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劲风：我的文革岁月之日求三餐
我的文革岁月之日求三餐
－－作者：黎劲风
民以食为天，是国人常说的汉语成语。中国人对“食”的重视程度恐怕是世界第一，这与我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从前经常吃不饱饭、甚至饿死人有很大关系。
我出生在 1955 年，尽管生活在县城，父母亲都有工作都有稳定工资收入，依然经历了饥饿的童年。文革时期，虽告别了“大饥荒”，但食物依然十分匮乏，有钱也买不到食品和副食品。正值长身体时期，许多时候我连一日三餐也可望不可即。同是城镇家庭，如果双亲没有工作，或者单亲有工作而人口多，要维持生计、解决温饱是难上加难。而广袤农村，众多的农业人口连基本口粮也无保障，更难以满足基本生存的需求。
总而言之，文革期间我们的食物十分匮乏，日求三餐实属不易。只是那个时代的人听党和国家的话，习惯于过苦日子，善于精打细算，适应能力特别强，即使饿肚子也毫无怨言。
难以果腹的口粮
对食而言，粮食最为重要。文革前，文革期间，乃至文革后几年，城里人吃粮都凭《粮食供应簿》。我居住的广东吴川县 ( 今吴川市 ) ，人们称之“米簿”。
据考究， 1955 年，国务院为了“贯彻粮食计划供应政策，健全市镇粮食供应制度，提倡粮食节约，保证粮食的合理分配，以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行”，下发《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时办法》，规定居民口粮依据劳动差别、年龄大小以及不同地区的粮食消费习惯，确定了 9 个等级的供应标准。其中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居民口粮为：
一、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45 至 55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50 斤；
二、重体力劳动者： 35 至 44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40 斤；
三、轻体力劳动者： 26 至 34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32 斤；
四、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职员、店员和其他脑力劳动者： 24 至 29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28 斤；
五、大、中学生： 26 至 33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32 斤；
六、一般居民和十周岁以上儿童： 22 至 26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25 斤；
七、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周岁的儿童： 16 斤至 21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20 斤；
八、三周岁以上不满六周岁的儿童： 11 斤至 15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13 斤；
九、不满三周岁的儿童： 5 斤至 10 斤，其平均数不得超过 7 斤。
吴川县是以大米为主食的地区，然而，我们居民的口粮达不到国务院确定的供应标准：县城十周岁以上居民，乃至初中学生、高中学生，每月口粮仅 20 斤；机关干部每月 26 斤，护士 27 斤，医生、工人 30 斤。我直到 18 岁那年上山下乡到水果场落户，每月口粮才由 20 斤提高到 30 斤。
文革前几年和文革期间，吴川县城只有三四个粮店，城镇居民口粮每斤 1 角多钱，称之“牌价米”，凭《粮食供应簿》就近到粮店购买。我们经常吃的三号米每斤 0.142 元，不常吃的二号米每斤 0.151 元、四号米每斤 0.138 元。我们居民的口粮通常是大米，偶尔搭配一定比例的面粉，有一些日子还搭配一定比例的玉米粒。
