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要拍《奥德赛》
听说要拍《奥德赛》
电影离实际世界越来越远时，也许离我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近
《赫拉克勒斯》剧照
今年，派拉蒙与米高梅发行了两部以赫拉克勒斯为主角的电影。我真是幸运，两部都看过了。按放映的时间，从第一部，3D 版《赫拉克勒斯》说起吧。
电影的开头是一场致师，安菲克律翁挑战阿耳戈的一个叫 Galenus 的国王。我不知道这位国王是谁，不过，咱们都喜欢看打架，是不是？那位国王身材高大，戴着科林斯式的战盔，顶上还有千年后的意大利式饰冠，让我有点为他的对手担心；安菲克律翁的战盔是底比斯式的，符合他的出身，但他可能不喜欢那军团士兵式的羽饰，在决斗前把战盔摘下来，扔到地上。安菲克律翁获胜了，回到忒拜 (底比斯) 的家中，他的妻子阿尔克墨涅，看来是位和平主义者，却不怎么高兴，向他发表了反战的演讲。忧郁的阿尔克墨涅为她的人民祈祷，这时天后赫拉降临，告诉她宙斯即将来访，并使她怀孕。
二十年后，年轻的赫拉克勒斯与恋人骑马嬉戏，然后赫拉克勒斯完成了他的第一件壮举，不是杀死狮子，而是……悬崖跳水！这时我也注意到了他的恋人的名字：赫柏！
我准确地预感到，赫拉克勒斯要进化为用情专一的好丈夫了。再见，墨伽拉，再见，翁法勒、黛安尼拉和伊俄勒。至于伊俄拉俄斯和许勒斯，更是一边儿去吧。
我是创作自由的百分之百的支持者。我相信，任何一位作家，都有资格按自己的心愿，撰写或改写任何一种故事，在这种自由面前，希腊神话也不受额外的保护。不过……赫柏？
接下来的故事是这样的，安菲克律翁，在传说中曾是敬畏宙斯的意志并且关爱赫拉克勒斯的，在电影里却不知是被欧律斯透斯附体了还是怎么着，痛恨这螟蛉子；而安菲克律翁的儿子伊菲克勒斯，阿耳戈英雄中的一员，杰出的伊俄拉俄斯的父亲，在电影里，从赫拉克勒斯的弟弟变成了哥哥，变成一个再卑鄙下流不过的家伙，嫉妒赫拉克勒斯到发疯。而赫拉克勒斯的事业，顺理成章地变成率领人民反抗暴政，同时追逐美好的爱情，顺便向世人传播道德。总之，他变成了咱们的英雄。
进一步评论之前，我先得搜索内心，看有没有那种以古典文学的捍卫者自居的沾沾自喜，有没有攀龙附凤的庸俗心理，有没有希望独享解释权的禁脔意识。等到我觉得把内心澄清得差不多了，再睁开眼睛看这电影，发现我的疑问仍然存在。善妒的赫拉变成了给丈夫拉皮条的赫拉？——我的疑问不是应不应该把希腊故事改成这般模样，我的疑问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改。这疑问不止是来自某一部赫拉克勒斯电影的疑问，也不止是来自好莱坞对古典作品的改编史，这疑问在我心中，可不是一天半天了。
这部电影已经饱受批评，不再落井下石了，说说我们自己吧。作为电影观众，我们扪心自问，如果原样拍摄赫拉克勒斯的故事，我们能不能接受？「有缺陷的英雄」「悲剧性」「时代性」，我们一旦发现，这些捉襟见肘的可怜字眼，不足以描述赫拉克勒斯的命运，还会视他为英雄吗？我们也许能够接受他的狂暴与野蛮，但我们能正眼儿看着他因为嫉妒忒拉蒙比他先入城，便想在背后刺死忒拉蒙吗？我们经常使用的「缺陷」之类的词语，指的是不足以破坏我们的伦理安全感的微小事故，而赫拉克勒斯，这个拥有神的力量与凡人的内心的主角，他的历程，对我们小心搭建的精神避风港，难道不是威胁？
我们的祖先是野蛮的，我们自己，也是相当野蛮的。这是一个不太容易正视的现实，将古典人物打扮成我们自己的样子，会让人心里舒服些，我们脆弱的自信，或许在类似的种种努力中得以幸存。把历史压扁，整理成我们看着舒服的模样后，我们翘着腿喝啤酒的时候，就可以不去想，人类或许是一个对自身来说危险的物种，没有命运，没有方向，没有神的庇护，对自己的未来，拥有完成的责任。
