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 ：很想特别乡土 ，又特别先锋
韩少功 ：很想特别乡土 ，又特别先锋
「这是中西文化的一个大碰撞的时代。当时我们很多同行，学苏俄，学海明威，学卡夫卡，写得很像，但在文章里面，我把他们讽刺为『移植外国样板戏』，很不以为然。我觉得艺术需要个性，一个民族的文化也需要个性」
因为国庆长假，从长沙到汨罗的高速公路被封了其中一段，改由国道开去，平日一个多小时的车程延长到三个多小时。开车来参加老同学聚会的韩少功不得不留在长沙过夜，第二天他还要接待中央电视台的一个采访。他像地下工作者接头一样，把见面地点定在了烈士公园的东门，那是这座他从小生长的城市里，为数不多他依然感到熟悉的地标了。
之前央视董卿主持的《朗读者》找他去北京录制节目，苦推不掉，最后他答应他们，到他隐居的汨罗八景村，录一段他读书的视频。就读《山南水北》，写的就是他在乡下的生活，倒也应景。央视的车子浩浩荡荡地开来，他吃了一惊：四辆大车，下来了三十来人。架起灯光，铺设轨道，泼水以调色度，放烟以造仙境，好容易等到斜阳、风向、狗叫声等等都搞定了，一个穿着对襟大褂的老头儿开始吟诵。读书变成了一场表演，类似行为艺术。毕竟这里是楚地的山水田园，屈原赋辞行吟之地，空气中都弥漫着巫灵与才情，一切想象和营造都是合理的，只是当年没有高清镜头和无人机来山里闹得鸡飞狗跳。
他们忙忙碌碌，十分敬业，拍了整整一天，最后播放出来的镜头也就一分多钟。
相形之下，读书多么简单啊。读书只需要一个人和一本书。但是表现读书，渲染和鼓励读书，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群体性劳动。
「新的技术带来了整个文化生态的调整，现在读书成了一个要用非常之声势来动员的事情了。你看各地的有关机构，包括企业，都在办读书节、读书周、读书日，看上去热闹得很，恐怕反而证明了现在读书是很不理想的状况。」
无书可读的时代和文学鼎盛的时代，韩少功统统赶上过：1966 年 6 月停课时，他才读到初一。两年后，韩少功成为汨罗县天井公社的落户知青，在汨罗一待就是十年。当过农民、生产队长、文化馆干事，农活繁重的时候，从早到黑地劳动，每天干完活回到茅屋，连抽七八支烟都缓不过来。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文学蒸蒸日上，诗人、作家的社会地位堪比明星，韩少功在海南主编的杂志《海南纪实》，每期发行量一百多万份，不但成了当地的纳税大户，社内员工福利也令人艳羡：吃住不要钱，医疗全报销，水果天天管够，给无房家庭分房，给业务骨干们发电话发摩托——包括进口的本田摩托！
此刻，他刚刚从一个老同学的聚会上离席，说是中学同学，其实都是汨罗附近一两个公社插队落户的知青——他们是广义的校友，劳作的形态取代了班级的形态，成为他们共同的怀旧乡音。在今天聚齐的这三十多个人中，大约有三四个跟他一样，在恢复高考后考上了大学，其余的回城后大多去了工厂，也有一些生财有道，当上了老板或者律师。个别人在乡下有了「小芳」，结婚生子，留在了当地。这些人的人生境遇，起起落落，仿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切片标本。
「回城的也未必就混得好，在乡下也未见得就不好，乡村的环境反而逼着他早点出来做生意，有的后来找了别的工作，也算吃上国家粮了，反倒是那些去国企的，一开始很有优越感，挺让人羡慕，但是到了大改制时代，工厂停产，下岗的下岗，失业的失业……」
让一个人在小说里写这本小说
韩少功最新的一部长篇小说《修改过程》，写的就是与他同龄的一代人，「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在他们面前，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和各行各业亟待填补的空白。
在一张题词「麓山十二贤」的照片上，能看到韩少功和他们这一代大学生的风貌，他们个个清瘦，但是眼神灼灼。这是他们毕业那年的合影，当时「十二贤」曾在韩少功家聚会，并且相约，五年之后的同月同日，不论天南地北，大家都要到他家再度相聚。
