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男足吗？
允许外国球员入中国籍、进中国队，是中国足球一次「改革开放」。连续 16 年无缘世界杯，这个肩负习近平夺冠愿望的球队，依旧难逃政治捆绑与体制原罪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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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奏响，镜头对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 25 号球员，浓眉、深眼窝，正跟队友一起合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过去，他的名字是尼克·延纳里斯 (Nico Yennaris)，如今，他叫李可。
2019 年 6 月 7 日晚，中国男足在广州与菲律宾队进行友谊赛，赛前的奏国歌仪式中，李可毫无争议地成为焦点。有大陆网友在视频网站打出弹幕，认为这个生在伦敦、几个月前才加入中国国籍的球员「求生欲极强」，另一条弹幕则表示：「估计他也是昨晚突击学了几句国歌，正在对口型呢」。
继 2002 年冲进日韩世界杯后，中国男足已连续 16 年无缘世界杯。 由于在各大赛事中屡战屡败，男足的官方微博曾把「对不起」三个字长期置顶。而李可的出现，让不少已经绝望的中国球迷，重新找到了看球的动力。当中国队以 2:0 击败菲律宾时，一条「这或许是中国足球最好的时代：归化球员真的来了」的弹幕获得了最多点赞，有球迷甚至希冀，李可和他所代表的归化球员，将「保送」中国男足进入 2022 年世界杯。
归化球员指通过变更国籍而成为其他国家公民的球员。2019 年 5 月 30 日，李可成为第一位入选中国国家队的归化球员，开启了中国足球的归化时代。 这个时代的主题依旧是中国人的世界杯之梦——一个令体育举国制度感到难堪的夙愿、一道投射在「大国崛起」舆论下的阴影。而归化球员，真的能拯救濒临绝境的中国男足吗？
李可和侯永永们的归化之路：「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谈及赛前唱中国国歌，李可对媒体表示，自己只发挥了「75%–80% 的功力」，「平时，我会把国歌下载到手机里，一边听一边学。」
这是在中国做归化球员的基本修养。2019 年 3 月 29 日发布的《中国足球协会入籍球员管理暂行规定》中亦有明文规定： 入籍球员应能识国旗、认国徽、唱国歌。此外，还需学习党的历史、基本理论和中华传统文化；制定中文学习计划，培养爱国主义情怀等。
对于在英国成长的李可来说，这一切或许很陌生。据腾讯体育报道，李可的外公外婆是广东人，上世纪 50 年代赴伦敦打工，从事餐饮行业。他母亲名叫 Ying，生于英国，目前在一所大学做餐饮经理；父亲则是塞浦路斯移民。「我很早就知道，我有资格代表英国、塞浦路斯和中国出战。」李可说。
当李可还是「延纳里斯」时，他就被英国《每日邮报》称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在场上司职前腰，出自英超豪门阿森纳俱乐部的青年球员培训体系 (下称「青训」)。2014 年，21 岁的延纳里斯转会加盟英冠 (英格兰第二级别联赛) 的布伦特福德俱乐部，并成为球队的队长。
同年，在与英国一海之隔的挪威，16 岁的约翰·赛特 (John Sæter) 与挪威老牌强队罗森博格签下第一份职业足球合同。他在球场上踢前腰位置，被挪威视作「98 (98 年出生的球员) 三杰」之一。
赛特的父母在上世纪 80 年代留学日本时相识，父亲是挪威人，母亲侯豫榕来自中国河南洛阳。一次训练比赛，侯豫榕生气地发现儿子球衣上没出现自己的中文姓氏「Hou」，比赛结束后就让赛特更改，后者的名字遂变为「John Hou Sæter」(约翰·侯·赛特)。
2019 年初，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改名为「侯永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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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出生的延纳里斯和 1998 年出生的约翰·候·赛特，在 2018 年与中国足球联系在了一起。据资深媒体人赵宇介绍，北京国安俱乐部先后去挪威和英国找赛特和延纳里斯谈，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国籍。2019 年初，延纳里斯和赛特加盟北京国安俱乐部，随后两人分别改名，前者成为了李可 (英文名 Nico 的谐音)，后者则取母亲姓氏，叫「侯永永」。
