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芸香：我的追梦之旅
我的追梦之旅
－－作者：高芸香
半个世纪以来，剪不断的是范中情缘。我在这里读书，也在这里育人；我在这里成家，也在这里生儿育女。我的悲欢离合、得失成败，无不与范中息息相通。往事历历，从何谈起？思虑再三，还是从追梦之初开始，作一个时代的见证吧。
一 、孩提时代的梦
五、六岁时的童萌时代，常与小朋友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有一次藏在自家东院的柴草房里，一个不常见的异样场景吸引了我。柴草垛上有一个大人压下的凹凹的窝。窝里没有丢蛋的母鸡偷撂的蛋，却有几张写满了黑字红字的纸。出于对字纸的敬畏（小时候爷爷奶奶常告诉我不敢践踏字纸，否则长大便是睁眼瞎），我弹一弹尘土把那纸收起来去告诉爷爷奶奶。这时，爷爷奶奶便通过这几页纸给我开启了一扇认识范亭中学的窗口。原来我的飞行员叔叔本是范中学子。由于家境寒微，居住条件有限，节假期间叔叔就搬一张小炕桌到柴草房里温课。奶奶说叔叔小时候生性柔弱，并不是太能吃苦的孩子。自从上了范中后也不知道哪儿来了的劲头，钻在那柴草房里夏天不怕蚊虫叮咬，冬天不怕寒气逼人，一旦学习起来就忘乎所以。爷爷则拿着我拾到的那几页纸给我念叔叔的作文，并赞不绝口说“你瞧瞧你叔叔的毛笔小楷，象铅印下的！你看看这红字，是范中老师的批语。－－记叙条理、中心……”可惜那几页纸残缺不全，爷爷没有念完。但是他对范中老师的赞叹和景仰却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里。
认识范亭中学往往是通过离开范中后的毕业生，质朴、勤奋而顽强，又不乏理想、抱负和恒久的追求。这些特点基本是范中师生主流群体的概括和写真。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叔叔寄回的家书上总有淡蓝色的航空图印，我一直以为叔叔是从范亭中学直飞蓝天、成为家乡人引以自豪的话题。所以我贪吃贪玩的童年正是因了那柴草房的发现才有了新的超越。那便是梦境的升华。我想我也要向叔叔一样考上范亭中学，上了范中就能上天入地。
直到二十世纪之后，我才在范亭中学的纪念册上看到叔叔离开母校时的集体照。原来他是一九五二年先被范中保送到军干校，后来才被选拔为飞行员的。
还有一件令我振奋的事不能不提及。那是我上小学期间的某天下学的时候，校长宣布全校师生集合整队，体育老师口哨连天，呼喊仪仗队、鼓乐队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原来要去村里送立功喜报。我当时排在三年级小学生的队列里，只听得锣鼓声震天响，心里懵里懵怔地激动，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大队伍游龙一样拥到了我家街门口，爷爷出来接了那立功喜报，我才知道原来是叔叔立了军功。当年幼小的心灵实在容纳不下这么隆重的盛典，爱幻想的我浮想联翩，彻夜无眠。校长讲话、社长讲话，爷爷讲话我都没有听进去，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兴奋中。叔叔在天空与敌机搏斗，那场面是何等壮观呢？再加上自己的推理：假如没有文化、假如不上范亭中学，我们家怎会有这样的荣耀呢？我将来能有叔叔这样的光彩么？……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叔叔因头晕的缘故不适宜在空中飞行，转行做了航空兵中的机械师。但他干一行钻一行，不言放弃。由他负责检修的飞机几年内没出故障，所以荣获部队授予的三等功。
不管真情是怎样，我想由范中走出的人激励未进入范中的青少年，这样的轮回代代传承，一种象血脉一样的延续绝不止发生在我一家一人身上。
二、在范亭精神的熏陶中成长
