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
周小川：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
减排技术往往涉及巨大投资，需要金融市场来支持，而金融市场比较容易与碳市场衔接，它本身其实也是金融市场
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的重要性，现在大家都开始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最早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到 2016 年中国主办 G20 峰会，专门强调了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并提出 G20 杭州宣言。另外，中国也签署了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应该说环境部门可能会更关心这件事，但是为什么金融界会比较早关心这件事呢？这是因为国际上有很多绿色发展的具体项目，希望和中国金融界合作去融资支持。另外，气候变化领域最重要的碳交易市场，也被视为金融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一个理由，是涉及 2003 年提出的赤道原则，强调信贷和投资的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当时是一个重要议题。从这几个角度，我本人很早就接触了这个事。
我在十多年前、在金融危机前的《财经》年会上就讲过一次碳市场。首先从科技讲起，讲气候变化和涉及气候变化的科技及金融支持问题，那时大家接受的程度还比较低。另外，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一些比较大型的项目，因为环境评估问题最后出现失败，在金融业就会形成项目违约或不良贷款。所以，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也已经变成了金融界的一个重要命题。
中国对于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存在思维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和重视显然是不够的，后来出现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污染事件，比如太湖的蓝藻事件等，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华北地区的 PM2.5 空气污染，经过了这些亲身的体验之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有了明显转变。
中国的政策思路转变
回顾过往可以看到，中国 2009 年出席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时的主导思想、立场、文件，跟现在相比显然有很多不同。当时很多的考虑是担心发达国家利用碳排放来抑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与此同时，在世纪交接前后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中，原来说发达国家要给予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但实际上发达国家都没有真正做到。因此，这等于说，一方面是抑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高速发展，另外是减少了过去自己所承诺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因此，简单来说，一些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把这个看做有阴谋的。阴谋论的思维方式总是存在的，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宣传报道方面，都有这种倾向。
最开始的转变，首先是从局部污染物开始。中国在治理污染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主要关注污染源在国内、主要影响也在国内的那一类，当然责任也在国内。如果人民不满意，也是集中在国内，解决问题只能靠自己。比如中国比较早就开始部署发电厂硫排放。十八大以来，中国才逐步转向关注全球性环境问题，并认真考虑自身的角色和责任。最近中国签订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是考虑到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的问题，这个转变十分重要。
实际上，从十八大以来，特别是 G20 杭州峰会强调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以来，这种思路的转变已经非常清晰。看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自我批评精神，不要回避我们存在思维和政策转变的过程。
