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料之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意料之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三位学者因创新性减贫实验获奖，在经济学界引发热议
第 51 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三位得主，在多数人的意料之外，由此引发的经济学界分裂，为近年少见。
许多经济学家在诺奖宣布前夜夜不能寐，但「我打赌他们睡得很好，脑中没冒出可能获奖的念头。」密歇根大学教授沃尔夫斯 (Justin Wolfers) 在结果宣布后第一时间这样评价他在波士顿读博时的三位师友。
46 岁的麻省理工大学 (MIT) 经济学教授埃斯特·迪弗洛 (Esther Duflo) 成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美东时间 10 月 14 日清晨，她接到了来自诺奖评委会的电话，问另一位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 (Abhijit Banerjee) 是否在身边，迪弗洛回道，「喔，你们找我老公」。迪弗洛与同校任教的班纳吉成为诺尔贝经济学奖史上首对获奖的伉俪。
第三位得主、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克雷默 (Michael Kremer) 在伦敦接到一位瑞典同行请求马上 Skype 通话时，还以为是「网络钓鱼」。
阿比吉特·班纳吉
Ill. Niklas Elmehed. © Nobel Media.
埃斯特·迪弗洛
Ill. Niklas Elmehed. © Nobel Media.
迈克尔·克雷默
Ill. Niklas Elmehed. © Nobel Media.
这三位教授被授予诺奖经济学奖，是因为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采用实验性办法，贡献突出。在短短 20 年间，这套基于随机对照实验的新方法，重塑了发展经济学。诺奖评委会称，这一领域已成为经济学蓬勃发展的主流。而班纳吉、迪弗洛等三人共同创立的 MIT 阿卜杜勒·拉蒂夫·贾米尔贫困行动实验室 (J-PAL)，15 年来所做的项目已经给 4 亿多人的生活带来了改变。
2017 年得主塞勒 (Richard Thaler) 在祝贺三人获奖时称，评委会「让迟早会到来的嘉奖早些到来」。沃尔夫斯也称，这让他对经济学的未来「感到乐观」。
不过，对这三位的获奖，也有不少圈内人持保留意见。除了「吐槽」他们年纪尚轻 (克雷默 55 岁，班纳吉 58 岁，均低于经济学奖得主超过 65 岁的平均年龄)、师生合作关系等，不少同行质疑其实验办法的可推广性，认为对解决贫困问题，他们的办法只是「小打小闹」。
京东数字科技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在 MIT 经济系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曾修读过三位得主共同讲授的发展经济学课程。他担心，这或将发展经济学研究「带入歧途」。中国是全球减贫的最成功案例，缺失了对此间经验的减贫研究，有多大价值？他们的办法对中国的实践是否有借鉴意义？
从银色子弹到「银色托盘」
宏观研究缺乏微观基础，一直是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问题。30 年前，经济学家大多着眼大局，研究发展问题往往聚焦于大规模的结构转型，用覆盖多国数据的回归分析，来寻找一国增长与哪些因素有关。但人力资本发展等相关因素，与增长是否确有因果关系，极难采用这一方式来分析。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克雷默到肯尼亚支教一年，一位在当地非营利组织工作的朋友，想知道怎样才能改善当地的教育效果。克雷默与合作者开始使用田野实验的办法，选择一批需要支持的学校，为其中一部分提供免费教材。实验结果显示，这并未改善大多数学生的成绩和学习效果。此后的研究显示，免费校餐也多少如此。
班纳吉出生在印度加尔各答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隔壁就是贫民窟。他对把发展研究从象牙塔搬到肯尼亚很感兴趣。班纳吉和迪弗洛随后在印度开展的研究发现，对学生的针对性辅导极为有效，对差生尤其显著。他们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把学校随机分组，并控制其他因素，消除选择偏差。
师资匮乏是教育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教师缺乏激励和问责如何影响学生成绩？
迪弗洛和克雷默的田野实验发现：相比于有「铁饭碗」的公职教师，给老师提供短期合同、视效果决定是否续约的做法，不仅会提高老师出勤率，学生成绩提高也更快；而提高师生比例、小班化教学则没有显著效果。