邮递员把范亭中学的录取通知书送到我们村时，我正背着箩筐在滹沱河边挖野菜。那是一九六三年的夏秋之交，刚从三年灾祸中缓过气来的老百姓因饥饿而得的浮肿、胃肠溃疡等病正在复原。我家的状况是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八口（祖父母、父母及我们姐弟四个），在秋粮未成熟之际，仍然得搅糠夹菜才能维持温饱。我娘的十二指肠溃疡一直得不到康复。当父亲捧了那通知书直奔河滩找到我时，欢欣至极的我竟象范进中举似的懵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父亲说他已到邻村的一位范中在校生家里做了调查。高中生的伙食标准是每月二两油，三十三斤粮，每星期可以吃两顿白面（半斤大的馒头）。父亲说：“这比初中时强多了（初中上原中时适逢困难时期，每月二十三斤口粮 ) 。不用从家里粜原粮（初中生把原粮粜给粮站，凭证换商品粮），直接把户口迁到了学校，吃国家供应粮。如果你学得好岂不象你叔叔一样这户口就再不用回农村了？——不从家里粜粮，又省了一个人的嚼用，对家里也是贡献呀。”我虽高兴，但对大人的盘算未能感同身受。
当从父亲的嘴里得知邻村的学长已升入高三，正为高考而拼搏时，我的喜悦和兴奋即变成一股强大的动力。我想：我一定要努力学习，考最好的医科大学，救治象妈妈一样的病人。追梦的风帆鼓得胀胀的，肩头的箩筐也轻松了。
初到范中，印象最深的是革命传统教育。教育形式之一是参观续范亭纪念堂。众所周知，续范亭将军曾为了敦促蒋介石抗日，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杀（后获救），写下了激励人心的的绝命诗。大概毕业于范中的学子人人都会背“窃恐民气摧残尽，愿将身躯易自由”的励志名句。革命传统教育的形式之二是让范中老教师（同时也是范中老校友）讲述建校史、及老校友们的动人事迹。由于叔叔的榜样在我心灵中扎了根基，我参加这类活动总是一腔真诚、豪情澎湃。记忆最深的是杨海田老师追述的两件事：一件是建校劳动时范中师生搬砖的故事。当时正值小东门外的小寺庙过庙会，门外搭了戏台，锣鼓喧天地唱大戏。搬砖必须经过那里。事先打招呼时剧团不同意，他们说：你们浩浩荡荡的男生女生通过鼓乐喧天的戏场，谁能保证没人把砖块当板凳，趁势看了戏？校方则做出承诺，我们范中的学生决不会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事情。结果是在穿过戏场时，所有学生都把砖摞在朝向戏台的肩头，挡住自己的视线，以急行军的速度走过。戏台上的鼓乐琴弦、剧场里的笑语喧哗，人人置若罔闻。还有一件事是范中师生到瓮圈儿参加县里召开的大会，会议即将结束时遇到了瓢泼大雨，其它单位的参会者乱纷纷地奔走躲避，范中师生依旧保持着整齐的队列岿然不动。直到会议结束，个个浑身湿透，在带队指挥的号令下，才踏着泥泞离开会场。铁打不动的纪律让范中师生在崞阳镇以至全县落下无与伦比的口碑。
范亭中学的优良传统可以具体化为下列四点：一是要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并为理想的实现不懈努力；二是大公无私、热爱集体、助人为乐；三是遵纪守法，严于律己；四是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
这种理念的落实如同滴水穿石般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六三年入学时教室、宿舍还未通电，晚自习都是点煤油灯。同学们把两张课桌一并，合成一张大方桌，将煤油灯放在正中，四个人顶头并脚做作业、温习功课。动作要轻巧、收敛，尽量不影响同学。小油灯是由墨水瓶自制而成。墨水瓶盖子中心扎一个毛线针粗细的小孔，再用薄铁皮圈一截同等粗细的管儿，将铁管儿插入瓶盖的小孔中。再卷个纸捻儿穿过铁管儿，瓶中倒上煤油，小油灯就会忽忽跳跃着映亮莘莘学子的面庞。四十个人的教室点十盏这样的煤油灯，烟熏火燎可想而知。因有革命理想的照耀，没有人喊苦叫屈。
