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潜：我的两次高考
我的两次高考
－－作者：龙潜
作者简介：
唐龙潜 1964 年在成都三中高中毕业， 65 年 7 月下乡插队到西昌县高草公社，现在四川省委党校工作 ( 已退休 ) 。关于知青的文字有 73 万字长篇小说《沧桑路》 (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大型歌舞剧《中国知青魂》、《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 ( 互联网 ) 。
现在，每年的高考都成了一个时段社会关注的热点，年年有几百万考生，近千万个家庭在等待和期盼中守护着那段时光。媒体跟踪报道，各界密切关注，什么“划线”、“调挡”、“填志愿”，电话查洵，网上公示，“重本”、“二本”、“三本”其纷繁复杂的录取过程均在严密有序的进程中完成。在这里不论贫富，不论权势，每一个考生都是一个平等的自我，考核的核心标尺就是“分数”！
可以说，“高考”至今是我们这个还有很多缺陷的社会生活中的一片亮色，一方净土，其基本原则所彰显的公开、透明、平等、公正乃是人们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也许有人觉得“在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封建王朝的科举取仕不也大致遵循这样的准则么？然而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刻骨铭心的经历，挥之不去的记忆……
一九六四年，我面临高中毕业了。“高考”越来越近，似乎已能听见它那清晰的脚步声。课程已经结束进入总复习阶段，任课教师开始印发各种复习资料和参考题，包括历年的高考试题。虽然教室和寝室照例在十点半熄灯，但是在走道里、屋檐下、球场边昏暗的路灯下，总是伫立着一个个手捧书本或笔记的孤独的身影，他们基本上是毕业班的学生，这成了深夜里宁静校园一道特别的风景。生活已经从困难年代开始缓过气来，在夜幕中苦读的学子大多还能向肠胃里填进一只馒头，一只锅魁，奢侈点的甚至一个点心。人人在规划着自己的将来，希望迎来一场公平公正的考试。自然，十二年的读书学习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己的成绩在什么状况，什么档次，能不能上大学，上什么样的大学，心里也大体有本帐。不定因素也就是临场发挥是超常、正常、还是反常。
填志愿的时候到了，在我们这一批学生中早已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那时的口号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理工中又特别青睐与军事科学相关的学科和专业，而与国计民生接轨的工业建筑医科农科当又等而下之。我所在的学校是成都三中，并非什么重点中学，不过这时候重点中学的概念也还不明确，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虽然也有升学考试，但只要过了录取线，大体是按家庭住址来就近分配入学。就是我所在的学校，每年都有考入北大、清华的，教师们总以此自豪，说北大、清华的种在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断过。我自持成绩好，觉得成竹在胸，所以就是最后那段时间过得也很轻松，球照打，泳照游，觉照睡。
我之所以填报了清华大学，这和最后一年来我们学校代课的一位老师有关。他叫谷西平，是两年前从清华大学毕业的，毕业后分配到青海的一个什么军工基地，大概是不甘那里的荒凉寂寞，更由于女朋友在成都的缘故，便请长假回到了成都。由于他当时就是从这个学校名动一时出去的，那是从全市所有中学中选拔的三位留苏预备生之一，不知怎么“苏”没有去成，就留在清华念书了。由于这些渊源，母校就将这赋闲在家的他请来作毕业班的最后一年物理课代课教师。
