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兮:生产队往事
龙生产队往事
--作者:龙兮
生产队已经成为一段往事归入了历史的档案,生产队像一朵浪花没入了历史的长河,生产队更像一坛老酒,时常令我们反刍和回味。
生产队虽然是一个物质贫乏的时代,但是生产队里的亲情,生产队里的和谐,还有生产队里的牧歌,却是一个比桃花源里那些先秦遗民还要精神富有的地方。
我出生在生产队鼎盛的时代,我是吃生产队的饭,穿生产队的衣长大的。记得1970年代初,生产队里开大会,社员们在煤油灯下选我父亲当队长。我父亲不善言辞,单说了一句“感谢大家的信任,我保证大伙不再饿肚子。”因为在这之前,我们生产队老队长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粮食产量上不去就报假数,结果交了国家却苦了大家,害得我们一年要喝三四个月稀饭。那年月吃饭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饿肚子就是老百姓最大的幸福。
我父亲上任生产队长后,着实放了三把火。一是年初卖光了仓里的谷子,筹款买回来三头牛。当年父亲的举措,很有些背水一战的样子,因为卖光了仓里的粮食,就意味着我们喝稀饭的底线都没了。幸亏先一年冬天种了十几亩蚕豆,全生产队在夏收前便用蚕豆当主食,我们家两个月不知米滋味,现在想起来我还打蚕豆嗝。隔壁的堂兄有个亲戚在城里,隔三差五还能吃一顿,心地善良的堂嫂可怜我,有一天赠我一碗白米饭。我是一粒一粒数着吃完的,那滋味我后来不论吃什么珍肴佳馔都比不上,所以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其实是饥饿。现在有些餐馆也想寻找当年那种美味的感觉,纷纷办起“公社食堂”来作模仿秀,但是没有饥饿作基础,任凭商家怎么炒作也吃不出当年美滋美滋的味道。
父亲买回耕牛提高了生产力,但是放牛又成了我上学前和放学后的一堂必修课。我放的是一头温顺的母黄牛,每天清早我牵着它到塘边、圳边或河边去吃鲜嫩的水草,它也许知道我要上学读书,总是囫囵吞枣一下填饱肚子后回去慢慢再咀嚼。在我放养的两年时间里,它长了很好的膘,我也没有耽误过功课。那头母黄牛可是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大功臣,它三年要产两次犊,几年下来它儿孙满堂为我们生产队的振兴作了很大的贡献。那头母黄牛活了十多岁,最后在责任制的前一年冬天病死了。父亲为了记念它,亲自动手剥下它的皮,并请来工匠制了一面鼓,逢年过节敲起来声音忒浑厚。
父亲上任生产队长后的第二把火是搞了一些多种经营。在以粮为纲的年代里不种粮食是要挨批斗的,但是父亲不吃他们那一套,几次把公社的工作组都给顶走了。结果那一年我们生产队粮食种植面积虽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但是粮食总产居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父亲用另外百分之二十的土地种了棉花、生姜、莲藕、西瓜等经济作物,到年底我们生产队不仅完成了国家任务,而且家家户户还有了货币分配。那年过年时,生产队杀了四头猪,母亲为我做了新衣服,父亲给我的压岁钱足有两元人民币。从此后我们生产队再没有闹春荒,日子一年渐比一年强。
父亲上任后的第三把火是不斗生产队那个地主婆。根据列宁的阶级斗争学说,生产队的阶级斗争就是贫下中农与“地富反坏右”的斗争。我们生产队没有其他“黑五类”,只有一个地主婆。所以在这之前的历次阶级斗争中,那个地主婆可是吃尽了苦头。土地改革时她男人出逃到台湾,土改工作队分了她家的房和地,三反五反叫她跪玻璃,文化大革命叫她戴着高帽游大垅,1970年代的斗批改叫她天天写反省,我父亲担任生产队长后没有对她再批斗。为这事公社书记还点了我父亲的名,批评我父亲阶级立场不坚定。我父亲说开斗争会尽误工,地里的庄稼长不好才是立场不坚定。那个地主婆说我父亲是好人,改革开放后摘了帽,一直活到90岁。我父亲不斗那个地主婆的主要原因是考虑生产队的生产成本,因为那时执行的是工分制,生产队的总收入除以生产队的总工分,就是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社员们都是靠工分吃饭的,生产队开会和学习都得记工分,非生产性用工增多了,社员的劳动日就贬值,所以那时候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还买不到一个肉包子。我们生产队的劳动日在父亲任队长后就升了值,因此生产队的重活脏活都有人抢着干,因为重活脏活挣的工分多。但是那一年打倒“四人帮”,公社组织大游行,我们生产队去的人最多,回来后父亲还给那些人记了奖励分,父亲说这样的非生产性成本我们不吝啬。
那时候生产队没有幼儿园,我们玩得最多的游戏是到生产队的一个草料场捉迷藏,或者是把堂屋的门板取下来架个台子打乒乓球。有一次我们在草料场里放鞭炮,结果把草料场烧成了一堆灰。我们像《水浒传》里的林冲一样犯了难,躲在山神庙里不敢回去吃晚饭。父亲把我们抓起来很很地教训了一顿,并罚了我们家长一个月工分。
我们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生产队度过的,平时我们一般不参加生产队的集体劳动,只干一些放牛、拾粪、打猪草之类的轻松活,每到春插“双抢”季节,学校就放农忙假,父亲便安排我们莳田和收割。记得在父亲任队长后的第二年,生产队搞了一次插秧比赛,我得了少年组的第一名,奖品是一顶用麦秸编织的小草帽。
后来那一年暑假,我们正忙着在稻田里收割,中学老师跑到生产队的田塍上告诉我录取了。我丢下手中的镰刀,随老师到县城填表和体检,从此我就离开了生产队。再后来农村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生产队被一种新的体制所取代。然而生产队里的往事,就像被历史潮流冲到河滩上面的砂粒。我想总有一天,这些砂粒会被捞起砌进人们正在建设的建筑中。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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