说到这里，我想举一些我国电影或电视的例子，但想了又想，想不出可以用得体的语言来形容的例子。还是说说第二部《赫拉克勒斯》。
我们都看过潦倒英雄的故事，主角由于错误或坏运气，伤害了自己亲爱的人，于是自我流放在街头、小酒馆或蛮荒之地，每天喝得酩酊大醉，被人嘲笑，后来，受某事刺激而振作起来，率领众人反抗暴政，恢复英雄本色。这部《赫拉克勒斯》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的情节和角色都是瞎编的，所以不能视为对希腊传说的一个改编。
又是反抗暴政。古代的英雄多与战争有关，而现代人对战争有自己的观点，比如正义观。反抗暴政，大概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正义的操戈理由了。可以接受的战争理由，次一级的是荣耀，而在我们的祖先那里，荣耀是与子女玉帛密不可分的。
还引起我注意的，是这部电影使用了赫拉克勒斯在发疯中杀死妻子墨伽拉与三个孩子的传说。在传说中，赫拉克勒斯的疯狂是愤怒的赫拉之安排。在电影中，是一个凡人给他下了毒，这个凡人也是这部电影的反角，暴君，诸般恶的化身。于是在当代观众的眼中，赫拉克勒斯成了受害人，他的疯狂和罪行因此是可以谅解的了。
假如赫拉克勒斯完全是由于自己的疯狂 (当代人不信古希腊的神)，杀死了妻子和孩子，不管他后面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迹，我们能找到语言来评价他吗？同一个人，既做过最卑劣的事，也做过最高贵的事，对一些人穷凶极恶，对另一些人满怀仁慈，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怎么看？「这不可能！」我们叫道。我们不相信有这样的人，一定是记载有误，或者别有隐情。
古人有千般不好，也有一样是好的，那就是康健。我指的是他们没有我们这样的整体观，他们可以认为一个人的各种行为后面并不见得有同一的精神因素，他们可以认为历史中有些事件不从属于任何已知的概念。而我们的信心，是个倒立的砖塔，左看右看，也找不到一块可以抽去的砖，而不会让那塔岌岌可危的。为了建这塔，我们得把一切事都弄成砖的形状。
一个办法，也是人们采取过许多次的办法，是不再认为这些人是英雄。人道主义者认为有些价值是超越时代的，比如杀戮在任何时代及任何情况下都是坏的，对此我完全赞同。然而，这种令人安心的评价体系，对于理解历史与传统，没什么帮助。那些人可以不是我们的英雄，却曾是我们祖先的英雄，正如我们现今的英雄，不一定是后代人心中的英雄。一套完美的价值观，并不能说服我们相信自己是一个拥有完美内核的物种，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便将实现或接受那命定的至善。
赫拉克勒斯的疯狂，让人想起俄狄浦斯。其实，俄狄浦斯的悲剧也曾拍成电影，在 1968 年。那电影并不出名，我也没看过它，不过知道它是相当忠实地改编自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
索福克勒斯对俄狄浦斯「责任」的看法，后世学者有许多讨论，而作为电影或戏剧的观众，我们又怎么看？我们愿意议论这种事情吗？俄狄浦斯痛恨自己的命运 (「啊，喀戎，你为什么收容我」)，没有希腊人的命运观的我们，又如何理解许多不幸的事件呢？「不要把这种为大地、雨和阳光所厌恶的污染，赤裸地摆出来」，我们是不是如此选择？我们又能为俄狄浦斯设想出什么出路？
