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drol、壳：找遍全国，一群大学生和走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聊了聊
找遍全国，一群大学生和走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聊了聊
－－作者：
Rendrol
、壳
长征岁月对我们而言，已经太过遥远，其中的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战士，也都变得面容模糊和沉默。来自一个大学性别研究社团－－复旦大学知和社的同学们不愿相信影视剧中符号化的女性面孔，他们选择去寻找和追寻，选择面对面地感受当年，感受历经风雨的伟大女性们的情感和久远的疼痛。长征，以及长征中的一张张面孔，值得我们的重视和研究，而以他们巨大牺牲换来的和平年岁，也需要我们的珍视。
时值长征胜利 80 周年，我们应号召而回望。但今日我们不宏大叙事，不谨小慎微，不去承认什么，也不去质问什么。我们希望藉由她们和她们身边的眼睛，拾起长征中那些为洪流所淹没的点滴，刻画长征的另一张面孔。
她的长征：牟炳贞
－－作者：
Rendrol
11 月 30 日，笔者作为复旦大学知和社成员来到四川成都，拜访了 1922 年生的红军西路军女战士牟炳贞的家，老人专门穿上了红军军装来迎接我，非常亲切和蔼。坐着轮椅的老人虽近百岁，但仍然精神矍铄，只可惜老人听力有些不好，故采访由她的儿子王家源代为口述。
战火巾帼
长征开始后的第三年，红四方面军来到四川宣汉县做宣传。为了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年仅 11 岁的牟炳贞随哥嫂参加了长征，被分配到军总医院当护士。
当时不论男女，参加红军都没有什么要求，只要抱着“打土豪，分田地，让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的信念，就可以随军长征。当时女战士中最小的只有 9 岁，很多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换做今天，这些孩子上下学都该被父母接送，而在战争年代，却要早早担负起解放与和平的重任，在恶劣的环境下艰难地生存。
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存在着这样一支纯粹由女战士构成的正规编制的军队，即王泉媛女团长带领的妇女独立团。这支在世界上都属级别最高、人数最多的纯女战士部队，立下了无可替代的赫赫军功，承担着前线战斗、后方警卫、后勤、医护等工作，与男子武装几乎没有分工上的区别。而牟炳贞，就是妇女独立团的一员。
西渡黄河时，西路军总共有一万两千多人，而军中的女战士，包括独立团和后勤，总共有三千多人。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数字，而女战士在军中也负起了沉重的责任。
“我妈妈当时的工作是护士，按理说她就应该只做些护士的工作。但是她还要上前线抬伤员，晚上要值班站岗，还要当外科医生，拿一个硬钩子取出伤口里面的子弹，还要当宣传队唱歌。她一个人就是护士、担架队、警卫、大夫、宣传队。所以当时妇女在一个部队的作用不亚于一个男人，男人还只是上前线，她们要做好多种工作。”
作为护士，救助伤员是牟炳贞最重要的工作。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每个护士都分配了几个轻伤员来随时照顾和看护，保证不让他们掉队，这已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作。她们的工作不限于此，还要直接到前线去，从战场往下抬伤员。三四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合力抬一个担架。老人回忆，抬担架的时候子弹就在头上飞，抬的时候腰还不能直起来，要蹲着走，不然也会被流弹伤到。
除此之外，当时在军队中，妇女最重要且最无可替代的工作，就是要组成临时宣传队。由于麻药、抗生素等的缺乏，伤病员的伤口疼痛无法缓解，这就要靠她们用唱歌来代替麻药、鼓励士气。老人现在对很多事情都回忆不起来，但是对当时的歌词还是记忆犹新，随口就来。我的采访告一段落时，老人还热情地为我唱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叫做《十劝伤病员》（文末有录制视频），歌词内容就是讲伤病员的饮食宜忌与康复活动之类，非常有趣和鼓舞人心。