这太像古代侠义小说里的约定了，现代社会罕有重然诺轻生死这回事。五年之后，12 个人里面有 11 个早忘了当年的说笑，只有一个女生从外地风尘仆仆赶来赴约，敲开了韩少功的家门。主人无法掩饰的愕然，继而是抱歉和惭愧，恐怕都无法弥补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心头的失落，那是一种近乎被背叛的感觉。
韩少功把这段经历写进了《修改过程》。如果过程可以修改，他应该在那一天张罗一场热情而盛大的聚会。现实已经定论，但文学赋予了他修改的可能性，他索性把修改玩到极致：他在小说里虚拟了一个名叫肖鹏的中文系教授，他从事文学创作，但也怀疑文学的意义。肖鹏和他的同学们半生的命运，既在韩少功的笔下，也在肖鹏的笔下。让自己笔下的人物在书中写另一本小说，两条线索必须影响，互相修改，在有些悬而未决的地方，干脆同时写出 AB 两个版本的情节，让读者自行选择。往深里说，这是哲学，类似《交叉小径的花园》一般无限循环的镜中镜像，或者是一个拓扑学里的「莫比乌斯纸环」。往浅里说，这是游戏，网络角色游戏的电竞玩家一定不陌生这样的路径。
一代人命运的跌宕起伏，虽然深刻，但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其实是难以驾驭的题材，很容易写成拍案惊奇和流水账本。二十多年前，韩少功就试图用小说写出自己这一代大学生的大学生活，写了八万字，不满意，就废掉了。
「一篇死了二十多年的小说了，但有些东西我还有模模糊糊的印象，当时小说的男主角，在我现在这篇小说里已经被彻底拿掉了。那个男主角是我理想中的时代先锋，一个比较高大上的人物，但我后来发现，高大上的感觉过于自恋。」
恢复高考之前，韩少功在汨罗县的文化馆当干事，工作职责是编一本内部发行的杂志、给民歌填歌词、给剧团写脚本、给农民办培训班。培训班管吃管住，还给农民发误工补贴，每天五毛钱。农民拿了五毛钱回去交给生产队，生产队就给记上工分。
他还一度当过生产队长。当地有两家大姓，一个姓吴，一个姓王，两大家族闹矛盾，王姓的当队长，吴姓的就不服，吴姓的当队长，王姓的就不服。选来选去，选不出队长。干脆，找个第三方！让县文化馆来的驻村队员——那个姓韩的来当队长！
临时抱佛脚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队长最困难的不是撕扯两家纠纷，把碗端平，而是组织生产。如果生产队长不懂农业，瞎指挥，那是要出洋相遭村民耻笑的。韩少功的秘诀是临时抱佛脚，第二天要派什么活儿，前一天晚上就跑到邻队去，找个有经验的老同志问清楚，取经回来，现学现卖。
后来的复习迎考是另一种形式的临时抱佛脚。「文革」停课开始的时候他只读到初一，语文还好说，数学初中高中加起来十本教科书他只见过第一本。「后面的九本数学书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我就一天读一本，用九天的时间读完。」
当时文、史、哲很时髦，是朝阳学科，数、理、化大家都很陌生，突然要补课也不现实，很多考生都有畏难情绪。韩少功数学考了 97 分，用的是当年文、理两科共用的同一张考卷，考入湖南师范学院后，数学系的老师还想去挖他。
但韩少功那时的理想是成为作家。在乡村务农，耕田、开荒之余也没忘了阅读，「文革」后期虽然很多书成了禁书，图书馆被封，但并不是铁板一块。「后来有一个说法，『要利用一切反面材料』，这是一个很好的借口，所以当时很多国外的和古典的文学名著，你在封面上写上一句『此书必须彻底批判』，写完就安全了，就可以作为反面材料大张旗鼓开始研究了。」
「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贵贱强弱，一千多万曾被挡在大学门外的青年，突然拥挤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这些高龄或低龄的求知人，这些农夫或士兵，猪倌或铁匠，赤脚医生或钻井队员，共同遭遇了一个激情四射的故事。他们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一头撞入了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高校招考。」