一九六三年，上体育课根本没有厚厚的海绵垫，甚至连薄棉垫也非常有限。体育老师就号召我们自己动手，到北桥河割蒲草做草垫。由于我在家时跟着母亲编过苇席，打草垫还比较在行，所以我们组的草垫打得既厚又匀。记得练习前后滚翻时，每上罢体育课同学们的头发、辫子及衣服上都沾了草屑儿，但大家友善地相互拍打拍打，充满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成就感，由衷地欢喜和自豪。
当年，范亭中学每学期有两周的停课劳动。那种劳动锻炼绝不是如今的劳动课讲技能学技术，而是实打实的流汗流血、磨老茧练意志的体力劳动。我们曾扛城砖（每块十五公斤）、砌菜窖、炸城墙，驾平车垫操场、挖厕所掏粪种菜……。课余时间还捋过苍耳（俗称刺藜，浑身针芒小刺，捋一下午手就红肿起来）、打过洋槐树上的槐荚（据说这两种籽粒都可以榨油，用以支援国家建设）。听一九五八年之前入学的学长讲他们的建校劳动更频繁，劳动强度更大。尤其赶上大战钢铁的大跃进，背了铺盖卷儿上山，打石子儿，拉风匣炼铁，那种风餐露宿的状况与今日的劳动课更不能同日而语。
夏日炎炎，在毒日头下扛城墙炸下来的巨大土块，汗流浃背、一趟又一趟重复着单调的活计，也有不情愿、想懈怠的时候。记得有一位酷爱演戏的同学扑通一下跪在个大土块前，双手合拢，用旧戏中青衣的道白，叫一声“天——哪！”逗得我们哗然大笑。大家趁势就松懈起来。一个个扇着凉围着他戏问：“什么意思？”但是，当他警觉到自己影响了劳动进度时，立马就撇开众人狠干了起来。
这是因为一九六三年的学雷锋运动之后，又紧接着一九六四年的思想革命化运动，全社会政治空气都很浓厚。学校里规定每周末都要开班会。班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在班会上有人上纲上线指出该同学厌恶劳动，故意借旧戏呼天抢地，那他将有口难辩。－－开班会总结一周的成绩、表扬本周的好人好事，指出下周的努力方向、具体要达到什么指标这是非常必要的。但火药味很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很容易对青少年造成心理压力。尤其在难把握说话分寸的年轻人中提倡这样的活动，很容易对人造成伤害。记得当年有一位大个子同学摘了校园里的杏儿吃（老范中校园里好多杏树，即便黄杏压枝或者掉到地下，也不允许私自吃掉；要集体采摘交到总务处再按班级人数分配），有人在班会上揭发出来，他不承认，揭发者说亲眼看见他吐出了杏核儿。在大家的唇枪舌剑下，他一急就慌不择言，说是一抬头有颗杏儿刚巧掉入口中。大家更义愤填膺，说他自私、狡辩、不爱集体，直到把他逼到极其尴尬的境地。－－很惭愧，我当时也很激愤，俨然站在“真理”一边。现在想来，在那饥肠辘辘的年头，谁看见熟透的甜杏不冒口水呢？与其作道德评判，何不感同身受说：这种事极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也许他太饿了，大家原谅他吧。严厉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侧重了“狠斗私字一闪念”，而丢掉了人性中的理解和宽容。
偏激、刻板和僵化一直是我身上改不掉的毛病。但是，我还要感谢母校的风纪严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手上的老茧、身上的补丁”虽然是历史的写照，“晒黑皮肤、炼就红心”虽然是过时的口号，但遵纪守法、吃苦耐劳、坚持不懈、严于律己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意志和品格的塑造离不开老范中式的磨砺。
