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年经济历程：数据与启示
70 年经济历程：数据与启示
宝贵经验、深刻教训与极具价值的启示
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2019 年，中国经济走过了 70 年。历史是一面镜子。认真回顾历史，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将有重要借鉴意义。由于建国初期统计数据不全，本文的分析基本以 1952 年为始点，截至 2018 年。
过去 70 年的变化是巨大的。1952 年，中国人均 GDP 只有 119 元，按当年汇率约合 36 美元。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的计算，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1950 年人均 GDP 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1978 年，中国按当时官方汇率计算的人均 GDP 约 20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仍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与当时的印度、柬埔寨、安哥拉、中非等南亚和非洲穷国基本属同一水平。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接近 6.5 万元，按汇率计算约合 9769 美元，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按世界银行分类列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
这 70 年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是不平坦的，经济体制经历过巨大的转变。按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体制来划分，大致可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建国初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 时期。其中最初几年是长期战争后的恢复，随后在政府主导下展开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国有经济迅速扩大。但是，当时的经济体制仍然是混合经济，在 1958 年之前保留了私人经济和市场调节；在农村，前期也保留了农户个体经营。这期间工业化快速发展，经济经历了短期高速增长。
第二个时期是从 1958 年到 1978 年这 20 年，是全面国有化和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时期。其间先经历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并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挫折，在短暂的调整和恢复后又经历了 10 年「文化大革命」。这 20 年经济只保持了年均 4.7% 的增长，居民收入则是低速增长。
第三个时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 40 年，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GDP 和居民收入保持了 30 多年高速增长，民营经济已经占有多半边江山。人均 GDP 从 200 美元左右大幅提高到近 1 万美元，经济总量从世界第十几位跃居第二位。
表 1 和表 2 列出了上述三个时期的主要经济数据。本文下面将分不同时期，对过去 70 年的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变化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度辉煌的「一五」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将恢复发展经济和推进工业化作为自己的使命，并参照苏联模式，向国有化和建立计划经济体制迈进。
在「一五计划」时期，经济一度发展强劲。从苏联大规模引进了 156 个工业项目，涉及电力、采矿、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炼油、造纸等，全面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一五」期间，GDP 年均增速 9.2%，工业增加值年增长则高达 19.8%。工业化进展迅速，但是，农业、服务业和居民收入发展相对缓慢。1957 年，工业总产值按不变价格已是 1949 年的 4 倍，工业化战略取得了初步成功。
从各国发展历程看，一个极度贫穷落后的国家，靠自发的经济发展实现工业化，可能要走漫长的路，且成功率不高。许多穷国受社会、民族、宗教冲突或外国入侵等影响，长期无法摆脱贫困。而以政权的力量集全国之力进行工业化建设，在工业化初期阶段确实显示出其有效性。
在这一时期，经济体制仍是混合经济。市场并未取消，私人工商业仍与国有经济并存。到 1957 年，非国有经济成分在工业总产值中仍占 46%。
在推进工业化和国有化的同时，也推进了农业合作化。农民中早就存在的互助合作传统，被看作走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萌芽，受到政府鼓励和推广，也缓解了生产要素的短缺，促进了经济恢复。到 1957 年，全国粮食产量比 1949 年增长了 72%。在政府强力推动下，1956 年合作化在全国普及，1957 年升格为「高级社」，土地无偿转归集体所有，取消生产资料按股分红。当时，大量贫困农民因获得了土地，吃饱了饭，政府推动的农业集体化未遇重大阻力而得以完成。
1958 年以后的挫折
经过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 1958 年全面实现了国有化，走上了全盘计划经济的道路。国有经济在工业中上升到 89%，其余部分为集体所有制，私人经济不复存在。
1958 年，中央发动了「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要大幅加快经济建设，并以公有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来代替农业合作社。各级党政机关层层加码。但是，这种靠行政命令方式推动经济建设之路，与经济发展自身规律格格不入，很快就破坏了以前的快速发展局面。1960 年至 1962 年连续三年经济大幅下跌。到 1962 年，GDP 暴跌至 1959 年的 68%，工业增加值下跌近半。钢铁产量暴跌三分之二。据事后落实的统计数据，1958 年后全国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到 1961 年比 1958 年下降了 31%。
1962 年，理智的声音终于占了上风。中央召开了各级领导干部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 (史称「七千人大会」)，1963 年–1965 年期间的全国政策调整大幅调低生产指标，制止「浮夸风」「共产风」。人民公社从公社统一核算 (通常是几万人口规模) 退到以生产队 (通常一两百人) 为基础的三级核算，「集体经济」的实际规模大大缩小。恢复了农户的小块自留地，开放了农村集市。经济逐渐恢复，GDP 和粮食产量分别于 1963 年和 1965 年恢复到接近 1957 年的水平。
