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冬：让我静下想想
让我静下想想
——记忆碎片中的沈从文、张兆和
作者：龙冬
1979 年，沈从文在北京
1974 年冬，沈从文在张兆和居住的小羊宜宾胡同的宿舍院中
静下想想张兆和先生。这么写，可是我从来没有照这样称呼过她老人家，我喊她，一直叫“张奶奶”。数月前，张奶奶去世了。
小的时候，在涉及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中认识到她。脑袋一时转不过弯，结合上下文，便将姓名里那个“和”字，误认成为一个连词，有点别扭。就是这点童心的别扭，也影响到后来，即便对别人，对毫不相干的人谈起，也还是称呼她张奶奶感觉亲切顺口。
静下想想，往事清晰，却不连贯，都是记忆的碎片。那些记忆如同潋滟波光，如同夏天谁家高高的窗户被微风闪动，如同宁静午后草丛中一粒两粒的玻璃珠。自己的身体里隐藏着紧张，那样一种近乡情怯的状况，就要见到分离了许多年的亲人了，就要和自己梦想中的事物贴近了。张奶奶，您可好？您不下楼去活动活动吗？
张奶奶从里间屋子走出来，看上去，她瘦小的身体康健，只是眼眶显得疲倦发愁。她讲正在整理沈从文先生的书信，要对一些时间问题做出认定。她要我帮忙找几种大字本的“四书”和“老庄”，说自己年纪老了，看许多新东西吃力，打算读读那些熟悉的经典著作。这个时候，沈先生已经不在了，一小盆虎耳草还摆放在客厅的窗台上，那是作家生前最喜欢的草，也是他作品中那个翠翠姑娘喜欢的草。张奶奶说，这个草从湘西从文的家乡凤凰带来，它在这里长得挺好。沈先生离世前搬来的这处大房间里非常安静，我看那圆圆的草叶张开着，是在与人说话的样子。它叫张奶奶什么？这只有她老人家知道，兴许有人也能够猜到。
那时候，我如何都考不取个大学，甚至连技工学校也考不赢。只想学着高尔基在俄罗斯大地的浪游。可是不料，刚一开头就苦不堪言，百斤重的水泥砂石袋子几乎压迫得我败下阵来。有那么一段时间，隔三差五地下工回家，赶紧换去满是泥污的工装，跑到同住一栋楼房的沈从文先生家。那是三个小间的屋子，显得拥挤，门后过道里居然安了张单人床，那是帮忙阿姨住的。
沈先生一定看出我精神的摇摆，看出了我的懊丧。他说：“当作家，上大学没有用，没有用！你要到社会上去，到处跑跑，将来当记者！”
这一情景我写过多次说过多次，但另一个情景我还从未提起过。
张奶奶在一旁劝阻沈先生，“不能这么对孩子讲，还是要上大学。”
沈先生打断张奶奶的话，因为他当时中风出院不久，艰难地抬起手臂执意说：“没有用，没有用！”
张奶奶说：“将来总要找个像样工作，时代变了，现在不读大学怎么行。”
沈先生不再讲话。张奶奶离开一会，沈先生告诉我，“年轻人吃点苦有好处。”他的语气态度坚定，无容质疑。
我当时是怎样的感受呢？静下想想，莫名的委屈，全无意识。鼻子里有点酸，很温暖。可是我不能预先判断两个老人谁的说法更近合理一些。
沈先生说话说到高兴时分，右手频频挑起大拇指，再往下，他还要用力将一条腿搭到另一条腿上。张奶奶坐在旁边，几次伸手把他已经抬起的腿压下去。就这么反反复复之中，我看到了固执桀骜与平和沉静的差异。
我坐在那里，面前小茶几上有一堆糖果。张奶奶和沈先生坐对面。我不知道该主动说些什么才好。我的敏感让自己非常腼腆。自己习惯中的尴尬又要欺负我了。可是，谁也不要为此给我笑话。我面对的是沈从文。一个刚刚告别顽皮，远远没有上路的文学小青年，他不满意自己的现状，他心里怀着远大理想，面对着沈从文，还不仅仅是沈从文的一切作品同经历，而是一个正在凝视着你等待你说话的活人，我的确是紧张的。这么讲就容易引来更大的笑话，从哪一部法国作家的传记作品里读到，大凡一个成就斐然的艺术家，在青年时代面对他心目中大师的时刻，他都是紧张的。我自夸吗？就算有那么点意思吧。
张奶奶笑了。她说：“沈爷爷讲你的文字好，文通句顺，流畅。对吧？”她又问沈先生。
沈先生郑重地说“是”。他照旧凝视着我，说：“还要到处走走，走远路。到社会上去！”
张奶奶又说：“你发表东西用的名字真奇怪，得儿龙冬，龙冬呛，好像敲锣打鼓。”
沈先生在笑，窃自笑，非常得意的样子。我想这“敲锣打鼓”是他的发明。果然，他做出打鼓的动作，嘴巴里发出声音。我一心巴望他能谈谈我的习作，给我具体指导，可他却说：“有人说我多产作家。我就是写了那么多！”
张奶奶解释道：“你要多写些，刻苦一点。”
沈先生补充说：“耐住寂寞，不急于发表。到社会上去！”
张奶奶曾经说起沈先生年轻时在大学任教追求她，“他就是欢喜给人家取外号。”
张奶奶那时有“校花”的美誉。沈先生第一次去学生宿舍看她，张口便说：“噢，原来你就是那个‘笑话’。”一家伙，“校花”便谐音成了“笑话”。
