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索是对的。特朗普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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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顿森林会议 75 周年：全球合作面临威胁
The opening day of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in 1944
我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的最明智和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国际合作——也就是说，通过联合的努力实现共同的目标。
美国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 (Henry Morgenthau Jr)，布雷顿森林会议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 闭幕致辞 ，1944 年 7 月 22 日
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界，防止那些生产我们的产品、迁走我们的公司、摧毁我们的就业机会的国家来劫掠。保护将会带来繁荣富强。
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总统就职演说 ，2017 年 1 月 20 日
奠定当今全球经济秩序基本框架的布雷顿森林会议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于四分之三个世纪前的 1944 年 7 月 1 日至 22 日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那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但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已经在考虑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组织国际事务，迎接一个必将到来的更美好世界。
自那时起，世界已发生巨变。如今，曾经激励那场会议的精神处境艰难。但它与 1944 年的时候一样相关。今年的周年纪念不只是一个人为的时刻：它是一个进行反思的时机，考虑哪些地方做对了，哪些地方做错了，以及需要发生什么，才能让布雷顿森林的精神在未来几十年塑造世界，而不是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那样走向失败。
为了探究未来面临的艰巨挑战，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布雷顿森林委员会 (Bretton Woods Committee) 组织出版了一本令人印象深刻的 50 篇论文的合集——《重振布雷顿森林会议精神》( Revitalizing the Spirit of Bretton Woods )。正如西太平洋银行 (Westpac) 前首席执行官盖尔·凯利 (Gail Kelly) 所言：「2019 年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 75 周年……的确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情。但日益高涨且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加上强烈的保护主义，正使挑战变得艰巨得多。」
美联储 (Federal Reserve) 前主席保罗·沃尔克 (Paul Volcker) 概括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精神：「对国际合作中的共同利益、对汇率方面的良好行为确立某些基本规则的重要性、以及对众多『新兴』国家的发展需要的信念。」随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 在 1948 年作为临时协议生效，「良好行为的某些基本规则」的理念也覆盖了贸易领域。
在经济政策方面，布雷顿森林精神意味着各国承诺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契约义务，以及有效的国际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世界银行集团 (World Bank Group) 和世界贸易组织 (WTO)。
如今，开展机构化经济合作的已经远远不止这三家机构。参照世行模式创立的地区开发银行和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和新开发银行 (New Development Bank)，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两个非正式国家集团也很有影响力：由最大的七个高收入经济体组成的七国集团 (G7)；以及 2008 年以来的 20 国集团 (G20)，包括主要新兴经济体和欧盟。
如果以经济表现来评判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的时代，我们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一场胜利。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LSE) 的尼古拉斯·斯特恩 (Nicholas Stern) 和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阿马尔·巴塔查里亚 (Amar Bhattacharya) 在他们的论文中指出，「总体上，自 1950 年以来，世界人均收入增至原有水平的四倍，同期人口增至原有水平的差不多三倍。」从 1950 年至 2017 年，世界贸易量增至原有水平的 39 倍。
全球每日生活费不到 2 美元的人口比例 (按 2011 年的购买力平价水平计算) 已从 1950 年的约 75% 降至 2015 年的 10%。过去几十年，全球不平等程度也显著下降，主要归因于亚洲大型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尤其是中国和印度。此外，世界经济也比 20 世纪上半叶稳定得多。
这些进步并不是在一帆风顺的环境下实现的。1971 年，尼克松 (Nixon) 政府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固定但可调整的汇率制度瓦解。随后通胀在上世纪 70 年代大幅飙升，到 80 年代才以高昂的代价平抑。金融自由化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银行业和债务危机，并在 2007 至 2013 年的全球和欧元区危机中达到顶峰。
保护主义浪潮时不时爆发，尤其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面对强势美元和日本成功的美国。建立在非歧视原则基础上的贸易体系，也演变成了一个带有许多特惠 (也就是歧视性) 贸易协定的贸易体系。
总体上，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结构化合作理念非常奏效。但新的挑战已经出现。或许最重要的是，随着中国崛起为超级大国，西方 (尤其是美国) 正在失去主导地位。按照某些衡量方法，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经济体。
