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生：建国初期封闭妓院与妓女改造运动
建国初期封闭妓院与妓女改造运动
－－作者：黄金生
色情业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在中共建国后官方的宣传和政策中，一直是一个不容争议的话题。无论卖淫还是嫖娼，在新中国都是法律明文禁止、公安机关依法打击的对象。政府曾发起过多次扫黄行动，其中尤以建国初期对娼妓业的取缔效果最为明显，在其后直到改革开放前夕的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奇迹般地消灭了娼妓业。
在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中国人权发展50年》的第一章提到：“1949年11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率先作出禁娼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三千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对此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段子，一位西方记者问周恩来：“请问总理先生，现在的中国有没有妓女？”周总理肯定地说：“有！”接着又补充了一句：“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
给嫖客衣领上盖戳
有人说，清末时，北京城里有两个顶尖儿的女人，一个是慈禧，一个是赛金花。许多清廷重臣，都是这两个女人的奴才。每天东方泛白，他们浩浩荡荡地进入午门，匍匐在慈禧的脚下唯命是从；夕阳西沉时，他们熙熙攘攘地前往陕西巷，拜倒在赛金花的石榴裙下甘效犬马。赛金花所在的陕西巷即在当时以花街柳巷而闻名的“八大胡同”。
共产党初进北平时，社会情况复杂，并没有立即查封妓院。但有些公安分局为了限制嫖客去妓院，特意刻了“嫖客查讫”的大圆戳，查到嫖客后进行教育，并将戳子盖在嫖客的身份证、货单上。有一次，一个50多岁的老汉逛窑子，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民警便在老汉的白汗衫两边领角盖上了两个鲜红的“嫖客查讫”大圆戳。后来，一提“打戳子的来了！”就会把嫖客吓跑。还有一次，派出所警士抓住一个带枪的嫖客，态度骄横，自称是傅作义将军手下的副官。对于这样的“老虎”，派出所也不敢轻举妄动，忙向分局和市局报告请示。市局治安科科长朱寄云答复：“你们连人带枪送傅作义那里去，请傅作义将军打个收条。”派出所的警士将嫖客送到了傅作义公馆后，公馆表示查无此人，派出所只好按一般嫖客进行处理，随即将枪支没收，登记下姓名，将其送散兵收容所。
随着治安局势的稳定，北平市政府决定对妓院“一锅端”，一举解决娼妓问题。市组成工作组经过详细的调查，对全市200多家大小妓院和妓女的情况写出调查材料。1949年9月19日，《北平市处理妓女办法（草案）》出台，其后，由市民政局、公安局、卫生局、企业局、人民法院共同组建了封闭妓院总指挥部。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罗瑞卿任总指挥。
11月21日下午，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了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晚5时30分，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立即封闭全市一切妓院的决议案。新任市长聂荣臻宣布：封闭妓院，立即执行！当晚6时整，行动指挥部分别命令妓院老板和领家集中到各公安分局实施拘留。晚7时，2400名干部战士分赴指定地点，晚8时工作组进入妓院宣布封闭令，并对妓女进行集中。在组织妓女上车，监督账房清点财产并登记造册后，全市237家妓院被封闭。整个行动直到22日凌晨5时全部结束。1303名妓女被运往分设在韩家潭和百顺胡同的八个妇女生产教养所。
此后，这种封闭妓院的北京方式被其他城市所效仿。情况更为复杂的上海到1951年11月中旬，市委也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此后又对数量更为庞大的暗娼统一行动，也逐步解决了娼妓问题。
虽然封闭妓院的工作取得了初步胜利，但接下来如何对妓女进行改造，才是摆在教养员面前的真正难题。
“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大规模地改造妓女，对新生的人民政府来说并非易事。建国初，因人手有限，上海无法立即解决妓院问题，受到有些人的质问，时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的曹漫之回答说：“我现在房子还没有准备好，怎么能收容？收容起来，当天就没饭吃，把妓女又变成乞丐啊？那么这算什么政策。”曹在《上海娼妓改造史话》前言里写道，“最复杂最困难的则是对妓女的改造”。
1948年，一项对上海市500名妓女的调查发现：56%的妓女对她们的职业表示满意。主要因为这一职业比起她们所能从事的其他职业来说，收入更加丰润一些，有一半人表示无意改换职业，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若找一个有钱的丈夫，会考虑洗手不干。建国后，许多妓女都对共产党有误解，她们甚至相信谣言，“据说要被剃光头送到东北去劳教”、“共产党啊那还不是要共产共妻”。对很多习惯了纸醉金迷生活的妓女们来说，接受改造也是极不情愿，认为“我这样的人改造了能有什么用？我除了卖身，什么也不会！”