在范中求学和工作期间，我没有因私事迟到或早退过。发生在一九六四年冬季的一件事，我常常讲给我的孩子们听，鼓励他们要以身维护范中的优良传统（我的三个孩子都毕业于范亭中学）。冬季天短，学校就由一日三餐改成了两顿饭。三顿饭均成两顿，这两顿的量自然就大了一些。每月三十三斤粮，平日是以玉米面窝窝头为主，每星期二、五的午饭可以吃到白面馒头。冬季活动少，体力消耗少，我总想把那两个白面馒头省下来，让家中的奶奶爷爷和弟妹们分享。有一次打省下五个馒头（二斤半）带回家中，全家人过节日一般高兴。但是返校时遇到了困难。星期日下了一整天雪，没有公共汽车，只能赶星期一早晨五点四十分从原平开往崞阳的火车。晚上收拾好行李，与父亲约定早上四点钟出发（父亲是生产队砖瓦窑上的烧窑师傅，夜里要值班掌握火候，不在家中睡），我担心误了火车，一夜睡不踏实。深夜三点多就起来，坐在家中等父亲。－－父亲说他骑车技术好，估计有四、五十分钟就可以带我到原平车站。因为天下了雪，四点多出发，估计步行也赶得到原平。我在家左等右等不见父亲踪影，又听母亲念叨说是不是砖窑上出了事故。闹钟响起，催得人心急火燎。我背起行囊就独自走进了冰冷的夜幕。走大路，绕大桥要走三十里，如果抄近路，横穿冰封了的滹沱河，我们村到原平十里。我斗胆选择了小路。起初，带着负气的心情走入冰天雪地中并不觉得寒冷和害怕，而且在暗夜中行走，适应之后，天越走越亮。但是，当路过河滩的乱坟滩时，不知是什么鸟儿扑哗哗飞起，惊得我毛骨悚然，茫茫阔野的静寂、起起伏伏的白色坟堆、幽灵一般嗦嗦发抖的 枯草杂树丛，吓得我寒彻肺腑。转瞬，我想起了在学校唱过的“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歌曲，一股豪情涌上胸口，放开喉咙就唱了起来。一边急走，一边高歌。走得周身冒汗，眉头凝霜。穿过滹沱河冰封的河面，则是另一种艰难。走几步就跌一跤。冰面上有了雪，又经过北风吹扫，光滑无比。我简直描述不出自己是怎么跌跌撞撞去了火车站的。最值得庆幸和骄傲的是到了崞阳镇天还没大亮，在第一节课老师走上教台前我坐到了坐位上。
后来得知父亲的砖窑果然出了些问题，公私不能兼顾。他骑车追到火车站时，火车早不见踪影。我如果坐等他送，岂不坏了范中传统？
三、爱岗敬业的辛勤园丁
高中开设的课程虽与我学医的志向不怎么吻合，但丝毫不影响我学习的热情。因为我们的老师真如培育幼苗的辛勤园丁，个个敬业，人人练就一手精湛的授课技能。每个教研组都有几位口碑盛传的人物。语文组有康钊铭老师与李国正老师（前者讲课如春风细雨，点点入地，润物无声；后者则是激情四射，恰如悬流瀑布冲刷人的心田）。数学组有张佐、宿道兴及张宁生老师（张佐老师给我们代三角课，前因后果娓娓道来，语言的表达极具磁场的引力，紧紧抓住学生的思维活动；宿老师教代数，却有文科老师的激情，他的眼神、笑容、手势，以及整个肢体语言传达的对所授内容的陶醉，不知不觉就感染了学生；张宁生讲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他自己对知识掌握得精准深透，所以授课纲目分明，总能抓住重点和难点，－－一九七九年成为我省首批特级教师）。教物理有高造国老师擅长电学、王佑民老师擅长力学，教化学的是享有盛誉的冯子敬老师。
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是教语文兼班主任的李国正老师。记得我们入学后的第一次作文题是“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后”，看到这个题目我喜不自禁：自幼对范中的憧憬、叔叔的故事、全家人的希冀、背着箩筐盼望邮递员的情景，一幕幕涌上心头。怀着少女的虚荣，我洋洋洒洒写了篇长文。笃定在新老师新同学面前展露一手，来个开门红。不料我的“美文”不仅没有得到老师的赏识，反而掉到了 C 类（七十多分）。文章后面的批语是：“你再认真审审题目，看看你写的内容是接到录取通知书之前还是之后。”当然，老师也有鼓励的话，如“文通字顺、段落分明、有激情……”之类，但对我来说却是当头棒喝！从此，我明白了“审题一半功”的道理，也懂得了什么是素材的裁剪、写文章必须有节制而不可随心所欲。
