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溯江西行路八千－－怀念我的父亲黄承祚
图：1947年，豫丰纱厂时期的父亲
溯江西行路八千
－－怀念我的父亲黄承祚
作者：黄肇炎
今年（2013），是我的父亲黄承祚诞辰110周年，也是他辞世的40周年。作为他的儿子，为表示对父亲的深情思念，写下了这篇文字。
早年的生活境遇
父亲出生在江苏省嘉定县（现为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严家栅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原本家庭景况尚可，但因我祖父抽鸦片烟，身体也不好，田产逐渐变卖。出外经商，也没有成器，致使家庭经济处于窘迫状况。父亲9岁(虚岁)才进当地的私立克修义务小学，读了3年多书。13岁便到上海一家小衣作店（裁缝铺）当学徒。每天学手艺，兼跑街、做家务，起早睡晚，做了3年多。
我们家有一把大号的烧木炭的铸青铜熨斗、一把口吹喷水壶（熨烫衣物时喷水雾用）、还有一只粉袋（裁剪布料弹长直线用），都是留下来的证物。熨斗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交掉了。我多次见过父亲动手裁剪缝制衣物，如做羊皮袄，改衣服等。我上高中时，一次衬衫破了，我找了一块旧布在那里补。父亲在一边见手工很不像样，就拿过去补了起来。过了一会，补好了，我见那针脚，既密又整齐。正在欣赏间，父亲告诉我：“像这种挑针，一针只能挑起两根纱。在反面缝针,正面要基本上看不出针迹……”。当年上海的裁缝铺还没有使用缝纫机的，完全靠人工的针线活，父亲练就了这一手既快又好的基本功。
到16岁时，父亲生了一场病，那时学徒得病老板是不管的。经亲友介绍，父亲到上海新普育堂（具有天主教色彩的慈善机构）医治，因这里治病不要钱。父亲的病治好后，没有回衣作店，而是留在堂内帮工，学习医务工作。起初在门诊部外科室换药，后来调至手术室，给医生当助手，如上麻醉药、学做一些小手术等。干了约6年时间。因新普育堂具有教会性质，要求父亲加入天主教，但祖母等人坚决反对，父亲只有离开了。据父亲说，新普育堂管吃管住，每月有一元大洋的洗澡费，收入是很低的。
新普育堂是当时上海地区最大的留养类民间慈善机构，创办人为知名绅商陆伯鸿。它收养的老、弱、病、残、孤等社会弱者，人数最多时有近3000人。其地点在南市区（今并入黄浦区）普育东、西路之间，后为上海市儿童福利院。
1950年代，我家有几把吃西餐的刀、叉，和底上印外国字的盘子。还有几本圣经（《新约》、《旧约》），都是父亲当年留下来的。我小时拿来当闲书看，那些耶和华七天创造世界，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等故事都读过多遍。
父亲离职后，于1924年到苏州阊门外的内河招商局轮船公司当售票员，因他的一个堂叔父黄培之在这里任经理。父亲在这里工作3年后又离开了。其原因是售票员的工薪很低，不够生活。要靠在票上加川，即是在票子上加几分洋水，这样每月可有20元大洋。如果不这样做，一方面是不能维持生活，另一方面，会遭到其它售票员的杯葛反对。他们业余的时间就是打麻将、打网球、吃馆子、骑马等。父亲对这样的生活很不满，觉得年纪青青的不务正业，像这样做人太无聊，应当找一个正当的职业，才能在社会上有前途。
1927年，父亲的一位堂兄黄承熹在安南（今越南）的法国某医学院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了，受聘在常熟县的集善医院当医生。为什么要到常熟，可能与其父在县里当警察局长有关。
集善医院是当地士绅集资兴办的一家民营医院，院长是苏家善、副院长是程健新、总务主任姓瞿。当时是常熟规模比较大的一家医院，现今的《常熟市卫生志》里载有它的相关条目。
这时医院刚开始兴办，需要医务人员。经这位堂兄介绍，院方知道父亲曾经做过外科医生助理，会一些小手术，便接受父亲进院工作。开始在门诊部皮肤花柳科、外科。后跟黄承熹当助手，有时还跟着赴外出诊，黄坐黄包车，他提皮包或药箱。在堂兄的悉心教导下，父亲通过长期的实际操作，医疗技术得到较大的提高。开始时他的月薪22元，至1930年，升为助理医师，月薪40元。医院还颁发了一份医师证书。这张证书我曾见到过，是油印后填写的，有院长签字及盖有医院的公章。
这段时间父亲与同院的护士顾幼琛结婚。她就是我的母亲，嘉定县西门人，其父是教私塾的先生。母亲上过师范学校，又受过护士培训。按现在的说法，应该算是中专生。父母在集善医院成家后，有了小孩，又是双职工（在那个年代少有），有不算少的收入，应该说生活是不错的。但好景不长，一场攸关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浩劫降临了，这就是抗日战争。
1937年淞沪会战时，集善医院被国军第5军87师借用为医疗中心。9月，常熟沦陷，医院被日军占领。父母回到马陆乡间暂住，这时已是有3个小孩的家庭了。
在国军第九陆军医院当军医
11月12日，淞沪会战以国军失败而告终，上海为日军占领。处于沦陷地的民众，心中是极其痛苦和悲愤的。对于父亲来说，想要寻找一条合适的反抗出路，更由于生存的需要，必须找一份工作来养活家庭。1938年春，黄承熹介绍父母亲到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九陆军医院（下简称九陆医院）工作，医院当时驻在湖北沙市（今合并到荆州市）。该院院长张振鹏是他的同学及朋友。
张振鹏（1898-1987），嘉定县西门人，别名程万。1918年9月考入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是当时中国唯一的军医大学），1922年毕业后即从军。在数家战地救护单位和野战医院历练多年，曾参加了著名的淞沪会战，此时职衔为上校军医官。军医学校1946年迁往上海江湾，改称国防医学院，现为台湾国防医学院。