俄狄浦斯的故事，是逐渐成型的。俄狄浦斯时代，乱伦已被渐渐视为可怕的、难以救赎的罪恶。在索福克勒斯的时代，这一罪行已非常罕见，与绝大多数人毫无关系，但索福克勒斯的剧作仍然表现出对这种罪行的极大恐惧。作为当代人的我们，又是在怕什么？在远古，乱伦曾是非常普遍的事，我们是在害怕这一段历史，还是害怕自己犯罪的能力？
特洛伊战争的故事，也给拍过电影。我看过 2004 年的一部，相当不错，除了胡编乱造的阿喀琉斯与布里塞伊斯的爱情，以及难以理解的结尾。
结尾是，破城后，布里塞伊斯杀死了阿伽门农，与海伦、安德洛玛刻一起逃走了。一起逃走的还有帕里斯和埃涅阿斯。埃涅阿斯的逃走，有奥维德为依赖。但海伦和安德洛玛刻？
这不能让人不去想，如果不是为了讨好我们，还有什么因素，驱使编剧公然篡改人所皆知的结局？编辑为什么认为我们喜欢这样的结局？海伦的夺回，安德洛玛刻的被俘，我们有什么不愿承认的？ 难道我们非得认为自己的祖先都是些个谦谦君子，免得自己成为贼种和暴君的后代？从欧里庇得斯到拉辛到我们，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观念变化？难道我们真的成了一批胆小如鼠、精神衰弱的人？
历史确实经常吓着我们，历史讨厌地提醒我们自己是些什么样的家伙。所以我们得做点什么。前几天，我路过呼和浩特，跑去看了一下青冢。很多年前来过这里，所见只是一个生着青草的大土包。现在叫昭君博物院了，门票六十五元，里边有各种展览，有石柱，有许多塑像，人的和羊的。外面是一个小广场，还有一长溜货摊，卖的东西五光十色，不用说，自然是物美价廉了。
我们做了什么？
当然，我可以采取另一种立场，一种用「他们」来替换「我们」的立场，我可以只阅读古典作品的原文。比如说，顶多看看马致远的《汉宫秋》，不去看郭沫若和曹禺的《王昭君》，更不看后来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我可以受害者自居，抱怨众人的行为碍了我的事，等等。可惜，我还没那么无辜。
我们可以高蹈地说电影是浮浅的，但第一，电影并不都那么浮浅，也不是命定要浮浅，当电影离实际世界越来越远时，也许离我们的内心世界越来越近呢；第二，讨论当代的精神状态或文化现象时，「深刻」与「浮浅」往往是阻碍讨论深入的字眼。
每一类禁区，在学术著作，在杂志和报纸上，在人们的心里，同等地存在。但在电影里，有机会表现得笨拙，反倒使我们能看得清楚些。当代人似乎是无所忌讳的。随便找一部思想史，都能从中看到人类破除禁忌的艰辛历程，而我们，似乎已活在收获的年代了。但是假如想到，给自己设立思想禁区，如果不是人的本性，至少也是已知文明的本性，便不会相信我们当代人没有给自己设立禁区。
比如说，「正义会获得最终的胜利」，是千百年来极为普遍的信心，当代最有统治力的神话。可是，任何一个稍微诚实一点的人，再加一点历史知识，就能看见，这根本就是骗人或骗自己的鬼话。但假如我来拍一部电影，让坏蛋把侠客消灭，然后幸福地继续生活，这样的电影，有人看吗？我们会认为这样的事或许零星存在，但没什么意义，而我们总能曲曲折折地找到所需的胜利，如果没找到，便坚信那将发生在以后。
当代精神中的自我欺骗，是个说不完的话题。最近，一个朋友不怀好意地通知我，好莱坞正在拍《奥德赛》的电影。我说我肯定会看那电影的，而且我肯定不会给吓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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