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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部落
- 将一些不怎么“志同道合”的人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社区的结果是什么？有可能很有趣，并且很有意义。但为什么很少有人会这样做呢？究竟什么是”事实”真的可以统一吗？
我们的文化中发生了一些非常奇怪的事。两个看似矛盾的趋势正在并行发生，似乎还没有多少人注意到。
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真实性的时代，痴迷于自己的衷心和诚实；我们告诉孩子保持着追求自己梦想的激情，因为大家都认为迫使某人与他们的真实自我发生冲突是一种压迫感。整个社会都在拼命寻求诚意，不论是对周边的彼此还是对政治领导人。我们重视浪漫的爱情，因为它源于自发的，不受约束的感觉。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无中介的。真实性是新的文化货币。
然而，尽管对真实性有这种痴迷，但我们正在失去对真相的控制。我们生活在后现代的时代，其中旧的元叙事似乎已经变得狭隘和令人难以置信。对公共机构的批评不断增加，而社会信任水平却在不断下降。
阴谋论比比皆是，和其他形式的医学、学校教育和新闻学一样 — 甚至有时在学术上被称为 other ways of knowing。这涉及所有积累知识的领域。科学与宗教的基础都受到了攻击。怀疑和认知的不确定性困扰着人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后真相时代的特征。
因此，对真诚和真实性的关注与所有形式的集体权威的腐蚀化共存 — 无论是宗教的还是科学的。那么怎么才能理解这个问题？
这些趋势实际上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而知识社会学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
知识社会学关注的问题是：知识的社会条件是什么？它的前提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而导致我们持有某些信念，并研究某些环境如何使我们或多或少地相信某些事。知识社会学并没有对真理本身提出主张。相反，它关注的是我们可能称之为知识的主张。
这里有一个例子：如果你是在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社区出生和长大的，从未接触过任何有关宗教或科学真理的竞争性观念，那么知识社会学就会认为你不太可能怀疑你的原教旨主义父母的教义。因为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环境具有强大的合理性结构。
这意味着，如果您在社交环境中遇到的一切 — 您的家人，朋友，邻居，学校课程，假期等等 — 都在加强并支持您所信奉的知识框架（在这种情况下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那么你就没有理由质疑它的合理性。为了简单理解这点可以推荐一部小说《幸存者》by Chuck Palahniuk
无疑，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可以强化或挑战我们持有的信念，使我们或多或少地怀疑它们（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如此担心公立学校教授的内容，也是为什么政治宣传必备的工具是封闭）。
知识社会学并不假设所有对知识的要求都是正确的。仅仅因为有人绝对肯定地认为，进化论是错误的，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相反，知识社会学家有兴趣了解允许这样一个人存在的社会过程。换句话说，知识社会学区分了真实存在的真理和人们如何形成对真理的信念。这种区别对于理解当代文化至关重要。
知识社会学本身的社会学 — 在工业革命之后出现，作为一种解决向现代性转变所带来的后果的手段。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将前现代社会理论化为特征，其中包括强有力的合理性结构。生活在相对同质的社会中，长途旅行既罕见又困难的人们，不太可能遇到可以从根本上扰乱他们既有观念的人或想法。
正如 Berger 在他的经典著作“无家可归的心灵”和“异端的迫切”中所写道的，传统或前现代人过着命定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由于社会条件（而不是认知缺陷）人们更难以质疑被认可的日常生活。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流动性的增加和多元化的发展，现代性的转变已经出现。根据 Berger 的说法，现代化进程削弱了合理性结构，因为它使我们每个人都暴露于多种道德、政治和宗教的选择之中。