十几年前，中国开始在一些重要文件中突出了环境治理，那时也提碳排放，但当时关于碳排放的提法跟现在还有不少距离。当时起草的一些重要文件，在讲到污染物和碳排放究竟应该怎么减少、怎样管理的问题时，还存在不少争论。
争论主要也反映了宏观政策思维方式的问题：一种思路是用行政办法分解任务，什么污染物排放了多少、需要减多少，用行政办法分解到各个地方去完成；第二种思路是人民银行、金融界主张更多地利用市场价格、市场交易的方法，通过配额和市场交易机制，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和财力配置。
当时起草某一文件，对污染物的减排，最开始还是主要采取定指标、定任务的方式进行行政分解，同时给予一些奖惩，特别是干部考核等；文件后面提了一句，探讨使用配额交易的方法。后来经过讨论，觉得应该重点强调设置总量配额，并通过市场配额交易产生价格，这个价格能够提供更全面、更有效的激励机制，并得到了主要领导的首肯。所以，曾经一度往这个方向改，但仍有分歧，改到最后分了两段：目标任务分解执行写了一段，污染排放物市场交易也写了一段。
当时对减排也存在理解上的问题。污染物是各不一样的，有一些污染物存在测度的问题；像碳排放这类，则可以从供给侧就计算出来。例如一个发电厂，锅炉汽轮机是什么结构的，是临界、超临界还是超超临界，每千瓦多少克煤，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发电厂的碳排放，然后就是安排减排的措施。目前最主要的排放物，多可以通过供给侧来计算测算。但当时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些电厂按照要求买了硫的减排设备，但是平时不开动，因为开动设备各类成本会提高，所以只在检查的时候才开动。
为什么说市场交易可能是更有效的？因为市场交易可以在保证控制排放总量的前提下形成市场激励。例如，在中国减排的过程中，有些节能减排的中国企业，去欧洲卖减排配额，也能拿到资金，这就形成了市场激励。
再一个就是投融资安排问题，因为不管是减排还是碳吸收，所有的这些措施都需要上技术、设备，都需要资金的期限转换，需要金融市场的配合。既然涉及投资和技术研发问题，也就涉及风险，就需要有风险管理。而定价、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是金融市场的特长，金融市场会发展出有关的工具、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以便有效定价并管理金融产品和风险。
如何形成价格机制
严格来说，从价格形成的角度可以清晰地看到，总量与价格之间是对偶关系。如果没有明确的总量控制，价格形成会有问题。另外，如果有了价格，也可以倒过来算出可能总量是多少。欧佩克就是这样的，原油产量的总量控制会影响价格，价格反过来会影响供给的总量和需求的总量，平衡点就会发生变化。
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明确提出一个要求，即 2 摄氏度的温度上升总量指标，并将其转化为碳排放总量指标。中国最开始的态度是反对给中国制定总量指标，不管是从内部还是参与国际会议，过去都争过很多轮。中国当时的考虑，是前面讲到的担心利用碳排放问题抑制中国经济发展，因此对于制定总量约束持不赞成的态度。这就导致承受的国际压力会比较大，而且逐渐增强。
另外一方面，涉及国内的相应工作，实际上行政分解任务真正要落实下去，也很艰难。对于如何测算和分解碳排放的指标、如何去检验，也没有太明确的思路。
中国也想发展碳市场，最早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天津设立，并开始交易。但是，参与市场的人士知道，如果没有总量限制，价格形成肯定是混乱的，也是临时的，不稳定。后来在 2009 年哥本哈根会议前后国内形成一个看法，是中国提出的比例型碳排放限额，而不是绝对限额，即不是说中国碳排放到哪年达到多少吨，而是说跟中国的 GDP 增长速度成比例，如果 GDP 增长得快就可以多排放一点，增长得慢就少排放一点。那时不少人都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还能够继续当时 9%–10% 左右的增长速度，可以大致按照那种速度计算，在国际上讨价还价。大家也看到，最近这些年 GDP 增长速度放缓，现在中国 6%多的增长速度，跟当时的估算基础不一样。所以，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按照当时的测算结果，去争跟 GDP 比例挂钩的做法，反而把自己的碳排放总限额给降低了。
实际上当比例型限额计算得精确时，大家可以看出其实两者是有相互转换关系的。即假如知道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算出总量限额是多少；或者如果知道年度总额限额，按照技术系数，可以估算出 GDP 是个什么样的增速。
但这里存在一个致命假设问题，就是碳排放和 GDP 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不是线性关系？或者说，是不是有个固定的技术系数，可以一乘就算出来了。实际上这种线性假设历来是一个很大的误区，是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技术进步和技术选择能显著推倒这种线性假设。
像碳排放市场或其他比较重大的污染物市场，如果没有总量配额会造成什么问题呢？价格形成机制没办法搞好，碳市场发展会不理想，所以，它在整个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中现在所起到的作用不可能充分。另外，碳市场有可能各自搞一摊，有积极性的人就搞，天津搞一段，广东搞一段，形成的价格也不见得一致，相互之间也不一定能交易。