据国际足联规定，想改国籍的球员必须满足以下四点中的一点：1、本人出生在该国；2、其父或其母出生在该国；3、其祖父或其祖母出生在该国；4、年满 18 周岁后，在该国连续生活超过 5 年以上 (没有代表其他协会的国字号代表队在国际 A 级赛事出场的经历)。
延纳里斯的情况符合第三点，赛特符合第二点。不过，由于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想加入中国国籍，申请人必须放弃原国籍。英国独立撰稿人肯里克·戴维斯 (Kenrick Davis) 告诉端传媒记者，对英国人和挪威人来说，延纳里斯和赛特的选择显然「不可理喻」：「英国对海外移民司空见惯，但放弃英国国籍的行为少之又少，更不要说挪威是全世界最好的高福利国家。」
外界普遍认为，延纳里斯和赛特愿意成为中国的归化球员，主要还是金钱和世界杯的诱惑所致。
一位不愿具名的足球专家透露， 归化球员由于和「提振竞技水平」、「足球大国崛起」这些概念紧密相关，所以「在中国『捞金』根本不成问题」，「甚至可以拿到在欧洲踢球时薪水的五六倍。」
另一个原因或许是：如果留在英格兰或挪威，李可和侯永永并不确定能入选国家队，但以他们的实力，一定可以入选目前在国际足联仅排名 73 的中国队，并有可能在未来实现世界杯之梦。
「职业球员，谁能拒绝参加世界杯这样的诱惑呢。」前网易副总裁、《体坛周报》副社长颜强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2 月 25 日，侯永永在 Instagram 上晒出自己与母亲的合照，照片中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配上「很荣幸成为中国第一名归化球员」的文字。近 2000 人为这条 Instagram 点赞，「中国足球以后靠你了」，有人留言道；还有人说：「小候，以后用咱中文名！」
「我特别希望在 20 年后，可以骄傲地对我的孩子说，你看看爸爸当年做了一个多么令人骄傲的正确决定。」改名后的李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说。
引进归化球员，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放眼全球，归化球员并不鲜见。2018 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阵中，半数以上是有非洲血统的归化球员；2014 年世界杯冠军德国队里，则有不少土耳其、波兰裔的归化球员。 香港更是在 2007 年左右开始布局归化。前香港足总副主席贝钧奇曾公开表示，「归化球员的身体和技术要比香港本土球员好」。
但在中国大陆，这一步走得异常缓慢、艰难。
「过去，归化球员在足坛是一个禁词，因为足协和体育总局都不提，他们怕搞几个老外过来代表中国队踢球，会被球迷骂死。」曾执教过多家甲 A 俱乐部，被称为「中国足球语言大师」的陈亦明向端传媒表示，归化球员的引进，是中国足球的一次「改革开放」。
2018 年 12 月的中国足球协会 (下称「足协」) 总结大会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足协党委书记杜兆才表示：「中国足协将积极推进优秀外籍球员的归化工作。」——这是足协官员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起「归化球员」。
在高层公开表态的情况下，推进工作依旧走得很小心。据赵宇介绍， 目前仅北京国安、广州恒大、上海申花、山东鲁能具备引进资质，每家俱乐部有两个名额 。
当然， 归化球员的主要目标，和提升俱乐部成绩关系不大。颜强说：「发展归化球员，就为了国家队能出成绩。」 他分析到，体育举国体制在这两年走到了瓶颈，而作为中国体育风向标的足球，在历经假球、黑哨、高层变动和外教更迭后，已用尽了所有可能冲击世界杯的办法，「2022 年世界杯将是中国体育甚至中国社会的一个转折点，成与败，会让中国足球划出两条截然不同的轨迹。」
一直以来，足球都是紧密关乎中国国家形象的运动，参加世界杯意味着国家富强、经济繁荣、民众对国家认同度高。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是众所周知的球迷。早在 2013 年初，他就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上表示：「我年轻时喜欢足球和排球，体育竞赛特别是足球比赛的魅力就在于不可预测。」
2015 年 3 月 16 日，《中国足球改革总体方案》公布。第二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习近平的足球简史：国足夺世界杯冠军是我愿望》，谈到习近平对足球的喜爱，以及主政浙江时推进足球反腐。
