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和干扰：一个新经济指数
驱动和干扰：一个新经济指数
从上调的关税到上升的气温，中低收入经济体在努力追随日本和南韩等成功先例走向繁荣的道路上面临新挑战
20 年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到了 2019 年，已经达到了三分之二。按照现时的发展轨迹，到 2039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10% 以上。印度将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全球第三。越南将接近前 20 名。
可是破坏因素正在席卷全球经济。民粹主义政权正在抛弃政策规范。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扼杀推动中国崛起的贸易发展。自动化和数码化经济正在提高某些经济体的生产率，同时让另一些经济体失去原有优势。气候变化的威胁迫在眉睫。
南韩和日本等成功先例所走过的繁荣道路变得越来越难以复制。从北京到巴西首都巴西利亚 (Brasilia)，已经很难把明智的投资、熟练的劳动力、创新能力和有效的治理正确组合起来。无论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是气候变化，这些有可能给中低收入国家带来巨大影响的破坏力量加剧了它们面临的挑战。
彭博经济研究的「驱动因素和破坏因素」报告观察到令发展道路变窄以及颠覆全球经济体系输赢家格局的力量。这份报告涵盖了 114 个经济体，占全球 GDP 的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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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根据投资、劳动力和生产率这些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这些经济体的表现。
它还追踪了有可能重塑全球经济输赢家格局的破坏因素：自动化、气候变化、数码化、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我们利用各种数据，创建了一套指数，根据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和新的经济繁荣破坏因素，从最好至最差对这些国家进行排名。主要发现是：追赶领先者变得越来越困难。从总体上来看，中低收入国家在适应破坏因素方面处于劣势。如果不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及早作出雄心壮志的反应，从低收入发展到中等收入再发展到高收入状态的国家数量将进一步缩减，尽管这个数量已经很有限。
以中国为例。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来衡量，它的表现好过其他国家。基础设施的迅速现代化、教育的进步、研究和开发投资以及政府政策为中国带来了持续 40 年的辉煌增长。说到席卷全球经济的这些破坏因素，中国处在不太有利的位置上。贸易保护主义有可能遏制其贸易发展，减慢它在技术方面追赶全球领导者的速度。气候变化将给该国漫长的海岸线和本已面临水荒的人口带来更严峻的压。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和向上流问题在中期内对政治稳定性构成威胁。
对中国和其他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正确利用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仍然至关重要。然而，仅靠熟练的劳动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愿意提供支持的政府，已经不再足够。从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破坏因素作出正确反应是非常必要的。
发达经济体面临同样的挑战。对美国而言，受移民推动的劳动力增长以及生产率的加速提高将支撑未来十年 2.7% 的 GDP 年增长率。彭博经济研究的预测显示，如果没有这些积极因素，每年的增长率将跌至 1.4%。
● 贸易保护主义的危害
全球经济面临的许多破坏因素都可以追溯到两个源头：贸易和技术。贸易是繁荣的驱动因素。但是，如果不能就游戏规则达成协议，也没有对贸易受损者进行补偿，就会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据
彭博经济研究估计，直至 2021 年，美中贸易战的成本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其影响将蔓延到整个亚洲供应链。英国脱欧和美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关税的威胁将使这个成本进一步扩大。
我们的贸易保护主义指数首先计算了各国在贸易战中面临的风险。我们使用两个指针：一是 GDP 当中有多少比例受美中贸易战、英国脱欧、美国汽车关税和其他纠纷影响；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经济学家阿希尔 (Hites Ahir) 和富尔切里 ( Davide Furceri) 以及美国史丹福大学教授布卢姆 (Nicholas Bloom) 研究出来的一个衡量贸易不确定性的指针。我们还把各国面临的未来贸易保护主义风险也考虑进去，衡量贸易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与美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当前的关税水平以及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参与程度。
中国似乎是最容易受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之一。英国也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上，因为英国脱欧可能使它和欧盟的关系破裂。对于像越南这样旨在复制中国繁荣之路的新兴国家来说，通往全球市场的大门正在关闭。如果没有自由贸易，要发展经济会是更加艰难的过程。
● 机械人的崛起
自动化正在以牺牲就业保障为代价，推动提高生产率和利润。麦肯锡全球研究所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估计，到 2030 年，全球大约 14% 的劳动力——即 3.75 亿工人——可能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快速发展可能让这个数字进一步扩大。
如果管理不善，发达经济体面临的后果将是收入进一步两极分化，高技能人士和低技能人士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新兴市场，较低的工资减弱了企业实现自动化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破坏性风险较低。自动化正在迅速接近这样一个水平：机器可以完成很大部份低附加值的工作，这将削弱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发现，全球化与自动化的结合已导致中低收入经济体「过早去工业化」，阻碍了它们通往繁荣的道路。
我们的自动化指数借鉴了 IMF 经济学家达斯 (Mitali Das) 和希尔根施托克 (Benjamin Hilgenstock) 的一项研究，该研究交叉引用了一些数据和全国性调查，这些数据显示工作任务很容易实现自动化，而全国性调查显示了劳动力市场的构成情况。该指数还综合考虑了一个衡量劳动力技能和灵活性的指针、劳动力培训和收入补贴方面的支出以及接受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
结果显示具有下列特点的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有很大一部份工人从事的是简单重复劳动，为失业工人提供的补贴支出较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很小。当然，这些数据并没有涵盖所有因素。举例来说，日本面临很高的自动化风险，但也受益于其机械人行业强大的竞争力。
