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蜗居生活
我的文革岁月之蜗居生活
－－作者：黎劲风
百度一下“文革时期的居住状况”，会读到如下文字：
－－一般职工，一家 1 间房。未婚住集体宿舍。处级以上人口多的，配 2 间房。都是公用浴厕。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建筑工程部被解散，大批建筑设计材料被当作“封、资、修”的东西销毁；宝贵的建筑材料，包括高质量的钢筋水泥、大理石，被用来建造领袖像、“忠字碑”、“万岁馆”，难以再顾及民宅建设，一般的普通民居提倡采取所谓“干打垒”的方式建造。
－－由于十年动乱，加上 50 ～ 60 年代有一段时间对民宅建设不重视，延续到 70 年代末，解放已经 30 年，全国 3400 个城镇新建住宅的建筑面积仅 4.93 亿平方米，城市人均住宅面积仅 3.6 平方米。大多数家庭，父母与子女住在一间屋子里，三代人、四代人同居一室是常见现象。现在的中年人，如果问他当时的感受，大多数人会有两个回答：婚后无房，与父母同住；或者：找房子比找对象还难。
－－到 70 年代末，全国城镇住宅面积约 40 亿平方米，其中解放后新建的仅占百分之十几，就是说，当时全国城市绝大部分人住的是解放前的房子，陈旧不堪，杂乱无章。再加上 50 年代盲目鼓励生育， 70 年代进入生育高峰，子女多了住不下，院子里搭出个坯间，或者盖间小厨房，腾出原来的厨房住人，能想的法子都想到了。于是，迫于人口与住房的矛盾，大杂院出现了。大杂院里通常住着 10 多户甚至更多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有些是不分男女的，很不方便。
这些文字，也是广东吴川人居住状况的真实写照。
我父亲是广东阳春人，于 1961 年在湛江市无辜受处分，被发配吴川县，在吴川县委农村部工作。
1963 年 3 月末，我全家五口团聚吴川，分配的住房是县委大院内离县委农村部很近也离猪舍很近的两小间旧房子 ( 此地后来建起吴川档案局大楼 ) 。
当年，县委大院内除了一栋新办公楼外，其余的都是旧房子。县委书记和其他大官住的都是平房，一家几口挤在一两间 10 多平米的旧房子里。我岳父任副县长、水电局长等职务，全家七口挤在 1 间不到 20 平米的旧房子里，房子里共摆着 4 张床。
无论是大官，还是普通一兵，住公房都要交房租，通常 1 平米每月要交一二角钱或几角钱。
文革初期，父亲调到县银行工作，母亲工作单位县中医医院搬迁新址。为了照顾要上夜班的母亲，全家搬进中医医院新建的两层宿舍楼，五口人挤在 1 楼仅 10 多平米的 1 间小房，房子里摆着 1 张用条凳支起的木板大床， 1 张两层的架子床，连柜子也没有。弟弟直到 8 岁时依然和父母同睡一床。同住中医医院宿舍楼的多户人家共用 1 个不足 10 平米的小厨房，离宿舍楼约有 30 米远。一日三餐，大家都要往返几趟，把做好的饭菜端进居住的小房，在房间中央支起小而矮的饭桌用餐，吃完饭再收起。遇上刮风下雨，端饭端菜更是举步维艰。大家共用的厕所离得更远，夜晚如厕艰难，刮风下雨如厕更艰难。
那时候，有固定工作的吴川居民一般是向所在单位申请分配住房，往往是僧多粥少 ; 如单位无房分的，则靠房管所分配住房。而房管所的房源更是有限，靠房管所分配住房很难。县城绝大多数居民没固定工作单位，居住的是祖上遗留下的私房，建于四五十年代或更早，低矮，没通风巷，透光差，没卫生间。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床尾通常放一只瓦缸拉尿。拉的尿还能卖钱，每天大清早，会有中老年农民大声吆唤着“尿么”，挨家挨户收购尿作肥料。 1 瓦缸尿的收购价是三四分钱，卖尿的通常是小孩子或老人，有时候还要讨价还价。这些人家，家中成天弥漫着尿液难闻的气味。
由于不可能再分到房子，在我 14 岁的 1969 年，父亲终于下足决心，要建栖身之所，告别蜗居。那年月，吴川建房的居民比当今资产过亿的吴川富豪还少，政府部门鼓励居民建房，免费提供宅基地。父亲经过申请，在政府规划的“长寿岭” 住宅区 ( 现市区长寿路旁 ) 取得一块宅基地。随后，父亲回了一趟老家阳春县，拆了一间半倒的房子，拉回旧木条作建房的木材。再到梅菉船厂买回报废的钢丝绳，替代钢材。全家大小到山坡捡了几个月石子，替代做预制水泥梁、水泥板的碎石。父亲再请来远在阳春县农村的外甥、外甥女，加上我和妹妹，用两辆平板车到 10 多里外的砖瓦厂买回最廉价的次品砖瓦。 1969 年 10 月，在我和妹妹好不容易才搭上读初中的“末班车”的时候，我家的“告别蜗居”工程动工了。看工地要人，我共请假 50 多天照看。妹妹每天上学，书包里也装满一路上捡的石子。全家人辛劳 1 年多，除了因资金已“山穷水尽”，二楼楼面尚欠缺十几块需预制的水泥板，开了 3 个大“天窗”，厨房临时搭建外，新居基本建成。
