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兮：生产队往事
龙生产队往事
－－作者：龙兮
生产队已经成为一段往事归入了历史的档案，生产队像一朵浪花没入了历史的长河，生产队更像一坛老酒，时常令我们反刍和回味。
生产队虽然是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但是生产队里的亲情，生产队里的和谐，还有生产队里的牧歌，却是一个比桃花源里那些先秦遗民还要精神富有的地方。
我出生在生产队鼎盛的时代，我是吃生产队的饭，穿生产队的衣长大的。记得1970年代初，生产队里开大会，社员们在煤油灯下选我父亲当队长。我父亲不善言辞，单说了一句“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保证大伙不再饿肚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生产队老队长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报假数，结果交了国家却苦了大家，害得我们一年要喝三四个月稀饭。那年月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饿肚子就是老百姓最大的幸福。
我父亲上任生产队长后，着实放了三把火。一是年初卖光了仓里的谷子，筹款买回来三头牛。当年父亲的举措，很有些背水一战的样子，因为卖光了仓里的粮食，就意味着我们喝稀饭的底线都没了。幸亏先一年冬天种了十几亩蚕豆，全生产队在夏收前便用蚕豆当主食，我们家两个月不知米滋味，现在想起来我还打蚕豆嗝。隔壁的堂兄有个亲戚在城里，隔三差五还能吃一顿，心地善良的堂嫂可怜我，有一天赠我一碗白米饭。我是一粒一粒数着吃完的，那滋味我后来不论吃什么珍肴佳馔都比不上，所以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其实是饥饿。现在有些餐馆也想寻找当年那种美味的感觉，纷纷办起“公社食堂”来作模仿秀，但是没有饥饿作基础，任凭商家怎么炒作也吃不出当年美滋美滋的味道。
父亲买回耕牛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放牛又成了我上学前和放学后的一堂必修课。我放的是一头温顺的母黄牛，每天清早我牵着它到塘边、圳边或河边去吃鲜嫩的水草，它也许知道我要上学读书，总是囫囵吞枣一下填饱肚子后回去慢慢再咀嚼。在我放养的两年时间里，它长了很好的膘，我也没有耽误过功课。那头母黄牛可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大功臣，它三年要产两次犊，几年下来它儿孙满堂为我们生产队的振兴作了很大的贡献。那头母黄牛活了十多岁，最后在责任制的前一年冬天病死了。父亲为了记念它，亲自动手剥下它的皮，并请来工匠制了一面鼓，逢年过节敲起来声音忒浑厚。
父亲上任生产队长后的第二把火是搞了一些多种经营。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不种粮食是要挨批斗的，但是父亲不吃他们那一套，几次把公社的工作组都给顶走了。结果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粮食种植面积虽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但是粮食总产居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父亲用另外百分之二十的土地种了棉花、生姜、莲藕、西瓜等经济作物，到年底我们生产队不仅完成了国家任务，而且家家户户还有了货币分配。那年过年时，生产队杀了四头猪，母亲为我做了新衣服，父亲给我的压岁钱足有两元人民币。从此后我们生产队再没有闹春荒，日子一年渐比一年强。
父亲上任后的第三把火是不斗生产队那个地主婆。根据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就是贫下中农与“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我们生产队没有其他“黑五类”，只有一个地主婆。所以在这之前的历次阶级斗争中，那个地主婆可是吃尽了苦头。土地改革时她男人出逃到台湾，土改工作队分了她家的房和地，三反五反叫她跪玻璃，文化大革命叫她戴着高帽游大垅，1970年代的斗批改叫她天天写反省，我父亲担任生产队长后没有对她再批斗。为这事公社书记还点了我父亲的名，批评我父亲阶级立场不坚定。我父亲说开斗争会尽误工，地里的庄稼长不好才是立场不坚定。那个地主婆说我父亲是好人，改革开放后摘了帽，一直活到90岁。我父亲不斗那个地主婆的主要原因是考虑生产队的生产成本，因为那时执行的是工分制，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生产队的总工分，就是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社员们都是靠工分吃饭的，生产队开会和学习都得记工分，非生产性用工增多了，社员的劳动日就贬值，所以那时候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还买不到一个肉包子。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在父亲任队长后就升了值，因此生产队的重活脏活都有人抢着干，因为重活脏活挣的工分多。但是那一年打倒“四人帮”，公社组织大游行，我们生产队去的人最多，回来后父亲还给那些人记了奖励分，父亲说这样的非生产性成本我们不吝啬。
那时候生产队没有幼儿园，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到生产队的一个草料场捉迷藏，或者是把堂屋的门板取下来架个台子打乒乓球。有一次我们在草料场里放鞭炮，结果把草料场烧成了一堆灰。我们像《水浒传》里的林冲一样犯了难，躲在山神庙里不敢回去吃晚饭。父亲把我们抓起来很很地教训了一顿，并罚了我们家长一个月工分。
我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生产队度过的，平时我们一般不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只干一些放牛、拾粪、打猪草之类的轻松活，每到春插“双抢”季节，学校就放农忙假，父亲便安排我们莳田和收割。记得在父亲任队长后的第二年，生产队搞了一次插秧比赛，我得了少年组的第一名，奖品是一顶用麦秸编织的小草帽。
后来那一年暑假，我们正忙着在稻田里收割，中学老师跑到生产队的田塍上告诉我录取了。我丢下手中的镰刀，随老师到县城填表和体检，从此我就离开了生产队。再后来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生产队被一种新的体制所取代。然而生产队里的往事，就像被历史潮流冲到河滩上面的砂粒。我想总有一天，这些砂粒会被捞起砌进人们正在建设的建筑中。
转自《共识网》
转自《民间历史》网（ www.mjlsh.usc.cuhk.edu.hk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