在事后笔者查阅到的资料中，妇女独立团中还有一批机警勇敢的女侦查员。在执行侦察任务时，她们常常扮成农妇或是乞丐，深入敌军腹地刺查敌情和观察动向。她们靠学鸟叫、吹口哨等方法传递消息，层层向下，这种传信方法被称为“打土电话”。
由此可见，女红军在军队中的作用是不可低估和无法替代的。在人们对于长征、战争的印象中，女性总是被浓缩成一个模糊、沉默的身影，常以护士、后勤人员的形象出现。而战争中机智勇猛不亚于男性的红军女战士们，她们立下的功劳和承担的责任是被忽视的。人们津津乐道的“战火英雄”中，缺少女性的名字。战争中女性的牺牲和奉献，值得我们更加认真地评估和重视。
伤 痛回忆
河西兵败是红军长征的一个惨痛且无法磨灭的伤口。河西兵败后，西路军仓皇撤离，由于被马家军和国民党部队围剿，西路军妇女独立团伤亡惨重，活下来的全部被俘。历史和现实不像影视作品，它们是残忍的。女性没有反抗和”英勇就义“的机会，几乎所有被俘的女战士都遭到了强暴和凌虐，有些甚至被性虐待至死。“他们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轮奸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阴道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示众……”
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主张性别平等和女性平权，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脆弱的政治运动和宣传口号，需要和平、完善的法制来保护。我们几乎无法想象在残酷的战争年代，男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异，会对这些女性造成怎样惨无人道的侮辱和虐待。
牟炳贞是连夜逃出来的。当时才十五六岁的女孩，流落青海、不分方向的南方兵，仅着单衣在冰天雪地中挣扎着，还要提防黑夜中的野兽，一切努力只是寻找失散的队伍。后来，牟炳贞被张掖北乡白家寨子一家姓白的老乡救下性命，并认白家夫妇为干爹干妈，以此保存性命并留在甘肃。后来老人还经常去拜访白家，直到文革后因为“种种原因”而断了联系。百度牟炳贞老人的姓名时，首页就跳出老人上央视《等着我》节目寻找救命恩人的消息，原来老人一直惦念着救命恩人，并且至今不忘寻找白家后人。
在解放后，老人由于曾经被俘虏过，遭受了很多歧视和不公平的对待。这些伟大的女性，为了和平和“大家过好日子”的美好愿望，付出了如此巨大的难以想象的牺牲，历经苦难，艰难地生存下来，却在和平时期遭到了歧视，这是何等的悲哀。
苦难不曾远离
由于被俘的历史和其他原因，直到 1984 年中央平反西路军，并下发了相关文件后，老人才得到了久违的“红军战士”的政治身份和荣誉。这对于一个历经苦痛，做出如此牺牲，并在紧要关头都不忘追寻部队的老战士来说，姑且可以作为一个补偿。
可是时至今日，由于当地政府的不作为和严重的失职，老人仍然不享受任何红军待遇，老人甚至不在“西路军在乡流落人员”的名单中。不论是 70 周年还是 80 周年的抗战胜利纪念，老人都没有得到长征胜利的纪念章，这成了老人最大的遗憾。这位每次接受采访都要坚持穿上红军军装的老人，一生飘摇苦痛历经风雨，蒙冤半生，至今却仍然得不到一个公正的认可和对待，这让人多么心酸。
关于老人的身份待遇事宜，笔者将持续追踪调查，希望能在最终为老人寻得迟到 80 年的尊重和名誉。
她的长征：梁金玉
－－作者：壳
11 月 20 日上午，苏州，天色灰白。
在某医院，我见到了梁金玉老人和她的儿子张晓明。
我走进病房时，老人正侧卧在病床上休息。她的身材本就瘦小，患了病，愈发透明。
“她现在睡觉了。我母亲得了脑萎缩，很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需要我们提醒才能说一两句。你来得有些不凑巧，她睡觉，喊不醒的。”张晓明告诉我，“她现在的状态，回答不了需要思考的问题。她很多事情，都记不住了，只能由我代答。”
张晓明依循母亲说过的话，代她回答了我们的问题。
为什么要参加长征
“……她当时就在地主家干活，日子苦，十四五岁的小女孩，经常挨打。后来红军来了，一起打土豪、分田地，他们这个时候肯定想‘红军好呀，帮农民说话，又不欺负人’，她的爸爸、舅舅、外公、弟弟都参加红军。要说有什么思想觉悟，那肯定是没有的，就是一种很朴实的想法。”
