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玲:我的“病退”回城路

1989-06-04 作者: 齐玲 原文 #这样走过 的其它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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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病退”回城路

--作者:齐玲

从内蒙兵团病退回城已经三十几年了,当年怀抱手领带回天津的小儿女也早已为我遮风挡雨,并在各自的工作中担当起重任。可病退回城前后那一幕幕一桩桩的往事刻骨铭心,却经常浮现在脑海里,出现在眼前。

我的回城路一波三折充满了难忍的心酸,真是心中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什么时候揭开来看,它都在默默淌血,这血肯定要淌一辈子了。

二师十五团开始办理病退回城的手续以后,我和华林知道,我们当时的已婚状况不符合条件,但为了孩子们的将来,为了对一直反对我们结婚的父母有个交待,已经早就在北京、天津附近和唐山地区跑过好几个地方,想落脚在离家近些的地方,但花钱不少,却始终无果。

一九七八年底,我已经在偏僻荒凉与世隔绝的十五团后山煤矿呆了将近四年。山下,回城浪潮汹涌澎湃,五花八门,我虽没有亲眼目睹,可山上的十几个知青都已经走光,我的心里一天天地焦虑起来。

我家里更是为我着急。父亲跑了知青办,问了街道办事处,得到的答复都是,许可知青回城的政策不包括我这种情况,没有相关的政策,再问得多些,答复便是直截了当:说我已经与当地的人结婚,不符合知青回城病退的条件,不予办理。

我开始暗恨自己鼠目寸光,开始质问自己为什么在兵团结婚,我开始失眠,无缘无故地流泪。

一天,华林开车从山下送煤回来,走进家门脸色非常难看,一直没有直视我,我急忙抱着女儿和他搭话。没想到他突然拿出为我开好的病退证明,郑重地说:“我已经找过派出所的刘玉娃,干脆咱俩离婚吧,孩子都判给你,这样你们娘仨就可以回城了,明天就下山去办手续吧。”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真是迎头一棒,一下子把我打蒙了,眼泪随即哗哗地流下来,说不出一句话。他接过女儿转过头去,也早已泪流满面。女儿吓坏了,大哭着挣扎着扑向我。四岁的儿子也觉察到什么,拽着我的胳膊一直在小声地哭。一家人就那样挤在一起都痛哭起来。

那一夜,我和华林点着腊烛一直坐到天亮,望着一对熟睡的小儿女,我们商量着,争论着,别扭着,又相互劝慰着。不知又流了多少眼泪。

大概有一个星期,我们没有达成协议。时而商量,时而争吵,最后,华林终于用他苦口婆心的劝说,时不时外加现在所说的“冷暴力”,终于动摇了我。

我们下山去团部办手续,当时派出所所长刘玉娃和民警郭棣是担了风险的。为了不让身边的人知道底细,知道的人范围越小越好,一直到了晚上很晚,孩子们都睡了,他们才带着正式空白的离婚手续悄悄走进我们住的招待所。刘玉娃非常严肃地和我们谈了很久,说了很多,也劝我们,能不能再托托人找找其它的途径,别用离婚的办法。华林非常坚决地说:“想回城现在只有这一条路,为了孩子我们不会再改变主意了!”我在一旁,早已泣不成声。

那个时候还没有离婚证,离婚手续就只是一张国家统一标准打印好的正式表格,除男女双方填写个人情况以外,就是财产分割和子女的抚养归属的内容。

记得在当时的情景之下,刘玉娃和郭棣也都为之动容。我们四个人默默坐了好久,刘玉娃低头吸烟,始终没让我们签字。最后,他掐掉烟头用颤抖的声音对我们说:“这些可都是国家的正式手续,是要存档的,这不是开玩笑,你们只要不签字不按手印,还什么都来得及。”然后他又看着郭棣说:“真要办了手续,我们弟兄俩这责任可就担起来了。”

我和华林谁也没说话,还能说什么?当时已经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我们先后签字,并按了手印,然后把属于自己的那张纸收了起来。刘玉娃和郭棣又说了什么,是怎么离开招待所的,我都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脑袋是空的,身体是飘的,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儿子醒来叫妈妈的声音仿佛很远很远……

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孩子回天津办病退了。因为已近春节年根,火车上人满为患,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我领着大的抱着小的,好不容易到家,就马不停蹄地跑起街道来。谁知虽然我有离婚手续,成了单身,但带两个孩子办病退回城,又是既没有先例也没有政策,虽然到处看到同情也收到理解,但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人们的头脑僵硬教条,胆子也小,谁又愿意为一个不相干的普通知青冒什么的风险呢?