真是说不好另外几个作品名称“谐音”的原创。比如，《豆豉娘怒沉百宝箱》和《太阳照着三个和尚》。
一个有趣的人和一个懂得趣味的人。
面前小茶几上有一堆糖果，我坐在那里，面对着沈从文先生。张奶奶要我尝尝她自己做的酒酿，“同沈爷爷一起吃，好吧？”
我说好。
沈先生戴上假牙。张奶奶为他胸前展了块布巾，老人的精神一下子显得振奋，有“准备好了”的感觉。
我同沈先生碗里的酒酿，沈先生的少些，可是他吃得慢些，如同品尝。张奶奶见我吃完，问道：“甜不甜？”
我说好。张奶奶转去又拿饭盆，把剩下的一点都倒进我碗里。这个时候，我留心沈先生的表情，他停了吃，双目从眼镜片后面闪着我。张奶奶也不转身，对沈先生说：“你吃那些就好了。”
张奶奶走开后，沈先生继续埋头。然后，他望住我，声音很小地说：“我喜欢这个。自己做的。”
有一天，是上午。电梯在维修。我从楼梯下去，正巧遇见张奶奶被家里阿姨搀扶着往楼下冲。她一手把住楼梯扶杆，一手端只小奶锅，非常生气，对我说：“楼下订的牛奶是馊的，这怎么可以呢，吃了，沈爷爷是要出事的！要去和他们讲道理。”
那天我的感受非常坏。隔些日子，沈从文先生房间所在的第五层狭窄楼道里，相拥着许多外国人和灯光、电影摄影机器，地上都是零乱的电线。不知道是哪个国家又来采访作家了。我心里暗自高兴。任性发狠地想，只要我喜欢上的中国作家，绝无问题，老外是看重的。
还有一天，张奶奶请她家的阿姨给我送一本沈先生的新书，是一本作品集，名《凤凰》。沈先生在扉页上题字“送给小友”。书里另外折叠夹一张便签，是张奶奶写的，其中说：
你家可有小锯子？若有，能否借用一下？
我家没有小锯子。
后来想想，张奶奶要小锯子做什么？她的身手又会做什么？再一想，解放后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经历过来的中国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什么不会？我就见到同住的哲学家、逻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外国文学家，他们会粉刷房子，懂电工，会修表修锁，男人手工补衣服如同缝纫机砸出来的活儿，打得一手好家具，还会组装电视机，各类乐器、绘画和烹饪全能上手。今天回过头去看，他们真牛！他们更会聪明的沉默，潜心积极地坚守住自己的工作和思想。
不久以后，张奶奶他们搬家了。据说中央一位领导做了批示，搬到距离这里不远的楼房大屋子去。外人看来，都说这是中国对文化人的一种实际认可。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十几二十年间，张奶奶一直在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另一面，伴随着沈从文先生从作家改换面目为考古学家的工作和生活，直到一九八八年沈先生去世。静下想想，一个作家的妻子，她要承受多少磨难，忍受多少矛盾？她的流动生命和最终又得到什么？许多优秀的文学家传记早已告诉给我们。况且，张奶奶伴随的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而是一匹“无从驯服的斑马”。况且，她伴随了这个作家的一生。
人生就是一场选择。只有少数人这么选择，在追求和不经意间，得到了充满诗意与神性的欢乐幸福，为此，她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将被永不停息的时光带走。
读到张奶奶早年的文学作品和她的书信。她人美丽生动，娴静明媚，坚韧不拔，她的文章同人一样。假如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多出一个“张兆和”名字，我真不以为奇怪。也好，她仍旧长远地存在着，同沈从文一道。
写到这个地方，我需要一缕明亮的光线，一缕淡香的气息，好让那一幕出现，并且活动起来。
夏初的清晨。东单公园西侧小街的人行路上。迎面走来了散步的沈从文先生，张奶奶挽着他。天气忽然热了。沈先生边走边用一只手来解开外套的钮扣，动作幅度很大地往两边敞开着，里面是衬衫和一件桔黄色薄毛衣。张奶奶生怕他着凉，赶紧为他将外套合拢，可是沈先生顽固地几次把外套敞开。
正在这时，他们也看到了我，沈先生最先笑了，显得不好意思。
2007 年
转自《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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