，做不到这一点）。
普通人中，除了术业专攻外总有其不能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当时范中有两位专业骨干，都曾被错划右派，戴过帽子。在家政料理，量入为出上也有缺憾。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政策宽松后，当他们提出要调离范中，寻找更好的生存空间时，程主任慨然应允。在外面不如意，又想返回时，程主任仍然欢迎。曾允许其几进几出。这种大度、宽和容众为范中积累了很好的人脉地气。在任用教师上，程主任人尽其才，善于挖掘其潜能。比如数学组的张培基老师，个子伟岸，有一手精湛的排球技艺，领导们就达成共识，解除他数学教师兼班主任的重担，让他担任专职的排球教练。张培基老师带领的排球队在全区首屈一指，曾代表地区多次参加全省中学生排球赛，捧回奖牌。
挑别人的毛病是天性，羡赏人的长处是修养，能启用和挖掘人的潜能是特殊本领。程主任就有这难得的才能。他与人交言接语并不多，只是在你工作岗位旁边一站，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羡赏着你的一举一动，目光中迸射着喜悦、助兴和加油的火焰。在他担任范中主要领导的八、九年中，范中方方面面发展势头惊人。不断有拔尖学生在数理、语文（作文）竞赛中名列区、省前茅。有的语文教师赴省参加作文批改竞赛获奖，有的语文教师的文章见诸省、区报刊。校办工厂车、钳、铆、焊各工种齐备，在全区也小有名气。校办农场也由北桥河边的五亩菜地，扩展到滹陀河畔的数十亩良田……。
总之，积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我发现阅历丰富有学养的学校领导难得，原则性强又不乏人性良知的领导更难得，前两者兼具且敢于不唯上是听，有胆识肯担当的领导就更加稀缺。程克勤老师堪称三者兼备的金石奇才。在我“三十而立”之前能够见识这样的尊师，可谓三生有幸。
范中全称：山西省范亭中学。现为省示范中学。 1946 年建校，位于山西省原平市（县级市）崞阳镇， 1987 年迁来原平市区。本文所述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尚在崞阳镇。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