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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迫害新闻业！救民主一命
- 除非西方一致努力放弃将我们所有人都吸引到监视状态中的疯狂做法，充分依靠不同意见揭露政府犯下的巨大不公正，特别是当他们躲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隐形罩背后时，这一切阴暗状态才有希望成为过去的新闻。
编者按 —— 说实话，卫报发表这篇文章有点令人“出乎意料”。这家曾经从 Wikileaks 的出版物中赚的盆满钵满却转而翻脸帮助当权者抹黑独立媒体编辑的报纸，已经多次发布了违背良心的令人惊愕的言论，在这场声援新闻自由的全球性社会运动中 #FreeAssange ，该报的角色并不光彩。
这篇文章来自一本新书的摘录《Shooting the Messenger: Criminalising Journalism》该书作者曾经在多年前采访过 Julian Assange，然而他当年的采访却没能透露出他本人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对跨国独立媒体这一传媒改革新形势所应当具备的认知充分性。这本新书是今年四月上架的，我们还没有读过。但从这篇摘录文章中能看出，至少该作者已经与其当年的认知相比，有了一定进步。虽然在我们看来，其进步空间依旧很大。
“Shooting the Messenger” 是一个隐喻，用来形容类似中文中所说的“睡不着觉埋冤枕头”。在现代电信出现之前，消息通常由人类特使提供。例如在战争中，一个信使将消息从一个营地带到另一个营地。如果消息被认为不合适，接收信息的一方可能会将这种坏消息归咎于信使，并且把愤怒施加在信使身上。
没错，这是对 全球范围内打压新闻自由 之恶行的申诉。就是中国人最为熟悉的、被中国审查者挂在嘴边的所谓的负面新闻。当权者认为消息“负面”，往往是由于揭露了权力试图隐藏的暴行，其结果是发布消息的媒体 – 信使 – 受到惩罚。这是多么可笑的现象。
被宪法承诺要保护的新闻自由正在遭到迫害，当权者利用其强大的权力不惜违宪也要压制挑战国家暴行的新闻媒体，这种现象在全球都没什么区别，这就是为什么 民主持续滑坡 。就如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唯一的区别是：威权国家直接逮捕记者，民主国家 操纵司法通过起诉 记者从而努力把新闻业送入监狱。
是时候抵制这种可笑可悲的“Shooting the Messenger” 逻辑了。曾经伟大的民主国家不该如此令全球受压迫的在深夜哭泣的人们太过失望，那些只能在梦里追求自由的人们一直把你们当成偶像一般地敬仰着，你们的存在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拜托了，请不要如此残忍。It’s TIME! #FreeJulianAssange
全球各地的记者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威权国家，越来越多的记者被监禁，在民主国家，越来越多的起诉记者案件正在发生。西方国家的“安全法”已经 严重伤害 了互联网监控声称旨在保护的东西： 安全和自由 。更为讽刺的是， 互联网这一自印刷机发明以来最大的通信革命成果，正在变成压迫和监视的工具， 令民主陷入困境 。
它原本是作为军事指挥官之间传递信号的一种方式以抵御核战争期间释放的破坏性电磁力量的存在，它曾经作为民主的灯塔，鼓励全球各地不受限制的信息流动。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提供了第一个在线版本的旧金山报纸后，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蓬勃发展，如今允许读者订阅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报纸。电视台上线，全球共享。存储在世界各地图书馆中的信息只需轻点鼠标即可使用。
互联网不会因受到核攻击而关闭 – 然而它正遭受的攻击比核武器更为严重，就来自互联网内部。 政府官员们正千方百计地收回当公众获得访问权时所失去的控制权，并试图通过独霸这份控制权来强化自身。
然而，西方的喧嚣是为了更多控制那些使用互联网进行通信的人，但对使用互联网进行监视的政府却很少有控制。
新闻工作者的作用被西方国家 勉强接受 为一种 不方便的必要性 ，一种民主措施，但事实上， 行政管理部门一直在尽其所能管制新闻，限制记者透露关于所谓的国家机密的内容 – 包括被藏在阴暗中的大规模监控。
一个被权力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Shooting the messenger”，或者至少是遏制记者们揭示所谓的负面新闻的能力。新闻工作者因 害怕 间谍行为的监视能够捕捉他们的每一个行动或他们的所有通信而 害怕发言，自我审查 ，记者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在无意中向当局透露信息来源的身份，因此遭受了 “寒蝉效应” 。
奥巴马执政的10年期间，对爆料人提起的起诉比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加在一起都多，这反映了新闻界所遭受的 日益增加的威胁。
2017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人公然质疑保护言论自由的第一修正案，美国总检察长威胁说 Wikileaks 创始人 Julian Assange “将被起诉”。两者都是为了对新闻业实施噤声而设计的 恐吓行为 。
媒体的职能就是监督权力，媒体令权力恐惧才能说明尽到了责任。
报道当地新闻当然是一种有用的社会功能，但是报道在各国各地乃至全球发生的战争、各国参与打击法律或掠夺其他国家财富这些恶劣事件，是更为重要的。 互联网让信息获取不再有国界，信息提供者 – 媒体 – 也应该因此具有无国界的宽广视野。