他的教法的确别开生面，灵活生动，引人入胜，实验作得出神入化发人深思。在 授课中他大量拓展教材内容，什么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什么“地对空，空对地，空对空，地对地”，很多概念我们都是从他那里第一次听到。这些内容极大的满足了时代造就的我们这一代崇尚战争的青年，竟在全年级四个班中掀起了一股物理热。当然他的讲课也使一部分成绩差的同学如坠雾里，只好“坐飞机”，兴趣浓成绩好的则直追他的思路，一次次进入到令人兴奋不已的奇妙的物理空间。在他命题的物理毕业考试中我拿了全年级第一，也就才 91 分。具他说这套题比高考试题难多了。由于他把题弄得太难，造成这一科的成绩比其他科都偏低很多，大家觉得别人又不了解情况，这样的分数拿出去面子上很不好看，于是他又出了怪招：按比例加分，分数越低加得越多，轮到我只加了两分，所以我的物理毕业成绩是 93 分，但这已是全年级最高分了。
填志愿是在他的分析和怂恿下完成的，填报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按他的说法，清华是工，重运用；北大是理，重研究。“自动控制专业”是非常前沿的学科，他自己就是学这个专业的，可惜超前了几年还用不上，而现在去学应该正是时候了。他又说，清华在同等条件下是招男不招女，招小不招大，特别注重物理单科成绩。心里一默，这不都是正对着我么？我当时是全班年龄最小的，毕业时也就 17 岁。毫不犹豫的填了“自动控制专业”，见后面还有个括弧，赫然印着“绝密”二字，更是喜上心头，越“绝密”越好啊！
七月里三天考试很快过去了，自己觉得感觉很好，便满怀信心地等着拿录取通知。
终生难忘一九六四年八月八日！按惯例，这天是接到首批录取通知的时间，往年清华、北大的通知都是在这天送达，通过邮局送发，时间大概在下午四五点左右。而不巧的是，这一天正好是我们全班同学在杜甫草堂举行野餐会。那时的成都远没有现在这样大，草堂已是郊外的概念。柏树森森，荒草丛丛，埋锅造饭不但是允许的，还是城里学生们一种备受追捧的活动时尚。记得是吃水饺，四个小组四只锅，挖坑，垒灶，拾柴；洗菜，切菜，和面。忙忙碌碌到下午两三点了，饺子还没有包成下锅。我和班上另一位也是成绩很好填报了清华的同学，暗暗交换了一下眼色，都有些呆不住了，溜吧，又不好扫了全班同学的兴，只好耐着性子熬着。
拾来的柴火湿的多干的少，只见浓烟缭缭不见熊熊烈火，一大锅水总也煮不沸。不过大家似乎都不着急，笑语欢声，忆同窗话惜别，畅想未来，大有“苟富贵，勿相忘”的意思。有人提议将每年的今天定为我们永久的“班日”，地点还是这里，雷打不动，风雨不移，不相约不通知，各人记住，各人自来。多么激发人想象的浪漫提议，大家一致赞成。并认真的作了分析和补充，即：时间为上午 10 点至下午两点，因特殊情况远在外地不能赶回的除外。后事为：第二年有一半同学来到这里，而我此时已在千里之外的西昌农村，第三年已处于“文革”发端，革命已将此类浪漫情怀冲得无踪无影，“班日”就此短命，从此星落棋散人事茫芒，几十年过去了，一些同学至今未能一面。
我们终于还是没能熬到饺子煮熟，悄悄溜了。其实赶不赶回去，有通知都会照样送达，于结果并无关系。大概是想早一点领受那份喜悦吧，真是太年轻、太浮躁、太沉不住气。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被同学们传为笑柄。
出了草堂我们便飞跑起来，还得走好几里到青羊宫才能搭上公共汽车。他的家在城中心，而我的家在东门外，正好要路过他那里，于是决定先一同到他家看看，再到我家。到他家后很快核实没有，而他已无心再跟我走了，只说如果你收到了就马上来告诉我一下。
我快步向家里赶去，一面走一面设想着，如果期待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一到巷口便能知道，天天进进出出，都是多年的邻居，这么轰动的事情，应该早就热闹开了。想象着那场面，真是脚履轻云，全身飘忽起来。一头扎进巷口，只见一辆拉粪的架子车正停在路中央，摇着手铃的老女人正在拉长声音吆喝：“倒马桶罗－－倒马桶罗－－”，刹时各种秽器顿响，恶臭直冲云霄！此时正是公厕太少的老成都无可奈何的小民百姓一天中清除秽物的时候。平静如昔，结果已经昭然若揭。但跨进家门见到母亲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没有通知书么？”“没有啊，我今天整天都在家啊！”母亲正在弄开蜂窝煤准备做晚饭。