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年龄差距特别明显，从十七八到三十郎当岁都有，27 岁的韩少功在班上算年龄偏大的。这些学生的来源和知识结构也斑驳多样，有当过兵的，有当工人和农民的。有些乡村来的旧式才子会对楹联和写祭文，这些都是韩少功们不会的。他们如饥似渴，狼吞虎咽，甚至不加选择地读书，珍惜时间。虽然他们读的是师范，但实际上已经十年没有大学生毕业分配了，社会上各行各业需求缺口很大，学生们也心知肚明，他们中很多人注定要成为官员，走向仕途。《修改过程》中类似史迁、楼开富这样的人物，都不是无中生有。
《修改过程》对于韩少功来说，更像一个文本实验，虽然小说出版之后口碑两极，莫言却称它达到了「长篇小说很高的境界」，毕飞宇赞赏它「蓬勃的创造力」。但不管怎么样，作者自己写得很 high，从过程中得到很大乐趣。这本《修改过程》和他五年前出版的另一本《日夜书》一起，被视为对新中国成立后一代人整体命运的梳理，也是对改革开放四十年历史的一次深刻凝视。类似的两极反应在韩少功这里也常见，正如他此前的《爸爸爸》《马桥词典》进入了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教材，且各有一大批境外译本，却总是与国内的评奖擦肩而过。
「广告？我们不要！」
他们设想的没错，「文革」后第一届大学生所面临的机遇和舞台是不可复制的，他们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翘楚。仅以韩少功来说，勤奋高产的他还没毕业就已经加入中国作协，并凭借《月兰》、《西望茅草地》和《飞过蓝天》等短篇小说在文坛崭露头角，连续获得全国性的文学奖。1985 年，韩少功倡导「寻根文学」，发表《文学的根》，正式提出「寻根」口号，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这一主张。中篇小说《爸爸爸》、《女女女》，短篇小说《归去来》等反响热烈，先后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境外发表或出版。两年后，他与姐姐合译的昆德拉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又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88 年，作为「十万人才下海南」大军的一员，年仅 35 岁、毕业才 4 年的韩少功已经当选湖南省青联副主席和湖南省政协常委。
1988 年的海南仿佛汪洋大海中的一块飞地，全国人民对这块充满机会的试验田都怀抱想象，很多人涌入海南闯荡，「下海」一词就是这么来的。
从湖南到海南，那时还坐不了飞机，必须先坐一趟慢慢吞吞的火车，一路坐到广东湛江，然后换汽车，再换轮船……一路上景物轮替，渐渐有了热带风情，倒真有一种「下南洋」的别绪和雄心。
韩少功当时主持的《海南纪实》，虽然是拿着国家刊号的事业单位，但已经开始走文化产业化的路线，取消皇粮，自负盈亏。这本主打时事新闻和纪实文学的刊物一炮走红，第一期印刷量就是 60 万册，鼎盛时期要三家印刷厂同时开印，发行量高达一百多万。「杂志卖两块多钱一本，但是每本可以赚五毛钱，每个月利润就是六十多万，在当时是很高了，我们杂志社也就十几号人，人均利润率非常可观。」
老韩现在还能脱口报出当年杂志的成本账，《海南纪实》当时的稿费标准在同行中算是比较高的，高过了港台标准，但因为发行量太大，「平摊下来每期的稿费成本折合到每本杂志里，才一分钱。」
很多广告商追着他们要登广告，他们很牛气，一个也不接。
「因为发现登广告不划算。当时一页铜版纸的杂志彩印广告一般是 5 万块一个版面，我们一百多万份的发行量，这点钱还不够铜版纸的纸张费呢。我们办了全部的广告执照，但最终一个广告都没做。我们不要广告，纯靠发行就够了。」
后来海南出来的房地产风云人物，比如冯仑、潘石屹等，当时还是小字辈，还在搞农业开发。「当时的海南，做好事也容易，做坏事也容易，自选动作的空间大，管理力度比较弱，很多政策也是模糊的，但我们还是非常谨慎。」杂志赚了钱，韩少功让单位出纳主动去税局交税，税务局不收。「说第一次有杂志社来交税，此前没有先例，该放在哪个科目，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回去吧。」
