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资本市场守门人」的秘密

2019-10-17 原文 #Nei.st 的其它文章

40 家会计师事务所分食 3686 家 A 股上市公司

「这个行业要变天了。」陈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是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部门经理。从业十余载,他说从未像如今这般丧气,「『两康』的事情闹得太大了、影响很不好,最近各所之间人员流动也很大,人心惶惶。」

他说的「两康」是指*ST 康得 (原康得新,002450.SZ) 和 ST 康美 (原康美药业,600518.SH),今年相继爆发数百亿的财务造假案。负责两家公司审计业务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正中珠江和瑞华也被指责合谋造假,「整个行业就差『人人喊打』了」。

所谓的整个行业,其实只有 40 家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证券、期货审计牌照。换言之,这 40 家会计师事务所承包了整个 A 股市场 3600 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大智慧「财汇数据」提取了 3686 家上市公司 2018 年的财务数据,发现 40 家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割据」现象——事务所常年盘踞一地、绝大部分业务来自本地是常态。

肩负审计职责的会计师事务所被称为「资本市场守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域割据现象?这对中国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靠山吃山

时至今日,距离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已有 21 年,中国会计行业已基本形成「四大外资+八大内资+中小所」的金字塔格局。

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 3686 家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数量排名前八的事务所分别为立信 (589 家,上海)、天健 (409 家,浙江)、瑞华 (321 家,北京)、大华 (242 家,北京)、信永中和 (240 家,北京)、致同 (187 家)、大信 (146 家),天职国际 (142 家),也就是八大内资所。这八家手中审计的 A 股企业就占到整体的 62%。

在 40 家事务所中,有 11 家事务所的异地率低于 50%,一些事务所甚至 90%以上的业务来自当地,而且多年不变。

这些事务所绝大部分都是早期省所合并而来,而且与当地上市公司关系相当紧密。

比如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常年盘踞东三省,负责的 20 家上市公司有 16 家来自东北地区,近半来自吉林省。中准由吉林省财政厅于 1982 年成立的吉林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原国家邮电部于 1983 年设立的中鸿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而来。

这些业务高度集中的事务所从名字就可看出「端倪」,比如四川华信 (异地率 6%)、福建华兴 (8%)、江苏天衡 (16%)、浙江中汇 (40%)、山东和信 (7%) 等,它们大多脱胎于地方财政厅或事业单位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此后改制脱钩。

不光是地方事务所,那些分所遍布全国、业务来源地更多样的大型事务所也同样受到地域的影响。

最明显的要数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负责审计的 409 家上市公司中,有 221 家均注册于浙江省,异地率为 46%。

天健的前身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1981 年,浙江省财政厅成立杭州会计顾问处,随后更名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这是浙江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批会计师事务所。

浙江会计师事务所最终与体制脱钩,成为浙江天健,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内,合并浙江东方等多家本地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如今的天健。作为天健的「大本营」,浙江也成为其业务的主要来源地。

因涉及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处于风口浪尖的正中珠江,其前身为广东省财政厅于 1981 年成立的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是当年华南地区首家会计师事务所,此后先后合并广州市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建明会计师事务所、中山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如今的正中珠江。

在 2018 年度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中,正中珠江位列第一。而正中珠江负责的 94 家上市企业中,有 86 家来自广东,异地率仅为 9%。

官方背景

这种区域割据的现象,与会计师事务所脱胎于体制相关。

顾仁荣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前身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1996 年在财政部税务总局任副处长,后辞掉铁饭碗,投身会计行业。

据他向媒体回忆,1998 年他说服当时的税务总局领导,将中瑞改制成国内第一家与体制「脱钩」的事务所,「脱钩改制要算中瑞所发家的起点,因为我们提前学会了『游泳』,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1998 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国有企业会计报表必须由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第一家脱钩成功的事务所,中瑞的名字被写在内部推荐名单的第一位。不久后,中瑞拿下了第一个国企项目——中国一汽集团。顾仁荣坦言,这得益于自己的坚持脱钩。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 进入中国。四大既是内资所最大的对手,也是最好的老师。四大很快占据了审计市场的高端业务,为那些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意图进军国际的大型国企央企提供审计服务。

「最初四大的客户主要是一些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以及那些想走进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型央企,和内资所的冲突并不大。」保尔·吉利斯 (Paul Gillis) 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普华永道执业近 30 年,现任北大光华学院会计学教授。

1999 年后,内资所「脱钩」工作全面施行,一大批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完成改制,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省所。它们大多创建于地方省市,名称多为「地名+会计师事务所」,都是由地方财政或相关部门出面设立。