粮店供应给城镇居民的大米都是陈年米，吴川人称之“旧米”。新米只有种田的农村人才能吃到。有时候，也有农民拿一些新米到农贸市场卖，价钱要贵一倍以上，绝大多数人吃不上。“机关干部食坏米”，是吴川当年一句俗语，既是社会的真实写照，也责备机关干部无作为。
当年，城里人明显高人一等，《粮食供应簿》就是身份的象征。如果说每月 20 斤口粮难以填饱城里人的肚子，那吴川数十万农民的一日三餐就更没着落了。由于“农业学大寨”，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割资本主义尾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严重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民生活水平全面下降。据我 1974 年至 1978 年在吴川农村所见，数十万农民顶多是过着半饥不饱的生活。“勒紧裤带大干社会主义”，是饿着肚子呼喊的豪言壮语 ; “生活靠救济、吃粮靠返销”，是吴川数十万农民的真实境况。遇到灾年，还得靠上头发放救灾粮，解决无米之炊，吴川灾民才得以活命。
文革期间，吴川之外的农村也好不到哪里去。据网民披露： 1978 年，全国 8 亿农民年平均口粮不到 300 斤毛粮。还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1978 年，全中国有 1/3 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 50 年代，有 1/3 地区的生活水平不如 30 年代。
不平均的人均收入
文革时期，吴川的城镇居民基本靠工资生活，工资高、人口少的家庭，生活相对好点。如吴川县委常委、副县长董如珍是南下干部，月工资 100 多元，他妻子也有工作，工资 70 多元，由于没孩子，家庭人均月收入高达 80 多元，堪称吴川首富。可惜他在文革初期就被批斗、监禁，不久就自杀 ( 或他杀 ) 身亡。我岳父岳母当年工资加起来也将近 170 元，但有一儿四女，家庭人均月收入仅仅 20 多元。我父母月收入共 102 元，全家五口，人均月收入 20.4 元。
文革前几年和文革之初，我家居住在县委大院，有时候吃在县委饭堂。县领导在饭堂吃“小灶”、“中灶”，其他干部及家属都可以在饭堂开饭。早餐有稀饭和包点，午餐和晚餐通常有几个菜可选择： 5 分钱是豆芽菜， 1 角钱是青菜肉片， 2 角钱是排骨， 3 角钱是红烧肉。几口之家多是自己做饭，可省点钱。
当年，在吴川县，人均月收入 20 元以上的家庭不多，算是富裕家庭。月均收入 20 元的家庭基本可保证一日三餐，填饱肚子。然而，除了父母亲失去自由的日子外，父母亲都长年下乡，母亲不下乡时还要上夜班，我和妹妹、弟弟很多时候吃不上早餐，午餐和晚餐也时常吃不饱。我和妹妹几岁时就学会买菜做饭。
1973 年 12 月 19 日，我上山下乡落户水果场，月工资是 18 元。一日二餐干饭，十天半月才能吃到几片肉。这一日二餐已花去工资的七成。每天一大早，我们就在生产队长催促下饿着肚子干重活，以致一天 24 小时都感觉饿。有个老实巴交的男知青实话实说：如今别无所求，只日求三餐，夜求一宿。大家都觉得好笑：年青一代哪能没理想没抱负？共产主义还等着我们去接班啊！
吴川居民通常是男主外，挣钱养家糊口。家庭主妇和女孩子除做家务外，还做纺纱、编织等手工，帮补生计。当时，工人月均工资约 40 元，大部分家庭的人均月收入在 10 元以下，有的甚至在 5 元以下。居民通常是一日三餐，早饭和午饭一起做，十有八九是咸菜就稀饭。居民通常吃完早饭才去干活，中午回家再吃点剩饭。而学生通常是 9 点多钟放学才回家吃早饭，下午上课前再吃一点剩饭。晚餐要吃上干饭也不容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而在吴川农村，农民靠出勤挣工分，出勤一天通常挣 6 至 10 个工分， 1 个工分分红几分钱或一二角钱，有的甚至零分红。据统计，吴川农村家庭的人均月收入绝大多数在 10 元以下，有的低至二三元，乃至零收入。
落户水果场期间，我从 1974 年 3 月下旬至 1978 年 3 月上旬被吴川县委抽去参加第一至第五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部分时间与农民“同吃”，领略到农民“吃”的艰辛。“同吃”时，我们都被安排到村中生活最好的农民家中，按规定，每人每天交 4 角钱、 1 斤粮票，善良的农民也千方百计地让我们吃好。然而，我们在农民家中“吃”的还达不到水果场的伙食标准。几个月下来，我称称体重，只有 92 斤。后来，我们自己做饭吃，尽管只是一日二餐，体重也增至 100 多斤。