评委会称，这一连串针对低收入国家教育问题的实验性研究显示，一味增加教育资源投入，未必能有良效；改善学校治理机制和教师激励、问责机制，往往更有效。通过实验，把大问题分解成更小、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三位得主为减贫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办法。
在班纳吉看来，这一办法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实验的设计、选择，逐一找出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在 MIT 举办的庆祝会上，迪弗洛介绍了一个疫苗研究项目。这一研究引入 2017 年获诺奖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结果显示，世界并不像常识甚至是专家所认为的那样。
在印度，接种基本疫苗的幼童非常少。公立疫苗站工作人员时常缺勤、服务不佳，往往被认为是主要原因，比如一些家长带着孩子走几十里山路，却发现疫苗站没开门。
班纳吉和迪弗洛的项目，在印度某地区 120 个村子，与私人机构合作，在 60 个村子设立流动疫苗接种站，这些村子的疫苗接种率从 5% 上升到 12%。对其中 30 个村子给带孩子打疫苗的家长发放一袋扁豆作为奖励后，接种率提升至 39%。接种量上升带来的医生和疫苗站固定成本摊薄，使每支疫苗的成本减半。
「但仍有 61% 的孩子未接种疫苗，这说明人并不总是理性。」迪弗洛解释，人们总是希望拖延，因为疫苗站总是在那。
他们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发现与此类似，当地农民明明知道使用化肥能够增产，却很少有人使用。原因在于，人们常常会倾向于拖延投资。
针对有限理性，迪弗洛和克雷默的实验发现，临时性、过期不候的补助，好于永久性提供的补助。
「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人都是理性的，也不能自作聪明、对自己的理性抱有太大信仰，我们都在一道学习认识这个世界。」班纳吉坦言，通过实验来深入分析，「是对任何形式的想当然、线性外推思维的解毒药」。
通过实验可以指导该做什么，也可以指导不该做什么。班纳吉和迪弗洛在印度、墨西哥等六个国家对当地小微企业、个体户贷款的研究显示，小微贷款 (Microcredit) 对他们的投资只有很小的正面推动，对消费和其他发展指标没有推动。
201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梯若尔 (Jean Tirole) 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如今民粹主义和离奇经济理论当道的世界，「强调我们真正知道的，而不是我们单纯相信的」的循证方法获得诺奖，令人欣喜。
很多人认为，贫困只有一大根源，事实上贫困通常源自一系列问题的叠加。班纳吉说：「很难找到一颗银色子弹 (bullet)，应该端出一个盛着不同类型子弹的银色托盘 (pallet)，打掉发展面对的所有敌人。」
革命还是「小打小闹」
曾几何时，发展经济学属于那些「国家医生」，从一国飞到另一国，开出宏大的政策药方，却很少接触当地人的生活和贫困人口。
今年三位得主采用了一种「更谦虚」的方式。沃尔夫斯称，他们利用学到的市场失灵、行为经济学和穷人生活的知识，设计可能有效的新政策，然后测试它们。理论给他们的干预办法提供启发，证据帮他们判断哪些做法是有效的。
在传统发展经济学陷入困境时，他们的尝试让发展经济学重新焕发生机。《比较》研究部主管陈永伟认为，和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集中于探讨「主义」不同，新的发展经济学更多关心「问题」，放弃了对大而空的国家发展战略的探讨，把着眼点落在对一个个能促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进步的具体项目上。
如今，迪弗洛已是权威的经济学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ER) 的主编。评委会称，他们基于实验的办法，已经完全「占领」了发展经济学。
不过，经济学界对他们的方法不乏质疑，最常见的是，他们实验得来的结论是否具有普适性，能否在其他地方复制？在印度西部地区有效的措施，在印度东部或中国西部地区能否奏效？
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晓波认为，做实验的方法在一些小的贫困问题上有效，比如发放帐篷、解决疟疾问题，但在很多更大的政策问题上，无法做实验，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实验的题目，那么有可能只关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
在不少研究宏观经济的学者看来，这类研究的结论、因果关系很清晰，但代价是，不得不找一些特别小的问题。
早年，随机对照实验被不少人认为「太零敲碎打、小打小闹」。班纳吉坦言，随着时间推移和越来越多的成果出炉，这一方法作为发展研究的关键工具获得了认可。在 J-PAL 及众多合作机构的努力下，已有上千个项目落地。在诺奖评委会看来，这一个个小小的成功故事叠加到一起，就变成「希望的来源」。