可是，从 2002 年历史性地闯入世界杯后，中国男足连续 16 年「闯关」失败，让当局主导的「足球改革」变成一句笑话。2019 年 5 月 22 日，国际足联宣布，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参赛球队不会由 32 支增加到 48 支，有球迷在这条新闻下评论：「看来中国队要提前告别 2022 年世界杯了」，被点赞最多的回复是：「别搞得跟世界杯扩成 48 支球队，国足就能进世界杯了一样：清华、北大扩招，关专科生什么事？」
不管「扩军」与否，2022 年世界杯都成了检验中国足球、甚至中国足协的一次「关键大考」。「我听体育总局的朋友说，足协现在压力特大，据说高层发话了，进不了 2022 (世界杯)，足协就得换一批人。」陈亦明说。
2019 年 3 月 8 日，有记者在全国两会会场向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苟仲文提问：「中国足球近几年战绩不尽如人意，是不是意味着足球改革雷声大雨点小？」
苟仲文的回答，无形中道出了这届总局和足协对足球发展的惶恐与无奈：「中国足球一直在低水平徘徊，我们也很着急。应该说我们工作没有做好，这跟足球管理体制机制的顽疾有直接关系，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没有很好落实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同时，我们在发展足球上不免有一些形式主义，也有急功近利的情况。」
在资深足球记者马德兴看来，中国足球选择迎接归化球员，正是某种程度上的「急功近利」。
「归化、归化，一天到晚就想着归化，心思都用在哪里？口口声声高喊『重视青少年』，看看现在的青少年搞成啥样子了？前两年炒作 U23 (即 Under-23，此处指「U23 新政」，规定中国足球协会超级联赛中，球队报名的 18 人名单中，必须有 2 名 23 岁以下球员，其中 1 人必须首发) 身价虚高，让青少年从小就是『只认钱』。现在又是一天到晚『归化』，这是在搞足球吗？」
归化球员能「拯救」中国足球吗？
马德兴道出了很多球迷的担心：归化球员会挤占国内球员发展机会、压缩年轻球员成长空间吗？
正如中国男足现任主帅里皮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 「中国没有足球文化，这里根本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我 8 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任何球队有自己的青训体系。」
「从人口上来看，中国绝对是大国，但如果从足球人口上看，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小国。」《足球报》前记者李承鹏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
所谓「足球人口」，指在本国足协备案的以足球为职业或半职业的人数。据国际足联 2015 年公布的数据， 西班牙全国人口近 5000 万，足球人口 350 万；中国拥有 13.7 亿人口，足球人口却不到 3 万 。
「总有人这样问：中国 13 亿人口，怎么就挑不出 11 个能踢球的？数字告诉所有人，还就是挑不出。不要说西班牙、德国这些足球强国，就拿近邻日本来说，3 万在中国注册的球员，怎么去和 110 万日本注册球员拼？」李承鹏说。
特别是当「世界杯出线」和「国家队出成绩」成为摆在足协面前的一项泛政治化任务时，所有立足长远的青训培育计划都显得渺小又无力。
「归化球员是什么？是那种即插即用的，是进国家队立刻就能成为关键球员，能得分的，比如上海上港的埃尔克森，广州恒大的高拉特。」陈亦明提到的埃尔克森和高拉特都来自巴西、都是前锋、都在中超联赛展现过足够实力。据国内多家媒体消息，埃尔克森已同意加入中国国籍，而「高拉特入籍中国」的话题甚至在 5 月 27 日以 165 万的搜索量登上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
那么问题来了： 未来国家队比赛，中国球迷能接受几个身穿国足球衣的外国面庞唱国歌？
「11 个球员里有 6，7 个人是老外，还在那唱国歌，说实话我接受不了。」在腾讯网一条关于归化球员的新闻下，某匿名用户这样评论。这条评论得到超过 10 万网友点赞。
颜强认为，中国人对归化球员天然排斥，和儒家文化的特质有关，「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融合能力虽然强，但接受速度却非常缓慢，因为自古以来，我们笃信的都是万国来朝，而不是所谓的『蛮夷』跑过来帮你打仗。」
