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德蒙德原则
雷德蒙德原则
微软企业外交政策的经验
微软算是一个数字国家吗？它有国务卿吗？这家软件巨头的首席律师布拉德·史密斯 (Brad Smith) 给出的答案倒真的像出自外交官之口。他说，民族国家由政府管治，而企业对政府负责。不过，他承认，自己近来的确很担心地缘政治问题。
大公司从来都在游说各国政府——想想那些大型制药公司或石油巨头。有时候，它们与自己国家的外交政策确实关系紧密：2017 年，埃克森美孚的前老板雷克斯·蒂勒森 (Rex Tillerson) 成了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任国务卿 (尽管为时不久且政绩显然毁誉参半)。而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跨国公司能从「企业外交政策」中受益。这个术语来自斯蒂芬妮·哈尔 (Stephanie Hare) 和蒂莫西·福特 (Timothy Fort) 于 2011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这种政策可以让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市场协调价值和优先事务。
在大型科技企业中尤其如此。数字巨头比传统大公司的影响更大 (Facebook 的月度活跃用户达 24 亿，比中国人口还多三分之二)。它们颠覆了一个又一个行业，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们主宰了网络空间并在其中定下许多规则。有鉴于此，一些国家正计划将自己在旧金山的领事馆升级为事实上的「科技大使馆」。2017 年，丹麦成为首个向硅谷派遣大使的国家。欧盟正考虑在这一科技之都设立使馆。
科技公司也在调整适应，微软尤为积极。史密斯主管的部门规模与一个中型国家的外交部相当，其 1500 名员工分别在「执法和国家安全」或「数字外交团队」等单元工作。该部门在 56 个国家设有办事处，定期向位于西雅图附近的雷德蒙德 (Redmond) 的微软总部汇报。史密斯像一国外交部长那样频繁出访。他曾在一年里出访了 22 个国家，会见了 40 个政府的代表。
然而，微软的行事方式有别于其他许多大科技公司。大多数公司都和从前的企业一样，屈从于政治现实。在中国，苹果公司按共产党的要求审查应用。Facebook 面对缅甸军队利用自家的社交网络传播不实信息、煽动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动时，态度优柔寡断。谷歌原本计划为中国打造一个审查版的搜索引擎，因遭到员工强烈抗议而搁置，但它正在埃及这一军政府高压统治之下的国家重开办事处。
在一片见利忘义之举中，微软坚守原则的外交努力令人耳目一新。史密斯说，一些「拐点」事件迫使微软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成熟起来，比它在反垄断案中的竞争对手都要早得多。这些事件包括：微软在世纪之交展开全球反垄断抗争；斯诺登泄密事件揭露了美国情报机构的广泛监视行为；由政府策动的网络攻击不断增多。在与微软传媒总监卡罗·安·布朗 (Carol Ann Browne) 合著的新书《工具与武器》(Tools and Weapons) 中，史密斯捍卫多边主义，称由技术引发的全球问题需要全球化的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警告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们 (他曾与几十人会谈)，中美之间的技术冷战可能导致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最终人人受损。他主张让非政府主体 (包括像微软这样的公司及民间团体) 参与决策，即使这个「多边利益相关方」的实施流程要比自上而下的政府法令慢。
这并非全是空谈。2013 年，在一宗贩毒案中，微软拒绝将存储在爱尔兰服务器上的电子邮件交给美国联邦政府，并在法庭上成功为此决定辩护。此事推动了政治车轮，促使美国国会通过法律，规定当政府的这类搜查令有违另一国法律时，科技公司可以抗命不从。微软遵从欧盟严厉的新隐私保护法，在全球范围内做出改变，推动这些法规成为许多公司乃至国家遵从的全球标准。2017 年，史密斯提出了《数字日内瓦公约》(Digital Geneva Convention)——一项保护平民在和平时期免受国家支持的网络攻击的国际公约。去年 5 月，他协力推出《基督城呼吁》(Christchurch Call)，这是由 17 个国家和八家科技公司发起的「消除网络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的承诺，谷歌和 Facebook 已签署，苹果和美国政府未签署。
史密斯表示，一以贯之的企业外交政策就是生财之道，它能造就信任，从而吸引到客户。他的理念的确非常契合微软基于服务和软件销售的商业模式。相比那些靠社交网络上的定向广告来盈利的科技巨头，微软更有余地坚守原则，保护隐私，并应对当今科技业界最具政治争议的问题——虚假信息传播。
但微软也并非无可指摘。史密斯表示，公司拒绝在人权记录可疑的国家设立 Azure(微软的全球云计算服务平台) 数据中心。但它却在中国设立了多个这样的数据中心，由当地合作伙伴运营，还设立了一个研究中心。此外，尽管微软对于面部识别技术的使用提出了合理的规则，但它之前曾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使用名人照片训练算法。
Azure 合众国
在微软这般规模的组织里或许难免有虚伪之举。但批评者对其外交政策提出了更根本性的质询。他们质问，微软及其他科技巨头作为国际舞台独立参与者的合法性从何而来？这就问错了。作为企业，它们完全有权捍卫股东、员工和客户的权利。作为全球化的企业，它们的优先事务可能有别于母国的民选官员。而作为控制着世界大部分数字基础设施的实体，它们应该有权就设计管控这些基础设施的国际规范发言。如今许多政府不愿牵头行动，为什么不允许这些公司来做？尤其如果它们像微软那样把坚持原则与实用主义相结合的话。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