后来在备战高考的日子里，李老师以过去的高考作文题为例给我们做过更深的解析、比如“唱国际歌所想到的”千万别误作国歌（有考生一入手就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开头，一看就走了题）；而且，文章的重点在“所想到的”，所思所想也要侧重在革命理想、国家大事上。还比如一九五七年的高考作文题是“雨后”，写了自然界的风雨，一定要联系“反右”斗争的政治风雨……。这些细致入微的提示对少不更事的我们无疑都是警钟。
李老师的作文批改非常认真，除了最后的总评还有眉批和字里行间的个别指点。当看到学生的精彩佳句，他会批一个“好！”显示出遏制不住的兴奋，并在佳句下画一串珍珠般的红圈儿。他要求我们用毛笔写作文，自己更以身作则，朱红的毛笔小楷一丝不苟。记得我的两篇作文“槐花飘香的时候”、“秋日抒怀”得到九十多的高分，我父亲曾拿了展示给村中的青少年，既炫耀自己的女儿，也赞颂范中的传统和老师的水平。此时，我的大学梦已扩大为家族的梦。
李老师给我们代课时大学毕业才一年，从另一角度看，他也是从范中走出去又返回母校的校友。青春的激情与对母校的挚爱相融汇，让他把全部的身心倾注于栽培后人上。课余，他常选择诗歌美文朗诵给我们听。尤其令人振奋的是带领全班同学登上学校大饭厅的舞台表演话剧。当然，返回头看当时的表演，不能和现今的声、光、电交辉的高科技传媒时代相提并论，但音响、布景、化装都由师生自己来设计和配置，那对中学生相互的配合与协调是何等地锻炼和考验啊。
正是有这样的经历，才使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做了教师）大部分同学登上讲台时从容不迫，能尽快适应。
范中的老师爱岗敬业，职工们亦以做范中人为荣，堪称辛勤园丁。这里特别不能忘怀的是教工灶的老郑和全全。他们远在我上范中前就来到教工灶，一直到我的孩子们能去打饭时，两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依然系着围裙，整日忙碌于灶台前。那时供应细粮有限，师傅们粗粮细作，稀稠搭配，总是给大伙儿调理得有滋有味。我们全家都爱喝灶上的“和子饭”：小米稀饭里煮上土豆，再揪一些面片儿，用葱油一炝锅，一股综合起来的香味就沁人心脾。有这样一碗和子饭相伴，一个粗糙的玉米面窝头就不在话下了。老郑和全全的好人缘儿不只在做饭的技艺，更在于做人的品格。困难时期，他们原在乡镇学校当炊事员，每逢开饭时，几位老师几个饭碗连同他们自己的饭碗一溜排开，均匀分配，掌饭勺的决不多吃一口。对人的尊重和自尊自重，在那个年代尤其难得。（七十年代调进一位女师傅，是经有关部门照顾的家属，让我们开了“勺头也认人”的眼）。那年月，范中的教职工一般不在家中起火，都在教工食堂吃饭。有双职工外出开会学习，将留守的孩子托付给食堂全然放心。留给孩子的饭票不够，食堂可以赊账，等父母回校后再结算。老范中在我们心目中就是一个大家庭。
四、不和谐的音符
德智体全面发展，一直是我国中小学教育所追求的目标。范亭中学在落实这一教育方针中也形成了传统的一套。智育方面，通常被理解为学好各门功课，再不赘述。德育方面，除了前面提及的理想抱负、遵纪守法、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传统教育外，从六三年学雷锋运动以来又强化了阶级教育（请老贫农了来忆苦思甜）。这里，我特别推崇范中的文体活动。范亭中学每学期有歌咏比赛，年终有跨年度大汇演。每年举办春、秋季田径运动会，每月都有篮球、排球比赛。而且，在保证每天的两操一活动（即早操、课间操和课外体育活动）和广泛开展班级间的赛事外，还抽出文体骨干，组建了校文艺宣传队、体操队、田径队、男女篮球、排球队等。这些运动队的拔尖人才曾在省级、区级比赛中榜上有名。还有个别学生被专业运动队从学校直接招走。
我既不是学校的文艺骨干，亦不是体育健儿，为什么对母校的文体活动念念不忘呢？因为我是文体活动的受益者。我们班只有五名女生，班级间的女子篮球比赛人人都得上场，而且没有替补队员。为了不至于输得太惨，我们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出操跑步（练耐力）、练习带球、传球、投篮等技术。虽然从来没赢过一场球，但却炼就一身冬不畏寒、夏不惧热的承受力。