夜里有关心的同学来到我家，同时传来了三班两位报考清华的同学都已接到了录取通知，二班一位报考北大的同学也已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只觉得眼前一黑，清华已断然无望了！我们年级四个班共有六人填报了清华，没想到三班的两位竟然都上了！
在此后继续等待的半个多月里，那真是一天一天，望眼欲穿。心里还在想如果接到别的什么学校的录取通知该怎么办昵？当然书还得去读，但校徽肯定是不敢公然的别在胸口前，只好悄悄的放在衣袋里了。直到报上登出“今年高考录取工作已全部结束，录取通知均已送达到考生手中”为止，这才如梦方醒，彻底从头凉到脚，切实的感到大学真的与自己无缘了。
由于全部录取结果均已揭晓，而这结果与同学们之间的平时猜测和任课教师的评定估计是那样出入巨大，大家全傻了眼。有略知内情的人分析说这次“路线”比去年贯彻得更厉害了。于是藏在庄严的考试背后而较之更为神圣、神秘，也更为严厉的“政审”开始露出冰山一角！
消息逐步扩散开来，有人说早在高考前两个月，成都旅馆就已住满了从各地调集的“政审”人员，专门负责本届考生的政审，深挖细查，组织严密，滴水不漏，全部工作都是在绝密状态下进行的。又有人说不是在成都旅馆，而是在一个更加隐蔽的地方，甚至说是在一个与部队相关有哨兵值勤站岗的地方。究竟是怎么回事，直到现在也是个迷，就像“政审”本身的工作程序是怎样进行的，标准是什么，直到现在也没人出来披露啊，中国的千古之迷实在是太多了！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政审”审的不是本人，十多岁一直在校读书的学生，就有什么问题那不都明摆着的嘛，哪还需要调那么多人花那么长的时间来“审”？原来审的是与本人相关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
说来可笑，我那时对政治的理解差不多就停留在政治课上，什么党史、社会发展史、辨证唯物主义常识，兴趣都很浓，学得也好，每次考试得分都很高。就是高考的政治试卷吧，我也深信答得非常完满！原来这些并非是现实的政治啊，与政审所要作的更是风马牛不相干！
自然，填了多年的表，总要写上家庭出身、主要成员、政治面貌等情况，也依希知道出身“地富反坏右”，或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中有“关、管、杀”情况的，那肯定是大大的不好。但我却不存在这些问题。家庭出身栏我一直填写的“中农”，这是解放初期在老家简阳农村土改时划定的，虽然不如贫雇农，但也靠不到地富那里去。家庭成员主要也就是父母，都是公民，都有选举权。社会关系中也没有“关、管、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 我想起在毕业前填过一张情况登记表，父亲的简历和政治面貌不知道该怎么写，曾问过他本人，根据他的口述写了如下内容的文字：“ 1928 年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捕，坐过三年国民党监狱，出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当时在我的心中还觉得这是一段有功于革命的历史，至少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因为经过解放后的这么多运动和审查，父亲并没有受到什么处分，头上也没有帽子。
然而问题的严重性很快就让我感觉到了。
录取工作一结束，很快就进入到落榜学生的工作安排阶段。那时的招工和现在不一样，招工单位和本人并不见面，只是审查挡案决定录用与否。挡案还在学校，用工单位便一批批到学校查阅挡案挑选。自然首先是军工企业等保密单位，我们班有几位同学便这样被率先通知录用了。接下来便是一般工业企业，商业系统营业员。排在最后的是“师训班”，培训以后作小学教师，这几乎将所有落榜的人一网打尽。就连和我一同报考清华的那位同学也在最后一批接到了师训班的通知，只是他赌气没去报到，后来去了云南修路。而我等到的结果是学校通知我招工已结束，现在挡案已转到街道办事处，从现在起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青年”了。
