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肇炎：我曾经的一位汤叔叔
我曾经的一位汤叔叔
－－作者：黄肇炎
上个世纪50年代，我家住在四川省合川县东津沱（现属重庆市合川区）。这里有一家大型纺织企业－－国营第六一一纱厂（其前身是豫丰纱厂，后定名为重庆市第四棉纺织厂），我的父亲在厂里的职工医院当医生。那时我家有一位常客－－我们都叫他汤叔叔，其姓名为汤文礼。他的姐姐叫汤淑君，是厂医院的护士长。
汤叔叔30 来岁，中等身材，人瘦，长得比较清秀。他经常是梳得溜光的头发，穿着笔挺的裤子、夹克衫（那时穿夹克的人不多），皮鞋擦得发亮，比较讲究仪表，给人以潇洒干练的印象。抗日战争时，他在国民政府远征军中当兽医，参加过缅甸、滇西的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退伍。建国后被安排在重庆市红星牛奶场当兽医，也算是专业对口了。红星牛奶场当时是众人所求的单位，老弱病婴离不开它供应的牛奶，高级干部更需要它的产品来营养身体。这都是要有特殊的票证才能得到的。牛奶场在什么地方养牛我不知道，只知道在解放碑有很像样的门市部，楼上是市内办公处（办事处）。汤叔叔在牛奶场工作，也就过得比较称心如意。
汤叔叔是个多才多艺的人，会照相，还会放电影。他在重庆市里没有别的亲人，一有休假便来东津沱度假。由于他姐姐是父亲的同事，我们家又很好客，他就特别喜欢来我家玩，一来就是与父亲或哥哥们吹牛谈天。有时父兄不在，就与我闲聊。汤叔叔口才好，知道许多重庆的市井新闻，街谈巷议，吹起牛来几个小时不会疲倦。这对于我们生活在小城市工厂区的人来说，感觉很稀奇和新鲜。对我这样的少年，更是增长见识的机会。只要汤叔叔来玩，家里就增加了些乐趣，所以我们都很欢迎。遇到吃饭的时间，也就随便留下来吃个便饭。
一次过年期间，吃饭时，有人说想吃烤馒头片。汤叔叔马上接口说：“烤面包片，好东西。烤面包要抹黄油，我那里有，下次带点来……”我也就知道了牛奶场不单产牛奶，还生产更高级的产品－－黄油（奶油）。
那时市面上还没有牙签卖，但人们有这个需求。我们家是买一把洗锅用的竹刷把挂在窗框上，那长长的竹丝与牙签粗细差不多，要用时折一小段，效果还不错。吃饭后汤叔叔也是走到窗边，折一段竹丝，嘴里说着：“这个东西好，这个办法好……”
可能是因为职业和经历的原因，汤叔叔喜欢谈马。
那个年代的周末，厂工会有时会在子弟学校的操场上举办舞会，人们叫做跳国际舞（后来才改称交际舞）。参加的年轻人很多，有的是初学，舞姿不怎么好。我们在议论时，汤叔叔说：“还是马跳舞好看！”我很奇怪，问道：“马怎么会跳舞？”他说，经过训练的马，会跳出非常优雅的舞步……。我也就算开了眼界。
一次，我们家吃牛肉。汤叔叔突然问我：“你吃过马肉吗？”我答：“没有吃过，也没有听说过有人吃马肉。”他说：“马肉吃起来比较粗，味道和牛肉差不多，但没有那个特殊的牛肉味。”我问：“你怎么会吃马肉呢？”他沉默了一会，然后缓缓地说：抗战期间，他在缅甸和滇西和日本人打仗，有时几天吃不上饭。没有粮食，只有杀马。把马带到冷僻处，用枪对着头。“马有灵性，知道人要杀它。就会扬起脖子，长声地嘶鸣……，有的还会流出眼泪……”。我问：“后来呢？”他说：“那只要一枪……”。我看他有些难过，以后，就不再问这个话题。
汤叔叔和我们谈论的都是这一类小事，我不记得议论过政治方面的话题。那时的普通老百姓与政治有些疏离。
有一次暑假期间，是上午时分，汤叔叔来家玩。那天只有我在家，我们俩聊得正起劲。突然间，汤叔叔像弹簧一样从藤沙发上蹦了起来，一边向着门外跑，一边说“糟了，糟了”。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见此情形，也跟着出了门。到了外边，才隐约听见有人喊“救命！”只见汤叔叔飞快地跑到100多米外的现场，原来有一个小孩被垃圾堆的废土掩埋住了。
我们家下面不远处是一个池塘，大约有两三个篮球场大小，我们叫做荷花池。池塘对面的高坡是厂生活区的垃圾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些小孩在那里拣拾废物。他们用小锄头挖，先是在表面拣点东西，后来发觉下层的收获更多。渣土的下层是刚建厂时的建筑垃圾，当时的住房是土木建筑，有些碎木头、破木板、竹棍之类的东西，可以当柴烧。有时还有破铜烂铁。他们越挖越深，竟形成了好几个一二米深的坑。出事这天，有人在坑底向侧面挖，成了一个“猫耳洞”。不想上面的垃圾浮土塌了下来，把一个小孩埋在里面。旁边的小孩要想救人力气不够，但大声哭、喊救命是会的。他们刚一喊出声，汤叔叔就听见了，在第一时间跑到了现场。
我看见的情况是汤叔叔跳到坑底，连忙用小锄挖，用手刨，动作很快。坑下地方小，容纳不下更多的人，只有他一个人在刨。好在掩埋物不是太多，他连刨带拖，不多一会就把小孩救了出来。那个小孩斜靠着土坑坐着，满头满身沾着尘土，刚从惊吓中回过神来，嘤嘤地哭着。小孩的父母始终没有出现，所以没有人来对汤叔叔表示感谢。看看没有大碍，围观的人们逐渐散去。这时是上班时间，生活区很少有成年男子，都是些大妈、大嫂和小孩。但人们的看法肯定是一致的：今天如果不是汤叔叔在，可能会出危险。
这件事，我意识到汤叔叔当过兵，还保持着军人的机敏。