「当时出纳特别高兴，打电话给我说，太好了，钱不用交了。我说不行不行，你赶快交掉。你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哭着喊着也得先把钱交进去再说！因为我们怕出意外，当时我们杂志有各种风险，有各种竞争对手，一些民营书商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树大招风，一定要合法合规，格外小心。」第一次交税，两期杂志的税就是二十多万，《海南纪实》成了地方上的纳税大户。
「做有意思的标题」
在今日的新媒体环境下，追忆当年的办纸刊经历，竟有些白头宫女说玄宗的隔世感。问的人和答的人，都感受到了这种奇幻的信息不对称：
——「你们当时的订户都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的发行都是走地摊的。我们是先地摊，后邮局，挂一张全国地图，一个省一个省地铺。」作为主编，韩少功安排他的编辑每人拿一个本子一支笔，一人守住一个地摊点，记录读者在地摊上的翻阅和购买行为。杂志封面刊名要印在左边，因为地摊上杂志都是叠放的，印在右边的字会被遮挡掉……这些后来成为设计常识的细节，都是编辑们在街边摊习得的一手经验，是最为具体、鲜活的市场经济补课。「我们在杂志里用了很多图，也是从市场上学来的，因为我们发现有些人他不是『看杂志』，只是『翻杂志』，所以你要给点图、给些小标题，方便这一部分读者去翻。我们对标题特别讲究，非常用心地做有意思的标题，去吸引购买者的目光，我们就像是最早的标题党。」
《海南纪实》彼时在全国发行，在北京发行量达 20 万，广东也有 10 万，都是靠批发商分销。「一个民间的商人，请我们吃饭喝酒，每期雇一个大集装箱把杂志拉走，他回去只要一天，就能把杂志全部批发出去，每本杂志他只赚一毛钱，20 万杂志他一个人就赚两万。」
80 年代「万元户」很稀罕，分销杂志，实乃美差。韩少功定下两条规矩：一是每个省只能指定一个批发商，二是每期都不给饱。「就是说如果他要 10 万册，我们就给他 9 万，基本上保证新一期杂志出来，上一期的刊物已经基本销完，这样干净一些，如果连续摆上三四期在摊位上，肯定对读者的购买心理有影响。现在看来这就属于饥饿营销了，我们当时也没读过什么 EMBA 理论，都是自己摸索出来的，个体户就是我们的老师。」
当时海南地摊文学繁荣，盗版书正版书都在地摊出没，常见的就是「拳头加枕头」——武打和言情都是畅销款。民营书商们觉得很奇怪，《海南纪实》这种严肃的杂志居然能卖得这么好，「后来他们又一窝蜂地学，他们才发现原来文学可以赚钱，政治、经济、历史也可以赚钱。」
《海南纪实》之后，韩少功又接手了《天涯》杂志。前者是面向大众的读物，后者的受众群则定位为知识分子和在精神上有追求的精英人群。「当时我就说不要搞纯文学的杂志，应该叫『大文学』，中国古代就是文史哲不分家的。」
所谓大文学，其实是以思想和学术为主，辅之以一定文学性的综合杂志。「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作家们也写不动了。之前喷涌出来的锐气都过了，国外该学的东西也学完了，差不多没什么新鲜玩意了。『文革』十年所积累的、积压在心里最深的那些感受也释放完了，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又分散了注意力，要赚钱去了。这个时候不是办刊的时候，但是我们非得办，只能堤内损失堤外补，拉上另外一些人来写作。我们的作者来源一个是学者，尤其那些关心人文话题、文笔还生动活泼的学者，另一个就是发掘民间的有生力量，开了一个叫『民间语文』的栏目，作者就是普通百姓。」
杂志很快在知识界和学界赢得广泛美誉：北有《读书》，南有《天涯》。有的学者和知识分子甚至把在《天涯》发表过文章视为行走江湖的傍身标配。