如果我的邻居崇拜的神与我不同，我更有可能质疑我自己；如果我爱上了一个与我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人，这可能会鼓励我重新思考我自己的承诺；如果我看到其他人兴旺发达，他们以与我的信念完全不一致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我可能会开始怀疑他们知道我所不知道的事。这些都是现代化的结果。
当然，Berger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写下的这些书，可能无法预见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发明将如何加剧现代化进程。全球化增加了全球人民和文化产品的流动，而互联网提高了我们对人类生活的广泛多样性的认识，这两者都严重削弱了可信性结构。因此，两者都侵蚀了外部的权威来源，使得确定性更加难以捉摸。
然而，个人需要一定程度的认识自信心才能过上自己的生活。我们不能一直犹豫不决。因此，Berger 认为，随着现代化的进展，个人将自然地寻求认识论权威的新来源。
Berger 认为，在可信性结构薄弱的环境中，个人更可能会确定性地进入。也就是说，他们会将自己的主张归功于个人经验。我可能不确定我在论文中看到的内容，或者我的牧师告诉我的东西，或者我在网上看到的视频的可靠性，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知道我经历过什么和我的感受，没有人可以拿走这种经验。Berger 因此认为“现代化和主观化是同源过程”。
由于直到最近组织我们社会的意义和真理的共同框架变得严重可疑，个人开始寻求其他地方的认识论权威。反过来，个人经验成为了真理的全部和最终结果。
因此，我们今天如此专注于真实性并不奇怪。如果个人经验是真理的基础，那么一个人必须忠于自我和自己的经历，否则就是谎言。我可能会在实质上不同意你，但只要那确实就是你自己的经历，那么我能说的就很少了。
当然，虽然这种逻辑可能反映了今天的文化常识（考虑到我们的社会条件）但这并不能使其为真。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主观感受可能是行动的有用指南，但它们常常使我们误入歧途。无法保证我的感受和个人经历会与经验现实保持一致。我可能对气候变化的本质有一定的了解，但科学的同行评审研究更有可能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
另外，仅仅因为一个人是真实的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仍然忠于自己，但仍然是愚蠢的和自私的。最后，如果一个人的内心感受是正当的，真诚只是一种美德 — 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混蛋那么心里话说出来也是错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困境：后现代性的特点是弱合理性的结构，使我们共同的意义和真理 — 宗教和科学性质 — 的框架变得越来越容易被怀疑。这鼓励我们进入认识确定性，但这只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从而使得没有可以为我们的主观感受提供急需纠正的共享框架。
如何克服这个问题？除非我们回拨时钟（这看起来非常不可能，而且由于许多原因 — 非常不合适），因此其中大部分似乎有些不可避免。因此， 当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的是一种协调性的、集体的尝试，以复苏那些在晚期现代性中充当反对主观主义的堡垒的机构和传统 。
换句话说，虽然我们可能永远无法达到前现代社会中人们所经历的确定程度（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我们当然可以确保某些知识主张比其他主张更重要。
这主要应该是大学的工作。学术机构需要站在识别和制裁良好知识、区分善恶与真相和阴谋之间的最前沿。媒体和记者也是如此。方法论的严谨性和共同的评估标准是必须建立强大的现代合理性结构的基础。
因此，那些寻求传播谎言和谣言的人应该受到谴责，那些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推进知识主张的人应该受到质疑。
但公共机构只能做这些了。作为个体，我们可以根据现有证据质疑自己的主观感受。当然，个人经历可以成为有用的知识来源。但我们需要学会区分在个人经验中具有权威性的案例与不具有权威性质的案例。
晚期现代性的条件是我们自然会倾向于依靠我们的主观感受来回答遇到的问题。因此，必须愿意寻求更可靠的知识来源 — 科学的和道德的来源 — 来评估自己的冲动和直觉。
这就是为什么与他人（特别是与我们不同的人）的对话如此重要。在追求真实的时代，与我们具有相同主观感受的人可能会判断什么是真实的 — 因此什么是正确的 — 就像我们自己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社会充满了部落主义的原因。最终，对我们自己来说真实感可以让我们感觉良好，但是，它最终可能不会为我们或社会的最佳利益服务 。
真实性不是真理的合适替代品。这就是为什么人们需要生活在自己之外的框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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