对文艺活动的喜好是得益于班主任李国正老师。李老师热爱文学兼及舞台表演（在话剧“年轻 的一代”中担任主角、常与辛耘田老师登台说相声、还与另三位年轻老师演唱过四老汉等），他把这种热情延伸到学生中，自己既当导演又当演员，率领全班学生登台演话剧。这对破除古板的师道尊严传统教育极有新意。记得化了装的李老师（饰一位女游击队长的父亲），在后台跑来跑去，一会儿帮这个揪一揪衣领，一会儿又吩咐负责音响的严密配合前台。一场戏后，很自然就拉近了师生间的距离。——所谓德智体全面发展，德、智、体三者的培育怎能截然分开？它的培养和造就体现在具体的场景和情境中。登台表演对中学生心智的开发、心理抗压能力的培养、人际角色转换的适应、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配合，益处多多，不可尽数。比如：台上的女游击队长道：“鬼子进村了！”幕后分管音响的男生就赶紧在铁皮桶中点燃鞭炮（模拟枪声）。如鞭炮受潮不响，岂不就演砸了！学生、老师在协调和配合中无疑会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启动年轻生命的正能量。
然而，李老师的表演却遭到了贬斥。这里、原本不想提及另一位老师。动摇再三，觉得还原当年的实情、还原极左思潮日盛一日的时代，更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一代人消逝的青春年华。这位就是同年级的另一位班主任、我们的政治课老师。他在政治课上盛赞解放军宣传队表演四老汉的同时，讥讽知识分子装扮老头儿的迂腐、寒酸，并辅以夸张的动作说小资味儿浓。一位为人师表的老师，在另一个班讽刺他们的班主任，这是什么作派呢？当李老师得知这些后，只是摇头苦笑，说：咱向解放军学习吧。之后，这类上纲上线的批评就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我们日常生活。比如：我们班的五个女生特别团结、向往整齐划一，那时学校没有统一的校服，我们在春夏换季时统一选购了带斜纹的白布，做了样式相同的短袖衫。政治老师一进教室，扫了我们一眼，开口道：“嗬，青一色，小资味儿！”有男生嫌夏天热，理了光头，他就说：“是不是对现实不满？要当和尚么？”什么生活琐事都往政治上靠，弄得学生无所措手足。我们向李老师反映，李老师却说：“他还向我提意见说：‘为什么一进你们班教室，同学们都侧目而视呢？’……”。
我们了解到这位老师到哪个班上课都是如此。最不堪的是在某班讲“客观存在”时，当面指着一位同学脸上的麻疤，说那是“客观存在，不可否认”。受伤害的不仅是那位同学本人，也波及所有与闻者的感情。
这位老师当时是校党委的宣传委员，曾被地区委派参加了教育部召开的政治思想教育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和领袖合过影，成就了他政治生命的光环。这种“光荣”感、“使命”感的急速膨胀变成了人性流失的开端。
作为四堵墙内的年轻学生，我们并不详知外面世界的极左风向是何等势头，却常常感受到无形的政治压力。（事实上学校教师中已开展了思想革命化运动，教师们相互揭发私下的“灰色言论”，如“生活要自己安排；快乐要自己寻找。”经开会批判后，留作档案。文化大革命中正好成为揭发者的一手资料。）有一天课外活动时，我从外班同学手中得到一本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家”。兴冲冲正要回宿舍浏览一番，不巧遇到学校团委专职干事。她问我：“着着急急干什么？拿的什么书？”我结巴道：“家，家”。她继续追问：“什么家？”我说：“巴金的家”。她便露出明显的失望道：“哦，我还以为是主席著作哩！原来是家！”当时，我猛地吓出一身冷汗。