我家建的二层楼房，即使精打细算、自己动手，也要耗资 2000 多元，那时是个天文数字。除了父母的积蓄外，这钱大部分要借，借钱却比登天还难。父亲曾写信向在湛江工作的妹妹借钱，他妹妹回信：现在建房不是时候，不如再等一二十年，一起建房安度晚年。幸亏母亲有个好妹妹，我的好姨姨。姨姨年幼时别无依靠，一直跟随我母亲艰难度日，在我家也同甘共苦七八年之久。文革前，姨姨才首次到港澳探亲，随后留居香港。我家建房需钱之际，姨姨伸出了援手，几次慷慨解囊，寄钱寄物给以资助，才使我家实现了建房梦。
1970 年“五一节”，我全家五口终于告别了蜗居生活，如愿搬进了新居。
新居有楼上楼下，共有 4 房 2 厅，屈指算算，人均面积多达 20 平米，绝对是当年的住房富裕户。可现在回想起住进新居头一二年的日子，还有几分后怕－－
我独自住在有三个大“陷阱”的二楼，实际居住的只是容纳 1 张小床的几平米地方，不是“蜗居”更是“蜗居”。一不小心，还会从二楼摔到地下，“一失足成千古恨”，甚至连性命也难保！每天晚上，我小心翼翼地走过有“陷阱”的客厅，再小心翼翼地走进有“陷阱”的小房，然后小心翼翼地爬上小床，一觉就睡到大天亮。由于每时每刻都小心谨慎，我“常在河边站，就是不湿鞋”，成功避免了发生“安全事故”。
搬进自建的新居后，全家也第一次体验到用瓦缸小便的生活。由于新居没建卫生间，而“长寿岭”的公厕在岭脚，离我家约 150 米，全家人只能在屋边自家的地盘自备一个瓦缸小便。每天，在中老年农民“尿么”的吆唤声中，将保存的尿按质论价出售。有时候尿液被雨水淋淡，白送给农民也不要。尽管尿缸子只是放在屋边，尿液难闻的气味也不时弥漫在空气中，弥漫进屋内。后来，我家建了卫生间，尿缸子理应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好心肠的母亲依然用尿缸子存小便，无偿送给收尿的农民。家中依然不时弥漫着尿液难闻的气味。
住进新居后，由于欠下巨额债务，全家开始了一段时间艰苦奋斗的生活。先是在屋边自家的一角地里种菜，省下部分买菜钱。看见屋前和屋边已规划为宅基地的地块暂时没人建屋，也没人种庄稼，就抓住机会，分别种上红薯和花生。几个月后，红薯和花生均取得好收成。其中最大的一只红薯重 1 斤 3 两，舍不得吃，放着窗台上展示。收获的红薯苗除选取一段作种苗外，余下部分还可作猪饲料。在赶集日，我独自将之挑到农贸市场出售，一次挑四五十斤，卖得二三元或四五元钱。我家还买回几只小鹅饲养，每天赶着小鹅到草地吃草，或买或到地里捡小红薯作鹅饲料。几个月后，小鹅终于长成大鹅。由于缺钱，除了留 1 只最小的鹅自家吃外，其余几只拿到农贸市场出售。为节省运费，我和妹妹赶着几只活生生的大鹅，沿着如今的长寿路、解放路，一直赶到农贸市场 ( 如今市区同德城正门前 ) ，再用竹子做成的围栏把鹅围起来，等待买主。刚把鹅围好，就来了个经营烧鹅的大买主，讨价还价后以每斤 6 角多的价钱一下就买了四五只。剩下 1 只很快被一名干部或教师模样的中年人买走。算算，五六只舍不得吃的大鹅只卖了 20 多元钱，一路上赶鹅还冒着好大的风险！
在全家为欠下的债务发愁、盘算着艰苦奋斗的岁月何日到头之际，母亲的好妹妹、我的好姨姨再次伸出援手，慷慨解囊寄回大额外汇，帮助我家还清欠下的全部债务。
我家经济好转后，当务之急是堵上二楼楼面的三个大“天窗”。买回钢筋水泥和沙石后，就在我家附近的空地上，按原来的尺寸预制了十几块水泥板，再一块块搬到二楼。从堵上三个大“天窗”之日起，全家人才真正告别了蜗居生活。
此后，我因上山下乡离家落户几十里外的水果场，后被抽去农村连续参加 4 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又在果场、在农村，开始了新的蜗居生活。
1974 年至 1978 年，我在吴川农村共生活了 1400 多个日夜，也见证了吴川农民的真实居住状况：数十万吴川农民的居住条件比城里人更糟糕 ; 广阔农村几乎看不见两层或两层以上的民居，仅有约二三成农家建起红砖瓦屋，其余农家居住的是泥砖瓦屋或泥砖茅草屋。
如今，吴川各地的农家已相继建起媲美城市的高层住宅楼，一些农村还保留着六七十年代的泥砖茅草屋，作为社会变化和发展的物证。如吴阳镇蛤岭村的村民，六七十年代居住的全是低矮的茅草房，居住环境恶劣。近年，该村已建成吴川乃至全国最美的新农村，并于 2009 年建成举世无双的新农村展览馆。展览馆二楼是“昔日蛤岭”、“今日蛤岭”展厅，通过今昔对比，展现了蛤岭村几十年的变化和发展。而 “昔日蛤岭”展厅，就摆放着该村村民六七十年代居住的低矮茅草房。
朋友，要看吴川新民居，请到吴阳蛤岭村来！
朋友，要看吴川旧民居，也请到吴阳蛤岭村来！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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