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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民族主义
- “流浪地球”和其鲜明的民族主义是中国年期间的一大热门。事实上，借助影视文艺为媒介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甚至战争狂热的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隐性宣传，是一种全球普遍通用的方法。我们来看一个例子，以及它造成的问题
中国年期间，中国网络上随处可见的最“热门”消息就是刘某的电影《流浪地球》，这一热度虽然很可能是在当局的大力推动和无聊人士促进的羊群效应下产生的，但其中有一个主题非常鲜明，即：民族主义。
事实上， 借助影视文艺为媒介推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甚至战争狂热的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的隐性宣传，是一种全球普遍通用的方法 。很长时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喜欢美剧而转向英剧，与这种意识形态负载有很大关系，并且更多的资料可证实情报部门几十年来是如何操纵文艺对大众进行宣传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duck搜：“documents expose how hollywood promotes war on behalf of the pentagon cia & nsa”; 在亚马逊或实体书店搜索: “national security cinema: the shocking new evidence of government control in hollywood”）
理论上民族主义分为两种：民主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后者是纳粹那种）。其实还有一种民族主义，可以称其为地缘政治‘外套’民族主义，就像中国等国家那样。不过不论是什么，将其插入大众文艺的结果都是教化、都是违背创作自由之原则的，尤其是当它在政权的推动下实现时。
本文以巴基斯坦为例。 因为这一模式最容易产生，且难以被大众发觉 。
当齐亚·哈克将军于1988年5月推翻总理 Mohammed Khan Junejo 的政府时，他打算在年底举行一次少数党选举。选举确实发生了，但齐亚没有成为巴基斯坦总统：因为那年8月他在一次飞机失事中丧生。在最高法院的干预之后，政党也被允许参加投票。所有这一切都在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身上达到了高潮，她成为了首相，齐亚曾希望她远离选举舞台。
当时发生的迅速变化不仅仅是国内的、还是区域性的 — 甚至是国际性的。苏联解体的第一个真正迹象 — 如 Perestroika（改革）和从阿富汗撤军 — 都突然开始形成。对巴基斯坦境内变化的恐惧导致前政权的残余力量努力抵制贝娜齐尔·布托（Benazir Bhutto），用肮脏的伎俩对她和她的母亲进行污蔑。这是为了怂恿推高一个已经提出的问题，即 一个伊斯兰国家是否可以让一个女人、更不用说一个西化的女政治家，领导行政当局。
在她的任期内，在经济和社会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控制的枷锁都被放开了，从而消除了许多文化表达方面的限制。当巴基斯坦首个全国知名乐队 Vital Signs 于1989年发行其首张专辑时，这一切似乎都很自然。
随着民主的回归而出现的 glasnost（开放性）使巴基斯坦国家和社会能够从外部接受思想和文化。因此，当代流行音乐正式得到了支持（尽管人们此前已经通过盗版接受了它）。
这个线性故事非常诱人。它提供了一个简洁的叙述，清楚地阐明了因果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就是事实 — 除了Dil Dil Pakistan（可能是Vital Signs最珍贵的歌曲）于1987年发布时遭到了一些审查的事实，就在 Zia 的C-130飞机在巴哈瓦尔布尔坠毁前的一年。
Dil Dil Pakistan 的歌曲及其伴奏视频如何登陆了国有的巴基斯坦电视台（PTV）？是什么让这些西化歌手 — 携带吉他、骑着越野车和敞篷吉普车、音乐会般的场景…冲击了传统的保守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清教徒如何暂停其蒙昧主义？
巴基斯坦著名文化历史学家纳戴姆·F·帕拉查（Nadeem F Paracha）认为，部分时故意的，另外部分是某种意外。
在与审查者周旋期间，这首歌的制片人 Shoaib Mansoor 推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在寻求未被PTV认可的文化产品和表达的年轻群体中，是时候培养民族主义了。由于他的创造性成功，Mansoor 当时在PTV中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力。