黄承熹有一个儿子叫黄肇文，1950年代是八一足球队的主力守门员，1957年作为国家队守门员到印度尼西亚参加过足球世界杯预选赛。
战乱期间，交通非常艰难。嘉定到沙市数千里路，沿途多是日军占领区，他们一路上就是逃难。因为有3个小孩，行动不便，父母便把刚出生不久的老三，也就是我的三哥留给乡下的伯父。伯父母没有子女，当然也很高兴。我听母亲说过，他们走过路，坐过船。怕被日军认出遭受污辱，母亲要用锅烟等颜色把脸涂黑。一路上千辛万苦，终于到了九陆医院。父亲在外科室工作，任少尉军医。我曾经见到过国民政府军政部颁发给父亲的委任状，上写：“兹委任黄承祚为第九陆军医院少尉军医”。落款盖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签名章和方形大印。这张东西在文革中怕惹麻烦烧掉了，现在看来很是可惜。母亲当司药，还当过护士长。
父母亲在沙市的这段时间，正值抗战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斗最为激烈、最具重要意义的大会战－－武汉会战的时期。这次会战从1938年6月开始，到10月结束。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国军动用军力为110万，日方军力为35万。双方大小战斗数百次，国军伤亡人数约40万，日军伤亡14万。由于双方军事实力、武器装备等种种原因，10月27日，武汉最终为日军占领。但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抗日战争开始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我听母亲多次提到过伤兵收容所，这应该是设在靠近前线的，负责收容、伤情初步处理，和及时向医院转运的机构。可能父母亲曾在医院的这个机构中工作过。战争是惨烈的。在九陆医院这段时间，父母度过了人生最残酷的经历。一仗打下来，负伤官兵是成百人地送。因剧烈的疼痛，哭的、喊的、叫的，白天晚上经久不息。当时缺医少药，缺乏器械，伤员截肢只得用木匠的锯子。病床不够，更多的人只能睡在地上。到处是流血，经常有人死亡。
随着战争的进展，医院沿着长江往后方退却。据母亲说，在巴东驻扎过一段时间。1939年冬季，撤退到四川省合川县教场坝，暂时安定下来。教场坝在县城西郊，明清以来一直是驻军的地方。《合川县志》载，九陆医院属甲等医院，有医务人员350多人，可为2000人治疗伤病。医院设在营房里，员工在附近农村借住。我们家住在凉亭子的雷家院子，其他人住在张家院子、何家院子等。
在教场坝期间，父亲的少尉薪资是29.18元。当时物价上涨很快，生活日渐高昂，入不敷出，经常捉襟见肘。父亲曾和同事的上尉军医高鸣在城里天福巷开了一家新生诊所，算是第二职业吧。若干年后才知道，这个高鸣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1949年9月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关在歌乐山渣滓洞监狱。在重庆市解放前夜，牺牲在大屠杀中，是有名的“11·27”烈士之一。
1941年夏天，张振鹏上调军政部军医署任职，来了新的院长。新院长带来了一帮人，父母亲和部分人员就失业了，需要重新找工作。张振鹏介绍父亲到昆明找他的弟弟，在西南运输处任职的张绳武设法安置。看起来，那时候有的官员还是比较讲究袍泽情谊的。
九陆医院因交通不便（合川当时不通公路），在1944年迁往成都市天回镇马光寺。若干年后，教场坝医院旧址成了县社会福利院。医院迁走后，它不少的医务人员散落在合川县，另寻出路，各自谋生。
我想，如果要公正、客观、全面地修《中国抗日战争史》的话，在它的战地救护篇中，应当给予九陆医院等野战医院一定的地位，用文字写下众多医务人员在这场民族生死拚搏中，付出的艰辛和做出的贡献。
西南运输处的短暂经历
西南运输处，全称“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是国民政府建立的转运国际援助军事物资的重要部门。众所周知，抗战期间，中国的工业还处于非常落后的境地，战争需要的许多物资，如武器弹药等，都靠美英苏等国家运入。西南运输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7年10月在广州成立的。首任主任是曾养甫（原广州市市长），1938年2月由宋子良（宋子文之弟）接任，1940年10月宋赴美国治病期间，由陈体诚代理主任。运输处在同登、衡阳、柳州、常德、贵阳、昆明、重庆等城市都设有转运部门。在其全盛时期，有2万多员工，4000多辆汽车，20多个汽车大队，还有若干汽车修造厂、仓库，和医院等后勤设施，号称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运输机构。随着战局，广州、南宁相继失陷，越南海防港口也被关闭，部分线路已不能开行。运输处遂于1938年9月撤驻昆明，总部机关在大绿水河租房办公，基地设在黑林铺。现在的云南汽车厂（已为二汽兼并）就在黑林铺，其前身应当就是西南运输处汽车修造总厂。运输处的主要精力集中于经营滇缅公路。