现在我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事情的明朗化使我和父亲之间作了一次摊牌。我不能升学，甚至不能工作摆明了都是因为他，他应该给我一个解释，一个说明。自我未接到录取通知落榜以来，父亲就成天阴沉着脸没说过一句话，他也在等最后结果。面对我明显带着敌视的无言的愤怨和质询，他交了一份材料给我，只说“你自己看吧，这是我在运动审查中写来上交的材料底稿，原想这些和你无关，也没打算跟你说，现在你自己看吧。”
这是一份自传式的材料，篇幅很长，涉及的人和事很多，我只注意到关键部分是这样的： 1928 年父亲在上海国民党警察部队作警官，经一位姓王的介绍加入中共，属中央军委领导，同年下一位姓萧的人从莫斯科回国奉命来与他联系，还未见到他便先被叛徒出卖被捕，又供出他来。由于是军人，他被捕后曾接受过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审讯，他是被上级出卖的，而又还没有下级，审讯无果后被关押，三年后释放出狱，失去组织联系。为生计后经人介绍在南京中央合作金库工作，曾被迫集体加入过国民党，按组织审查标准，集体加入应不算本人的政治选择。
父亲解放后的情况我就清楚了。解放前夕举家回到老家简阳农村，还领头创办了一所小学以方便家乡子弟读书，该校解放后由政府接收，我自己就是在那里发蒙读书的。五十年代初在成都做中药材生意，后公司合营，再后调中药炮制厂作总务， 1959 年申请退职自学中医，单位不许，后作自动离职处理，关系转到地方派出所，当居民。
我当时想，虽然经历复杂，但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啊。多年以后才知道他的问题在挡案里比摆明的“关管杀”和“地富反坏”更严重！一位在七十年代作了官的好友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县知青办见到了我的挡案，关于我的父亲里面竟有这样的文字：“叛徒，特嫌，内控对象，解放初期曾秘密去过台湾 ? ”真不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钻进档案里去的！我所见到的情况是：他此后曾被多次集中学习，“文革”中更是被多次抄家和拘押审查，据说有关部门对他的审查外调经费花了近万元，这可是还很穷的六七十年代啊，这费用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二三十年的工资收入了，可惜啊！他最后一次被拘押释放出来是 1971 年，手上拿着公安局的一纸判定：“明确历史反革命身份，不戴帽子。”这就是他的最后结论，盖棺论定，第二年他就因癌症去世了。
关系回到办事处以后，为找工作我还作过一次最后的努力。当时攀枝花正在大建设，有个单位来成都各街办招修路工人，办事处也在大力动员闲耍多年的老社青报名，但老社青们均不齿，说谁到那山旮旮里修路啊，霉得慌！我得到消息马上去报了名。但第三天就得到通知，说我政审不合格！修路也要政审？而且我不合格？连“霉得慌”的事也轮不到我？
我从此开始了人生中最绝望最黑暗的几个月。七月壮志高考，八月望断录取，九月梦断工作，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学校开学了，读书的读书去了，工作的报到去了，街市依旧太平，阳光依旧灿烂，唯我却觉得暗无天日，惶惶不可终日，不知道该做什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我最怕的是白天，怕出门，怕见人，人们都知道我是高考落榜，而且连工作都没有分配，我却无法解释，无法说明，困住我的是一道看不见摸不着的鬼打墙！