Paracha还指出，这不是 Zia 时代唯一的例外。事实上，独裁者政权对其文化束缚提出了若干其他例外。例如，就 Nazia Hassan 和 Zoheb Hassan 的二人组而言，Zia 个人对他们的认可导致他对自己的文化政治进行辩护。
民族主义在艺术中的作用，特别是流行文化，是一种令人兴奋的混合 — 例如 Dil Dil Pakistan。 它重申了国家认可的价值观，即与保守的守门人和年长的观众建立真正联系的价值观，同时允许剩余空间接受当代的，有时是明确的西方艺术影响 。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这首歌在当时的现状是如何地友好和具有颠覆性，”巴基斯坦数字音乐业务的文化评论员 Ahmer Naqvi 谈到 Dil Dil Pakistan 时说。
这一悖论强调了巴基斯坦在电影、电视和音乐中如何使用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是回归思想，也是收敛思想的载体，并且还是接受新的包容性表达的工具。
虽然有几部著名影片已经出现在它之前，但 Waar 于2013年上映时被认为是一部重新引起大众对电影的兴趣的作品 — — 经过数十年质量差的电影、缺乏投资、影院倒闭以将其变成房地产的整体衰败时期后，影视行业已经大幅收缩，并且由于2008年和2013年之间的特殊局势导致任何公共活动的空间都缩小了。就像 Dil Dil Pakistan 打开了一扇门一样，Waar 开了另一扇门。
这部电影的角色代表了新一代的士兵：他们看起来并不像过去的 PTV 剧中所显示的那些穿着制服的男人，如 Sunehray Din。毕竟，他们“反恐”来的。
Waar 的电影摄影也更适合当代动作片，而不是任何 Gandasa 时代电影的特色。这部电影甚至在紧张的高潮期间可以让你WTF — — 但是，它的整体空间充满了民族主义裹尸布。就像中国目前的状况一样，只要你能确定你的主题中充满民族主义，你就可以讲述任何故事，否则，再好的故事也无法上映。
为什么会这样，在巴基斯坦，它具有重要的历史根源。（在中国为什么这样 详见这里 ）
早在1947年该国就已经感受到迫切地想要建立一个新的民族性格。考虑到这个刚刚起步的国家在成立之初的弱点，对国家建设叙事的需求是可以理解的。伴随着次大陆分裂和初期几乎不存在的国家结构的大规模暴力和大规模移民使巴基斯坦相对于印度处于极大的劣势。
然而，考虑到当时巴基斯坦存在的五个主要地方特征的力量，实现国家性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宗教几乎立即被使用来粘合裂缝 — 尽管少数群体在制宪会议通过目标决议期间曾有反对。
1956年至1958年间，巴基斯坦出现严重的政治不稳定局面，四位总理陆续进出，随后是 Ayub Khan 的政变。执政党穆斯林联盟的双重效应在 Jinnah 灭亡之后变得无效，并且第一次戒严令的实施为未来几十年的民族主义项目设定了坚实基础。
这一时期为制定巴基斯坦内部指导的 民族主义确立了三个参数：怀疑旁遮普省以外的省份；将他们的身份和自治斗争妖魔化为叛国罪；由于政治家和政治机构固有的弱点，需要军事化 。
与印度不断发展和加深的竞争以及复杂的地区安全局势也意味着永久的不安全感成为军国主义巴基斯坦民族主义的存在理由。
但这一切并非巴基斯坦所特有的。在面临战争威胁或陷入战争本身所有国家都是如此，民族主义在上个世纪被大大推进了。由于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的关系的特点是战争威胁 — 除了在短暂的和平期间 — 城市中产阶级某一部分的民族主义已经成为对国家常设机构的非政治性承诺。
然而，当民族主义企业必须应对多种先前存在的身份时，这种紧张局势会加剧 — 巴基斯坦就是这种情况。不完全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导致了这些紧张局势。
基于单一身份的民族主义受益于中央控制，即 现代经济和单一空间中大量人口的集中促进。一体化市场、彻底的工业化和统一的民族主义往往是齐头并进的。然而，巴基斯坦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使得大部分社会能够存在于国家范围之外，并在基于亲属关系的网络中找到安全和身份认同。Waar 这部作品为巴基斯坦境内的许多紧张局势提供了一个迷人的微观世界。
Waar 还充当了激励沮丧人口的工具，这一群体因恐怖主义暴力的不断发展轨迹和它所产生的深刻不安全感而感到恐惧。这部电影高度强调民族主义，将其植根于对恐怖主义的强有力的军事反应中，这正是人们越来越想要的，尤其是在2014年12月袭击白沙瓦陆军公立学校（APS）事件后、反恐战争愈演愈烈的情况下。
Waar 利用了许多情节点来确保它不仅解决了 Tehreek-e-Taliban Pakistan（TTP）提出的当代安全挑战，而且 还强调了该机构对谁是以及谁不是真正的巴基斯坦民族主义者的传统衡量标准 。