在这些重要领域，做这些报道的 记者必须得到保护，免受行政国既得利益的影响 ; 对于做出像伊拉克战争那样决定的当权者，媒体需要在事件发生 之前 进行披露并持续记录，而不是在事件发生之后 —— 伊拉克战争前动员期间，媒体不约而同地变成录音机，只记录当权者的宣传性语言，这一案例在传播学各种讲义中多年来一直都是反面教材。
然而地下的事实却非常令人不安，媒体经常援助和怂恿政府和情报机构 – 他们总是希望获得更多的信息 – 援引 被夸大了的 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心理作为引入更严厉的监视法案的理由。
这种形式的 共谋散布、对绝对安全的虚假希望 ，最令人震惊的代表性案例在英国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右翼报纸与保守政府联合起来在一个民族主义案件中扇风：⚠️ 如果人民放弃个人隐私，国家将保证“安全” 。
正如 Edward Snowden 所揭示的那样：那些揭露令人难以忍受的问题的记者、帮助揭露公然无视法律行为的记者，面临着 歇斯底里的“叛国”指控 。
是什么导致新闻业变成这样？ 由于 Facebook 和其他新闻聚合器对报纸和其他媒体的盈利能力造成了“破坏”，传统媒体已经处于弱势地位，许多人转而采取集体行动，利用互联网进行合作。Wikileaks 等组织通过提供文件和分析，与卫报、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晨报、世界报、明镜报和西班牙的国家报等媒体合作，创造出色的新闻报道，对保守的传统媒体形成挑战。
Snowden 的披露把在线博客作者、前律师现独立媒体主编 Glen Greenwald 推到聚光灯下，通过与华盛顿邮报合作，他们创造了新闻史上最大的一系列独家报道 – 巴拿马文件。
但即使是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在保护其信息和信源方面也需要非常小心，他们的报告没有涉及所谓的国家安全问题。他们使用加密技术，显然将一些信息存储在 冰岛 的计算机系统上， 利用该国现有的法律友好环境来保护数据和隐私。
西方政府越来越不愿意使用安全的加密通信 ，这应该不会让人感到意外，但这是一个危险的论点， 无论是在民主的还是在不太民主的国家中，当权者都致力于捍卫权力稳固，通过监视记者的一举一动来打击异见。
然而记者的角色决定了他们必需获得保密，这与国家保密的愿望相冲突。 应该公开负责的国家喊着要“隐私”，但只允许极为有限的隐私给那些要求他们负责的人 。正如我们在最近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在这个困境中几乎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就如 Duncan Campbell 在七十年代中期暴露的英国政府越来越强大的监视社会权力，甚至在美国追捕记者，美国可是有宪法规定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国家。
但是自从传真机和信件让位给数字传输以来，通讯现在只有这一条高速公路了。因为如今使用另一种传递信息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切实际的，有必要改变消息的形式。 加密系统是记者保护信息的最简单方式 ，从简单的直接消息系统（如 Signal）到更为复杂且相当好的隐私保护工具（如 PGP）。
加密技术的使用自从 Snowden 以来已经大大增加，但加密并不是万无一失的，并且有可能因此引起安全机构的注意，因为加密用户的活动从对人群的广泛监视中脱离出来了，即使是在现在，也只有很少的人同时使用多种形式的加密技术。
已经众所周知的是，迄今为止在美国被公开的信息表明，大规模监视 并没有帮助联邦调查局阻止恐怖分子 。我对911事件以来几十起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事件进行了详细分析，结果显示，有近四分之三的犯下这些暴行的人原本就被当局所了解 – 他们的数据早已被收集，只是在袭击发生之前，没人觉得这个人的数据有什么异样。这些案例显示， 美国情报部门追求的“收集一切”，既效率低下，也不能保护国家免受攻击 。
大部分证据早已表明，随机地收集地球上每个人的信息的大规模监视系统耗资巨大，如果能把这部分资金用到调查已知嫌疑犯的传统侦查模式上，将是打击政治暴力的更有效方式。
然而强大的工业化国家 – 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 五眼国家 ：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 由于“其他原因”而在网络空间使用了他们认为是“毫无疑问”的监视权力：收集工业信息并准备网络战争。
正如 Snowden 在回答关于 NSA 的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忘掉恐怖主义吧…… 大规模监控对于反恐行动来说完全是无效的……这些计划永远不会拯救生命 。”
先 激起社会对恐怖主义的恐惧 ，然后简单地通过争论以获得资金，早已变得更容易：“如果你不这样做，你的孩子将会死亡。”
除非西方一致努力放弃将我们所有人都吸引到监视状态中的疯狂做法，充分依靠不同意见揭露政府犯下的巨大不公正，特别是当他们躲在所谓的国家安全隐形罩背后时，这一切阴暗状态才有希望成为过去的新闻。
阴影不会在一夜间消失，但多年后会慢慢消失，也必须消失，把民主所捍卫的隐私权还给每个人。
Shooting the messenger: the ‘chilling effect’ of criminalising journalism
The clamour in the west is for more controls on those who use the internet for communications, but little control of governments that use it for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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