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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新阶段”？
- 你我、我们所有人，都是监视资本主义的无偿劳工，它骗取我们的信任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一切来接受剥削。但是”监视资本主义”这一热门概念存在误导性，为什么？
你我、我们所有人，都是监视资本主义的无偿劳工，它骗取我们的信任让我们心甘情愿地付出自己的一切来接受剥削。但是“监视资本主义”这一热门概念存在误导性，为什么？
通过使用先进技术对工作场所的员工进行监视，代表了资本主义长期历史的最新阶段，即 通过强化形式的剥削来维持对工人的控制并提高生产力。
监视资本主义究竟是老大哥的更新版本还是更险恶的东西？它真的能提高生产力吗？工人是否愿意接受监视？我们如何确保监视资本主义不会完全消除隐私权和基本人权？ 以下是 Truthout 的独家采访中，牛津大学的讲师、监视研究的主要学者 Ivan Manokha 对上述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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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J. Polychroniou: 在柔性资本主义时代，监视技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变得极为普遍，其影响尚不明确。在您看来，新的间谍技术和监视技术的主要目的和功能是什么？
Ivan Manokha: 资本主义的关键特征是劳动力市场的存在，即 在资本主义中，人力劳动是商品化的 — — 它是在市场上进行买卖的。 从雇主的角度来看，购买劳动力代表生产成本，其目标是确保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生产潜力。反过来，这就需要监视，可以观察到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因此总是涉及工作场所的监视行为。
使用“监视资本主义”一词实际上是存在误导性的，特别是 Shoshana Zuboff 的最新热门作品，现在被广泛用于指代*当前资本主义阶段*的新数字和生物识别技术进入工作场所的现状。
事实上，资本主义一直都是“监视资本主义”，因为在这个体系中，任何商业活动的主要目标都是最大化利润 — — 确保购买和使用的资源 — — 包括劳动力 — — 以最大效率使用 。
新技术的功能，就像工作场所监视，一直如此，就是寻求“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延长员工工作的时间（例如缩短休息时间，延长工时，或鼓励员工在工作日结束后在家继续工作等） 、或通过加强劳动过程（密切跟踪工人动作的速度，每单位时间内完成的任务数量等）。
现代工作场所监控技术有可能使雇主能够做到这两点：更准确、更持续地监控员工实际工作的时间，包括午餐时间和上厕所的时间，以及，更好地审查和衡量员工的表现（持续测量）输出、开发绩效评分系统和排名等。
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及所谓的“平台劳动力” — — 不同数字平台的兴起，将客户和“独立承包商”结合在一起了，委婉的说法是平台用来指代劳动者和服务提供者。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工人，不得不依靠各种绩效指标来衡量和比较他们的生产力，而这里的核心角色由扮演代理经理角色的客户扮演 — — 他们对工人的绩效进行评估和排名（例如 优步司机，TaskRabbit 的清洁工等）简而言之， 新的工作场所监控技术被用来提高雇主监视员工的能力，这正是他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 。
C.J. Polychroniou: 它们与过去的工作场所监视有何不同，甚至与专制和前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监视技术有何不同？
Ivan Manokha: 主要区别在于从基于“凝视”的监控转变 — — 监视员、工头、管理者等对视觉监控工作人员的能力 — — 转向数字化监控，即超越“凝视”并涉及收集各种数据。
这种转变极大地提高了雇主监视员工的能力。因此，如果在过去的工作场所监视仅限于监督员实际盯着工人的时间，那么 今天使用不同类型的新设备（RFID 徽章、员工携带的手持设备、甚至被植入身体的微芯片）使得监视可以无限地持续进行 。
此外，数据可以实时处理，管理人员在其 KPI [关键绩效指标]屏幕上不仅可以看到每个员工的生产率，还可以看到他或她与其他员工相比的排名。
对于员工而言，这意味着没有喘息的时间、也没有可以隐藏的地方 — — 监视者可以监控、记录、处理和分析所有内容 。
关于问题的第二部分，确实存在一个奥威尔式的方面，因为新的工作场所监视手段使其全面化 — — 从字面上看，员工的每一个动作都可以被监视，并且更可以转化为便于分析的数字数据，以工人无法控制的和不知道的方式（例如，用于计算绩效的算法类型，构建历史性能轨迹所涉及的内容，管理者如何使用结果等等） 。
因此，威权社会中的秘密服务确实存在某种相似性，特别是监视的总体性质以及可能涉及处理和使用所获信息的高度随意性。