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中国沿海及东部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形成封锁以后，国际上的援助，主要是美国的军用物资，只有通过两条路径运入中国。一条是陈纳德的十四航空队（原飞虎队）通过驼峰航线空运。另一条就是滇缅公路（从缅甸腊戍到昆明），这是抗日战争中的一条重要的国际运输干线。这条公路是在战争情况下，云南省动员了20多万各族民众，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基本上全部运用人工人力，使用简单的工具，在丛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中开路，在跨越澜沧江、怒江等高山峡谷上架桥，历尽千难万险，于1938年8月修通的。完全可以说，滇缅公路是云南人民对抗日战争最重要的支援和贡献。据资料介绍，为修筑这条公路，因各种原因死亡达2300多人，可见工程之艰巨。滇缅公路全长1153公里，国内部分959.4公里，从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到畹町。这条线路现在都还是320国道的基本路径。国外部分一直到腊戍与缅甸中央铁路连接。
很凑巧的是，我调进昆明市自来水公司工作以后，就住在大绿水河（巷）6号院。当然，现在已全是改建的居民小区住宅，旧时的房屋不复存在，西南运输处机关旧址无踪可寻。
父亲到昆明，先是一个人去的。经张绳武介绍，开始在内部商店当售货员，后来才从事医务上的外勤工作，工作和居住地点都在黑林铺。安顿好以后，通知母亲带着4个小孩，最小的小五才一岁，连同居家的行李什物，往昆明进发。
一同去的还有父亲的原勤务兵罗贤华，他一路上相帮着母亲，照看小孩和行李。如果没有他的帮助，靠母亲一个人，要顺利地完成这趟艰难的行程，那是很不容易的。小罗那时十五六岁，是一个既有责任心，又是一个还在嘻哈打闹的大小孩。
一路上，是搭乘的西南运输处的货车。当时汽油是很紧俏的物资，聪明的中国人，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发明了用水煤气驱动汽车。听二哥说，汽车侧顶上装有一个大火炉样的东西（水煤气发生器），烧的是木炭，时不时要加炭加水。一遇上坡，司机助手－－一个小弟就要从驾驶室探出身来，用扇子猛扇火炉。另一个助手跟在车后面，用三角木垫车轮－－怕车倒退。这种车我没见过，不可想象。
有几件事值得记述。一是在重庆过长江，那时长江上没有桥，需要乘轮渡。在上趸船的时候，母亲一不小心踏空了跳板，掉了下去，下面就是滔滔奔流的长江水。在重庆，年纪老一点的人都知道，早先的跳板很狭窄，而且没有扶手或栏杆。正在紧急之时，她后面的那位男子眼明手快，一把拉住了她，把她拉了上来。上得船后，母亲一直在后怕，如果真要掉下去了，后果可就糟糕了。母亲后来说过多次，那个人是她的救命恩人。但事发突然，竟没有问一下姓名，茫茫人海，想要感谢都没有目标。
另一件是在贵州的公路上，汽车抛锚（四川方言，指因故障而停车）了。司机连忙进行修理，一路困乏，其他人解手休息。过了半天，车修好了，正要开车，突然发觉我的四哥不见了，大家忙着到处喊，到处找。找了好半天，也没有见到踪迹。荒山野岭的，一大车人，只得开车。开了一段路，转过一座山湾，却见到四哥独自在公路上摇摇摆摆地走着，大家连忙把他抱上车。真是万幸，如果真的丢了，不知会发生什么后果，对我们家来说，将是一件惨痛的大事。四哥那时2岁半，刚刚是会走路的时候，谁知竟能走了这么远的一段路。
父亲在昆明等了十多天，不见人来，很是着急。他是不信迷信的，但也去找了一个瞎子算命先生，诉说了情况，听解休咎。那位先生掐着手指算了半天，翻着白眼自言自语，然后说：“老总，要么，就是今天就要到了；要么，如果不来的话，那恐怕就不会来了！”意思是可能发生了意外的事故，战乱期间，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也是凑巧，刚好就是那天的傍晚，汽车就到了，一家人高兴地团聚了。
我们家在黑林铺的生活是艰苦的。30年后，我到云南工作，一次回去探亲，大家一起聊天。我说黑林铺有一座有名的寺庙叫筇竹寺，问父亲去玩过没有？答说没有。我问知道不知道？答说不知道。我说就在黑林铺后山，很近，怎么会不知道？父答：“饭都要没得吃（上海话读Qie），啷能有空去白相……”。听二哥说，他和大哥上小学的教室是大包装箱板钉的，顶上铺的是镀锌铁皮，一到下雨，屋顶上就叮叮咚咚响个不停。课桌是两个炮弹箱摞起来，凳子也是一个炮弹箱。
西南运输处，是一个重要的为抗战后勤服务的大单位，应该比较有前途。父亲这次来，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还专门改了一个名字叫黄缅承。但结果很不理想。才半年时间，到1941年12月，就碰上了国民政府明令西南运输处正式结束。其业务由改组而成的中缅运输总局接管，总局长是俞飞鹏（蒋介石的表哥）。撤并了一些部门，裁减了不少的人员。
父亲自己找到云南全省经委会运输处的新工作，在医务室任医师。几个月后，1942年5月，仰光沦陷，中日军队在缅北滇西激战。该处疏散人员，将我们全家和一些人送回重庆，各找出路。
勤务兵罗贤华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年轻人适应能力强，觉得在昆明还过得去，没有跟着回重庆，从此失去了联系。
父亲带着全家回到陪都重庆，再去找张振鹏。张介绍父亲到军医署下属的十一防疫大队当防疫员。父亲去领了一点米，工作是打预防针等。这是一个临时机构，驻地在高滩岩。这个地方后来应该是演变成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这段时间是我家处境最困难的时期。听母亲说，经常是举家食粥。菜是泡豇豆，一餐饭一人一根，或者是一碟酱油，筷子蘸一下喝口粥。生活艰难，偏偏雪上加霜，一天不知怎么的，母亲把绑在裤腰带里的几两黄金丢了。这可是全家多年的积蓄，在困境中惟一值钱，以防不测用于应急的财产，母亲难过得要死，但也没有办法。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中也没有过多的责怪，还是同甘共苦，苦撑时日。