那时侯针对学生的最响的口号是“又红又专”、“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如果你的家庭不是贫下中农成份，从根底上就不红不亮，你必须积极表现（积极靠拢组织，放弃好多温习功课的时间去做好人好事），才不致落得只专不红的评语。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要服从国家分配。不论你高考成绩如何，首先通过政审界定你能否上大学，能上那一类大学。象我这家庭出身有问题（抗战前一年，父亲十六岁时不甘心在农村过平淡的日子，约同好友偷偷地离家去五台投考了步兵学校。从此开始了他一段“复杂”的人生历程，也就形成了三十年后压在他身上的重担、成为我前进途中的障碍。），我又有热衷文艺书籍的“灰色”行为，一旦被写进鉴定评语中，休想圆那大学梦。还好，团委的那位老师仅仅是随口给了我一个警示，而没有继续做文章。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们高三年级做了高考前的体检，填报了投考大学志愿表（我斗胆报了北京中医学院），并拿到了准考证。高考在即，胆小的同学常描述梦境中上考场遇到难题的情景。不知天高地厚的我却大大咧咧，只是庆幸政治上还没落下什么把柄，想像这追梦之旅如同我当年于夜半横过滹沱冰河，只要胆大心细一往无前，怎会有迈不过的坎呢？
其实，先前不和谐的音符已经预示了我们这一届考生人生的变数。我们未能走上考场。如同羔羊般被驱赶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浩劫中。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范亭中学的校园被雪片般纷飞的大字报掩盖在大喇叭的怒吼声中。
五、梦断滹沱
在我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中，一直是梦幻多于现实，激情大于理智。即使神州遍地已深陷于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中，我仍然坚信：这是伟大领袖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一年半载过去，我们就会复课，高三应届生就会坐到大学的考场上。看到报纸上的头版头条、巨幅政论要革命小将“关心国家大事”、接受“革命洗礼”，我和同班的四位女生立即便投身到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中。我们理解为只有多揭发问题、多贴大字报，才是与党心连心的表现。看到有的班给那位政治老师贴了大字报，我们亦马上响应，口诛笔伐，以极左的形式讨伐极左（文革之初，这位政治老师受冲击最烈，大字报最多）。我当时不仅不同情他，反而有种报复后的快感。
报纸上刊登了伟大领袖接见京城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的照片，以及她更名为宋要武的报道。受了这启示，我们五个女生都起了革命性很强的名字。当时，只要能向党和领袖表忠心，我都恨不得刮骨疗毒。
紧接着便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甚嚣尘宇。在派驻学校的工作组支持下，校文革领导小组清洗了“代表中农利益的”成员，给学生中的“红五类子女”（家庭出身为贫农、下中农、工人、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发放了红卫兵袖章，其余排除在外。这又把我及另三位女生的情绪推向低谷。－－在我的意念里，这红袖章就是上大学的政审合格证。直拗的我总不能放弃大学梦。