我回避了所有来看望和安慰的同学，早上不等别人出门上学上班，我就出门去了，在外一直呆到天黑以后才回屋。开始是漫无目标的在街上走，在河边走，哪里人少哪里走。公园是不能去的，那要买门票。这样的大概有十来天，后来我终于寻到了一个去处－－省立图书馆。这里距我家有四站汽车路，走路 40 分钟，早上九点到下午六点半全天开放，不收费，来的人也不多。此后我便怀揣两个馒头或一只锅魁作为午餐，从开门到关门全泡在里面。感谢政府提供了这个场所使我度过了最难熬的时光。这时因还未“文革”，古今中外名家大师的书都开放，借阅也方便，而且环境安静空旷，偌大的阅览室，常常就几个人，有时还就我一个人。我就在这里上穷碧落下黄泉，希望先圣先贤们能够洞开心结，指点迷津。绝望之人常发叛逆之想。我自信父亲没什么问题，就算有什么问题，与我何干？凭什么应该我来承受？中国有株连问罪之举，但那是在封建社会；有父债子还之说，但那是经济问题；有冤冤相报之事，但那是私人间的狭隘作为。我怎么也不明白，社会主义祖国、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共产党怎么会奉行这样不合理不公正的歧视政策？不是都说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吗 ? 解放时我还不到三岁，旧社会什么样子连记忆都没有，我凭什么需对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承担连带后果？这里一定有什么错了。虽然对于整个困惑着自己的问题还没有彻底想清楚，但我坚信自己是受到了不应该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原本满眼光明的景象现在布上了阴影，我开始用第三只眼睛看世界了。
这样的时间大概有近三个月左右，直到有一天突然听说成都团市委办了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训练班”，不填表，不政审，不体检，只要报名就行，而且进去后就管饭，还不交伙食费。第二天我便背着被盖提着瓷碗进了这所当时设在梁家巷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内的“青训班”，走进了上山下乡的行列。后来才慢慢了解到走进这里的绝大部分都是和我类似的情况，大家幽默的概括为：“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原来如此啊，还何必让我等白下一回考场！
我第二次参加高考是 1977 年，这是自文革废考以来首次恢复高考。我从报名、考试、考后、录取，一波三折，经历了一系列的偶然，充满着传奇性和戏剧性，最终得以结束知青生涯，再作学生。
当报纸和广播宣传恢复高考时，我已下乡当知青 13 年了，论说早已不青。按宣传的口径是主要针对老三届，即 1966 、 67 、 68 几年因“文革”未参加过考试的高初中毕业生，显然我不在此列，也未作此非分之想。这时我正在下乡所在地的公社小学作民办教师，但教的不是小学，而是高中。这是因为一年多前我们那位公社书记突然发了奇想，决定放颗“卫星”。他说既然原来的小学已经戴帽子办了初中班，那就再加一顶帽子办个高中班。就他一句话，学校腾出一间废弃教室，又弄来几个“四类分子”出义务工，把地刨平，和一滩稀泥把墙壁的大洞小眼补一下，教室就成了。没有桌凳，宣布由学生自带。核心的问题是教师，谁来上课？原有的公民办教师都不敢来出这个头，对一片物质和文化同样贫瘠的土地来说，这还真是个难题。书记下令在知青中找。我当时已被聘在一所县属中学代高中语文课，公社和学校找到我，许以评计优厚的工分待遇，外加每月 11 元的现金补贴，算来比当时我代课的收入还多，而且离家近，还可照顾自留地，更主要的我是下在公社的知青，户口还在公社，代课的学校又无法帮我拔出户口转正，鉴于这些考虑我便同意了。但我一个人也不行，便又从 66 级高中毕业的知青中选了一位成绩优异者与我搭档。我们两人一合计把课程一分，他教数学、化学、外语，我教语文、政治、物理，这离奇而简陋的民办高中班就正式开张了。