以下一段文字也是吴川农村的真实写照－－
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 1978 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 74.67 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 50 元。有 1.12 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 1.9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 2.7 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 摘自《学习时报》 2008 年 9 月 29 日第 3 版《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
肉类奇缺近海吃海
文革期间，吴川最缺的是肉类。买猪肉，要肉票，城里的居民一人一月只分配四两肉。猪瘦肉每斤 0.98 元；猪排骨和半肥半瘦肉每斤 0.81 元；猪头骨每斤 0.08 元，其他猪骨每斤 0.15 元、 0.2 元、 0.46 元不等。县城基本没有高价猪肉卖，有时有牛肉买，不用票。赶集日也有鸡蛋和活的鸡鸭鹅卖。鸡蛋几分钱一只，鸡每斤 1 元左右，鸭每斤 0.8 元至 0.9 元，鹅每斤 0.6 元至 0.8 元。一个集日，父亲从市场买回一只活鸡，鸡肚子里竟然被灌满了铁砂，单是铁砂就重 1 斤多。
食油也奇缺。吴川城里的居民每人每月只定量四两油，凭《粮食供应簿》去粮店购买，通常是花生油，每斤 0.85 元。
买食糖也要票。文革期间发过一本《副食品供应簿》，只能买食糖等几种副食品，份量也很少。
吴川县城附近有多条村庄，农民长年种菜，也长年挑菜到城里卖。因而，县城几个菜市长年都有蔬菜卖，居民不愁没蔬菜吃。青菜通常每斤几分钱，有时 1 分钱 1 斤，甚至 1 分钱 2 斤。
在食物奇缺的年代，吴川人得益于近海吃海。天气好时，市场每天都有海鲜卖，价钱很便宜。大龙虾、大黄花鱼每斤才几角钱。有时候，海鲜摆到最繁华的十字街头和现在的解放路两旁。黄花鱼多时，一些家庭还买回晒鱼干，留作以后慢慢吃。
据我所见，农渔民到市场出售自己的农渔产品也会受到干预，市场也有“城管”。一次，我在离家最近的菜市买菜，一市场管理员突然没收一渔民的海鲜，当即在管理处按牌价公开出售。一些知情人争先恐后的排起了队，我也紧随其后。由于没收的海鲜仅 10 多斤，轮到我时只剩下一条很差的鱼 ( 鱼皮有“沙子” ) ，叫“大尾根”鱼，牌价每斤 0.07 元，我仅花 1 角钱，就买回那条 1 斤半重的大鱼。
好工作容易获取食品
文革时期，吴川县城的副食店基本是国营的。由于食品、副食品奇缺，售货员往往“近水楼台先得月”，较容易获取紧缺的食品、副食品。在副食店当售货员，公认是好工作。
当年，椰子也不容易买到。有市民到县城电影院对面的副食店问：“有椰子卖吗？”一名中年女售货员答：“我都没椰子吃，你还想吃椰子？”女售货员的牙齿刨，使人们联想起刨椰子的工具。此后，女售货员的话一直在坊间流传，既是笑料，也是文革期间食物奇缺的证言。
吴川是月饼之乡，制作月饼已有几百年历史。文革前的 1965 年，我花 2 角 5 分钱在县城鉴江饭店买过一只五仁月饼，吃着美味的月饼，走遍了周边的大街小巷。而在漫长的文革期间，我没留下吃月饼的甜蜜记忆，却留下买饼未遂的苦涩记忆。
那是 1975 年中秋节前夕，我途径县城汽车站 ( 现一运车站 ) 对面的国营副食店时，看见店里有拖罗饼卖，卖饼的是高中同班同学，姓谭，柜台前只挤着七八个人，争先恐后地掏钱买饼。我连忙挤进人丛，亲近地呼唤着同学的名字，想买几只难得一见的拖罗饼。没想到，近在眼前的谭同学连眼角也不看我一下，任凭我白叫唤、干着急， 1 角钱一只的拖罗饼最终没能吃上。
在国营副食店当售货员的谭同学也没风光多少年。九十年代初，他就下岗，后因与他人发生债务纠纷，据说自行吊死在纠纷人家的大院，很惨！
宰猪，也是当年的好工作。吴川县城流传着一句童谣：你妈嫁给宰猪佬，又有猪心猪肺煲红枣。令人对宰猪职业十分羡慕。
七十年代初，我的邻居生了一个男孩，为了往后能吃上“猪心猪肺煲红枣”，特地给男孩起了个小名：宰猪佬。
难得一吃的水果
文革前和文革期间，农业生产“以粮为纲”，除了屋前屋后，地里基本不种果。因而，水果奇缺，百姓很难吃到。
我居住在县委大院时，屋边种着几棵杨桃树，小孩子经常“望桃止渴”。遇上刮台风，会有杨桃掉下，我捷足先登捡过几次，顶风冒雨也在所不辞。
