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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虚构一个民主实践？
- 虚构作品并不仅作为历史的例证，而是透过类比模型而置身于历史当中。虚构作品代表了一种隶属于历史现实的交际性行为，它远比介入政治复杂许多。在现代，什么才是一个虚构的民主实践？
我们提出一个假设：将要分析的虚构作品不只是以朝向民主的历史运动为主题的， 它们也力于在语用学层面运用民主规则，塑造出规范与评判中的民主性。小说为了与19世纪主导文坛的民主预言叙事切断联系，为了真正地变得民主，它需要消除在作品里构建“心灵净化” (cathartique) 的判断这个倾向，同时还要反抗在所有完成的作品里的整体化。
首先，有必要为民主这个观念作若干澄清。
在定义民主或现代国家的概念时，最近的研究往往侧重于民主的历史性和行动者的个人策略。民主概念的含糊性，处于如此一种张力中：这种张力介于一个由机关组织和程序所介定的政治体制(特别是投票和权力更替，政治学家的类型中不会忘记提出这一点)，与那些我们称之为一个“社会的象征系统”的东西之间，又或者存在与一种交往的伦理，一种标志着某个类型社会的公共生活的规则精神之间。
克洛德‧勒福尔 (Claude Lefort) 基于他对托克维尔的解读制定了一套理论，其后由皮埃尔‧罗桑瓦隆 (Pierre Rosanvallon) 继承，这套理论的有力之处在于它关注的是这个观念的两个面向 — — 即权力的形式和社会空间 — — 是如何重叠在一起的。
它们打开了一条路径，让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去构想民主与文学的关系，这套理论超越了简单的反映论，即虚构作品是民主历史的镜子。
文学研究如何可以融合这个民主的新进路呢？
首先，必须放下传统的观点。传统的观点认为文学就是为了展示一个理想 (un idéal)（例如透过法国十七世纪戏剧里对暴君的批评），或是一个乌托邦，这些都完全没有自主意识要进入分析对象的状态。当我们谈及一部作品，如《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1869) 时，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的这种观念，其限制变得明显，因为民主的意念固然存在于这部作品里，但并不是以理想或历史宿命的方式出现。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里同样不涉及把文学化约为一个作家自身摆脱不了的权力话语。受福柯(Foucault) 或文化研究启发的分析因为常常如此认为，而忽视了虚构作品文本的独特性：它们把某些元素隔离开来，并把这些元素看作霸权话语的痕迹，不关心这些元素在作品内的位置。
同样，一部文学作品在与历史的关系中 — — 更是一个虚构的作品，文学作品既不是一个历史律则的展示，也不是多种叙述的简单并置，亦不是由一系列话语制造出来的历史见证的并置。
我们把重点放在文学和民主观念的关系，这意味着拒绝把文学简化成一个在现实中没有直接立足点的理想这种表现方式，相反地也拒绝把文学化约为众社会力量的关系之间的简单呼应。民主的文本，即使不包含一个理想或一个历史宿命，它仍处身于一个政治计划中，仍可以在一个公共空间内重新创造意义。
把民主构想成一种张力、一段未完成的旅程，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让我们超越传统的、“介入社会的文学” (为了一个经常被简化为社会平等的政治理想) 与“纯文学” (因而是不介入政治的) 的二元对立。
虚构一般会保持一种不能化解的张力，这种张力介于它所追溯的个体旅程的未完成状态，以及虚构所产生的象征全体性效果之间 (小说作为交际性行为，比介入政治复杂许多)。尽管虚构的谱系与道德规范之间关系纠缠不清，它仍表现了一些接近于民主实践的类别特征。
在最近关注这些特征的研究例子中，可以引用尤利‧埃桑兹威格 (Uri Eisenzweig) 的《无政府主义小说》(Les Fictions de l’anarchisme)；奈莉‧胡尔芙 (Nelly Wolf) 的《民主的小说》(Le Roman de la démocratie)。当中，作者把长篇小说这个文类视为一份民主类型的阅读契约;或雅克·朗西埃 (Jacques Rancière) 的《喑哑话语》(La Parole muette)，这本书从一个更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评价“文学”这个观念，他认为由十九世纪的撕裂而冒出的文学，对应着书写艺术的“民主政体”。
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使虚构研究变得平庸，而是将之放在其他社会实践的语境里。我们欣然认同诸如克里斯琴‧茹奥 (Christian Jouhaud) 对文学的看法，例如在有关文学和十七世纪权力的研究里，他建议要研究“文人”（les littérateurs）：
我已经设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认识他们书写行为的特性，但不意味着这些行为与那个时代其他人类行为一定有不可比较的价值。我只是简单地想书写历史，一种由几个社会行动者透过书写或在书写之外，完成了若干行为的历史，这是相对政治权力的历史而言。
虚构不是他研究领域的重心，但我们的假设是， 虚构也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个置身于社会场域的“行动”，它能以代表了民主社会的其中一个实践的名义被研究 。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第一个提出，在十八世纪欧洲，阅读小说的私人空间的发展导致了公共空间的制度化，虚构作品从而成为传播一种民主精神的首要载体。
在中国，对民主的探询在二十世纪占据着中心位置，五四文学的文本及其附带的现代性工程，为这个问题带来了一种新的目光。因此，哈贝马斯在文章《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工程》里提出，现代主义的虚构作品打破了文学经典这个局面，它和企图打碎传统政治体制的无政府主义有深刻的關係。
事实上，哈贝马斯在这个语境所提及的无政府主义相当于一个民主革命的前提。如果“传统”是奠基政治体制的虚构，那么无视、甚至毁坏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则在那具民主色彩的质疑中，转化成一个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将要研究的作品因着它们一同探询虚构作品与传统断裂的能力，以及虚构作品重建一种历史意义的能力，而变得关系密切，特别是它们都是从源于19世纪欧洲的批评现代性的思想出发的。
透过对比欧洲和中国对传统的扬弃，可以回到关于现代性的普遍性这个讨论点，由施维叶(Yves Chevrier)的一段话来概括：
在现代性被视为一个计划的情况下，是否存在一个或多个特征呢？这就是问题所在了。与传统断裂关系，扬弃传统遗留下来的痕迹，建立一个创造性的主权，从作品的参照到作品本身。这个计划的普遍性，不是在与传统撇除关系的情况下，与一个历史界定了的、文化上预设了的状态恰恰相反吗？
可以从现代性和扬弃传统的形式，两者之间的关系切入，或者换一个说法：文学现代主义的政治意涵。如果我们曾经指责过现代作家，就如同我们曾经指责过革命分子和民主主义者一样，指责他们将自身的历史（“传统”）与他们自身的地理（国家）相割裂的话，那么五四作家就更相信，与文学传统割裂这点，与一个普遍民主的现代国家的来临息息相关。
这种信念虽然无法排解所有忧虑，但它也引导我们去探询有同样需要的欧洲作家，其实践是如何在对历史屈服和文学的孤芳自赏之间，为虚构作品在现代性中寻找一条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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