豫丰纱厂之酸甜苦辣
几个月后，另一个机缘改变了我家的境况。
此时有一家豫丰纱厂迁建合川，需要各方面的人员。父亲原来九陆医院的同事上尉军医王秉川已进入该厂，在厂医院任主任医师，受托来重庆找人，正好就把父亲介绍到厂当医生。这样，我们家在离开一年之后，又回到了曾经生活过的合川，时间是1942年8月。
豫丰纱厂，最初是由穆藕初创办的。穆藕初（1876-1943），上海浦东人，1914年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毕业后归国，在上海创办德大纱厂。1919年又在郑州集股创办了豫丰纱厂，有职工4170人，当时不论在生产规模还是设备技术方面，都是全国首屈一指的纺织企业。郑州地处中原，是棉花产地，应该说具有较佳的经营条件。但在军阀混战时代，不管哪路军阀当道，都要进驻豫丰纱厂吃大户。中共地下组织又几次掀起罢工，其中1933年7月的罢工浪潮长达半年。长期的亏损使纱厂难以维持，1934年3月便将资产抵押给天津中国银行，后成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官营工厂。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飞机频繁轰炸郑州，郑州即将失守。政府决定纱厂内迁重庆，选址小龙坎土湾。1939年1月建成恢复生产，称豫丰纺织公司重庆纱厂。但重庆仍然常遭日机轰炸，土湾纱厂曾被炸弹击中，遭到部分损失。于是决定再次迁移，选中了重庆沿嘉陵江北上的小城合川县的东津沱这个地方，建设合川支厂，当时通称豫丰纱厂。于1941年5月建成开工，是当时国内纺织工业举足轻重的大厂，史称“对抗战时期大後方的穿衣问题贡献甚巨”。
建国后，郑州原豫丰纱厂厂址成了郑州市国棉二厂，重庆土湾纱厂成了重庆市第一棉纺织厂。东津沱纱厂名称历经变迁，后称重庆市第四棉纺织厂。
父亲进豫丰纱厂后，因住房缺乏，我家仍在凉亭子雷家院子租房住。东津沱离县城3公里，我听说过父亲星期天挑着米回家的事。这段时间里，母亲又生下一个女孩。但很不幸，刚生的婴儿因故死去，我家的小五也病故了。1943年12月，我出生在雷家院子。
旅美学者丁抒先生写过《“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一文（载“民间历史”网），说到他的父亲丁宝宽早年在郑州豫丰纱厂当高级技工。纱厂内迁重庆，机器设备是他父亲亲手参加拆卸装箱并押运的。从武汉到重庆，木船船队溯江航行就花了8个月。后再随厂从小龙坎迁到合川东津沱，其父母一直在纱厂工作。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其父随同该厂厂长回上海接收日资大康纱厂。丁抒先生1944年出生在东津沱，1947年全家迁回上海。我比丁先生大一岁，这样看来，我们在同一个小天地（空间），同一段时间里生活过几年。我们二人的父辈也同在豫丰纱厂作过同事。丁文还说，日寇投降后，其父曾召集全体职员在厂大门外的十几级台阶上照过一张“庆祝胜利”的纪念合影。很不幸，这张照片在文革时被烧掉了。不然的话，上面应该也有我父亲的影像。
父亲留下的记载中说，王秉川1945年赴上海大康纱厂（后称上海国棉十二厂）工作。时间差不多，去向也是大康纱厂，我分析王是与丁父等人同去参与接收的。
王的主任医师职务由我父亲接任，我们家搬进了王秉川住的房子。地点在上豫丰村，当时是上层管理人员的住宅小区。这套住房相当于现在的二室一厅一厨，那时一般的房子都没有卫生间。厂里办有子弟小学。
王秉川可能是外国留学生，他留下几十本医学书籍。其中有十多本外文原版书，都是精装本，有封套，纸张很高级，图片是彩色，印刷之精美在国内很难得。他还留下了一把佩剑，四十来厘米长，有一个漂亮的刀鞘。刀把的两面分别刻有“不成功，便成仁”，“校长蒋中正赠”字样。这种剑叫“军人魂”，是蒋介石给黄埔军校学生（有资料说18期及以前的赠发）遇到紧急情况时自裁用的。王怎么得来的？不知道。这把剑一直丢在家中阁楼上。1958年，几个来修理房子的工人发现了，拿去交到厂里。那时人们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怀疑是反革命的证据。保卫科把父亲叫去问了半天，弄清楚是别人留下的也没有怎么样。这把剑不知现在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应该是很珍贵的东西，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父亲进豫丰纱厂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们家结束了漂泊的境遇，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有了稳定宽裕的收入，生活逐步得到改善。1947年4月，我的妹妹出生，母亲不再出去工作，专心操持家务。父亲印有名片，平时西装革履，冬天有皮袍，还买了一台性能很好的美国产收音机。他当时的一些照片，仪表清朗，神态安详，充满自信和自尊。父亲工作认真，为人平和，肯给人帮忙，和同事、工友、邻居相处和谐，比较受人尊敬。建国后，我见到过他介绍雷家院子的几个女子进厂工作。