办刊物，韩少功特别讲究「俗事雅说，雅事俗说」：越是接地气的民生话题，越要写得高屋建瓴。同理，越是复杂深奥的话题，越要写得浅显易懂。当时外约稿件的水平参差不齐，操作一些社会现实或深度新闻的题材，有时甚至需要先做一个样板给记者们看。当时有一期正值亚洲金融危机，杂志社社长韩少功亲自操刀做样板，搜集了国内外很多资料，做了一篇样板出来，署名「范闻章」，意思是以后做稿，以此为范。没想到文章一出影响很大，国内外重要报刊纷纷转载或者摘要。
乡村的逆流
正是在海南，韩少功写出了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马桥词典》。虽然离乡多年，楚地的方言、土语，以语言学词汇的面目，成为叙事的线索和入口。这本书为他赢得了第二届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2003 年的《Asian Review of Books》称：「这是一本博识、有趣、聪敏、迷人的文笔优美的中国观察，我们绝大多数人从未见过，或者视而不见。」
2002 年，韩少功获颁法国文化部「法兰西文艺骑士奖章」。跟很多静守书斋的写作者不同，韩少功过的一直是接地气的人生：创办市场化的杂志，当过作协、文联的主席，在地方政府挂职。现在，生性喜静的他又回到故乡，每年约有半年时间，过上了近似农民的劳作生活。
他所迁居的乡村在长沙和岳阳之间，洞庭湖平原绵延至此，忽遇高山阻截。幕阜山、连云山、雾峰山……这些名字已经写出了它们的壮美苍茫，拔地而起的群山绵延南去，抬拉出武功山脉和罗霄山脉，一路从湘东奔向粤北。
这就是韩少功的「山南水北」，这片他精神上的桃花源距离他当年插队落户的汨罗天井茶场只有 20 公里。当地有一个水库，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那一片巨大的蓝色水面，是韩少功选此归隐的一大理由。跟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进程相反，他这个生于城市长于城市的长沙人，走了一条逆向的道路。「我曾找来一本比一本比例尺更大的地图，像空降兵快速降低高度，呼呼呼把大地看得越来越清楚，但最终还是看不见我的村庄。我这才知道，村庄太小了，人更是没有位置和痕迹。」
两层小楼，上上下下七八间房，粗木家具，有的连树皮都没刨掉——在葬别了双亲和抚养大孩子之后，归田的夙愿似乎成为可能。朋友们对他的选择哑然失语，可他相信经常流汗劳动的生活才是最自由最清洁的生活——与其被困愁城，只能在墙面画框的风光照片里憧憬大自然，不如一头扑进画框里去。
进了画框，就得像个农民那样劳动。「我每天干农活的原则就是干到出汗，出汗是皮肤在呼吸，能够出汗就证明你的整个血液循环是通畅的。」——有记者专门写过韩爹的一顿饭，完全是一个地道庄稼人的饭量。但他说自己是「假农民」，种地不过是为了吃上一口放心菜，自家的菜地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他自己穿上胶鞋去挑粪施肥。作物生了虫子，他就戴上老花眼镜用手捉一捉，捉不过来也就认了，「算了，就让它们吃一点。」
地上产出的果蔬，自家吃不完，常常拿到城里，分赠朋友。
乡里人管老韩叫「韩爹」，「爹」发「嗲」的阴平声，意思是「爷爷」。把人往老里叫，也是自居小辈的意思，是一种尊敬，他 48 岁刚到农村的时候就荣升为「嗲」了。
都知道韩嗲是名人，他也常常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乡里搭桥修路，在乡间威望很高。他的乡居在八景村一个九年制学校的校园里。很多孩子来自周围山区，方圆二十多公里，跋山涉水来读书，往往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寄宿在学校。以前山里还有张艺谋电影里拍的那种「单人校」——一个老师管所有的年级。现在为了教学质量，都撤并到了八景学校。有时候学校的房子破了，水管坏了，上头没有经费，学校束手无策，就靠韩嗲出面找个老板赞助三万五万的给修一修。2000 年他刚回到乡下的时候，学校已经很久发不出教师的工资了，也是韩嗲帮着解决了一部分。八景学校想着，近水楼台，这么有名的作家住在这里，请他给老师上上课吧，讲座就行。他问老师，你们想学什么？老师们说，韩嗲，你还是教教我们怎么赚钱吧。