那时，对“黑五类子女”（家庭出身为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还有一条“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我们的政治老师家庭出身就是富农，多年之后，我终于理解了他极左表现的来由。这位老师家乡在沿海城市的相对富庶的郊区，抛妻别子来到千里以外的范中任教委实不易。我极想在校友聚会中与老师相释前嫌。可惜这位老师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调回家乡，不久即患病亡故。
文化大革命中人人自危，个个必须经受“人格”的分裂、人性的蜕变。初始阶段，班文革小组要我给班主任李国正老师写大字报（那时就是要逼迫亲信揭发上司、儿女揭发父母、受惠者揭发施惠者）。我不情愿，也实在没什么可揭发的，内心不堪忍受高压折磨时，曾偷偷哭泣。这情景被同班的其先同学察觉，在他的善意启示下，我居然炮制出一篇“李国正的修正主义母爱教育”。有了这“经受考验”的第一次，就必然会有再二、再三。记得第一次看到我们的物理老师（两航起义人员，曾被错划右派）头戴高帽、颈挂木牌被扭住胳膊批斗时。我低头不忍卒视，内心惊悸不已。后来，这种批斗会越来越多。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工作组支持下的一次全校大会上，教师们夹在学生中坐了一长列，被点名扭上台接受批斗的原校领导和教师多至二十来人。有的教师身上被泼了浆糊，贴上大字报，整个会场口号震天。在周围耳目的注视下，谁敢表现懈怠甚至不满？只有混同于其中，作弄出一腔义愤、亮开喉咙喊口号。习惯后也就渐渐泰然了。再后来听说语文组的王绍周老师（出身地主，历史上有疑点，被批斗后遣送回农村，儿子也和他划清界限）跳了井，另一位初中班的语文张老师（旧时代担任过民事法庭的法官）从城墙坠落结束生命……，一桩桩惊心动魄的惨烈噩耗，对我年轻的心灵竟激发不起丝毫颤动的涟漪！
当时，根本意识不到这种人性蜕变的可怕。只是暗暗向东方的红太阳祈祷：早日告别这旷日持久的乱象，赐我们一个宁静的考场吧。
万万没想到我的追梦之旅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一九六八年夏末，我们背着来时的行囊向母校范亭中学告别，踏上返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归途。范中五年，草木生情。最痛心别时的范中已不是来时的范中。教室、宿舍玻璃破碎，篮球场、跑道杂草丛生。整个校园一片荒凉、满目疮痍。我们领到的毕业证竟然是没有考试成绩、没有本人像片的一张对折回来的大红纸片。唯一醒目的是黄色字体的“最高指示”。携带行李中最重要的是户口迁移、粮油关系。但它们却清楚地告诉我：你不能如叔叔一样展翅翱翔。告别了范中的三十三斤商品粮、二两油，家中等待你的依然是挖野菜的箩筐。
离别在即，女同学相拥痛哭。入学时的三十九名同学分道扬镳，竟未能合照一张集体照。因为观点不同打了派仗，竟没法儿聚合。我们不知究竟为谁造反，为谁保皇。
与同学们分手后，我独自踏上归家的路。不知不觉又抄近路来到了滹沱河畔。望着滚滚滔滔的河水，我懵懵怔怔，不知所止。听得有人喊我小名儿，原来是我村的一辆马车赶到面前。车上坐着我幼时同伴的母亲，邀我搭车渡河。那车夫与我爹曾是挚友，热情地跳下来替我提行李、扶我上车。那母亲见我形容憔悴、呆若木偶，便罗罗嗦嗦道：“原来你已知道家中的变故！可怜你爹一再求情，说怕影响大女儿的前途，还是给戴了……”那车夫接着劝我道：“千万别怨恨你爹。我知道他是好人。我盖房的砖都是他帮忙选的。他烧窑起早贪黑、尽心尽力。可人家要说他费了柴碳，不负责……。”我知道自己彻底坠入黑五类的深渊后，挽着那大婶的胳膊如同溺水者拽着救命的缆绳。他们对父亲的理解、同情、宽容和对我的劝慰，唤醒了我的良知。我一横心把一包书投入河水，保证不在父亲面前重拾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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