调整带来的良好气氛和经济恢复没有维持很久。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经济再度下挫。其后虽恢复了增长，但速度显著缓慢。直到 1978 年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才进入高速增长期。
在全面实行计划经济的 20 年间 (从 1958 年到 1978 年)，GDP 年均增长 4.7%，但是，除了「两弹一星」等个别领域，整体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同期，居民人均收入年增长率只有 1.8%。消费品严重短缺，城镇居民食品衣物都按票证限量供应。农村人均年收入在 1978 年只有 133 元，三分之一农民处于绝对贫困，难以吃饱饭。
实践证明，政府主导经济在工业化初期的原始积累阶段发挥过有效作用，加速了工业化进程。但是，计划经济体制把全国当成一个工厂，全部经济决策由中央做出，所有管理者、劳动者只能按上级命令办事，严重压抑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低效率，压抑创新发展。更重要的是，这一体制下决策不受约束，缺乏纠偏机制，因此重大决策错误很难避免；一旦发生，就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
如火如荼的 80 年代改革
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并大幅度提高过低的农产品收购价格。这成为改革的开始。
最初的改变是农业改革。当时，安徽、四川等一些地方的农民不满人民公社的僵化管理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私下实行了「包产到户」。这种方式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增产效果显著，得到当地党政领导人的支持。经过党内争论和实践检验，改革的主张占了上风，撤销了对「包产到户」的禁令。到 1984 年，包产到户全国普及，公社解体。农产品市场重新开放，家庭经营成为农业主体。
从 1978 年到 1984 年，全国粮食产量从 3 亿吨增长到前所未有的 4 亿吨以上，其他农副产品产量增幅从 40% 到一两倍不等。全国农民吃饱了饭，长期的粮食短缺基本消除。
随着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在有限土地的约束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出现。农民随之通过发展市场导向的乡镇企业为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政策也随之调整，取消了对乡镇企业的诸多限制。到 80 年代末，乡镇企业就业达到近亿人，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猛增到四分之一，成为 80 年代引领经济加速增长和向市场化转型的主导力量。此后，对民营企业的禁令也于 1988 年正式撤销，从此，民营经济获得了合法发展的广阔空间，后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国有企业改革也做了探索。1978 年，四川省率先进行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的试验，允许试点企业超额完成计划的产品自行销售，价格可随行就市浮动。同时允许企业提取增长利润的一定比例用于企业发展、奖金和职工福利。这是国有经济中首次参与市场调节的尝试，很快显现出积极效果，初步改变了过去国企管理僵硬、效率低下、缺乏积极性的局面。1980 年，这项改革在全国推广。从此，国有企业开始部分参与市场竞争。同时，银行体制也启动了改革，银行从过去财政部门「出纳」的角色先变身为专业银行，随后开始向竞争性的商业银行模式过渡。
非国有企业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使经济中出现了市场调节的部分，事实上也导致了市场价格和计划价格并存的局面，是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先声。随后，一些中青年学者提出了「价格双轨制」改革的建议并被中央采纳，成为正式的改革政策。这项改革不同于俄罗斯后来的「休克疗法」，是以渐进方式从计划价格体系向市场价格体系转轨，避免了经济大动荡，到 90 年代末大体实现了平稳过渡。
改革期间，中央和广东省一些领导干部间的多次互动促成了 1980 年建立四个经济特区，区内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自由贸易政策和外商投资优惠政策。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积极作用，说服了那些认为「外国资本进来，中国会退回半殖民地社会」的反对者。1984 年，中央决定把一部分特区政策扩大到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1987 年又扩大到整个沿海地区。这促成了外贸和出口加工业快速发展，打开了中国通向国际市场的大门，使过去的封闭经济逐步走向开放。
财税改革也有重大推进。1980 年实行了「财政分灶吃饭」，将地方财政全额上交中央变为按比例分成，激励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983 年和 1984 年又实行了两步走的「利改税」，将原国有企业利润全额上交和比例上交制度改为国际通行的企业所得税制度，为企业向市场经济转轨准备了初步条件。
从 70 年代末到整个 80 年代的改革，打破了过去僵化低效的计划经济体系，经济在方方面面以渐进方式向市场转轨。到 80 年代末，非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扩大到 45%，国有企业也部分转向市场，因此，市场调节在工业中占比已经过半。同期，经济增长率从全面计划经济时期 (1958–1978) 的年均 4.7% 大幅上升到年均 9.2% (1978–1990)，中国跨入了高速增长轨道。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从 1.8% 上升到 8.7%，是有史以来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改革给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
1990 和 2000 年代的改革与发展
1989 年以后一段时间，改革出现停顿和倒退。关键时刻，邓小平 1992 年初的南方谈话发出了加快改革开放的号召，和「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的严重警告。这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响应，终于使改革重上轨道。
1992 年发生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重新阐明了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到了中共十三大确定的改革方向。
以这两个标志性事件为转折点，90 年代出现了新一轮改革和发展浪潮，民营经济在宽松的营商环境中发展加快，经济增长率回到 10% 以上。
1994 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80 年代的「放权让利」改革使经济焕发了活力，但是，随着财政收入占比持续下降，也出现了政府财政紧张、中央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1994 年的改革按税种划分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扩大了增值税征收范围，规范了税制，使全国财政收入占 GDP 之比回升，中央财政紧张问题得到解决。但同时也遗留下一些问题。一是未根本解决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的问题；二是此后政府收入占 GDP 之比一直呈上升趋势，企业和居民负担因此加重了；三是中央集中财力偏多，有些地方出现财政困难，公共服务受到影响。其四，为缓解地方困难，中央允许地方政府收取土地出让金作为补充。但是，后来土地出让金越收越多，地价和房价越推越高，酿成了严重弊病。