「很多人把归化球员的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这或许也是当代中国体育，甚至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现代社会越来越开化，越来越和外部世界联通，但中国人却始终无法摘掉头上那顶叫『大国』的帽子，于是他们开始编造各种与民族和文化自信有关的言辞来自圆其说。」
李承鹏认为，「或许那些愿意入中国国籍的球员，就是给现在国足刻下世界杯烙印的救命图章。归化球员是大势所趋，这或许切合了政治与足球捆绑后的『国家形象刚需』，但我们不能片面就认定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表现。」
陈亦明也觉得，当归化球员代表中国队踢出成绩后，大陆会涌现出更多理性的公民，「他们看到国足的希望后，会让小孩踢球，这样中国的足球人口就在增加，从此进入一个良性的选才过程，也会间接促进国内足球青训体系的完善、水平的提高。」
当然，中国男足面临的问题，远不是几个归化球员可以解决的。
「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李承鹏认为，中国足球根本就没有「罪人」：「官员、球员、教练、媒体、球迷本质上都是无辜的，中国足球的原罪在体制。你有什么样的体制，就有什么样的足球，社会上的其他行业也一样。」
中国足协被业内人士视作竞技体育界的一朵「奇葩」：它是国家体育总局管辖下的一个半官方机构，从法律上看，它是一个民间组织，却揣着一颗向体制靠拢的红心。 足协的一切决定，都代表官方的利益和态度；足协内部的一切人事任命，都代表官方意志，也遵循国家政府机关公务员升迁奖惩的规则，提拔任命需要「看政治觉悟，讲公职履历」。
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是组织、管理和经营每年的职业足球联赛。 「足协既是联赛的筹划者，也是利益分配者。他的上级主管部门要求足协这个挣钱大户向其他冷门运动『输血』的行政命令，更是让足协把赢利看成最主要的目的。」 某不愿具名的媒体人在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指出。
这套体制毫不意外地滋生了腐败。2007 年，辽宁广原俱乐部发生球队职员、球员涉嫌赌球和打假球等丑闻，俱乐部总经理王鑫外逃，随后被全球通缉。「王鑫案」让中国足球的假、赌、黑浮出水面。据中央电视台《新闻 1+1》节目报道，中国足坛在 2009 年掀起反腐风暴，上百人接受了未被公开的调查，被查和入狱的上至足协掌门人，下至各大俱乐部管理者、球员和前国脚。
此外，足协亦逃不脱「外行管内行」的命运。
「各级足协的领导者和俱乐部负责人基本上都是行政干部、退役运动员等出身，没有足球管理学和经济学知识，对经济投入没有明确导向和领导能力，甚至对一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不清楚。」《青年体育报》前总编辑毕熙东曾这样说。
李承鹏在 2010 年曾对足协历任专职副主席进行过盘点： 「崔大林以前是搞田径的，他接管足球后，有着十连冠辉煌的辽足再也没有夺过冠；阎世铎是工农兵出身，政策法规他最懂；南勇是冰上先生，男子速滑是他的特长；谢亚龙是百米短跑好手；韦迪是水上运动专家。」 2010 年后，接任足协副主席的张剑是搞法律的，他的继任者蔡振华则是打乒乓球出身。
加诸在这些「外行」肩上的压力亦不容小觑。 「唯成绩论」在中国足坛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足协领导人为了出一时的政绩，不惜以破坏能在实质上提高本国足球水平的联赛为代价，而在泛政治高压的出线任务之下，足协的专职副主席们也换了一茬又一茬。
「如果我是中国足球的管理者，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一项长期规定，然后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不去改变。中国足球，中国企业甚至中国社会从来不缺乏创新，但现实中的问题是，有时候你最需要的不是不断去创新，而是朝着一个方向持续地走下去。」英国萨尔福德大学体育商业与产业系主任、体育营销专家西蒙·查德威克 (Simon Chadwick) 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表示。
赵宇则回忆了自己在 2011 年写《日本足球考》时，前往东京拜谒「日本足球教父」川渊三郎的一段往事。
「我记得他 (川渊三郎) 当时跟我说：『你们中国的考察团来了一批又一批，我们每次都毫不保留地把经验进行分析，但中国足球好像也没什么太大改变。』」
赵宇至今难忘的一个场景是，有日本足球界的某位人士曾私下问他：「你们中国搞足球的领导，怎么换得那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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