1949年12月3日，合川解放。因害怕国民党乱兵的骚扰，和万一被交战的流弹伤害，那几天晚上不敢在家住。父亲安排我们住在医院的病房里，最紧张的两天住在厂的防空洞。防空洞是建厂时为防日本人的空袭修建的，结果没有用上，现在成了大家的临时避难所。防空洞挖在厂墓地靠山的崖壁上，有两个门洞，挖进去再连通，形成“U”字形。洞有三米宽三米高，可能全长有几百米，洞壁是打出来的红砂岩毛墙，临时装了电灯。大约有几十上百家人住在里面，自己在地上铺席子，放上褥子被子，一家紧挨一家睡觉。几天过去，幸好没发生什么事，大家都平平安安。作为平民，就经历完了改朝换代的过程。
从重庆经合川往北的大路必须经过我们厂，接下来的十多天，每天都有解放军队伍路过。下午，我们小学校的操场上坐满了解放军，经常有近千人。他们休息、抽烟、喝水、闲谈、擦枪，在附近空地上埋锅造饭，然后往川北开拔。
刚解放时还是有不少新气象的。因纱厂属于官僚资本，按政策收归国有，厂名改为国营六一一纱厂。在子弟小学操场上盖了一座有瓦顶的大戏台，经常组织表演文艺宣传节目，放映露天电影。成立了工会，一个大个子工人王福庆当了工会主席，为工人办了一些事。先后新建了两片职工住宅，取名建设村、胜利村。
那段时间，父亲的收入下降了不少。但他的心情和周围的职工一样，是高兴的，欢快的。父亲在医院负着一点责，受这种气氛的鼓舞，甚至萌动了加入共产党的想法。他找来《党章》、党的知识读物学习，向来家的一些客人打听该注意的问题，询问有关的事项。我就是那时第一次见到了胡乔木的书《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
但他的奢望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打破了，共产党不是他那样的人能够和应该加入的组织。
1952年，中共掀起了一场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其实主要的就是反贪污，举国上下到处在打“老虎”，运动来势凶猛。当时的看法，纱厂这样的官僚资本企业，旧社会留下来的管理人员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凡是与钱、物沾边的人，都有贪污嫌疑，统统关进“老虎队”，由厂警保队看管，再组织一些人对他们进行审查、斗争。父亲也进了队，但很快就出来了。因为在“红色”恐怖的高压下，割颈、剖腹、上吊的时有发生。事态严重，毕竟还要救治一下，不得已先把父亲放出来救人。我曾听说过父亲为人作手术及缝合创口的事。
住在上豫丰村的科长王让三被抄了家。他老家上海的亲戚多，比较有钱，所以抄出了一点金子、燕窝之类的东西。他的儿子王义密（老五）比我低一年级。我就第一次看见了抄家，简单地说就是翻箱倒柜，搜索财物。抄完后再贴上封条，在门上交叉贴上写有“×年×月×日封”和盖有大红官印的封条。离我家不远的院子里也有人家被抄。后来，举办了运动成果展览会，陈列着从不少人家中抄出来的东西，还组织我们小学生去参观。
我家的邻居，基建科长张绍奋被指控为贪污，后判了8年刑。张太太没有工作，一个儿子张仲雄与我同班，小学毕业就进厂当了工人，实际上就是童工。住房被没收，到城里租房住。
这时就发生了父亲医院的何宗汉医生自杀的事。何医生是分管药房的，怀疑他贪污药品。他抵挡不住威逼和批斗，晚上服了大量的安眠药。大清早，不少的大人和小孩围着他家观看。我趴在窗子上，亲眼看见父亲和另外两个人为何医生换穿衣服，收殓尸体。只见死者闭着双眼，脸色蜡黄，僵硬的手脚随人搬动。何太太和小孩在一旁悲恸地哭着，那情景非常凄惨。何太太是没有工作的，四个小孩。儿子何川生比我大两岁，是常在一起玩的朋友。大女儿叫何玉桂，十几岁就进厂当工人，挣钱养家。住房也没有了。
那段时间，我母亲非常害怕，担心父亲万一像何医生一样走上绝路，那我们这个家的生存问题怎么办……。她除了尽力安慰劝导父亲，生活上特意照顾以外，还把家中备用的所有药品，包括红药水、碘酒，甚至连味精、剪刀、绳子等都藏了起来。
父亲虽可以回家，但追逼仍然严厉。在残酷的气氛和强大的压力下，他只好吞吞吐吐、陆陆续续地交待了自己的“贪污”罪行，承认拿过一些药品，卖了钱。最后，父亲退了600万元（旧币，折合新币600元）的“赃”，受到“宽大”处理。但从此他的历史问题就从一项变成了两项：当过国民党军医，有过贪污行为。
有一次大操场放露天电影，先放一段运动宣传的幻灯片。其中有一张是：“医师黄承祚像挤牙膏，挤一挤，吐一点……”。画面上是一只大手，握着一只大牙膏，朝左下方的管口画着父亲的头，口中吐出一些药瓶药盒之类的东西。我回家讲给父亲听，他楞着半天没有讲话，然后苦笑了一下。
“三反”不像后来的运动时间那么长，到年底风浪就结束了。
由于家中经济比较困难，母亲通过县劳动局安排，到私营大昌铁厂去当医生。铁厂在盐井区（那时还设有区级行政机构），离家20多公里。公路还在修筑中，先要坐船到盐井，然后步行5公里。厂里没有女职工，连女厕所都没有一间，她是唯一的女性。卫生所还没有建立，要靠她独自一人创办。而家中除父亲外，有三个小孩（大哥、二哥在城里上中学），四哥十几岁，我十来岁，妹妹才六七岁。母亲自己也是50几岁的人。家庭和铁厂的实际情况，母亲也看出来，要出去工作是不现实的，不久就辞职回了家。
1956年，父亲还是遇到了一件好事。这年1月，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有了一些宽松的政策，据说周恩来等领导人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落实到基层，知识分子调整了工资。父亲的工资上升幅度有50%，可拿到一百零几块。这个数字在当时来说是相当高的，连合川的县委书记也只有70多元。据说全县工资超过100元的不过十多个人，大多集中在纱厂。这份工资他一直拿到退休，再也没有加过。按现在的标准，父亲算不上多大的知识分子，尚且能享受到如此恩泽，肯定全国惠及的知识分子有很大的一批。工资虽然不算少，但母亲没有工作，子女多，上大、中、小学的都有，经济上也不显宽裕。
