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倒塌 30 年：改变世界的一场意外
柏林墙倒塌 30 年：改变世界的一场意外
没有一声枪响、没有苏联的坦克，这不是精心策划的的地缘政治交易的结果，而是人为过失、自发性和个人勇气作用下的奇妙之作
1989 年 11 月 11 日，当西德人冲破柏林勃兰登堡门的围墙时，东德警察向他们喷水。
Photograph by Anthony Suau
当东德牧师、持不同政见者沃纳·克拉舍尔 (Werner Krätschell) 听说柏林墙开放了时，他并不太相信。但他还是带着女儿和她的朋友开车到最近的检查站亲自看了看。
那是 1989 年 11 月 9 日的晚上。当他们黄色的瓦尔特堡牌汽车畅通无阻地开进一直以来都被禁止进入的安全区时，克拉舍尔摇下车窗，问一名边防警卫：「是我在做梦还是这是真的？」
「你在做梦，」警卫回答。
1989 年 11 月 11 日，在东德守卫的注视下，西柏林人拆除了部分柏林墙。
Photograph by Keith Pannell/Mail on Sunday, via Reuters
1990 年新年前夜，在勃兰登堡门庆祝柏林墙的倒塌。
Photograph by Guy Le Querrec/Magnum Photos
一个年轻人跨在东西柏林之间的墙上。
Photograph by Raymond Depardon/Magnum Photos
这是一个象征着无自由的高耸符号，像一道水泥和铁丝网组成的伤疤，穿过这座故乡城市的心脏，长久以来，克拉舍尔这样的东柏林人一直梦想着将它拆除。
然而这个梦想的实现，这座冷战时代最臭名昭著的武装把守边境在一夜之间的开放，以及接下来几天的拆除，并不是某种精心策划的地缘政治大交易的结果。
至少在最基本的层面上，这是人为过失、自发性和个人勇气作用下的奇妙结果。
「这不是个注定的结局，」历史学家、专栏作家安·阿普尔鲍姆 (Anne Applebaum) 说。「这不是善对恶的胜利。基本上是有人失职——然后碰巧发生的。」
1961 年，工人们在伯纳尔街修建一段柏林墙，西柏林的警察在一旁观看。
Agence France-Presse
1961 年 8 月 16 日，反对修建柏林墙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Photograph by Terry Fincher/Mirrorpix, via Getty Images
1961 年 8 月，两个女人隔着铁丝网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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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1 月那个非同寻常的傍晚，一场新闻发布会出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
在大规模抗议活动和一波东德难民通过匈牙利和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逃离德国的背景下，东柏林共产党领导人君特·沙博夫斯基 (Gunter Schabowski) 召集记者，宣布了一系列放宽旅行限制的改革措施。
被问及新规定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停顿了一下，皱着眉头研究了一下面前的笔记。然后，他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个让人听不太懂的答案，宣称：「据我所知，生效是在……现在……马上。」
1962 年，西柏林的孩子们假装在建墙。
Photograph by Raymond Depardon/Magnum Photos
墙将东西柏林分隔开来。
Photograph by Dominique Berretty/Gamma-Rapho, via Getty Images
1961 年，当墙还很低的时候，西德人往墙另一侧张望。
Photograph by Burt Glinn/Magnum Photos
这是个错误。政治局根本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想的是为了平息愈演愈烈的抵抗运动，对签证规则做一些小小的调整，同时保留禁止通行的权力。
但很多人把沙博夫斯基的话当真了。西德的主要晚间新闻节目在东德人中间很受欢迎，因为东德人早就不再相信自己国家控制的媒体，当这个节目实质上宣布柏林墙开放后，人群开始前往柏林墙附近的检查站，要求通过。
在其中一个检查站，一名一直忠于政权的斯塔西官员正在上夜班。他的名字叫哈拉尔德·雅格中校 (Lt. Col. Harald Jäger)。他得到的命令是把人们赶走。
1961 年 8 月 15 日，19 岁的东德警官康拉德·舒曼 (左) 在跳入西德境内之前 (右)。
Photograph by Chronos Media/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人越来越多，中校不断向上级汇报最新情况。但没有新的命令。他一度听了一个打给部方的电话，无意中听到一名高级官员质疑他的判断。
「部里有人问，雅格同志是否有能力恰当地评估形势，抑或只是因为恐惧，」多年后，在接受《明镜周刊》(Der Spiegel) 采访时，雅格回忆说。「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受够了。」
「你们不相信我，那自己听听看！」他在电话那头喊道，然后拿起听筒，把它举到窗外。
修建柏林墙的消息传开后，东柏林人带着一切能带的东西往西边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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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一个女人在通过墙下的隧道逃跑时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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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林人为彼得·费希特尔修建了一座纪念碑。1962 年，彼得·费希特尔在试图翻越柏林墙逃离东柏林时被守卫开枪打死。
Photograph by Wieczorek/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不久之后，雅格违抗上级，打开了过境通道，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冲击了柏林的所有检查站。到了午夜，胜利的东德人已经爬上城市中心的城墙，打开香槟，燃放烟花庆祝。
全过程未发一枪。没有苏联的坦克出现。