恰逢 1990 年代末国企上市热潮,内资所开始接触 IPO 审计业务。与地方交情匪浅的省所喝上了 A 股市场的「头啖汤」,承包了相当多的国企上市项目。

「最早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企,哪家公司由哪个事务所审计都是相关部门说了算,无论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在会计行业从业二十多年的秦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当时的制度下,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基本由政府圈定。此外,早期证券市场采取额度管理制度,公司上市就成了稀缺资源,地方政府对企业上市有很强干预冲动,因为它需要会计师事务所「配合」完成企业上市。

结果是,相关部门会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整个审计过程以及最终的审计意见,审计制度形同虚设,毫无独立性可言。

伴随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财务造假的行为愈演愈烈。2000 年前后,A 股市场就陆续出现「银广夏事件」「万福生科」「青鸟华光」等一系列重大的财务舞弊案。尤其是「银广夏事件」中存在严重审计失误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天勤,引发了全民对内资所审计专业能力的质疑。

中天勤是由早年的深圳中华、蛇口中华两家事务所合并而来,二者的创始部门分别为电子工业部和交通部。值得一提的是,深圳中华的首任所长朱震昌曾是电子工业部财务司综合处处长。据《财经》杂志报道,银广夏项目就是朱震昌本人所接,其后离开了该所。

为了保证上市审计质量,2000 年财政部出台了《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在注册会计师人数、业务收入、净资产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意图通过提高执业门槛来提高事务所的专业水平。

但这种牌照管制制度阻碍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牌照资源不仅为现有的玩家挡住了大批潜在竞争者,也制造了巨大的寻租空间。

牌照「保卫战」随即打响,引发了第一波合并浪潮。这期间,一批像中天勤一样由省所成长起来的新型事务所占据了内资所主导地位,这些新型事务所大多是「官方背景+完成脱钩+主管部门领导担任首席合伙人」,有的还有一两次的合并经历。

然而最大的共同点是,他们手上大多是本地客户。

根据证监会 2003 年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 2002 年底,沪深两市有 1236 家上市公司,异地客户 285 家,本地客户 951 家。在 71 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有 53 家会计师事务所都是在本地或周边地区承揽业务 (即异地客户率低于 50%),甚至有 15 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客户均为本地客户。

这波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合并浪潮,使会计师事务所由原来依附于原单位,变为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市场主体,但大部分事务所仍旧依赖原单位的行政资源,这也为事务所的独立性埋下隐患。

上市公司怎么选事务所?

曾有过大型央企主审经验的会计师王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不同类型上市公司对于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标准不同,大概分三类。

一是大型的央企和国企的下属上市子公司,需要服从母公司安排,由集团或者母公司委派事务所来到上市公司进行审计。根据中央与国资委规定,央企与大型国企审计业务必须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

「这是四大和那些大型事务所想要争取的客户,它们本身业务规范、审计风险低,出价还高,并且同时聘请多家事务所审计不同板块的业务,几乎不会出现财务舞弊的现象,因为根本就办不到。」王峰说。

但遇到一些中小型国企、地方国企,上市公司选择事务所的弹性就大了些。虽然名义上也有招标环节,但一些项目私下早已沟通内定事务所,而且多为那些和地方相关部门有些渊源的事务所。「所以经常能看到会计师事务所来『陪标』,今天我帮你撑场面,明天你帮我,大家心里都明白,这项业务早就有主了。」王峰透露。

最充满变数的要数第三类民营企业,他们通常不会主动找事务所,而是通过熟人介绍,或者是经信得过的券商、律所推荐来指定会计师事务所,「这些券商、律师也都有自己的圈子和熟悉的会计师,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单单要和上市公司打交道,和其他中介的关系也很重要。」

在王峰看来,这类业务「最麻烦」。民营企业对审计价格比较敏感,不可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完成项目,「审计有时就是个体力活,一个人审、三个人审效果是完全不同的。」而往往这类企业的内部问题更多,公司实控人又有比较强的意愿按照自己的想法「修饰」财报。

由于这类业务收入低、爆雷风险较高,动辄会遇到主审计师和实控人因为怎么修改财报风险「谈崩」的情况,所以大型事务所并不愿过多涉入类似项目,多被中小事务所承接。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了 2016 年—2018 年三年间,证监会发出的行政处罚和市场禁入处罚数据。这三年里,证监会向上市公司、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参与者总计发出了 723 起处罚,尤其 2018 年 360 起这一数字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为十年前的近 5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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