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父亲接受“三反”的深刻教训，多做事少讲话。加之对病人服务热情，态度温和，人缘比较好。另外，好像工厂不是“反右”运动的重点。父亲除了例行的写历史交待材料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但医院还是有几个人犯“错误”，受到处理。
1950年代，我的印象是父亲很忙。纱厂有4000多职工，东津沱已形成了近两万人的居民点，职工医院要为这些人服务。医生不多，看门诊一个上午要看50 多个号，经常如此。还要做手术，他除治疗创伤、接骨头上夹板打石膏以外，已经能做阑尾切除之类的手术。那时有政治学习的规定，每天都要参加学习、开会，晚上10 点以后才能回家。第二天一早，又忙着上班去了。
父亲的一个特点是喜欢动手，爱找事做。在屋后接了一间偏厦做厨房（原厨房住人），在卧室上方搭阁楼，是他请人来一道弄的。家中的木桶、木盆，每年要重新箍紧、上桐油等，都是他的事。还会做几个菜，都是下江风味，讲究清爽淡雅、咸鲜微甜、善取本味。每逢过年，他都要露上几手。如做八宝鸭，鸭子肚中填塞肉末、糯米、莲子、板栗、花生、白果等八种配料。还有羊糕，把肥羊肉清炖去骨，连汤带肉冷冻后切片。在那个年代，这些已经是非常丰美的过年菜肴了。
转眼就是难忘的1958年，人们像发着疯，举国上下沉迷在闹剧式的“大跃进”中。年初除“四害”，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下半年是全民大炼钢铁。医院也建了炼钢炉，他们怎么炼钢我不知道。只记得父亲说过，厂里给每人发了几十个筒管和铁片，要求人人动手，实现纺纱“超声波化”。筒管，即纱锭的芯轴，一种纺织配件，在纱厂是成千上万地大量使用。它是用硬木车成如胡萝卜的形状，中空，漆成黑色的东西。要求在筒管的大头锯一条斜口，把铁片插进去，这就是一个“超声波”管。他说：“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效果？”
工厂在“大跃进”，职工越来越多，但住房建设却再也没有了。我家的房子要一分为二，客厅和厨房让给一家姓唐的工人。我们只住两间卧室，做饭在自己搭建的小厨房里。
“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却要老百姓来承担，很快地，就是长达4年的大饥荒（这是四川的实际情况）。从1959年10月开始，全国城市居民粮食定量调整，四川省的规定是：干部（包括医生、教师）由每月（下同）24斤下调为18斤，居民由25斤调为21斤，中学生由32斤调为男28斤、女25斤，工人按工种而定。菜油一律2钱。粮食一紧张，市面上任何东西都紧缺了起来。没有副食品，猪肉几个月见不到，蔬菜也不能保证供应，连酱菜店的豆瓣酱都是麦麸做的。进饭馆吃饭要钱，更要粮票，还要专门的单位差旅介绍信。 
图：1961年，大饥荒中的父亲
父亲18斤的口粮吃不饱，上海农村的三哥寄来30斤粮票，这是他们全家从牙缝中省下来的。父亲只是在很饿时偶然加一点餐，宝贵得舍不得用。一位同事要去外地出差，找父亲换粮票。父亲是助人为乐，把手中的全国粮票换了四川的。十多天后，1961年8月23日，四川省人委（即现在的政府）突然发出布告：从即日起，原有的四川省粮票全部作废，重新发行新粮票。政府的目的是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但这种做法未免有点蛮不讲理，太过于巧取豪夺。这是老一点的四川人至今痛恨李井泉（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一件事，其实与全国的大环境分不开。父亲极其珍贵的粮票变成了废纸，气得要死，但又无可奈何。从此，他更加沉默寡言。长时期的饥饿，他70多公斤的体重，下降到50来公斤，人变得消瘦，整日无精打采。我见他每天上下班都是弓着腰，埋着头，双手互插在袖笼里，慢拖拖地走着。
1961年，父亲回过一次老家，有机会去看了他的老长官、老院长张振鹏。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张从军队退役了，回到老家嘉定开了一家诊所。在建国几年后的“公私合营”浪潮中，诊所被合并。几经周折，张在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地段医院任内科主任医师。收入不高，太太没有工作，小孩特多，生活比较困难。父亲回来后，寄送给他400元钱，托名是归还若干年前的借款。还寄了一小篓高级饼子（当时按陈云的提议，商店出售的不收粮票的高价食品）。张回信表示感谢，还叫他的儿子张乃濂与我通信，互寄照片。张乃濂与我同岁，都在上高三。
大饥荒的情势是极其严峻的。1959年大春收获（秋收）时节，我上高中，到农村支援收割水稻。亲眼看见农民在人民公社的食堂里吃饭，每天的口粮标准是2（市）两毛谷，真正就是加菜叶的大锅清水米汤，吃这点粮还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还是在天府之国比较富饶的县份，又是收割季节，其它地方的惨象可想而知。我亲眼看见过有人吃观音土做的饼子。那饼子掺了极少量的米面，还在锅里烙成焦黄色。到处是肿病病人，饿孚遍野，经常听到有饿死人的事。这才要叫我们学生没完没了地去支农。在四川，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下半年。
就在这样的饥饿中，1963年5月，父亲退休了。那时我已经考上重庆大学。我们在外边的几个儿子约好，到时都寄上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信，为父亲的60大寿祝福。