90 年代，加快了价格体系向市场并轨，并通过人民币官方汇率贬值实现了固定汇率和市场汇率的并轨。到 90 年代末，市场价格已占绝对主导地位。统一的浮动汇率也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接轨开通了道路。
90 年代的另一重大改革是国有企业改制。在向市场转轨过程中，国企虽有改善，但仍受若干体制问题制约，在与非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往往处于下风。到 1995 年，国有中小企业全面亏损，促使中央下决心采纳山东诸城市创造的企改经验，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大型国企主要实行公司化和股份化改造，小型国企开展大规模改制，包括兼并重组和破产、出售。从 1995 年到 2000 年，国有工业企业从 11.8 万家减少到 5.3 万家，同期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却从 666 亿元上升到 2408 亿元，成本利润率从 3% 上升到 7%。改制为民企的原国企，普遍扭亏为盈，效益显著改善。这些事实说明改革是成功的。
在国企改制中，大量职工下岗，推动了社保体系的建立，从原来的只有国企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享受单位保障，逐步转向全社会保障。
进入 21 世纪后，一项影响深远的改革是中国于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为此，对许多与国际规则相冲突的国内法律法规和传统管理方式做了系统性的清理，在与国际市场规则接轨的同时也改善了国内企业的经营环境。这一变化使世界市场的大门对中国打开。此后多年，进出口以年均超过 20% 的幅度增长，成为发挥中国比较优势、带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2000 年后的另一重要改变是调整城市化政策，把过去违背市场规律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小城镇」的政策导向，改为顺应市场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城镇化清除了障碍；另外废除了限制和歧视进城农民工的收容制度，政策转向鼓励农民工进城。这些调整加快了城镇化进程，2000 年–2010 年间城镇化率从 36% 上升到 50%，有力带动了经济增长。
1990 年–2010 年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年均 10.5% 的高位，大幅高于改革前。其中，非国有经济 (以民营经济为主) 对增长加速的贡献接近 90%。
2010 年以来的改革与宏观经济
中国改革走过了 40 年，但改革并未完成。一方面，还有一系列重要领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有待推进。另一方面，改革开始时为避免失控，采取了先经改、后政改的策略，这保证了经济改革平稳推进和持续增长，但也留下了巨大隐患，即权力在缺乏监督和制衡的情况下迅速腐败，而既得利益者也会越来越有力地抵制和拖延政改。这种情况在 90 年代和进入新世纪后愈演愈烈，成为对社会公平和长远发展的最大威胁。
中共十八大后，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的反腐败运动，将大批贪官绳之以法。这对阻止权力溃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靠权力自身治理腐败毕竟还是治标，治本之策是通过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习近平语)。
2013 年，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 15 方面 60 项改革措施，指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同时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体措施涉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资源、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教育、医疗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措施囊括了当前改革亟待解决的一系列最重要问题，意义重大。但是，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具体落实这些改革。
上述方方面面有待改革的体制问题，特别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职能转变，财税体制、政府投资体制、土地制度、国有企业体制、收入分配等方面尚待解决的体制问题积累下来，已经对经济发展造成了显著负面影响，是近年来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些改革，有些近年来有局部推进，还有很多尚待推进。
此外，长期以来的货币宽松和政府各种鼓励投资的政策相叠加，导致了过去十余年来持续的投资过度，投资率过高，效率不断下降，而消费率低于正常水平，消费需求拉不动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的资本形成率虽已比 2010 年–2011 年的最高水平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 45% 左右，比 1978 年–2000 年期间的合理水平仍高 8 个到 10 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 26 个百分点。中国目前 54% 的消费率比上述改革时期的合理水平仍低 8 个到 10 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 27 个百分点。
在这些体制和政策因素影响下，积累了经济结构失衡，产能普遍过剩、投资效率下降、债务杠杆率过高、消费需求拉不动增长等问题，持续困扰着经济发展。2015 年以来，增长率降至 7% 以下，脱离高速增长轨道并继续放缓。近期中美贸易冲突也对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 年上半年增长率已降至 6.3%。有许多迹象显示，目前相当多数量的企业面临着严重困难，实际经济状况不容乐观。
应对上述挑战，需要推进改革和政策调整，根本解决影响发展的瓶颈问题。当前至少有如下几个关键的方面亟待推进改革和政策调整：
1.转变政府职能、建设依法办事的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大幅度减少政府对市场、对企业的不当干预。权大于法的情况必须改变。在执行政策名义下侵犯企业和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必须改变。政策频繁变动，部门政策和规定互不衔接、互相冲突，使企业不胜其扰、无所适从的情况必须改变。抑制党政机关的膨胀。提高政府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对各级政府的政绩评价，从上级评价为主转向公众和服务对象评价为主。