此外，配额交易是可以分层的。大家可能知道，2009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有一个产品叫 CDO(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然后又有 CDO 平方、CDO 立方。这就是把一些信用产品切分成不同的层，分优先劣后而形成不同质量的衍生品；这样，细分了金融产品，把风险进行了分解以区别对待。不过，很多投资者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做了投资，最后在金融危机时连带受到损失。这个办法实际上在污染物排放中也可以用。用中国比较形象的说法是，也可以搞双轨制。碳排放双轨制，就是要照顾到现有的经济结构、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未来的要求，比如从某年算起，给一个配额基数，基数内的碳排放，可以不付钱或少付钱，而基数以上就要买配额。
可以规定，比如说第一年是基数以内配额不收钱，以后可以每年逐渐增加付费；也可以把这个基数逐年下调，每年扩大市场碳排放配额的覆盖范围。这样就有一个逐步的过渡性安排，可以在若干年内实现大家都服从碳交易市场的调节。这个也是欧盟的做法。也就是说，不会一下子影响到 GDP 维持当前水平的模式，不导致国民经济和 GDP 增长的负增长，而是对增量进行调节以实现过渡。过渡过程肯定是要有的，但长期多轨运行肯定是不行的，设计上要逐渐增加压力，最终实现收敛。
与此同时，价格形成能提供有效激励机制。这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取决于大家对它的认识。当前，有些人认为排放配额价格还得提高，激励机制还得加大。这取决于市场的供求双方，有一些地方不可避免地会增加碳排放，增加的碳排放必须要跟减少的碳排放能够对应起来，有人能够卖给你配额，你才能够去排放。所以，减排的部分得到的鼓励会是比较明显。
但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洲经济也受到了很多的冲击，2010 年开始出现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对欧洲的冲击是很大的，基本上是零增长或负增长。在那种情况下，忽然一度就出现了碳交易价格急剧下降至 10 欧元以下。这样就使得一些人提出，碳排放交易市场可能缺陷比较大，导致怀疑的声音也比较大。
从前面的解释来讲，这跟增量配额有关系，当经济增长率下去了，增量配额的需求就小了，局部型的价格形成就变化了。这个时候，按理说有两种措施：办法一，扩大配额的口径。办法二，可以采取一些临时的财政干预的办法，对于临时性的价格波动进行过滤。此外就是金融的一些办法，主要是碳配额价格的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也有助于用长远的价格来平缓现价波动。
总之，价格机制既很重要，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看起来，大家比较愿意接受所谓市场化的办法，让价格起作用，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具体做起来，还有很多的技术问题需要有宏观上的安排，也需要映射为市场上具体的操作。
碳税 vs 碳交易市场
美国最近的一种政策主张是想搞碳税，既然对碳排放要给予限制，那么还是干脆就设置一个碳税。这个问题未来对中国也是一个重要议题。实际上我们内部已经讨论了若干年，也听到了这方面的讨论和声音。
需要比较一下碳税和碳交易市场。我们拿碳做一个主要的例子 (其他污染物排放的调控机制可以与此类似)，是因为碳排放是一个全球化的问题，是整个地球作为一个星球的问题，各方面的研究更多、更透彻一些。其他有一些污染物可以用局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
如果由国家或政府、也许还需要通过税收的立法程序确定一个碳税，就是每吨碳排放需要多少钱，这个定价怎么算的？算得准不准？是否符合市场供求关系？定高了、定低了，都有人埋怨，埋怨的对象就是政府，因为税是政府定的。定价机制不同的时候，意见冲着谁去，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定价偏高或偏低都有可能，如果每吨碳排放的价格走得太高，会使一些传统行业成本过高，甚至会有通货膨胀现象，这就会产生很多的抱怨；如果价格定得过低，碳排放总量超额，升温控制不住，最后全球都会有意见。碳市场跟碳税则有区别，大家觉得碳市场的价格是供求关系所决定的，政府可能只是参与组织了一个碳市场，最后埋怨的应是市场。
再有一个分析的点，人们往往比较直观地重视了碳的排放端，对排放端要给予限制、负向的激励机制，即适当地有所惩罚。实际上，地球作为生态圈，碳减排和碳沉降方向的潜力还是非常大的，但不见得容易获得公共资金方面的支持。现在越来越重视地球作为一个生态圈，森林绿化通过光合作用的碳吸收，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减排措施。现在还有一些新的创新想法，比如水面利用藻类，弄得好的话它可以大量吸收碳，通过光合作用就吸收掉了。此外，还有人推 CCS(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碳捕捉与存储)，是用于电厂的碳捕获与地下存储技术。