不过，张晓波认为，此类减贫方法要推广，在执行上面临挑战。要把实验推广到更大范围，面临当地人或政府能力等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腐败问题。
迪弗洛承认，随机对照实验的确存在外部有效性的问题，在推广中会面临溢出效应、政治反应、随机化偏差，以及试点偏差等挑战。他们近年的研究试图克服这些挑战，前述疫苗接种的项目，已经推广到另一个有 2000 多个村子的地区。
在一些人看来，这些努力带来的减贫效果，远比不上中国 30 多年来的减贫成就。沈建光认为，发展经济学应多多鼓励重要宏观话题、重大实践的深入研究，中国是最好的脱贫研究案例，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一个遗憾。
「他们的实验方法可以借鉴，但没必要迷信。」张晓波称，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对刚出道的经济学者来说，这种方法容易被接受，加之他们是主流经济学杂志的编审，如今不做田野实验，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很难在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
张晓波担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会跟风，「为了做实验而实验，反而忘了总结这些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方文则认为，随机实验办法对中国当下提高试点质量也有意义。中国大量人口脱贫的发展经历依靠「摸石头过河」，但怎么摸，下次能否同样地摸，「说不出很多所以然」。
中国此前的实践通常是在条件好的地方先试点，有时还配套各种政策或优惠措施，导致一些试点成功但在推广时却阻力重重。而随机实地实验是在更具代表性环境下的政策干预，试点常常是选择性样本，在有积极性的地方先试点。
如何搞发展之争并未终结，但两个阵营的办法或许各具价值，可以互鉴。
经济学奖渐变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学广受质疑，今年的诺奖经济学奖延续了过去几年关注现实的方向。
近年来，经济学奖得主多通过合同理论、行为经济学等理论，指引现实实践，今年的得主则直接与农民、老师、非营利组织打交道，更直接地投身于现实世界。
《经济学人》杂志自 1988 年起，每隔十年就会评出一批学术「弄潮儿」。梯若尔和 2008 年诺奖得主克鲁格曼 (Paul Krugmen) 是 1988 年一代的代表，被称为「莫扎特式」的理论大师。克雷默则是 1998 年一代、新实证主义者的代表。
梯若尔在 MIT 举办的庆祝会上表示，两位学弟、学妹获奖当之无愧，他们发展出了能衡量发展、公共政策有效性的方法。克鲁格曼则发推特称，今年的诺奖「很暖心」，是「有真真切切的社会意义的经济学」。
与此前多嘉奖理论成就不同，今年获奖的是植根现实世界的研究。今年评委会发布的长达 34 页的科学背景中，没有一个数学公式。其难度并不在于设计出一个精妙的数学模型，解释尽可能多的经济现象，而是通过巧妙的实验设计，得出清晰、有力的结论。
在克雷默的哈佛同事 Lawrence Katz 看来，这是诺奖经济学奖第一次授予主要产生于 21 世纪的成果，而不是几十年前作出的成果。
对经济学家的社会角色，圈内依然有不同看法。兼顾理论和实践的 2013 年诺奖经济学奖得主席勒 (Robert Shiller) 曾对财新记者表示，经济学家应该既是水管工，又是诗人。
迪弗洛则认为，至少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应该像管道工：不仅安装系统，而且随时观察，在出现漏水或堵塞时能及时修补和疏通。
迪弗洛不仅最年轻的经济学奖得主，也是有史以来第二位女性得主。她坦言，今天女性面临的学术环境依然谈不上友好，问题并不在评委会，而是在该学科中打拼的女性人数偏少。
在她看来，女性有时会因经济学更多偏向金融、给人隐隐的侵略性而被「吓走」，认为经济学不是事关现实世界、帮助普通人的。
「很多人认为经济学只是关于股票市场或宏观问题。」克雷默说，也有很多人选择经济学是因为他们关心现实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诺奖对着眼社会问题的经济学关注还不够。
班纳吉和迪弗洛这对诺奖伉俪想借助诺奖的光环，来推广实验研究方法，解决更大的问题。2011 年《贫穷的本质》(Poor Economics) 一书出版后，今年 11 月他们还将有一本新书《困难时期的好经济学》(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 面世。相比上一本著作，这本书更多依赖其他研究者的发现。在他们眼中，今年的诺奖是对一个集体的嘉奖，是给「远远大于我们自己的扶贫运动」。
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同在波士顿给 MIT 和哈佛的研究生教授《发展经济学》课程，已有近十年，他们的影响还延及整个 J-PAL 网络内的各类机构、上千名工作人员，以及更多的合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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