这时高中学制已改为两年，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我们教的这个班也面临毕业了，这些学生也都要报名参加高考。全公社组织报名填表等事务是由我所在的学校在办，和我搭档的那位老师是高 66 级的，报名参考是正份，我根本不作此想，只在全力帮助学生备考。
初步的报名登记已完成，学校的一位副校长就要拿着材料去县招办送审并领取正式的报名表，平时大家是同事，很熟，经常开玩笑，在他走时我就开了句玩笑：“老陈，给我也混张表回来，我也报个名去考一盘嘛。”他下午就回来了，笑着说：“我还真给你混了张表。”原来那天去领表的人太多，招办人手不够，无法一一审查各地报的材料名单，只叫报个数字就领表，他就多报了一个多领了一张。表是到手了，但他也说：“你考不考得成，只有天知道，我估计多半没门，填也白填。”我说就当开个玩笑，当即就把表填了还给他，心里确实也没当回事。
直到临考前发放盖有招办印章的准考证和志愿填写表了，不想还真有我一份，看来是真可以进考场了。我这才认真起来，慎重填写了志愿表。时过境迁，现已是而立之人，再不敢像 13 年前作非分之想，我选的专业是中文，学校是清一色的师范，在是否愿意服从调配栏，我写上：“愿意”，又加上：“任何学校都可以。”因为是报的文科，这才赶紧去找几本历史地理书来翻翻。考试很快过去了，坦白说我觉得考得很不满意，特别是数学一科，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其他科题又太简单，拉不出差距，特别是语文。
还没待认真总结反省，第一次警报拉响了。公社通知我，说县招办打电话来，我的情况弄错了，我是没资格报名考试的。我一听脑袋翁的一声，果然又白考了一回。同事们都很同情，老陈说：“你自己到县招办去说说嘛，看他们能不能放一马。”管他的，心想死马当成活马医吧。
第二天我就去了县招办。接待我的是一男一女两位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好，一见到我就不住的道歉，说由于他们工作疏忽，我不属于老三届，是不应该参加考试的，让我白考了一回，很对不起。而我这时已经想好了申辨的理由和依据。我说你们先别忙道歉，我是有资格参加这次考试的。你不用管我是属于哪一届，这次规定是年龄不超过 30 岁 ( 含 30 岁 ) ，这一条我是符合的，就算我没有读过高中，以同等学历的身份仍可以报考。他们对视了一下，觉得有些道理，又找出我的报名表来看，对于所填出生年月他们似乎有些怀疑，我说可以到公社查户口，他们说公社的户口不准确，不能为据。我说我还有证据：我从包里一股脑掏出保存多年的小学、初中、高中毕业证放到他们面前，每张毕业证上都明确写着毕业时年龄。分别为 11 岁， 14 岁， 17 岁。这样算来我确实未满 31 岁，这条杠子通过了。他们翻看着毕业证，发现在初高中毕业证的背面都印着各科毕业成绩，不由惊叹起来：你的成绩好得很哟！那位女的还加了一句：当年怎么没上大学呢？我苦笑了一下：“运气不好嘛。”还能说什么呢？
他俩的态度变得很亲热，便同我商量这事该怎么办，说毕业证确实能证明年龄没有超，但那时没有复印机，不能复印一份怎么办 ? 我说算了，我把这些毕业证都交给你们了。那男的说你要想好哟，我们给你放进档案里就永远也取不出来了。我说不用想，放吧，反正就这一回了，我不会再参加考试了。这些毕业证应该至今还存在我的档案里，我也真的永远也见不到了。
又过了一阵子，第二次警报拉响了。在县城工作的一位朋友专程赶来告诉我，说他有个朋友是县招办的工作人员，他曾委托其了解我的情况，昨天别人告诉他说出问题了，发往成都关于我家庭情况的函调被退回来了，这样我就没有家庭的政审材料，将不能上报。我问是发到哪里的，回说是发到我母亲工作单位的有关部门。我心里一默，知道糟了。当时我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住家还是老地方，父亲已去逝，母亲在另一个派出所辖区的街道生产组作计件零工，有活就干。我在表上填的是母亲工作的街道生产组的名称，想必那函是寄到该生产组所在的公安派出所了，小小的生产组哪有资格收这样的政审调函，而当地派出所又哪里知道有这样一个小小的生产组，既使知道也查不到有关我母亲的任河情况。我跟那位朋友说让他转告他在招办的那位朋友，可以向我住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发个函，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十年，派出所是了解情况的。心想他们来抄家和传训关押我父亲都有好几次，还能不了解？他马上跟那位招办的朋友联系了，但回话说来不及了，他们不可能再发函，材料过几天就要上报。