柏林墙基金会 (Berlin Wall Foundation) 会长阿克塞尔·克劳斯迈耶 (Axel Klausmeier) 表示，这或许是当晚最大的奇迹。「这是一场和平的革命，史无前例，」他说。「他们做好了应对一切的准备，除了蜡烛和祈祷。」
1961 年，美国坦克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的查理检查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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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 年柏林墙建立 25 周年纪念日，西柏林人在查理检查站与东德官员对峙。
Photograph by Stiebing/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1961 年，从西柏林到东柏林的斯塔施里维尔大街。
Photograph by Jurgen Schadeberg/Getty Images
在柏林墙的历史上，有 140 多人死于墙下，其中绝大多数是试图逃跑的人。
58 岁的艾达·西克曼 (Ida Siekmann) 是第一个受害者，那是 1961 年 8 月 22 日，距离柏林墙建成仅仅 9 天。她位于贝尔瑙尔大街的房子前侧成了边境的一部分，前门被砖块填满，她从三楼的窗户上跳下时摔死。
一年后，18 岁的彼得·费希特尔 (Peter Fechter) 成为最著名的受害者。他在爬墙时背部中了几枪，倒在了墙的东侧，在东侧的守卫和西侧的摄影机注视下，他在那里躺了一个多小时，大声呼救，最后失血过多而死。
年纪最小的受害者是 15 个月大的霍尔格·H(Holger H.)，1971 年 1 月 22 日，在他和家人躲藏的卡车接受搜查时，母亲试图让他不要出声，导致他窒息而死。父母跨过边境后才意识到，他们的孩子已经死去。
1989 年上半年，离开东德依然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柏林墙的最后一例死亡发生在当年 2 月，最后一次开枪是在 4 月，差一点击中。
苏联曾于 1953 年 6 月镇压了东德的起义，并于 1956 年和 1968 年分别镇压了匈牙利和布拉格的类似反抗活动。
1989 年 6 月，就在柏林墙倒塌 5 个月前，中国共产党在天安门广场对民主抗议者实施了大屠杀。
1980 年，地铁里的东柏林人。
Photograph by Harald Hauswald/Ostkreuz
修建柏林墙不久后的西柏林。
Photograph by Terry Fincher/Mirrorpix, via Getty Images
1982 年的东柏林舞蹈锦标赛，上方挂着共产党领导人的画像。
Photograph by Harald Hauswald/Ostkreuz
「他们 40 年来一直在向人开枪，」历史学家阿普尔鲍姆说。「没人知道 1989 年他们会做什么。」
但事实证明 1989 年的情况有所不同。到头来，让人们敢于发起反抗的，是一系列已经令苏维埃共产主义彻底动摇的冲击。
波兰团结工会 (Solidarity) 运动的成功是其中之一，那场运动在当年的半自由选举中达到高潮。其余包括苏联控制的东欧各地进行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改革，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 (Mikhail S. Gorbachev) 希望通过这些改革保持——而不是结束——他的共产党的控制。
阿普尔鲍姆说，或许最重要的是，人们对这个制度的信任早已烟消云散。
1980 年，在东柏林的米特，一个政府车队驶过一个写着「马列主义万岁」的标语牌。
Photograph by Harald Hauswald/Ostkreuz
「意识形态已经崩溃，人们就是再不相信它了，」她说。
「这就是在这一历史性时刻达到顶峰的小事如何可以成为大事，」牛津大学欧洲史教授蒂莫西·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说。但这一点有时会被误解。
「我们选了最非线性的事件之一，把它变成了线性的历史，」加顿·阿什说。
柏林墙的倒塌成为历史的终结，自由主义成为毋庸置疑的现代性模范。如今，中国式的反自由主义正在挑战西方。
1963 年的一场婚礼上，孩子们在柏林墙旁玩耍。
Photograph by Thomas Hoepker/Magnum Photos
伯纳尔大街的墓地被墙隔开。
Photograph by Gadewoltz/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1963 年，西柏林人第一次被允许到东部和他们的亲戚一起过圣诞节，两兄弟的团聚。
Photograph by Ian Berry/Magnum Photos
自满是危险的，阿普尔鲍姆说：「教训是：不改革的社会终将灭亡。」
克拉舍尔一直身处那些要求改革并以和平方式抗议这一制度者的行列。他在家中召开异见者会议，多年来一直受到可怕的东德秘密警察组织斯塔西的骚扰。教会在抵抗东德共产主义当局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当时知道：所有的电话都被窃听了，」现年 79 岁的克拉舍尔说。
多年后，在阅读了自己的斯塔西档案后，他才得知特种兵在他家安装了窃听器，每当他与家人度假时，他们都会做技术更新。
开放伯纳尔街的过境点。
Photograph by Günter Peters/ullstein bild, via Getty Images
士兵们站在墙上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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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11 月 13 日，乘坐一辆卫星牌轿车进入西柏林的东德人在庆祝。
Photograph by Christopher Morris/VII
1989 年 11 月 9 日，克拉舍尔开车越过边境后不久，同在车里的一个他女儿的朋友让他靠边停车。她当时 21 岁，怀着身孕，之前从未去过西德。
车一停好，她就打开车门，伸出一条腿，用脚踩着地面。然后她得意地笑了。
「那就像登月，」克拉舍尔回忆说，「有点像尼尔·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的时刻。」
后来，她回到东德，给父母打电话说：「猜怎么着，我去了西边。」
在柏林墙开放后的头几天里，成千上万的人涌向了柏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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