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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止警察对活动家实施的间谍行为
- 这是一场振奋人心的审判：阻止警察对活动家实施间谍行为不是一件容易事，本文分享法庭的回应以帮助活动家了解如何反驳所谓的”国家安全”声称
由于纽约警察局对受第一修正案保护的社会运动进行隐秘的监视，另一起诉讼仍在继续。Black Lives Matter 组织提出信息请求，要求详细说明纽约警察局对抗议者使用的监视方法，这些监视目前为止依旧严重不透明。
纽约警察局和往前一样 继续抛出 FOIL 豁免权 以阻止信息披露。并且拒绝确认或否认所寻求记录的存在。
幸运的是，主持案件的法官阿琳·布鲁斯（Arlene Bluth）没那么软弱。由于纽约警察局不断拒绝透明度请求，法官在 14页的裁决[PDF] 中反复称之为BS。
原告正在寻求与 NYPD 使用针对手机的监控技术相关的记录。众所周知，纽约警察局拥有并可以使用 Stingray 监听设备。这些记录将显示的是以非目标方式使用黄貂鱼行为 — — 要么不加选择地收集手机标识符、要么只是在抗议期间对所有参与者进行钓鱼监控。
NYPD 已向原告提供了 Glomar 回应 — 这一术语源于联邦一级的所谓国家安全努力。可以部署Glomar 有几个很好的理由，但它们都无法支持 NYPD 全面拒绝确认或否认这些记录之存在的狡辩逻辑。
虽然这份宣誓书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说明为什么 FOIL 要求所谓的反恐信息可能值得 Glomar 式的答复，但是，没有对它如何适用于此案提供任何解释。Miller 没有表明这些抗议者与他在宣誓书中列出的所谓恐怖主义分子有任何关联。事实上，Miller 并未声称这些抗议者从事任何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为。
纽约警察局还声称 Glomar 的回应是“有效的”，因为所描述的针对抗议者的黄貂鱼部署本身非法。我不知道NYPD如何想象这种畸形的论点可能会在法庭上发挥作用，但我确信它不会进一步削弱其对 Glomar 的回应。这是法院对这个断言到底是什么的评论：
Miller 似乎暗示，刻意使用这种技术干扰抗议者的手机会违反法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被告应该能够否认记录的存在，因为被告承认不能干涉合法的抗议。当然，如果被告使用了针对抗议者的监视技术，并且由于他自己的说法 — 违反了法律，那么它就无法再通过 Glomar 回应以隐藏这一事实。
法院指出，存在可能涵盖这些文件内容的其他豁免，但即便如此，也需要提供比 NYPD 目前提供的更多的理由。
法院承认，被告不必披露其如何进行刑事调查。但是，监视抗议者并不属于刑事调查或反间谍活动。
这是因为抗议者声称他们的手机在抗议期间突然失灵。被告正在干扰抗议者彼此沟通的能力，这正是需要使用 FOIL 解释的严重问题。
FOIL 旨在揭示阴暗的政府行为，而 Glomar 回应的概念（拒绝确认或否认记录的存在）与 FOIL 下披露的目的相矛盾。
这项裁决还引发了另一个绕避透明度的漏洞：纽约警察局在其最初的 Glomar 回应后提供了超过一年的“商业机密”豁免。法庭认为：
如果价格和产品特征是商业机密，那么政府机构签订的每份合同都将被免除 FOIL。因为每份合同都包含有关定价的信息、包括在哪里购买的，合同中可能还包含有关产品的详细信息。它可以列出产品的用途、功能是什么、以及如何使用，这些都不是什么商业机密… …
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庭指出：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是不可接受的。
法庭说：与恐怖主义有关的问题不能用于证明在每个 FOIL 背景下使用 Glomar 反应的合理性。这里的受害人是抗议者，他们从事的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活动。抗议者和恐怖分子之间的唯一联系似乎是两个团体都使用手机。但恐怖分子和抗议者以及普通纽约市居民全部使用手机和电脑以及社交媒体和其他各种技术。在恐怖分子可能使用与抗议者或纽约市居民相同的技术的每一种情况下，都不能使用 Glomar 的回应。
在这里接受使用 Glomar 的回应将关闭所有的公开调查，无法要求被告承责。这一概念违背了信息自由法规的目的。 […] FOIL 不是盲目信任 — 而是关于让政府官员承担责任。这一原则对民主社会至关重要，不能轻易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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