我觉得一下掉进冰窖里，又是政审？ 13 年了还是没有摆脱这个怪圈。政审是秘密进行的，本人并不知道，也绝不与本人见面。现在我知道这情况是通过朋友又朋友的私人关系，我又无法直接到招办去说明，甚至请求他们我愿意自己出钱请他们派个人同我一道去成都，找到我家所在地的派出所就可以拿到相关材料。然而这一切都不可能，我如果到招办去一说，人家只问你一句：谁告诉你的？不但事情办不成，还会连累了朋友的朋友和朋友，还不知道这样的泄密该当何罪？我真是又遇到了鬼打墙。朋友说你想想还有什么办法？能有什么办法？我自己回成都去找派出所请他们给招办发个函？可这能行吗？且不说我们是那样的家庭，又不认识一个人，就算转弯抹角能找到个人，可他敢发和能发吗 ? 招办没有去函要，他们凭什么发？冥思苦想到半夜无计可施，看来是要又一次天绝了。天快亮时我突然想到我还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在成都工作，是在一个国营厂里当工人，大家都是同一个父亲，也许可以请他找厂里出个父亲已死的证明寄给招办。和朋友一商量，他觉得也只有这样了，如果办得成，起码能说明那遗患无穷的父亲已死了。本来父亲已死的情况我在登记表上写得请清楚楚，但按政审程序那不着数啊！
第二天天不见亮我就出发了，走了 40 多里到西昌县城，找到邮局给哥哥挂长途，简要说了情况，请他立即办，我就在邮局等回信。中午时分他的电话来了，说厂保卫科不同意，他们无权出我的政审材料。我把着听筒不放，又说老哥，这实在太重要了，你再去说说，不要什么材料，只要他们出个证明，说明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弟兄，我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 72 年已死就行了。他又去找保卫科，也许看在他是老工人的分上吧，好说歹说，对方同意出了。几天后那位在招办的朋友辗转告之收到了，但说那是个啥东西，不像个政审材料。
政审，政审， 13 年前我就深知它的厉害了，下乡后也有两次招工被生产队、大队、公社推荐，但一到政审就立马被枪毙了。连回成都去区交通局运输队拉架子车都说是政审不合格，幸好当农民不需要政审，否则我真不知这阳光明媚的天底下还有什么我的去处。
开始发放录取通知了，和我搭档教那个高中班的知青也已接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的录取通知，就是和我们一同参加考试的学生也有三位接到了录取通知。我已判定无望，心如死水，不再作此想。生活还得继续下去，便埋头种自留地。务自留地虽然被定为资本主义尾巴，但要吃饭也顾不得了。
通知书好象已经发完了，我也不再想这件事了。有一天突然听说公社邮政代办所有一封我的录取通知书，我不敢相信，直到把信拿在手里还是觉得有些做梦似的。只见信封上明明白白写着公社、大队、小队地名和我的姓名，发信人是：西昌师范学校。我懵了一下，西昌师范是中专，我这样的年龄怎么还可能被中专录取，是不是搞错了？拆开看后算弄明白了，录取的是西昌师范高师班，后有括号注明：大专。 ( 一年后迁址更名为西昌师范专科学校。 ) 那么这一切是真的了？我在心里不断对自己说：是真的了！是真的了！我无法描述当时那种振奋和欣喜，只觉一股热血直抵脑门，顿觉天旋地转，似乎整个人都要飞出去了。从 17 岁到 30 岁， 13 年， 13 年了啊！我想即使 13 年前接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也不会比现在接到“高师班”的录取通知更让人振奋和欣慰。那时是少不更事，心比天高，以为世界就是自己所见到的样子，自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哪里知道真正能主宰自己命运的是那只自己永远也见不到的手。现在却是经历了数不尽的失望和磨难，知道在自己身上永远压着那可以窒息一切的冰山，已经下死心种一辈子地、当一辈子农民了啊！