前一种办法是独立于工业排放的主体去把相当大一部分吸收过来，它跟排放端是没业务关系的。如果在碳交易市场机制下，吸收多少吨碳就可以出卖多少碳配额，就可以自动在市场上得到融资，就得到正向激励。但是如果在碳税的机制下，你就要向财政去申请，说我这个运作有好处，所以财政应该给拨多少钱，或者给多少补贴，这在当前财税体制中往往是困难的。
大家知道国家的财政体制是收支两条线的，一方面收了碳税，但是碳税往哪个方向支出呢？应事先列入预算支出。只要收了税都应纳入总收入盘子，事先要做好预算支出并获得议会批准，并没有那么大的灵活性。所以，财政的开支，特别是对于碳吸收方面的激励机制，走预算往往有较多困难。当然，可以设法搞成目的税，其支出完全用于特定目的，但其设计、审议批准、执行也不容易。另外，也要考虑到有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财政还是有赤字的，这时候收支平衡都得很小心，所以往往会想有一个税收的新来源，这个税收的新来源不管名义上来说是不是目的税，都很可能去平衡预算、弥补赤字。你可以说碳税的收入是特定支出目的税，是为了减排服务，是为了用于减排和碳吸收而支出，但实际上是不是做得到？如果财政上有赤字，加上政府债务累计的考虑，往往不那么容易做到。
再有就是刚才所说的可不可以参与和利用国际碳市场的问题。如果收碳税，全球有一二百个主权国家，每个国家的税都是自己主权定的事，税基怎么安排、税率是多少，涉及的价格全都不一样，国际市场上可能会有很多问题需要协调。
从中国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必然看到从最开始可能有天津的碳市场，后来有广东的碳市场，最终要形成统一的大市场。另外，由于气候变化和碳排放是全球性问题，如果有一些市场主体在碳减排和碳吸收方面，能够创造出配额，就能够拿到欧洲市场或全球市场上去出售，这种做法意味着未来国际上也要出现互联或统一的市场。
这里顺便使用两个例子来比较碳税和碳市场，哪种机制更有利于建立更好的激励机制和融资机制。一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藻类对于碳的吸收，如果你创造了这种技术，能够有效运行，而且能够计算出它碳吸收的最终效果。那么，哪一种机制 (碳吸收还是碳市场) 有利于其获得财务支持？可想而知。
另一个例子，大约十年前讨论比较多的一个技术叫 CCS(碳捕捉与存储)。化石能源发电厂是碳排放的一个主力，如果发电厂排放的二氧化碳通过后续的装置吸收出来，然后把它用压缩机打到过去已经用过的油层或者气层里面，最后给封上，这样碳排放就少了。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技术上可能效率不够高，会使这个电厂的成本有明显提高，因为电厂自用电较多，发了电以后自己要用到很多做后续处理，把二氧化碳给分离出去，再存下去，但碳排放可以大幅度减少。虽然是好事，但运行成本谁来支持？
这两个假定的例子是用来说明，还是碳市场更加有效，因为碳市场对吸收型的和减排型的都能够更便利、更有效地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而碳税在这方面就不容易做得很好。
这些潜在技术往往都涉及巨大投资，都需要金融市场来支持，而金融市场比较容易和碳市场衔接。另外，从金融的角度来讲，碳市场本质上就是一个金融市场，它需要资金的期限转换和风险管理，而且需要发展有关的金融衍生产品。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涉及每个国家财政的公信力。市场是有一定的灵活性，也有条件较好地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并不断呈现出各种市场创新。而财政、税收更适用于较稳定的对象和确定性较强的活动，过于灵活、创新则容易影响公共财政的公信力。
如何解决资金期限错配
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资金的期限转换和搭配。当前全球都需要大量地把短期资金进行转换、衔接，形成长期资金；因为很多的事都是中长期才能干成的。但是，市场的资金供应方现在实际上越来越短期化，这跟整个的市场结构的演变有关系，也有一些不是太合适的激励机制。整个金融市场及其大量产品都强调「两个轮子」的说法，就是说要有流动性、资金出来要方便，才能吸收更多的资金进来。这在金融危机中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大家也有一定的经验教训。现状就是这样。谁来把这么大量的短期资金转换为中长期资金呢？就是银行类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
但是，这个转换也经常有巨大的风险。最近有一些中小银行出问题，也是过度依靠短期资金、依靠同业资金，支持了中长期的项目，一些项目出现亏损 (不良资产)，还有一些是股东挪用，这样就暴露出了期限错配风险和资产质量风险。
在国际上，巴塞尔协议Ⅲ对银行监管提出新要求，监管的重要指标叫净稳定融资比例 (NSFR)，强调要有稳定融资，就是不能靠短期市场，比如说发行短期债券、回购、吸收同业的短期资金，去干资产方的中长期限项目，这样银行会过度承担期限风险。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负债方，根据是不是稳定的融资，对不同的融资有不同的系数，比如居民存款可能相对稳定一点，同业拆借、短期债、回购等肯定是不稳定的，稳定系数都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银行类金融机构具有期限转换功能，但也不兴搞过头，要服从 NSFR 的比例。