一时间,我父亲愁得吃不下饭,母亲急得满嘴起泡。我还要在晚上十点钟长途电话开始计半价的时候,骑自行车跑到很远的电报大楼和华林通话商量,他在内蒙的后山煤矿等待消息,肯定比我们还着急啊!

那年春节病退的事情一筹莫展,哪还有心思过年?家里的日子也都快乱套了。

春节后,长征队的同学帮我打听到一个同校高中学兄部队转业后,在区委担任领导,又打听到一个同学爱人的哥哥正好在我所在的街道办事处,绕来绕去又找到几个关系,然后又几经周折,打听到各家的住址。

那年的雪下得好大。还在工作的母亲,每天晚上都要陪着我拎着大包小包,深一脚浅一脚地到一家家登门送礼求助,好话不知说了多少,就差给人家磕头了。

工夫不负有心人,人心也确实都是肉长的。我这种情况虽然没有相关政策,可离婚证是真的,孩子判给我写得清清楚楚,我又是正经八百的下乡知青。既没有不能接收的规定,也没有只给妈妈落户不给孩子落户的道理啊!世上到底好人多,最后街道还是理解同情网开一面,将我的材料接收下来,报了上去,让我回内蒙等通知。

刚过完正月十五,我们母子三人又返回了十五团的后山煤矿。

又过了将近一个月,终于接到病退批准的通知,开始办手续,骨肉分离的时刻真的到了。

当时我父母在城市住的房子只有十二平米,弟弟妹妹又都没有成家,我们娘仨回去根本住不下。正好煤矿那边又有好几家人看上我们的家具,华林执意非要卖掉家具,住进集体宿舍。

拉家具那天下午,儿子说什么也不出去玩,悄悄靠在门边不碍事的地方,看着一件件家具被别人抬走,一直在嘤嘤地小声哭着,哭得买家具的人都放下家具难过起来:“这孩子太懂事了,还真不如大哭大闹让人心里好受些”。那情那景什么时候想起来都会历历在目,令我伤心不已。

卖完家具的第二天,我就带着两个孩子踏上了回城之路。一路全家无言,孩子也觉察出什么,显得特别乖。

下午到了五原火车站。进站台不长时间,华林给孩子买在路上吃的东西刚回来,火车就进站了。我抱着孩子背着提着大包小包不敢回头急忙上车,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安顿行李。懂事的儿子立刻低声地哭起来,女儿趴在窗户上使劲地喊着:“爸爸快上来呀!爸爸快上来呀!”华林在站台只挥了一下手,便急忙把脸背了过去。

火车开动了,还不懂事的女儿看到爸爸没上车,放声大哭,儿子也大哭起来,我也失声痛哭,娘仨哭成了一团。哭声引来好多人围观,人们嘴里一直说着:真可怜,真可怜。写到这里,我已泪流满面,那妻离子散的一幕重又出现在眼前……

一九七九年四月正式办好落户天津的手续。我用离婚的代价结束了整整十年的兵团生活,病退回城。

后记:我带着两个孩子办好手续正式回城后,华林就在当地找个人冒名顶替我,重新办理了结婚登记,幸亏当时结婚证不要照片。三个月后,他调入廊坊一个中央直属单位,我又把孩子户口留在天津,对调过去到廊坊落户。全家才团圆了。

去年华林去世了。

今年六月二十八日,我结束了三十多年的廊坊户籍,迁入天津落叶归根。

2013.08.1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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