我是按规定时间最后一天下午去报到的。一进校门就见一位教师模样的人叉着腰迎面站着，正打算向他打听一下在哪里办报到手续，他却手一抬直指着我，大声说：“唐龙潜，你终于来了！”我大吃一惊，团团迷雾从心中升起：他是谁？为什么认识我？为什么知道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叫“终于来了”？难道我还会不来么？我不好问，他也什么都不再说，但却亲自带我去报到处办理了全部手续。
谜底是后来慢慢揭开的。这位老师姓刘，是六十年代从上海华东师大毕业分到西昌来的，后来教我们的哲学课，当时他就是学校招生组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在决定录取我的时候他们是担了风险的。我的材料并未送省招办，早已被打入另册，他们是看到我的考分实在高才提出来研究的。按政审我是不合格的，但大家看在我已下乡 13 年，所在小队、大队、公社三级评价都很好，特别是我代课的那所县属中学对我的教学情况给予的很高的评价。再考虑到“高师班”的学生毕业后也就是教书当教师，政审标准是不是可以稍微宽一下。反复研究了几次，最后大家共同签名承担责任录了我。我真是听得泠汗淋漓浑身发麻，好险啊！最后我问：“刘老师，报到那天你怎么一下就能叫出我的名字？”他说：“你的照片我们都看了多少次了，还记不住？再说那几天我都在注意报到的情况，见你一直没来。”我顺势问道：“你那天说‘终于来了’是么意思？”他笑了笑：“我怕你看不起我们高师班嘛。”我很想问问我考试的具体分数，更想问问我那挡案里关于父亲究竟装了些什么东西，但我不敢再问，恐怕他今天说的这些已涉及到违反纪律泄密了。
我至今不知道我那次究竟考了多少分，只是后来有神通广大的同学传出，我是当年“高师班”录取的最高分，比录取的最低分高 150 分。又说那分数比当年川大的录取分数线都高出许多。有人替我抱屈，而我却毫不在意了，这些只是小不公平罢了，我人生经历的不公平岂止这些啊！
我至今不知道我的档案里有些什么，除了自己送上去的三份毕业证书。当我调离师专，人事处的一位女干部去寄档后和我开玩笑说：“唐老师，你的档案超重，我们还多花了些寄费。”我也开玩笑说：“你别忙寄啊，让我看看是些什么东西，寄费我来付都可以。”她也笑着说：“除非我不想活了还差不多。”
中国的人事挡案制度究竟起于何时 ? 是怎样管理和运作的？为什么招工、招生、招干不把目光投向活鲜鲜的人进行考察，却要死死盯着那些牛皮纸袋里的死材料？我想起读初中二年级时，有一天老师把全班同学集中到教室里慎重宣布：“大家听清了，现在开始给你们建挡了，以后这个档案就要跟随你一辈子，你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当时想老师的意思是提醒大家要注意，从现在起如犯什么错误就会记录下来放进袋子里，却没有想到这袋子的作用远不只这些，不仅是把自己装进去，还会把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七姑八奶全都装进去，而且装些什么自己永远不知道，更永远见不到。我想我父亲的挡案一定很丰富，他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应该没有什么妨碍了。前不久见网上说国家档案局宣布部分裆案可以公开解密了，这当然是指针对那些重要会议、事件、统计数据等，以便供历史学家研究。我想能不能对个人挡案也开放，比如人死后多少年其本人挡案可由亲属领走，收费也可以，国家还能增加一笔收入。首先我就愿意出高价回购父亲的挡案，那可是害了我一生的东东，而且那将是一部活生生的历史！
转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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