这部电影塑造了一个“好”政治家，就是那个为建造一座大坝而牺牲生命的人 — 大概就是卡拉巴格大坝；其主要的女性角色之一表面上是通过她的非政府组织赋予人们权力，但实际上是印度间谍；巴基斯坦的敌人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并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这些敌人也与生活在开伯尔 — 普赫图赫瓦（Khyber Pakhtunkhwa）和前联邦直辖部落地区的人无法区分。
电影记者奥马尔·阿拉维（Omair Alavi）赞扬了包括 Waar 在内的一连串民族主义新电影的技术细节，但他 质疑它们的内容 ，对他来说，这些内容并没有很好地制定。他认为这些电影中有许多线索完全脱节，例如，他发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电影中出现的印度反派角色或TTP指挥官使用纯正的乌尔都语对话，但片中的英雄对话往往是英语。
这也许不是疏忽。
这可能是一种古怪的民族主义与现代性古怪概念相结合的症状：英雄是一个像任何年轻的巴基斯坦职业者那样的超级爱国者，但他也像老精英一样接受西化。在这方面，他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城市实体 — — 一个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者，但在风格上却是一个全球主义者。他的观点中没有任何地方主义的痕迹，他的讲话和穿着完全是当代人物。
最近，一些以相同的模式制作的民族主义电影正陆续上市。其中最新款是2017年推出的 Yalghaar 和2018年推出的 Parwaaz Hai Junoon。
Alavi 解释说， 民族主义电影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服务间公关（ISPR）提供的技术支持 — — 这基本上是属于军方的媒体机构；想要扮演硬汉的演员也会倾向于民族主义电影 。
文化作家和民族音乐学家拉菲·马哈茂德（Rafay Mahmood）认为， 巴基斯坦电影的结构及其吸引的众多观众也是电影如今具有民族主义焦点的原因。 较旧的单屏电影院已经让位于拥有高端设施和昂贵门票价格的现代多功能厅，这些门票大多吸引城市中产阶级的观众。他说， 虽然民族主义动作电影解决了当代非国家行为者存在焦虑的问题，但它们是在现有的观众偏见基础上实现这一目的的 。
巴基斯坦制作民族主义电影的重点也可以解释为对宝莱坞所支持的右翼印度民族主义的新趋势的反应 。例如，考虑一下即将上映的印度电影 Uri：The Surgical Strike 的预告片：“这是一个新的印度。这个新的印度不仅会进入敌人的家园，还会杀死敌人。“
鉴于刚刚重新开发的阶段，巴基斯坦电影院如果想继续吸引观众，就无法完全避开印度电影。西方电影没有像印度电影那样的高速缓存。巴基斯坦安全机构对这些挑战的反应是以抵抗的姿态发展自己的文化产品，但其范围和规模仍然有限。（就像中国目前正在做的那样。科幻类在中国是弱势的，全球科幻作品由好莱坞统治，而文章开头所说的 刘某正在被中国当作本土品牌民族主义工具，以抗衡这种局面 ）
然而，印度的文化产品的多样性和规模，使其能够促进国内的民族主义和多样性。它对体育运动中民族主义的重视令其可以展示“为国家服务”的任何人。不仅来自高贵的种性、也包括宗教和少数民族的人。
记者 Mahwash Ajaz 确实认为，一些巴基斯坦电影也提供了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巴基斯坦人代表，而不一定是在说教，但这种情况只发生在没有明确爱国主义的电影中。她引用了诸如“Actor In Law”，“Load Wedding”和“Main Hoon Shahid Afridi”这样的电影来表达她的观点。
可能最有效的电影是 Main Hoon Shahid Afridi，不幸的是，它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它于2013年发布，它有一个围绕板球的独特故事，一个富有的团队试图强行将“阶级”带回现在由工薪阶层明星主导的运动中。这部电影的新贵团队为巴基斯坦的多元化提供了支持 — 所有这些都有其紧张、偏见以及潜力和前景。
The resurgence of nationalism in popular culture . This paradox underscores how nationalism has been used in Pakistan in film, television and music: nationalism has been both the carrier of regressive, constrictive ideas and a tool to embrace new and inclusive expr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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