这也决定了妓女改造开始不会顺利。封闭妓院后，据曹漫之回忆：“用汽车把她们装上，这些人都哭了，都不上车，每一个人都管老鸨叫老妈妈，叫爸爸啊，共产党要杀我们啊，我们不愿意去，又要卖我们了。我们愿意跟着妈妈爸爸啊，又哭又叫，唧唧哇哇。”进入教养所也是哭个不停，“哭了几个小时，送饭来，盛完了，都泼在地上，没有一个吃的。”曹后来找几个人谈话，“她们说，开始哭的时候，是给你们施加压力，后来是真哭了，当时不知道把我们弄到哪里，可能要枪毙，也可能抽我们的血，军队打仗不是需要血吗？……没有一个以为共产党是来救她们的。”
之后，确实有人来抽血，一些妓女又吵又闹，把瓶子也摔了，最后还是让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很少。又过了半天，大夫和干部又回来了，对她们说：“你患有性病，从现在起住院治疗”，原来这是在为她们进行体检。至此，她们才相信共产党是真要救她们。
据《1950年北京市处理妓女工作总结》：“经过血液、细菌等一系列检查后发现，在全体1303名学员中，患有性病的占了96.6%，没病的只有44个人。”在上海，被检查的妓女中也发现94%患有梅毒、淋病等性病，还有不少人有肺结核、心脏病。
面对数目庞大、病情复杂的患病团体，专家们制定了详尽的治疗方案。治疗过程中，仅油剂盘尼西林就注射了13000多针。当时全部40亿单位量都是进口的。再加上其他各类药物，花费1亿多元。若以小米折算，1亿元的医药费折合小米十一万六千八百零三斤。上海市市长陈毅表示：“不管花多少钱，要治好她们的病，别的地方可以省，这笔钱不能省。”
与治疗生理上的创痛相比，更难改造的还是她们的心理。对于那些管理干部，那些妓女开始时甚至有点“瞧不起她们”，据一位曾经参加过改造的妓女回忆，她们当时认为“旧社会笑贫不笑娼，我们看那些女管理干部人人穿个二尺半大褂子，心想：男不男女不女的，还不如我呢！”“有个姐妹和管理干部说：‘你去过百乐门吗？吃过大菜吗？’管理人员只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当时就让她下不了台。于是就骂人，砸东西。”
姐姐妹妹站起来
据原上海教养所所长杨洁回忆：“改造娼妓，是从日常生活的改造开始的。”
她们首先要改变的是这批妇女的作息。这些人以前一向是夜间活动，白天一觉睡到下午4时，大白天不睡觉就浑浑噩噩，无精打采。教养所最初也是强制劳动，主要是抬石子、修操场，每天8小时，但效果并不好，很多人借口生病上厕所溜号。干部们决定换个法子。根据个人爱好和身体条件，学员们可以选择摇纱、织袜、织毛巾、缝纫等，这一来，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
工会赠送的手摇织袜机，给这些妇女们带来了快乐和新生的勇气。这些产品统一命名为“新生牌”，有袜子，也有毛线，由百货公司统一收购并发往全国各地。
改造思想的重要手段还是学习，主要是开忆苦会和学政策。一个叫陈翠英的女子控诉妓院老板将自己骗入妓院、强迫卖淫，还将自己的姐妹罚跪在碎玻璃上，最终活活流血而死的事情。“当时的气氛很是愤怒的，有人叫口号，妓女控诉时，一方面掉泪，一方面气极了。”
妓女80%以上都是文盲，教养所举办文化补习班，依妓女的文化基础编排班次。教学以识字为主，还结合生活实际教一点算术、常识和地理，学员经常写作文，有时还进行作文竞赛。教养所组织看电影、话剧等。电影如上海导演陈西禾根据建国后北京取缔妓院并使妓女重获新生为题材的《姐姐妹妹站起来》等，话剧有马少波等艺术家根据妓女的生活而创作的大型话剧《前年冰河解了冻》等。
1953年，教养所对一些政治表现好又无恶习、疾病痊愈的妓女，开始陆续释放和安置。但还有相当一批无家可归者根据本人的自愿，被送到甘肃、宁夏和新疆的国营农场中。据杨洁回忆：“新疆没有女的，大部分人找不到老婆……我们这儿的妓女无家可归，妓女出身找对象也不容易，我们就介绍她们到那里。”1955年，上海教养所有1000多妇女自愿报名参加新疆建设兵团的援建工作，最后去了920个。这批妇女去了之后，几乎都很顺利地找到对象，也有一些和当地人结婚生子，留在了新疆。
无婚无性无爱
经过这次对娼妓业的取缔和对妓女的改造，娼妓业在我国大陆地区被消灭。在革命的话语下，政府以“移风易俗”和“阶级斗争”为口号，不要说卖淫嫖娼，就连正常的性，都逐渐被视为革命的政治敌人。
到了“文革”时期，中国形成了一种所谓的“无性文化”，在8亿人民的唯一精神食粮8个“革命样板戏”里，所有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无婚、无性、无爱之人。当时的中国人被外国人叫做“蓝蚂蚁”，因为除了红卫兵可以穿黄军装之外，其他人几乎都是蓝衣服。实现了抹煞男女一切差异的、在低水平上的“男女同一”。
此时娼妓业被认为是一种在中国“已经消失了的职业”，在1972年版的《新华字典》里，连娼、妓、嫖这几个字都没有了。
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色情业又逐渐开始萌芽。在历次“严打”中，对与色情有关的案件更是严上加严。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严打”和“扫黄打非”仍无法杜绝色情业的存在。
处于改革开放前沿，位于广州和深圳两大城市夹缝处的东莞，在80年代后迎来了发展良机，这里曾是中国制造业的发源地，有着“世界工厂”之称。但另一方面，它的地下色情业也开始发展，到1995年前后出名，“性都”渐成东莞的新标签。政府对东莞周期性的扫黄也一直没有停过，这次由东莞所引发的新一轮扫黄行动会有什么不同吗？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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