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的目的
公司的目的
要解决资本主义的问题，答案是竞争而非社团主义
纵观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并未按其理想的模式运行。尽管就业机会充足，但经济增长乏力，社会不平等严重，环境日渐恶化。你可能希望政府通过改革来解决问题，但许多地方的政治不是陷入僵局就是纷乱不稳。那么，谁会来充当救星呢？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让大企业来帮助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甚至连以冷酷无情著称的美国老板们也深以为然。上月，包括沃尔玛和摩根大通在内的 180 多名企业老板一改 30 年来的常态，承诺自己的公司不再只考虑所有者的利益，还要为客户、员工、供应商和社区服务。
CEO 们的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一种策略。他们希望先声夺人，防范民主党左翼对大企业的攻击。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大西洋两岸对企业的看法发生了剧变。年轻一代希望为那些在当今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上表明立场的公司工作。形形色色的政客都希望企业让职位和投资回流国内。
不管本意多好，这种新式集体资本主义最终将会弊大于利。它可能会造就一批不配其位又无须担责的 CEO。并且它还会对长期繁荣构成威胁，而长期繁荣是资本主义成功的基本条件。
自 19 世纪英国和法国的企业被赋予有限责任以来，关于社会该期望从中获得何种回报的争论一直未曾平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和欧洲试行了管理资本主义——巨头企业与政府、工会合作，为员工提供工作保障和津贴。但经历了 70 年代的经济停滞后，股东价值开始大行其道，公司追求其所有者的财富最大化，从而 (在理论上) 实现效率最大化。工会影响力式微，股东价值先在美国盛行，继而征服了欧洲和日本——在那里仍在不断壮大。从利润来看，它已经取得了胜利——在美国，企业利润占 GDP 的比重从 1989 年的 5% 上升到了现在的 8%。
正是这种利润至上的机制遭受了抨击。部分原因是人们意识到了商业道德的滑坡——从银行家一手要红利一手要纾困资金，到向瘾君子出售数十亿阿片类药片，等等。但主要的不满还是缘于股东价值带来了不良经济后果。上市公司被控恶行累累，它们一心追求短期收益，疏于投资，剥削员工，压低工资，并且没有为自己造成的灾难性的外部效应 (尤其是污染) 买单。
这些批评并不全然正确。在美国，投资占 GDP 的比重与历史水平相当，而且还高于上世纪 60 年代。从长期利润占公司价值的比率看，美国股市的投资时限和以往一样长。像亚马逊、Netflix 这类「投资买明天」的公司风头正盛。但有些批评不无道理。员工在公司创造的价值中所占的份额确实下降了。消费者往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社会流动性也减弱了。
无论如何，民众和学术界对股东价值的抵制已经在改变企业的决策。老板们开始支持深受消费者和员工欢迎的社会事业。企业在配置资本时也不再只考虑效率，比如微软正出资五亿美元在西雅图新建保障性住房。特朗普夸耀自己能影响老板们为工厂选址。一些政客希望更进一步。民主党总统竞选人伊丽莎白·沃伦 (Elizabeth Warren) 希望公司由联邦政府特许管理，如果公司损害员工、客户或社区的利益，就可以吊销其执照。所有这些都预示着这样一个体系的到来：大企业制定并追求广泛的社会目标，而不是狭隘地关注自身利益。
这听上去不错，但集体资本主义存在两大隐患：缺乏问责，缺少活力。先说问责。CEO 们该如何知晓「社会」希望其公司做什么呢？答案并不清楚。很可能发生的情形是政客、竞选团体和 CEO 们会自行决定，而普通民众并无选择。过去 20 年里，工业和金融业已被大公司主导，因此最终结果将是并不代表民意的少数企业老板拥有巨大的权力，为社会制定远超过自己公司当前利益范围的目标。
第二个问题是活力。集体资本主义倾向于墨守成规。在一个有活力的体系中，企业必须至少抛弃一部分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为了把资产和劳动者从过时的行业重新分配到新兴行业，需要缩减一些队伍。比如说，要解决气候变化的问题，石油公司就得面对大规模裁员。推崇上世纪 60 年代管理资本主义时代那些企业巨头的人常常忘了 AT&T 宰客、通用汽车制造过时且有安全隐患的汽车的往事。这两家公司秉承的社会价值即使在当时都极为保守。它们之所以受到庇护，部分原因是它们履行了更广泛的社会目标，比如终身雇佣、世界一流的科研、支持底特律的社会结构等。
要让资本主义更好地为所有人运作，不能限制问责和活力，而是要强化它们。这就要求公司的目标应由其所有者而非高管或活动家来制定。有些公司可能会沉迷于短期目标和季度业绩，但这通常是因为它们经营不善。还有些公司可能会选择慈善目标，我们应该祝它们好运。但大多数所有者和公司会选择将长期价值最大化，因为这才是为商正道。
此外，它还要求公司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偏好。如果消费者想要公平贸易的咖啡，就理应遂他们的心意。如果大学毕业生对无良公司敬而远之，雇主就必须变规矩些。要让公司反应更积极、更能承担责任，一个好办法是扩大所有权。美国家庭直接或通过基金投资股市的比例仅为 50%，而且这些股份高度集中在富人手中。税收制度应鼓励更多人持有股权。退休金计划和投资基金的最终受益人应在公司选举中拥有投票权。这种权力不应被外包给资产管理行业的少数巨头。
问责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下才能奏效。竞争会降低价格、提高生产率，并确保企业无法长期保持高得离谱的利润。它还会激励企业预测消费者、员工和监管机构不断变化的偏好，以防对手抢占先机。
遗憾的是，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合并使得美国三分之二的产业都变得更为集中。与此同时，数字经济似乎也倾向于促成垄断。倘若利润处于历史正常水平，且私营企业的员工能够从中获益，那么工资会比实际水平高出 6%。然而，扫一眼上个月 180 家联名美国企业的名单，就会发现其中许多都属于信用卡、有线电视、药品零售和航空等寡头垄断行业，这些行业收费过高，客户服务声名狼藉。不出所料，没有哪一家乐于降低准入门槛。
当然，健康、竞争性的经济离不开有效的政府来实施反垄断法规、消除时下的过度游说和任人唯亲，并应对气候变化。虽然这样运作良好的政体如今并不存在，但让大企业的老板们代为行事的权宜之计并非解决之道。西方世界需要创新、广泛的所有权和多样化的企业来快速适应社会的需求。这才是真正开明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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