1965年下半年，根据中央文件要求，我们理工科学生到农村参加了一期“四清”（文科64年就先去了）。通过运动，我自以为受到很深的教育，阶级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运动中，组织上反复宣传“火线入党”、“火线入团”。我也就想借这次的机会把入团的问题解决了。我从高中起就开始申请入团，但因家庭历史问题，入团如同蜀道之难。大学里阶级斗争形势升温，已经流行“红五类”、“黑五类”等非正式的称呼。我这样的“麻五类”，在政治上抬不起头，长期被歧视，受到政治辅导员的冷眼相看。我为了争取进步，经常靠拢组织，积极汇报思想。答复总是：“对你父亲的历史问题，要交代清楚，要划清界线……”。这期“四清”结束后放了几天假，我回了一次家，向父亲询问他历史问题的情况。先问了当国民党军医事。父亲说：“解放前那是没办法，一大家子人要吃饭……。”再问贪污一事，父亲马上就变了脸色，说：“我没有贪污！……那种情况下，那么多人咬定你就是贪污了。我不承认，过得了关吗？我活得下来吗？”说完就走到一旁去了。第二天，母亲转告我，父亲说：他的这个儿子“偏德”。
“偏德”这个词，可能是上海方言。我在《现代汉语词典》和《辞海》中都没有查到，我思忖就是“不讲道德”的意思。我记住了父亲的这个批评，但当时没有细想。几十年过去，社会进步，思想开放，受启蒙影响，我对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反复思考，觉得父亲这两个字一针见血。我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讲亲情，置父亲养育的深重恩德于不顾，反过来去抠所谓“历史问题”的伤疤，确实有违道德。更可悲的是，这是表面上没有人强迫的情况下，我自己主动的行为。还认为是对组织忠诚老实，党性强的表现。实际上是天性受到蛊惑，道德惨遭扭曲，说轻点是忘恩负义，说重点是人性泯灭。
文革遭遇
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态度是只旁观，不参与。我参加了重大八一五造反组织，他出于关心，来信告诫我不要参加造反，怕如果当了“右派”，今后的命运太悲惨。
退休后，父亲攒上一点钱，就喜欢回老家去看一看，那里毕竟是他的生身之地，童年和青年时代成长的地方。1965年，他和母亲回去过一次。1967年春，他又独自回去过。从上海回家后，他说：“这次好，这次好。车厢里人不多，我一个人占一条长椅，从上海睡到重庆。人家看我老，都不来争座位。”这次正好是因“二月镇反”，许多的造反派被关押，运动处于低潮。火车上一反平时拥挤的常态，变得冷冷清清。父亲一生中出差、旅行，连火车卧铺都没有坐过，更不要说飞机了。 
图：1968年7月，进“牛棚”前三个月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想要躲开政治运动，但政治运动却不放过他。1968年10月，重棉四厂革命委员会按中央的部署，在厂内开展了文革中的中型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要求有“历史问题”的人都要回厂参加运动，父亲也在名单内。因为他属于国民党“残渣余孽”。
其时，父亲已退休5年多，正和母亲在成都四川大学我大哥大嫂家闲住。大哥是苏联列宁格勒（现恢复原名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留学生，1960年归国在重庆西南政法学院教国际法。大嫂是他的列大同学，在川大教历史。文革中大学停课闹革命，大哥回了川大的家。
那时我正在重大《815战报》当编辑，接到了父母要回厂的电话。第二天早上，我到菜园坝火车站接到了惊惶不安的父母亲，并送他们上了回合川的汽车。父亲这次一回厂，就进了“牛棚”。“牛棚”者，关押“牛鬼蛇神”的场所也。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此“牛鬼蛇神”这个词就成了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人物的统称。
当年年底，我大学毕业，分配到云南的一家三线企业，工厂建在陆良县的山沟里。这以后，我都是利用春节放假的时间请探亲假，两个假期合并使用，可在家多呆几天，这时才能和父母团聚。
1971年的春节，是我探亲所见最惨的一次。过年没有见到母亲－－因为全国开展“一打三反”运动，她被关进县革委会办的“学习班”，过年都不准回家。“一打三反”，是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母亲进去的原因是她与父亲一道，也在九陆医院工作过，虽然是最普通的护理人员，但也是国民党“残渣余孽”，有历史反革命分子嫌疑。这时她已是近70岁的人了。“学习班”的地点正好就是我的中学母校－－合川一中。我和妹妹带了几件生活用品去看望母亲，到了学校，被站岗的门卫拦住，不准进门。经交涉，门卫才叫人进去把母亲喊出来，我们只能站在大校门外谈话。母亲说，里面关的有上千人，都是各乡镇街道送来的社会上有各种各样“问题”的人员。每天就是写交待和挨批斗，批斗时，同组的“牛鬼蛇神”态度最凶，打人最厉害。她的上海话人家听不大懂，所以很少说话、发言。我问到生活情况，母亲说：“里面的稀饭烧得蛮好的……”
与父亲交谈。他说先是被厂革委会组织的专政队关押，集中居住，不得自由行动。几个月后，他们十多个老的退休人员被允许回家吃、住。但必须每天进厂，与在“牛棚”中的其他人员一起，接受组织审查和群众教育。写交待、接受审问、挨批斗，有时会挨打。有一次，专政队干部叫他们“牛鬼蛇神”站成一圈，然后甲打乙，乙打丙，丙打丁……依此类推顺着打。还说“这是你们表现的机会，要狠狠的打。谁不打打谁！”那天轮到医生胡正朴的时候，胡为难地说“我已经是‘有罪’的人了，再打人那不是更有罪了吗？”专政队干部就说他“态度不好”，叫来几个人对胡殴打，胡被打倒在地上还用脚踢。结果肋骨打断三匹，受了重伤。讲到这里，父亲露出惨然的神色。