如果没有金融市场的资金搭桥，很多有益的事都干不成，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碳减排、污染减排、碳吸收等，很多事没有金融参与就不容易干成。金融市场的参与，需要有价格机制。
绿色发展中还有很多问题有待探讨，各种不确定性无处不在，为此必须进行风险管理。实际上每一件事都是有风险的，刚才谈到选用各种不同的技术，实际上也都有风险，具体技术也可能失败。现有的常规项目，由于过去没有考虑绿色的问题，有可能是误判了，最后会因为环境问题终止，或者已经建成的项目也干不下去，最后投资回报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风险管理也主要是靠金融市场。
中国绿色金融的进展
对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的认识，既是一个逐步转变和提高的过程，同时有很多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够落实好的问题。
G20 杭州峰会关于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绿色债券。在 G20 杭州峰会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和英国央行共同牵头形成了工作组，向 G20 峰会提交文件，作为绿色发展和绿色金融的主要工作组；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对于后来联合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打下了基础；再往后，这个内容就纳入了「一带一路」。当然，我们知道现在 100 多个国家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但是也有一些批评和反对的声音。
在可能存在争议的问题之中，其中一个就是关于绿色发展的问题。「一带一路」提出了绿色投资原则，主要包括这些内容：第一，需要将可持续发展纳入公司治理；第二，充分了解 ESG 风险，E 是环境，S 是社会，G 是治理；第三，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包括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污染物排放、森林退化等；第四，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涉及政府、环保组织、媒体、当地居民；第五，充分利用绿色金融工具。从 G20 杭州峰会开始强调绿色金融工具，就是强调三条：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机构投资者；到了「一带一路」继续强调绿色债券，同时提出了绿色 ABS(资产支持证券)、排放权融资、绿色投资基金等，范围要比 G20 杭州峰会进一步扩大。第六，绿色供应链管理，强调整个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第七，通过多方合作进行能力建设，包括政策设计、执行、市场的组建、系统的构建、工具开发等各个方面的能力。
杭州 G20 峰会的成果文件《G20 杭州峰会领导人宣言》，随后在 2017 年的 G20 汉堡峰会的汉堡行动计划中继续扩展。去年 G20 是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开的，进一步把绿色发展、绿色金融和可持续发展融合在一起；更丰富地提出了金融工具，除了刚刚说到的 ABS，还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的 PE(私募投资基金) 和 VC(风险投资基金)，然后强调了数字科技对可持续金融的作用。
从组织形态上，在准备 G20 杭州峰会时建立了 GFSG(绿色金融研究小组)，这个小组负责向 G20 提供建议报告。往后就形成由金融机构普遍参加的 NDFS(绿色金融体系网络)，这个网络不是通讯的网络，而是大家相互沟通的网络，他们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原则。中国在杭州峰会因为是工作组的主要成员，后来也成为主要参与者，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这个绿色投资原则跟联合国的概念是比较相近的，联合国有一个原则是 PRI(责任投资原则)，强调投资要负责任，特别是要有环境的意识和可持续的意识。
中国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有了前述的思维转变，特别是在十八大以后，政策比较鲜明，绿色发展也进展比较快。现在中国申报统计的绿色信贷余额有 8 万多亿元，这在全世界算是相当多的，但是这也跟中国的金融体系比较多地依靠银行信贷有关系。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发展得很好的工具是绿色债券，特别是在 G20 杭州峰会以后。目前绿色债券存量是 6000 多亿元，2018 年新发行绿色债券约 2800 亿元。上海、深圳股票交易所都对绿色公司的上市开了渠道，现在有 9 家挂着绿色标签的上市公司，包括搞环保的，还有专门搞减排的。