● 数码鸿沟
全球几乎有 40 亿人上网。在高收入国家，五个人当中就有四个人上网。在发展中经济体，互联网用户的比例为 45%，而且还在迅速增加。
这种影响非常深远。在中国，电子商务正在为企业家和消费者创造机会，支撑着这个经济体实现再平衡。数据流量的大幅增长正推动着日内瓦经济学教授鲍德温 ( Richard Baldwin) 所说的「第三次解绑」，服务业有可能像制造业一样实现跨境外判。
如果做得好，数码化有望带来更高的生产率，中低收入国家有可能在发展道路上实现飞跃。如果做得不好，这道数码鸿沟将加剧高收入国家的收入两极化，使中低收入国家更难获得全球发展机会。
我们的数码经济指数从四个方面来评估这方面的准备情况：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品质，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参与度。结果显示出了巨大的差异。高收入经济体 (新加坡和南韩位居榜首) 拥有高品质的基础设施以及消费者、企业和政府的高度参与。除了少数例外，中低收入国家不具备这些条件。
数码经济带来了一个发展机会。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做好利用它的准备。
● 民粹主义政治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的丰克 (Manuel Funke) 领导的一组研究人员查阅了自 1870 年以来的选举数据后发现，金融危机会导致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急剧上升。2008 年的那场危机也不例外。从美国到意大利，一股愤恨不满的浪潮重新绘制了政治版图。
我们对民粹主义统治者的定义是：通过团结普通民众来反对腐败的精英，提倡简单的解决方案而不是复杂的政策，认为搞好民族团结比参与国际事务更重要。根据这个定义，在 20 国集团的 43% 国民生产总值 (GDP) 被控制在民粹主义统治者手中，大大高于 2016 年的 8%。截至目前为止的证据显示，民粹主义统治者更善于发现问题而不是找到解决方案。由此导致的结果必然是贸易保护主义、反对移民、没有资金支持的免税、对中央银行独立性的攻击以及令人不安的政策不确定性。
民粹主义统治者各不相同。然而，确实有一组独特的因素助长了民粹主义的崛起，那就是：高度不平等、难以向上流动和高失业率。此外，诸如移民增加、高犯罪率和政治机构力量薄弱等其他现象也是常见的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其中最容易受影响的是土耳其，该国的政策失误已经导致了一场经常性帐户危机。
● 气候灾难
只关注内部事务的领导者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另一场系统性风险：气候变化。地球温度比前工业化时期升高摄氏一度所带来的后果已经很明显。极端天气事件——无论是泰国史无前例的洪水还是重创美国的五级飓风——正在给房屋、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造成严重破坏。自 1980 年代以来，保险损失增加了五倍。
随着温度继续升高，对经济的影响将非常广泛。气候风险的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较高的气温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更多的资源从生产用途转移出来以适应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带来了机遇，但是，在排放和增长之间作出利弊权衡将不可避免。很难把经济影响折算成美元价值。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 (The United Nations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估计，每年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成本大约在全球 GDP 的 0.2% 至 2% 之间。即使是在这个区间的低端，每年的代价也高达数千亿美元。如果是高端，将达到数万亿美元。
为了衡量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我们使用了印第安那州圣母大学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Indiana) 的全球适应倡议脆弱性指数。在这个指数中，一些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风险最高，这些
国家具有以下特点：气温较高、依赖农业、有大量脆弱人群而且用来适应气候变化的资源有限。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和越南最容易受到影响。
● 推动发展
在破坏因素不断逼近之际，中低收入国家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落实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让它们发挥作用。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追踪传统的发展驱动因素：劳动力的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我们采用的预期是，到 2030 年为止劳动适龄人口将增加。
得到有效配置的资本储备的扩大，使劳动生产率得到提高。我们使用的指针包括：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代表这些投资品质的指针、政府债务总额占 GDP 的比重以及美国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的投资自由度指针。
推高生产率的政策使经济潜力得以释放。我们采用了一系列指针来衡量教育、宏观经济稳定性、贸易开放度、金融市场发展、创新和商业环境。
和领先者之间的差距——换句话说就是超越对手的潜力——使中低收入国家只需要通过学习高收入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就能获得增长空间。我们采用的指针是各个经济体的人均 GDP 占美国人均 GDP 的百分比。
不出所料，结果显示高收入国家具有相当大的优势。瑞典、瑞士和丹麦名列前茅，反映出较高的教育水平、开放度和有效的治理。中国在新兴市场中排名领先，这要归功于强劲的投资、对创新的支持以及在缩小与高收入国家之间的差距方面有很大的空间。
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发现很难效仿中国的例子。在巴西，缺少高品质的基础教育，政府的高额举债排挤了私人投资。在俄罗斯、波兰和其他前共产主义国家，劳动适龄人口缩减成为一个拖累因素。
● 展望未来
中低收入国家更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破坏因素影响。贸易保护主义阻碍了它们进入全球市场。民粹主义使政治偏离正轨。气候变化造成了严重破坏。
政策很重要。在中低收入经济体中，及早采取行动落实传统发展驱动因素的国家将更容易适应。中国正在对创新进行大量投资，这是使经济向价值链上游移动的必要条件。巴西却没有这样做。
在高收入国家中，那些对破坏因素作出主动回应的国家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上。丹麦正在对劳动力培训进行投资，并为失业工人提供补贴，以缓冲自动化带来的影响。美国则没有这么做。
需要做到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制订政策为投资和创新营造恰当的环境，为工人提供培训以适应自动化趋势，在数码经济中创造机会；在国际层面上，就商品贸易制定新规则，为服务贸易领域的数码化浪潮做好准备，以及重新准备对策应付气候变化。
国际对话为各经济体创造了机会，让它们可以学习最佳做法，避免错误。正如这份报告所指明，有些国家做得不错，有些国家做得不太好。对于后一类国家，报告结果可以起到提醒的作用，也意味着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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