也就在这时，他姐姐托人给介绍了一个对象。女方姓凌，是厂里幼儿园的阿姨，现在叫做幼儿教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的名字叫凌远辉。凌老师个子高挑，模样不错。大家的评价认为很般配。不久他们结了婚，再以后生了一个儿子。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从子弟小学后边叫做解放村的生活区路过，有人指着一间房子说：“这是凌阿姨的家，凌阿姨刚生了小孩……”。但我们没有进去－－一群少年拥进月子婆家，好像不那么合适。
汤叔叔安了家，有了小孩，夫妻俩都有正式工作，有可观的工资收入，他的生活应该逐渐地幸福和美满了。但是，恰恰相反，厄运很快就降临到他的头上……
那是1958年期间，汤叔叔好久没有来家玩了。我问父母亲：“怎么好久没见到汤叔叔了？”父亲说：“他恐怕不会来了。他－－当了‘右派’……”
接着，又听到一些更详细的情况：他被解除了公职，下放到了农村……。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气氛中，他和妻子离了婚，儿子归女方抚养。
工作被剥夺，没有收入，没有了城镇户口，没有了粮食供应。在那个时代，对于一个城里人来说，是最凄惨最痛苦的一种处理方式。
我现在想，他当“右派”恐怕是命中注定的。整个国家“阶级斗争”的形势是那样的严酷。从他个人来看，那要命的“历史问题”就很危险。尽管他参加的是反抗日寇侵略，攸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正义战争，他尽的是一个普通国民应当尽的爱国义务。尽管他那时才是20 来岁的青年。但只要沾了国民党，那就是“残渣余孽”，就是“牛鬼蛇神”，就是“阶级敌人”。另外，他的口才好，但在那样的现实社会中这不一定是好事，反而可能是惹祸的根源。
几年后，到了1960年，这正是全民大饥荒最为残酷的时段。一天，汤叔叔突然来到我们家。只见他形容枯槁，双脚浮肿，衣着破旧，几近休克。说是已经饿了很长的时间，实在饿得受不了，到老熟人家要点吃的。我们连忙招呼他吃了一点饭，到走时给了他一小包苞谷面（大约有几两）。汤叔叔千谢万谢地走了。这时，他姐姐调动工作随丈夫进了重庆市，东津沱他已经无处可去。
现在的人可能会说，你们太小气了！是的，那一点帮助或者说馈赠确实很寒酸。但在那个时段，就连这一点点不足挂齿的支援也是很难拿得出来的。我家的粮食供应证（粮本）上只有3个人的定量。父亲算干部，每月18斤，母亲和四哥是居民，21斤。每月供应2钱菜油，一家人6钱油只有一小酒盅。猪肉是几个月见不到的稀罕物。国营蔬菜店半死不活地供应数量有限的蔬菜，还要排长队。没有菜的时候卖一种叫做“老梢边”的，用莲花白的边皮老叶腌制的，像海带一样颜色的咸菜。酱菜店的豆腐卤也变成了紧俏商品，豆瓣酱是用麦麸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食物来源。我的定量在学校食堂。妹妹在民办中学，已停课下放到了农场。这样的生活说是“暂时困难”，结果一“暂时”就是四年。那个年代自己没有被饿死就算幸运了，哪有多余的粮食去资助别人。
这以后，我再没有见到过汤叔叔，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我猜想，他肯定抗不过那场极其严峻和悲惨的，曾经饿死了几千万人的全民大饥荒。
几十年过去了，大约在2010年，我在网上看见一份叫做《巴山夜雨》的网刊，在它的第1期上登载了重庆市的“右派”名录。我连忙查找汤叔叔的名字。不巧，没有见到他的大名－－汤文礼，也没有见到他原来工作的单位－－红星牛奶场。当然这很正常，因为名录的标题说得很明白－－“重庆部分右派名录”，是一份“极不完备的名录”。该刊还有一条资料：“全市共划右派10905人”，而名录上不到1100人，约占10%。另外，当时“右派”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有在1957年正式划定的“右派”，也有反右后期“审干”、“清洗”、“查漏补缺”定的，还有所谓“中右”，甚至莫名其妙地当上的。我只听说他是“右派”，但到底是哪一种“右派”？我不知道。
正因为我不清楚，才写了这篇回忆文章，发在网络上，希望有知道汤文礼情况的人把他的遭遇介绍出来。他的姐姐汤淑君、前妻凌远辉很可能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儿子应该还在，牛奶场的同事应该还有人在，他遭难时的难友应该还有人在。我希望知道的情况有：他被处理到底是什么原因（因哪些“错误”，何种“罪名”）？他被处理的具体情况（到了什么地方，哪个生产队）？他死亡的具体情况？他后来是否被“改正”？等等。人们说网络的功能是神奇的，我希望能出现奇迹，有人能告诉我这些情况……
我想，只有这样，才多少能够告慰一点他那在天上游荡的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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