“到后来，她可能慢慢坚定起来了，‘要跟着党走，跟着部队走’。不跟着部队走，掉队了，爬雪山、过草地，那是要死人的。”
受保护、受歧视，还是基于事实的合理差别
梁金玉所在的班，都是女性，负责运输这类的后勤工作，虽不轻松，但真枪实弹、血淋林的东西，不怎么见；而（她所在的）部队里，男性，多是投身流血战场的。
部队供给不足，相对体弱的女性亦是部队劝留后方的首选对象。梁金玉所在的运输队，就曾被部队用“运输通讯器材到后方兵站”的借口“留下”。但她们对“女同志不如男同志”是不服气的，且离开部队，她们也迷失了方向。所以在班长常玉琴的指挥下，她们又日夜兼程，追上了部队。
“当时的草地与现在的草地还有些不同。现在很多草地都干了，以前的草地是有水的。”夜里睡觉时，男性往往会把干燥一些的草地让给女性，还会在外围围成圈，为女性挡风。
男性不可知之痛
生理期的时候，“她们只能拿一张羊皮或者类似的东西随便垫着－－那个年代本就没有今天这样的产品，更别说在长征的时候了。因为这种皮比较硬，长征行路又是很艰苦的，有的人身体都磨烂了。我母亲算是有不幸中的幸运吧，她那时可能因为吃树皮、野草等等原因，体内失调了，所以十六七岁的那段时间，（月经）一直没有来。”
有些女孩因为裹小脚而遭受了更大的痛苦，但梁金玉年纪尚幼时，扯下了那层束缚，还告诉她母亲：“我不裹，太难受了！”尽管她的脚仍微微有些畸形，却不会令她的行走更加艰难。我好奇当时梁金玉老人勇气何来，可惜她从未向子女提过。
梁金玉她们也许确实是相对幸运的，因为一行人年纪尚小，并无配偶，也未经历路上怀孕生子又不得不抛弃孩子的痛。
“不能救”和“丢在那”
过草地时遇上宽急的河流，人们只能手拉着手，若是一人被水流冲走了，是不可能再去救他一把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如果去救，只会搭上更多人的性命。很少有人会有梁金玉那样的幸运－－她被水流冲倒时，旁边的人伸了一根电线杆，又是在边上，她抓住杆子后被拉上了岸。
“长征途中若有伤病员，常常也只能把他们丢在那里，”张晓明回忆着母亲讲过的话，“伤病员不是自生自灭，就是托付给当地群众了，但那里没有医院、没有医药，最后往往……长征死的人那么多啊，我母亲她们班， 12 个女孩，最后只剩 3 个人，但书里一般是不会讲这些的。”
如此的永别在长征路上实在是屡见不鲜，但梁金玉并不因其频繁而逐渐麻木。“每一次看到，都是很难受的。”对她来说，那是无可奈何地放弃一条生命，而不是数字少了一个“一”，或者消灭了一个敌人。
性别意识 的淡化
“路途紧张又艰苦，大家都顾不得，也累得无暇顾及什么男女之分。夜里休息，倒在一起，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就睡了。”
她的娱乐
“唱歌啊，我母亲最喜欢唱《打骑兵歌》，”张晓明回答，“她后来还常给我们唱，一大家子人听得欢快，都忘了留个纪录。”同大多数红军一样，梁金玉的娱乐就是唱歌。那些红色的金曲，是她救心的稻草。
长征对她的影响
“经历了那些，我母亲更加坚强、包容了，这么多年，她从未与人起什么口角，我想这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张晓明的话，洋溢起难掩的骄傲，“我父母对自己要求严格，对我们的教育也很严格，他们是很正直的人。他们要我们读书，好好地读，但不会像现在有的人，开后门、走关系。读书是我们自己的事。”
张晓明还告诉我，他母亲有一次看到了某县委书记贪污腐败、玩女人的新闻，忍不住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过了这么多年，怎么变成这样？”当晚，梁金玉气得病发，从那以后，他们再不敢给母亲看这些新闻。
将入尾声，梁金玉老人也醒了。
张晓明尝试着问：“妈，为什么要参加长征啊？还记得吗？”
“不记得。”梁金玉老人的眼睛已经浑浊成一片蓝色，五官也透出木然。
老人毕竟已经太老了，老得甚至忘了出生的地方。更多的时候，她成了一个长征
的符号，而不是一位经历过 长征的女人。
过去的照片，她总穿着绿色的军装，胸前堆满勋章；今天的照片，她穿着蓝色的棉袄，勾不出笑的弧度。
转自《女权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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