2.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规范政府投资，减少不必要和低效率的政府投资，消除政府配置资源对市场配置资源的挤出效应，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3.形成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平等竞争地位。在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享有特殊优惠地位的情况必须改变，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前提下推进国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切实保障公司法赋予企业和股东的合法权益，消除行政性法外干预，对竞争性国企和国有控股企业的管理从管企业转向管资本。
4.政府支出结构和积极财政政策向以民生为重转型，向以人为本的城镇化转型。减少不必要的政府投资和行政性支出，重点解决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加快解决他们的户籍和社会保障覆盖问题，包括纳入保障性住房覆盖。
5.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大幅度减少政府征地范围，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和农户宅基地使用权市场流转。实现市场化的耕地占补平衡运作。
6.切实保持中性的货币政策，稳步降低杠杆率，化解金融风险。允许市场通过波动调节供求、恢复结构平衡，宏观调控从短期稳增长向促进市场恢复均衡、维护经济长期健康发展和防范重大风险转型。
7.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需要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要促进政府角色的优化。在继续进行有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城市化建设的同时，重点推进教育改革、科研体制改革、人力资源培养，加强基础科研和重要瓶颈环节的科技研发力度。避免无重点、无明确目标、不分主次到处撒钱补贴的做法。上述这些领域的改革和改善要与市场导向有机结合，避免单纯的政府主导。
70 年发展改革的启示
中国经济过去 70 年的历程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两者都给我们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启示。
一、实践证明，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虽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发挥了加速推进的作用，但在保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方面是失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缺陷是把所有的决策权集中到中央政府，而下级政府、企业和个人都只能被动服从上级命令。这严重压抑了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管少数领域能够有超常发展，但导致了整体经济效率低下、资源错配和缺乏创新。尤其是权力过度集中的体制缺乏纠错机制，一旦中央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全盘皆损的后果，而决策错误常常难以避免。只有到了全面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改革期间，经济才跃入高速增长轨道，中国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才有了大幅度提高。市场化是关键。
二、实现社会公平的关键并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与市场经济互补的、完善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制度，和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制约机制。
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公平竞争。没有公平竞争，也不会有民营经济快速发展、资源有效配置和经济高速增长。但是，这个问题今天并未完全解决，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是否实现了公平竞争？大企业和小微企业是否都面临公平的竞争条件？仍有一系列体制和政策问题需要解决。
四、在市场经济中，仍然有市场失灵的领域，需要政府发挥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合理的政府行为能够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建设、培育新兴产业和关键科技瓶颈攻关、社会保障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收入再分配等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政府的错误判断和错误决策，以及在竞争性领域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往往适得其反。因此，需要对政府职能进行合理审慎的重新设计，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五、各方面改革需要协调推进。80 年代提出的改革两大任务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1987 年中共十三大提出，政改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政改的近期目标是实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解决权力过分集中，政府庞大臃肿等问题。上述政改近期目标，关键是摆正政府与市场关系、解决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在改革的一定时期，为了改革顺利推进和避免社会动荡，采取先经改、后政改的策略，是合理的。但是，政改延迟也给既得利益集团自身强化提供了机会，并越来越对经济健康发展形成阻碍。今天，上述改革的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仍需要继续实现。
六、改革是思想解放、基层首创、社会共同参与的过程。回顾历史，如果当时的改革只有顶层设计，没有发挥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创造性，没有基层先行先试，没有反思清理过时的意识形态教条，没有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国际经验、分享世界文明共同成果，没有把人民大众利益至上作为改革的根本目标，就不会有这 40 年改革的成就。这些，仍然是今后继续推进改革的必要条件。「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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