谈到绿色债券，也有政府层次挺高的人士对此还有一些偏见。可能他们会认为，如果大家抢着给项目、给融资，挂上绿色标签，很容易搞成虚报、浮夸，大家都把自己干的事说成是绿色的，也有的地方是为了说政绩。
我试图给一个解释，实际上我们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政府方面对绿色行动给出比较明确的激励机制，比方财政税收还没有对绿色金融、绿色债券给什么正式的激励；之所以金融机构这么做、有这种积极性，当然不排除中间有个别追求政绩的做法，但是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整个体系 (包括整个实业界和金融界等) 思想认识的提高，他们自己打心里头开始认识到发展和运用绿色金融产品对自己是有好处的。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一方面是社会责任、可持续的考虑，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风险管理问题。因为非绿色的项目，到时候很可能半截出问题，包括京津冀华北这一片，如果 PM2.5 太高，企业就得经常停工，刚盖好的工厂可能要搬迁甚至停产了。
这一类的体会，其实是大家思想提高反映到自己的工作中，既是一种觉悟，也是一种风险管理的意识；不能简单地认为绿色发展和绿色融资行动全是虚报、全是浮夸、全是为了政绩等。
绿色发展与 GDP 的关系
最后想简单从 GDP 的角度谈一下。国民经济的统计分为存量、流量以及折旧，GDP 就是国民经济的年度流量，这个流量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统计：生产方、需要方、收入方。国民经济的存量应该说是很难定义得全面、准确，但是总体来讲表现为一个国家财富的积累，每年产生的 GDP 里有一部分 (投资) 会创造出财富的增量，包括建筑物、公路、艺术品等，环境的改善也应属于此，即绿水青山是一种财富。
如果想对存量进行量化分析，就可能需要运用所谓国家资产负债表来表达。虽然说这些年有人试图建立国家资产负债表，包括财政部、社科院都在做，但是尚不成熟，缺少像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关于 GDP 统计的标准和方法，也没有误差及分布的方法。可以说目前还是概念为主，真正量化可计算还是有困难的。
另外，多数财富会是有折旧的，且折旧率差异显著。从概念上来讲，存在着对国民财富的计量和优化问题。环境也是一种财富，也要体现在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理论上也应该能算进去。从作为流量的 GDP 来讲，大部分 GDP 产生出来随即消耗，不一定会有财富的积累。比如，种了庄稼随即吃掉了。但 GDP 中固定资产 (可能还包括无形资产) 投资则会不同程度上形成财富，可跨期使用。这又带来投资转为财富的效率问题。实际上谁都不可避免这个流量里面的投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效率不高的，就是 GDP 和其中的投资虽然上去了，但因效率不高，财富没持续几年就报废了。比如盖房子，有的十年就拆了重盖，有的二三百年经久不衰，但建设期都产生了类似的 GDP。像刚才所说的项目建设，有可能因不够绿色而中途报废，导致当年 GDP 涨上去了，但财富没有增加。从效率和风险管理的角度，我们要防止、减少这种投资浪费，但是不可能完全没有浪费。说实在的，从全球经济情况来看，有很多情况是靠浪费来产生 GDP 的。
就环境而言，一是要更多地创造和维护绿水青山，既要讲求效率，也会提高 GDP。比如，不应吝啬对待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二是减少污染排放和垃圾回收类工作消耗不少人力物力，比如前面提到的电厂减少硫排放和污水处理厂，消耗不少能源和耗材，但当年 GDP 会因此而产生。为此，人们有时需要从企业成本、净产出和利润的角度切换到财富与 GDP 的角度来看问题。
有可能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会有争议，主流判断会发生失误的风险。联合国提出气候变化问题以来，一直有人批评是伪命题，有人认为气候变化的科学道理就不见得对，有可能会出现失误、误判。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退出了《巴黎协定》。可以从风险管理和 GDP 构成比较的角度分析误判的效果，即便它没形成财富积累，但当年的 GDP 是增加了，和其他经济活动相比，这个利弊是相对的，需要有一个比较与权衡。是否会误判可以表达为概率事件，对应的风险性选择则成为一个贝叶斯决策模型。经过比较、权衡，即便有一些关于环境的科学知识、技术知识有不确定的内容，有可能误判和产生浪费，但如果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在财富存量和 GDP 流量之间作分析，会发现实际上在环境方面配置更多的资源、资金和科技，总体来讲还是很合算的事。
也有人会对绿色发展提出质疑，但是如果权衡 GDP、财富、折旧几者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更好地体会出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也可以驳斥那些质疑绿色发展的观点。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