胡正朴进专政队，是因他曾在九陆医院任上尉军医、还当过副官，与父亲是同事。离开九陆医院后在合川开了一家大西洋药房。建国后的“一化三改造”中，他关掉了药店，由父亲介绍，进入纱厂当医生。
为什么那个时代有些人会这样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毛有一段最高指示：要“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基层”。下面所做的都是落实这项精神而已，既然是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当然是越凶残越“革命”。
人都有脆弱的时候。妹妹告诉我，有一段时间，父亲思想上很紧张，恐惧、焦虑、惶惶不可终日。她请来她的老公公，父亲的亲家，县人民医院的老中医王受百来家劝说排解。王劝了许多话：“你不要怕！我们医院的林应秀，是你九陆医院的老同事，他是少校军医，前段时间被清查，也是斗得好凶，但现在已经没事了。你才是个少尉，怕什么？……你经历过那么多的运动，整人的事终究会过去的。你要坚持，要挺住，不要想得太多……”
查来查去，就是那么点事。于是，对他们实行监督劳动，改造思想。父亲等被安排扫马路，清运垃圾。这样，在厂区的几条大路上，每天都可以看见几个老头，拿着大扫把扫马路。或者是拉板车，车上装着烂木头、断砖头等建筑垃圾。再后来，父亲被安排回医院去干消毒工作，每天洗药瓶、输液用具、手术包等。那时一次性的医疗用品还不多，需要清洗的东西不少。
父亲进“牛棚”有三年多的时间，1972年春节，我听父亲说他“解脱”了。是医院党支部的一位女支委口头宣布的，没有给书面的东西。大意说：经过组织长期审查，他的历史问题与所交待的基本相符，没有发现新问题。经研究，决定予以“解脱”等等。这以后，不再进厂劳动了，在家休息。父亲还告诉我，他患上了冠状动脉心脏病。大约一年多以前，发现有胸闷，劳累之后心绞痛的症状。“解脱”后，大哥陪他到重医附属医院作了检查，确诊为冠心病。现在不能吃蛋黄、肥肉等胆固醇高的食品，每天早上打太极拳。病情发作时含硝酸甘油片缓解症状，目前国内还没有更好的医治办法。那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冠心病、胆固醇之类名词，不懂得有关的知识，只作了一般的劝慰。
历史终将作证
1973年初，父亲和母亲再次到成都川大居住。这时我大哥已调到四川师范学院教俄语，结束了十多年的两地分居状况。他原工作的政法学院在“砸烂公检法”的浪潮中，已被宣布停办。
1973年10月28日下午，是一个星期日，我突然得到一封电报，是成都发来的：“父于27日病故，请速来”。我吃了一惊，这是真的吗？但拿在手中的电报是真的，只能承认这是事实。
第二天一早，我取道曲靖、昆明，于31日赶到川大。见到了母亲，与几位兄长会合。二哥、四哥从合川来，三哥从上海来。妹妹是知青，也从乡下赶来了，还带着她吃奶的儿子。母亲非常伤心，一直在饮泣着。大嫂介绍说，父亲27日早上去九眼桥茶馆（他每天必去的地方）喝了茶，白天还好好的。晚饭后大家聊天，他看了《参考消息》才睡觉。晚上快11点，母亲急急忙忙地跑来说：“爸爸不好了！心口疼的要命。”大嫂只有一间房子，另在附近借了一间房给父母住。那时还没有120，急救站之类的服务。大哥连忙找人用凉床把父亲抬到川大校医院，经医生多方抢救，因病情严重，医治无效，于当晚12时去世，享年70岁。
在殡仪馆租了一个纪念间，有16平米左右，横额写的是“黄承祚同志永垂不朽”。父亲的遗体停放在中间的平台上。我握着父亲的手，摸着他的头和脸，皮肤是冰凉冰凉的，如铁一样。川大历史系革委会送了一个花圈，这是唯一的以公家名义表示的悼念。弟兄们也订了几个花圈。我们伤心地哭泣着，沉痛地表示哀悼。与殡仪馆联系火葬的事，馆方提供配套服务，我们只需到时前往火葬场举行葬礼，收取骨灰即可。
火葬场在东大路上，也即是老的成渝公路。第二天一早，母亲和妹妹雇了一辆三轮车，我骑一辆自行车前后联络，其余人坐公共汽车。那天有雾，天气有点冷。火葬场焚烧尸体要排队，据说用的是德国进口的炉子，比较先进。上午我们拿到了父亲的骨灰，先用一块白绸包好，再放进一个当时算相当好的骨灰盒里。
七年后，母亲去世。弟兄们在嘉定松鹤公墓（上海市最大的墓地）买了一个墓位，把父母亲的骨灰合葬在这里，树碑纪念，实现了他们叶落归根的遗愿。
父亲走了，带着深深的困惑和伤感……。纵观他的一生，苦难多而安乐少。这些苦难，除了物质层面的以外，更多的是在精神层面也即政治的层面。建国后，因为“历史问题”，他承受了20多年的压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连我们子女的前途都受到影响。然而，所谓的“历史问题”竟然是在抗日战争中当过国军军医，亲手救治了众多在战场上负伤的官兵。
参加全民族抗击侵略者的正义事业，怎么就成了罪过？这难道不是一个荒唐的悖论吗？
几十年后，互联网有了快速发展，资讯渠道逐渐扩增，我们知道了许多的历史真相。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孰功孰罪？谁忠谁奸？我相信，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评判！
（2013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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