这就是教育市场化之后的马太效应，进入城镇化的通道之后，各种优质资源不断地向核心地区集中，包括全国向北上广集中，普通城市向省会城市集中，乡村向县镇集中。「实现教育资源均等化，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山区教师的工资一度低得你无法想象，好的老师，好的学生，都在往更好的地方流动，一些私立的学校也在挖好老师和好生源，这种两极分化可能会愈演愈烈。」韩少功说，从前乡下也有好教师、好医生，他插队所在的乡卫生院就有广东中山大学毕业的医生，老一代的医科大学生含金量很高。「现在不可能了，城市像一个黑洞一样把他们全部吸走了。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农村的凋敝、荒凉，人气不旺，无法离开乡下的人也自觉前途迷茫。」韩少功的写作和思考，其边界早已溢出文学，他是一个更加思索型和社会型的书写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得清楚的事情，写成随笔和杂文，想不清楚的事情，那就写成小说。
文学的河床已经改道
韩少功曾经受邀去广州参加一个媒体的文学奖项，现场也有受奖的好几个网络作家，男男女女都有。一桌吃饭时，韩嗲问他们：你们平时互相看对方的作品吗？男女们相视一惊，异口同声地说：啊？什么？不看，当然不看！
「对于网络文学，你几乎永远都没有发言权，连写手们自己也没有。一个百万字的作品叫『短篇』，你怎么读啊？没读过你又怎么能评价？就像打麻将，或者说打怪升级的游戏一样，一关一关打下去。网络文学写几千万字可以不断重复刺激，包括美梦和惊险的刺激。」
1949 年，国民文盲比例约在 80%，而现在中国的入学受教育率已经高达 96%。识字率上升到一定程度，文学的意义必然被修改。从以前全国就几十种杂志加几十个报纸副刊，到眼下全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媒体和自媒体，文学的意义也必然被修改。「文以载道」之类并非处处有效了。「文学在很早以前是一个小众游戏，精英主场，现在绝大多数的人都识字，都有权阅读。你要求每个人都去读曹雪芹读莎士比亚，怎么可能？很多识字者对阅读的需求既不是关注现实，也不是关注心灵，是劳累了以后要娱乐要休息，要的是文字里的棋牌室和游戏机，这也是广义民生的一部分吧？不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会一根筋，一刀切，在文化政策上犯很多天真的错误。」
他因此对文学、尤其是小说抱有「谨慎的乐观」，在他看来，小说始终是一个很尴尬的东西，现在有不少读者了解生活、沟通心灵，不需要再通过小说这种形式。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德国汉学家顾彬说：长篇小说死了。中国作家张承志说得更激进：小说整体已经死亡，是一个腐朽的文体。
即便是韩少功这样严肃的阅读者和写作者，现在也不太能忍受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时代的小说样式，对那种冗长的铺陈和节奏感到难以下咽。文学已经不够看了，不解渴了，相形之下，他现在宁可读一些杂书：历史、哲学、理论著作……最近一本生物学的普及读物《蚂蚁的故事》，他读得兴味盎然。
《蚂蚁的故事》改编自美国普利策获奖作品《蚂蚁》，是这本学术著作的通俗版。科学家们在研究中揭示了一个高度组织有序的蚂蚁社会，其运作和复杂程度超出了人类的旧有认知。山上失火了，中间的蚂蚁们眼看就要被烧死了，「但是蚂蚁没有坐以待毙。突然，不知它们是凭借怎样一种联络信号的『局域网』，像是启动了某种紧急的临时法案，所有的蚂蚁迅速抱成一个球，滚过火堆，向外突围。滚动的时候，外层的蚂蚁都被烧焦了，发出劈劈啪啪的声音，可是里面的蚂蚁就把命保了下来。它们一直滚下山坡，滚到河里。」——这是他所欣赏的写作，是通俗故事，也是深刻寓言，是科学知识，也折射社会现实，微言大义，这种不被局限和不被定义的更宽阔的写作，可能才是文学的最初面目和未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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