当年，我买过几次水果，每次都留下深刻印象。如 1968 年的一个赶集日，我在农贸市场买过一个西瓜，每斤 5 分钱，重 4 斤，花去 2 角钱，西瓜很甜。稍后，我在县城十字街头再从农民手中买过一个西瓜，每斤 7 分钱，重 8 斤，花去 5 角 6 分钱，西瓜却不甜。 1977 年，我到县武装部给一位参谋送文件，遇上武装部正在分杨桃，他关照我，让我也称上 2 斤，每斤是 1 角 5 分钱，花去 3 角钱。
难得吃一次橙子，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那是 1969 年的一天，父亲拿回一只橙子，他把橙汁吸干了，我和妹妹还争着要，结果父亲给了我。没汁的橙子我吃得津津有味，却不担心父亲会把陈年肺病传染给我。
文革期间还有几次吃水果是在姑姑来我家探亲的时候。姑姑居住在湛江市，她每次来我家探亲，都利用熟人的关系，从湛江一家制作菠萝罐头的罐头厂拿到一些菠萝芯，远道带给我家人吃。菠萝芯既不甜又硬，但每次都三下两下就被吃个精光。
1973 年我落户水果场时，只见荒凉的岭地种着还未结果的橙子树。由于几个月后我被抽去农村连续参加 4 年“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期间考上大学，我一直没看到水果场收获水果的一天。落户水果场几年，没吃过场里的水果，难以令人置信，也算是人生一憾。
如今，吴川城乡依然种着杨桃树。每年秋冬，成熟的杨桃挂满枝头，却少人采摘。屋前屋后，时常看到成熟的杨桃掉满一地，颇感可惜。
喝水和吃夜宵
我们这代人，都知道“杯水主义”。它产生于俄国，是一种性道德理论，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满足性欲的需要就像喝一杯水那样简单和平常。
然而，在文革时期，国人要喝一杯水也不是容易事。普通人家连热水瓶也没有，热水瓶要凭工业品票购买，价钱也不菲。
我读小学和中学时，家中还没有热水瓶，每天起床都是不吃早餐、连水也不喝一口就走路去上学。七十年代后，热水瓶才成为结婚时女方的嫁妆，或男方准备的生活用品，逐步进入城市的家庭。
热水瓶进入农村则是在八十年代以后的事。 1974 、 1975 年，我到吴川县覃巴公社米乐大队参加第二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在百多户人家的米乐村也看不见一只热水瓶。晚上口渴难耐，偶尔跟着工作组长张振海，到村民家中讨水喝。村民或者生火为我俩烧开水；或者让我俩喝晚餐剩下的米汤。后来，我到黄坡公社大岸大队参加第三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时，我自带一只“行军壶”，自行解决了喝水的难题。
当年，一日三餐实属不易，自然很少有人吃夜宵。记忆中的一次吃夜宵是在 1975 年 3 月中旬的一天，我即将离开水果场参加第一批“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运动”的时候。不知是哪位知青弄到几只萝卜，晚上就用水煮萝卜做夜宵，知青们见者有份，吃得津津有味。煮萝卜时，一名姓李的美女知青仅穿着内衣，在人丛中穿来穿去，令男知青们眼前一亮，近距离领略到“秀色可餐”的含义。吃完盐水煮萝卜，大家依然很兴奋。可惜煮萝卜时没经验，盐下多了几倍，第二天起床，知青们个个都眼肿得吓人。
当年，国人生活得十分清贫，难以填饱肚子，但由于我们每天听到的除了谎言就是假话，大家都相信：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家都相信：中国人民最幸福。
直到 1980 年，我母亲从港澳探亲回来，说起港澳亲人喝汤时通常不吃熬过汤的肉时，我还觉得“不可思议”。但随即明白：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并不是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今天，我们的生活尽管还有许多不如意，但与文革时期相比，可谓换了人间。千家万户已解决温饱，赶上骨头比肉值钱的时代，乃至过上“只喝汤不吃熬过汤的肉”的生活。然而，为数不少的一群人，整天叫唤着要开历史倒车，要重新回到食不果腹的文革时期，真不知这些人居心何在 ?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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