与此同时，让我们再次指出， 这本身并不新鲜; 一直以来，“民主在工厂大门处就已经结束了”; 改变的是新技术可以增强工作场所监视的手段和程度 。
C.J. Polychroniou: 新的监控技术能否提高了生产力？
Ivan Manokha: 没有达成一般性的明确结论; 所需要的是对每个特定行业中每种特定技术的具体实证分析。然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许多行业中， 工人被推到了他们的身心能力的极限 。例如，亚马逊的仓库拣货员只需几秒钟就可以找到一个物品，然后选择它，然后立即跑去取另一个物品，这样每天必须走20多公里。
回到延长工作时间和加强工作状态作为提高绩效的手段之间的区别，显然新技术确实提高了员工做前者的能力，我想在很多情况下也可能对后者有所贡献。然而， 这是以工人身体和精神疲惫为代价的，并且可能导致与压力相关的倦怠、抑郁或疾病 。
C.J. Polychroniou: 监视是一种价值中立的活动，可能用于好的和坏的目的，还是总是有问题？
Ivan Manokha: 引用 Melvin Kranzberg 的格言就是“技术既不好也不坏; 但它也不是中立的“，参考技术创新，这一切都取决于它们的背景和用途。监控技术也不例外。
他们可能正在帮助现实（例如，使用可穿戴技术来定位事故发生后无法返回的矿工，监控远处患者的健康状况，拍摄警察的暴行等等），但 这些技术也可能被用来增加镇压、压迫和剥削。
我们可以说的是，总的来说， 监控技术更有可能为强国的利益服务（因为强国有更大的能力和手段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无论是政府、企业管理者还是数字平台 。在这方面， 重要的是不要把重点放在抽象的监视技术上，而是应关注具体的现有权力关系，并研究它们如何受到新的监视手段的影响。
因此，当我们谈到工作场所监视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技术使雇主受益，并大大提高了他们对雇员的相对权力。
C.J. Polychroniou: 最近的一些数据似乎表明员工正在接受监视。为什么员工会接受监视，工会是否应该将隐私问题作为集体协议的一部分？
Ivan Manokha: 首先，我们并不真正知道员工是否真的感觉很好。 他们不公开反对监视技术的部署并且不组织抗议的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愿意接受监视 。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令他们无法挑战引入新的工作场所的监控技术（比如 担心失去工作、表现很好却无法被管理者看到，或者只是简单地损害一个人的职业等）。
但是，可能有人认为， 缺乏抗议的部分原因可能是由于我们社会中监视技术和数据收集行为的采用面太普遍了。以至于人们习以为常感觉不到人权正在丧失的现实 。
我们已经习惯于银行收集自己的私人交易数据并给我们一个信用评分，存储我们的详细信息的在线商店，并根据我们的个人资料、我们可能购买的产品、我们的智能手机，跟踪我们的每一个动作，以及 CCTV 布满的街道和生物识别护照扫描仪在机场和火车站，等等。
现在，这些监视技术也存在于工作场所，也许对许多人而言，这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这种现象是无法控制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工会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试图控制新的工作场所监控技术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不仅仅与个人隐私有关; 现代监视通常会引起隐私权问题，但必须认识到，隐私权对于行使一系列其他重要民主权利（如结社自由、投票权、言论自由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 。部分中国读者认为“先实现民主变革再讨论隐私权问题”的思考方式是完全错误的。没有隐私权就无法实现民主变革。
侵犯工人隐私可能会影响他们免于被歧视和拥有平等职业机会的权利，以及组建工会的权利。因此，工会切勿低估新的工作场所监视的风险，并试图至少对雇主使用这些监视技术施加某些必要的限制。⚪️
W orkplace Surveillance Is Central to Capitalist Exploitation .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s more likely to serve the interests of the powerful. It is crucial to note that it is not just about individual privacy; modern surveillance usually raises privacy concerns but privacy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exercise of a whole range of other rights (freedom of association, the right to vote, freedom of expression, etc.).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