同样重大的是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由此带来的碎片化威胁——不只在全球层面，在西方内部亦是如此。 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以及他对保护主义的狂热信念，从根本上否定了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精神，以及美国在二战后创建的秩序的制度结构。
这种截然不同的精神的出现是经济变迁的后果，后者削弱了人们对开放世界经济的理念、以及管理这种世界经济的人和机构的信任。在高收入国家，导致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是去工业化、不平等程度加剧、生产率增长放缓以及意料之外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 与 40 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持最强烈怀疑态度的是高收入国家的公民，而非新兴国家的公民。
去全球化已经开始。经合组织 (OECD) 前首席经济学家凯瑟琳·曼 (Catherine Mann) 指出，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增长的贸易密集度下降，全球价值链断裂。她认为，这或许也是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一个原因。跨境资金流动也在 2007 年见顶。
另一个转变是环境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尤其是气候变化。现在有人认为，世界已经从「全新世」(Holocene) 进入了「人类世」( Anthropocene )：一个在很大程度上由人类活动 (无论是好是坏) 塑造的星球。
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技术变化。近年这些变化正在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它们正在威胁给就业格局带来大规模冲击。它们正在创造新的跨境流动，尤其是数据。它们正在彻底改变支付体系，而且很可能对货币体系产生更大影响。
那么，如何才能维持一种合作的全球经济秩序呢？这一问题可以从狭义角度 (制度目的和架构) 和广义角度 (国际关系) 来回答。
这些论文的焦点放在前者，涵盖货币和金融体系的管理、发展政策的未来，以及 WTO 和世界贸易的前景，这些都曾是当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场内外的辩论主题。论文焦点也包括新的合作领域，如反腐败、气候变化、脆弱国家、移民和技术。
一个传统问题是全球货币体系对美元的依赖。这一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未得到解决，当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曾提议一种全球货币。欧洲央行 (ECB) 前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 (Jean-Claude Trichet) 在论文中表示， 创立一种超国家货币仍是不可能的 。但是，让特别提款权 (SDR——IMF 内部创设的一种储备资产) 发挥更大作用是有可能的。在人民币变得更加重要之际管理全球货币体系，将成为新的挑战。
另一个出名的问题是金融稳定。在这一问题上，英国央行 (Bank of England) 行长、金融稳定委员会 (FSB) 前主席马克·卡尼 (Mark Carney) 大胆地表示乐观：「G20 的彻底改革计划，已经让全球金融体系变得更安全、更简单、更公平。」至于这是否已经让全球金融体系变得足够安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一个熟悉而令人沮丧的问题是贸易体系的未来。全球自由化已经停滞。美国不仅已坚决转向保护主义，还从字面上和精神上违反了 WTO 规则。美国还 试图 让 WTO 争端解决机构达不到法定的法官人数，就为了让该机制瘫痪。
在发展方面，印尼财长、世界银行前首席运营官斯莉·穆尔雅妮·英德拉瓦蒂 (Sri Mulyani Indrawati) 强调，如果要实现当今雄心勃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需要大量投资。多边开发银行 (包括由中国主导的新机构) 的直接融资将完全不够。大部分资金将不得不来自私营部门。
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 主席、英国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 (David Miliband) 强调，「目前，40% 以上的极度贫困人口生活在受冲突影响或脆弱的国家」。这也是全球移民压力的主要来源。因此，如果要消除极端贫困和难民潮，就必须应对这些冲突。米利班德认为，收容了世界 84% 难民的相对贫穷的国家所受的压力也是如此。
气候变化正令这些问题愈发严重。然而，自私的高收入国家 (尤其是美国) 显然已决定不去应对这一挑战。或许不得不考虑对此类行为进行制裁。
另一个重要挑战是腐败。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联合创始人弗兰克·沃格尔 (Frank Vogl) 和花旗集团 (Citigroup) 前高级顾问威廉·罗兹 (William Rhodes) 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写道，「IMF 官员私下承认，他们需要采取更多行动，明确向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府提出非法资金问题，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为大量非法资金提供了安全的投资避风港。」没错，这首先包括美国和英国的资本市场。
这些关于如何改革机构、如何应对新挑战 (包括在机构治理中反映全球实力变化的需要) 的问题完全恰当，但在某种程度上是次要的。更重要的问题是，还要不要维持必要的合作水平？
如今的经济挑战引发了一股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浪潮。然而，国家不是孤岛。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全球合作在今天比 75 年前更为重要，但这种合作也已变得更加困难。
「现实主义」学派会告诉我们，合作是一场白日梦：国际关系永远关乎无情的实力政治。但是，如果一种体系会给所有人带来灾难性后果，那这一体系还是「现实的」吗？除非冲突是唯一想象得到的体系。既然世界没有一个占主导地位的超级大国，以美国为首的体系的旧的等级已不再可行。但某种形式的合作体系仍然不可或缺。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刻羽 (Keyu Jin) 教授是仅有的两位中国撰稿人之一，她提出了思考这一挑战的一种新颖方式。她表示，经济网络可能取代国家间的关系，并导致传统的霸权学说过时。她提出，中国或许最终不会成为又一个霸权国家，而会成为一个「全球网络领导者」。
金刻羽教授探讨了一个核心问题：在不存在多数国家希望追随的一个霸权国的情况下，我们如何创建足够的秩序与合作，以维系我们这个复杂、相互依赖、环境承压的世界？这只能通过内置于全球承诺中的「网络的网络」(networks of networks) 来做到。
布雷顿森林会议塑造了后二战时代，这与其说是因为会上达成的具体协议，不如说是因为它体现的对机构化合作的承诺。这一承诺在随后 75 年的曲折岁月中一直至关重要，当今依然空前重要。
机构确实必须不断发展。必须应对新的挑战。然而，如果世界无法维持并发展对合作的根本承诺，全球进步或许将无法维持，我们面临的挑战或许无法应对。
摩根索是对的。特朗普是错的。就是这么简单——也是这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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